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宣布进入行宪。全国各省、市、县都成立“选举事务所”，均由所在地长官兼任主任。国民政府要搞各级选举，就是为了赢得西方国家的支持。同时蒋介石还要当“民选总统”。
蒋介石几十年来搞了两个他直接领导的核心组织，CC和复兴社这两个系统，均以“民众运动”作为主要任务，分工很细，如商运、工运、学运加上以保甲制度控制广大居民。省、市面上、县以下区镇到各保甲长均在这两个系统分别控制之中。
CC是不公开的名字，溶于国民党党部内是该党的核心势力，并且掌握党内特务机构中统。复兴社解散后由三青团代替。这一文一武，由于任务相同，因此冲突不断，陪都十年，相互扯皮就扯了十年。到了“民选”，所谓党团纠纷更是白热化。政府行政机构大部是在国民党内政学系掌握中，政学系利用政府实力，在竞选中也形成一支竞争的力量。因此在陪都选举中，三个派别斗争十分激烈。
“选战”第一场战斗。抗战时期重庆市的临时参议会属于遴选，胜利后参议会举行第一届民选。这个参议长，政学系一心想要拿下。为了达到目的，市长张笃伦不惜拿三个局长的代价与三青团合作以保证票源，因这个参议长要由已选出的参议员投票选举。CC提名的是前国民党重庆市特别党部书记长吴人初，他当时是重庆市教育会的会长。他为竞选议长作过长时期准备，不仅有 CC在参议会中的全票，而且在国民党市党部委员中最年轻，在重庆市三青团重庆市支团部成立之初，他代表党方在支团部作过一任书记，在三青团内也有几个“铁哥们”是绝对支持他的。他竞选议长，预计选票可以过半，议长一席大有非他莫属之慨。由于市长张笃伦一心要胡子昂出任，便亲自负责组织选票，经调查摸底，双方掌握的选票旗鼓相当。谁能得到义字袍哥的 5张选票，议长一职才能到手。义字袍哥舵把子冯什竹同意支持胡子昂，条件是要胡参加该袍哥团体，胡对此慨然拒绝，形成僵局。张市长下令警察局长，转告冯什竹，他们掌握的票必须投胡。当时重庆还是禁吸鸦片，冯什竹是有名吸毒鬼，在警察局包庇下，他也只能是半公开吸毒的，所以张市长要警察局长唐毅出面。在这种个人利害关系下，冯掌握的 5张票投胡，胡子昂以多数票当选参议长。吴人初败了下来。张市长为了安抚他，立即宣布吴为地政局（即国土）局长，算是搁平。
第二场“选战”是选举“中央立法委员”。给重庆的名额是 4名，其中一名为女性，三名男性。张市长兼重庆市选举事务所主任，他召集三方开会，实行暗箱操作，三方各提出一名，没有“战争”。至于妇女中选出一名，重庆市原有个妇女会会长王履冰，属三表团背景。CC支持一个资本家，重庆宝源煤矿公司总经理欧阳致钦，她以“妇女建国会”会长名义报名竞选，由国民党市党部妇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薛智有支持，花了一些钱，收买了一些地方袍哥为欧阳拉票。王履冰组织妇女打手，由四维公社（最早的女袍哥堂口）的大姐大率领，在欧阳致钦的选举动员会上大打出手。在重庆，男人打架不是新闻，这次是两方女袍哥打群架，成为山城历史上罕见新闻，全城哄动。当天的晚报销路特好，都是为了要看这一条新闻。后来选举事务所来调停，以王履冰在重庆从 1938年起的抗战 8年中在宋美龄领导下作妇运，又是苏联中山大学学生，又是地道重庆生长等等为由，以王为立法委员，欧阳为后补，才算平息了这场妇女群架事件。
