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治一乱”是中国的社会史，“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中国的政治史。
中国的经济以农业为主，手工业副之，数千年来，技术未曾改良，然而人口是会增加的，收获是会递减的，所以数传之后，消费力就超过于生产力，引起物价尤其米价的腾贵，致全国陷入饥荒之中，初则土匪逼地，次则群雄割据，终则政权颠覆。
秦承六国之后，当时户口并不甚多，只因始皇虐用其民，致令“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食”。“三十一年米石千六百”，这比之战国李悝所言“石三十”，昂贵多了。管子有言：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耶，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第四十八篇·治国》）
果然，“民愁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而始皇一死，天下就随着大乱。汉兴，依黄老主义，予民休息，宣帝时代，谷石五钱。承平日久，平帝之时，全国人口增加至五千九百五十九万馀（《汉书·卷二十八下之二·地理志》）。元帝时代，“京师谷石二百馀，边郡四百，关东五百，四方饥馑”，所以元帝时代，“民父子相弃”，成帝时代，“百姓饥饿，流离道路”，哀帝时代，“民流亡去城郭，盗贼并起”，王莽遂乘社会摇动之际，窃取帝位。然王莽改革又不得法，最初谷价一石二千，末年黄金一斤易粟二斛，“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光武中兴，桓帝时，人口有五千六百馀万（《晋书·卷十四·地理志上》），然自安帝时始，已经“天下饥荒，竞为盗贼”了。黄巾大乱，群雄争竞，最后分为三国。晋于太康元年平吴，人口不过一千六百馀万（《晋书·卷十四·地理志上》），比之两汉，相差远了。然而惠帝即位，由于八王之乱，民不安居，“米石万钱”，怀帝时，“米斛万馀价”，愍帝时，“斗米二金”。大众受了贫穷的压迫，只有流移就谷，开始逃亡，卒由流民作乱，引起五胡乱华，而晋室只能偏安江左。晋亡之后，中国分为南北朝，南北政局均不安定，百姓多投附豪族，求其荫庇，或投身军队，以求