第三场“选战”是选举“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当时“国大代表”名额的分配，有职业代表（如商会、工会、农会、教育会、妇女会等）、地区代表，代表居民的重庆只有一个名额。因为一名，所以竞争十分激烈，报名很多。经中央选举事务所批下合格的是重庆市参议员石孝先和国民党市党部监察委员卢俊卿二人。此二人均属社会闻人，其实都是“恶名远扬”的袍哥头子。作为陪都的“国大代表”候选人，本身就是极大的讽刺。除了袍哥以外，正直居民对于这次选举毫无兴趣。重庆是袍哥大市，据统计居民中 70%以上都是袍哥社会成员，所以他们的竞选对重庆还是具有很大影响。
石孝先祖籍巴县，世代住南岸弹子石，其本人住市中区罗汉寺街44号。其父石青阳，早年在日本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返川后组织反清民军，辛亥革命时，他组织敢死队，迫使清廷重庆知府、知县交印投降，成为反清功臣，首席功臣杨沧白功成身退，石青阳也不愿当官，提出实业救国，在蜀军政府中充当地位不高的“实业科长”。后来“反袁”和“护法战争”中复出，在川东一带组织民军，成为孙中山在川东地区的主要反袁力量。石青阳与蒋介石私交甚笃，在成渝一带传说有这么一段故事：熊克武当上四川都督时，孙中山介绍蒋至成都充当警察厅长，熊未能接纳。盘缠不多的蒋介石只得悄悄返回上海，路过重庆住在一个小栈里，石派人找到蒋接回石公馆热情招待，并替他购好船票，送了一百个大洋作为沿途之用。
当蒋介石爬上北伐总司令进而当上行政院长以后，不忘当年在最困难时候石雪中送炭，请石晋京，封石为特任官中央蒙藏委员会委员长。
石为了拥护蒋介石，把已成年的长子石孝先送入军校，又到意大利学军事。石孝先在意大利军校选的山炮系。他是一个纨绔子弟，到了意大利没有认真求学，而是和几个从国内去的同学嗨袍哥组织堂口，这也是重庆袍哥唯一在国外的堂口。以后回到南京，石不愿在部队工作，开了一家川菜浣花菜馆，并设重庆袍哥堂口，欢迎黄埔军校同学，尤其是四川同乡。此时蒋介石正在组织秘密“复兴社”，最初一次筹备会就在此召开，所以石是复兴社基本社员。
石青阳搞辛亥革命时，本就以袍哥起家，所谓“民军”就是地方袍哥清水、浑水都集中成军（浑水袍哥就是土匪）。石孝先自幼耳濡目染袍哥这一套，使他兴趣勃勃。等到石青阳去世后，没有人管得住他，他竟宣称“子承父业”，继承石青阳在重庆、川东一带大搞袍哥活动。原来重庆有个“国民自强社”，是袍哥中较大的堂口，后来衰落，石对这个堂口的招牌很喜欢，因此接过手来，由他出任舵把子。那时他只有 30岁，正是旺年，他声称要改革袍哥，作为他终身事业。加上他是黄埔军校学生，留洋归来，又是石青阳之后，因此有很大号召力。
石的所谓改革，其实并无实际内容。因为袍哥有史以来分仁、义、礼、智、信五道堂口。各树一帜，石提出不分堂口，团结一致。他本人是仁字，把在重庆仁字，义字、礼字、智字、信字头人拉在一块联合起来，统一重庆袍哥组织。当时《大公报》特别为这个“国民自强社”叫好。下川东、川东北、川东南等地袍哥积极响应。此时正是国民政府迁入重庆之际，上海洪门头人杨虎、武汉洪门大龙头杨庆山等在成立大会上发言，鼓吹帮会必须团结一致抗日，说了一些江湖上的豪言壮语，一时声势浩大。《大公报》不仅作了详细报导，还写了评论文字连日登载。
蒋介石到重庆不久，习惯是要看《大公报》、《新华日报》、《中央日报》三张报的，看到有关国民自强社一些报导，大为不满。蒋介石曾下令过，除了黄埔军校同学会（后改名军校同学调查处）外，不准黄埔军校学生组织任何社团。据此把石孝先禁闭起来，交戴笠（军统局长）看管。
校长管教学生这是理所当然的。戴笠是不会得罪同学的，关了一段时间之后，戴写了一份“石孝先在禁闭中表现很好”为内容的报告，送呈蒋校长，因此石孝先恢复自由，但他还是坚持搞袍哥堂口。虽然戴笠在黄埔军校比石晚两期，但石孝先明白，再搞堂口，应当小心谨慎，所以按照戴笠同意的原则，先搞了一个三十六人大兰交，称为“兰交联谊社”，以军统在重庆的公开机关，如警察局、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刑警队等机构的中级骨干，所长、队长、组长占 36人中三分之一。石的姐夫潘纯嘏（国民党市党部监察委员）和他的好友中的几个区长（都是CC方面的），再就是袍哥中少壮派又与石是铁哥关系的，凑成 36人。初步建成后，进一步扩大称为“兰社”，开始着重搞社会服务，搞经济活动，如办 “三益公司”、“四海银行”，支持一些社会活动，如当“戈兴剧社”名誉社长、《社会报》董事长等等。有人说：“石孝先效仿杜月笙。”有的人说：“不行，杜月笙所以称为大亨，主要是会找钱，会用钱，石孝先既不会找钱，同时钱掌握在石大娘手中，有进不出，没有钱兄弟伙怎么会听他的。”石孝先在重庆被炒成“少壮派袍哥领袖”，在重庆确实有些名气，因此由国民党军方和三青团支持他出来竞选国大代表。
CC方面也不示弱，提名卢俊卿为国大代表候选人。卢也是巴县（现为巴南区）人，他的叔叔卢汉臣是当地袍哥总舵爷，在辛亥革命重庆反正时，石清阳领导一支“敢死队”，另一支“敢死队”是石清阳动员卢汉臣带领他的弟兄伙组成的。辛亥成功，卢谢绝当官，退隐乡间，不久病死。膝下无儿，过寄侄儿卢俊卿为子。卢俊卿接替叔叔舵把子大权，进城到市区陕西街购了一处房产，开始加入重庆老牌仁字堂口“三省公”为三爷，又利用“三省公”成立“大道公”公口，以开赌场为业。卢俊卿自幼嗜赌，更懂耍假牌之术，有“赌王”之称。在陕西街设赌招财还嫌不足，在市警察局长唐毅包庇之下印制伪钞，所以他的钱来得容易，就是手面大，不怕花钱。他作为先烈后裔捐了一笔巨款，给穷得揭不开锅盖的国民党重庆市特别党部，换得了一个“监委”，跳上了政治舞台。CC（市党部内核心组织）以先烈之后为由，提出他为国大代表候选人。
石、卢履历不完全相同，从本质看同为一流货色，谁当“国大代表”老百姓并不关心。可是“西方民主”的形式一搞，什么各色各样的拉票手段，丑态百出，把平静的山城闹得乌烟瘴气。餐馆生意特别好，两个候选人分包了白玫瑰、皇后、久华园、颐之时、小洞天、醉东风等 8大餐厅，招待拉票人物。吝啬的石大娘打开了钱柜，石孝先在沧白饭店（他是董事长）招待记者，发表竞选演说，他的“军师”对外说石大爷的选票没有问题，胜利在握。
条件对比，在舆论上石孝先是占有绝对优势。闹了一年多之后，开始投票，全市 18个区每个区分设若干投票点，由居民代表率领区民投票。投票点有选举事务管理员，党团代表，军警宪，还设几个代笔人（当时有不少居民是文盲）。石的 “师爷”向东圃年长石孝先 10岁，经验丰富，他在每个点派两个兄弟注意投票情况随时通报，做到心中有数。绝对有把握的向师爷突然对石报告：“不对了，说好投我们票的人都投卢大爷了！”情况骤变，石喊再探。消息仍然不好。
卢俊卿在 CC智囊策划下，以钱能通神的策略，采取了“红包”攻势，把红包分成三个等级：上中下，区长一级的为大红包，保甲长和监票员、军警宪队、组长的送中包，一般跑腿的小老幺为小包，人人都有。投票的头夜，通宵达旦分别送到。不知不觉选票发生了变化。稳坐家中等待好消息的石孝先大吃一惊，最后时机的突变，要挽救败局实在太难。石立即找到他的幕后决策人汪观之（民政局长、黄埔军校同学、复兴社和三青团骨干），汪一听说道：“还可以补救，必须拿出你的王牌来。”
所谓王牌是指肖毅肃。当时国民政府西南最高的行政机构是“重庆行营”，蒋介石派上将何应钦任主任，何在南京不愿来渝，又宣布张群代理。张内定行政院长（内阁）不得不留在南京，因此由何指定行营参谋长肖毅肃代表他，张群派刘寿明为行营秘书长代表他，所以萧、刘成为西南最高首长。肖为四川蓬溪人，云南讲武堂毕业就投效石青阳的反袁队伍，以上尉参谋开始升到川军的少将旅长，参谋长，后考入陆大，并为中国远征军总司令何应钦所重视。1945年 9月3日在湖南芷江接受日军投降，何为受降长官，肖为参谋长主持受降一事。何后派肖在“重庆行营”为中将参谋长。肖对石孝先很照顾，这次石竞选，肖是支持者，现在出了问题，就要用这一张“王牌”。
汪观之对石说：“我考虑到投你的票是够了，所以军队的票我未动用，选票和票箱我是现成的，找肖参谋长把全市军队调动起来设一个投票点，你准备人手，赶在今晚9时前，把 5万多军队票填好完成投票任务。”
民政局本是选举主办单位，这个办法别人是办不到，也是卢俊卿和他的智囊团不可能想得到的。肖毅肃全力支持，从下午 2时起直到晚 9时，军队投票点 5万多票全部选石。
以为得手的卢俊卿，准备大开庆功会，在次日公开计票中，他傻眼了，石孝先以多数票当选。
CC方面不肯罢手，认为民政局做了手脚，最后还是肖毅肃出面调停：国大代表一届为 4年，石先干两年，后两年由卢担任。这才平息了这场“选战”纠纷。
重庆的选举闹了一二年，说它是“选灾”，因为“神仙打仗，百姓遭殃”。在石与卢的竞选中，不仅有贿选，油大当先；还有动员舞女拉票的“色选”。石孝先选票突然变成了卢的票，他手下为此不服，主张蛮干，要在投票点用枪威胁投票人，这就是人称“炮选”。这场选举搞得人心惶惶，可以说各种歪门邪道的“选举”方法都玩出来了。
这种“西方民主”的动作，使重庆人民深受其害。受害的人民说：除了军警宪特这些“三凶五恶”之外，选举中又产生了“五毒”。这“五毒”是：“新闻妓”，指当时为了选举宣传，在国民党党政下出现了一些黄色小报，如较场口打手刘野樵办的《社会时报》，还有目不识丁的临江门把头、 CC社会报务队直属队长何兴隆任社长的《巴渝晚报》等，利用助选四处敲诈勒索良民。故这些报纸的记者有“新闻妓”之谓，此其一。
“妇女蝎”，重庆有两个妇女协会，为争选票，两群女流氓大打出手，从此闹得不得安宁。还有强迫家庭妇女出款助选等等，不是协会而是“蝎会”。
“军官肿”，是当时一些军官总队所属的失业军人，甚至是一些地痞流氓充斥其间，专门打架闹事，恃强行凶，勒索商户钱财，上餐厅给白条，强霸横蛮，如果不满足其勒索要求，打砸抢抄……什么穷凶极恶的手段都能耍得出来。商户惹不起这些穿“二尺五”黄马褂的“官老爷”，碰上了只好自认倒霉，蚀财免灾。此其三。
“立法萎”，把“委”字加上一个草头，显然是贬义。
还有“国大代”，“代”在重庆指专门在较场口为妓女拉客人的“代士”。
老百姓对这些立法委员、国大代表无不鄙视。这些人一夜之间当上了官，神气十足，跑舞厅、逛窑子，甚至带着“小老婆”招摇过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伤风败俗，令人作呕。
这就是人们说的“选灾滥重庆，五毒闹山城”，加速了蒋家王朝灭亡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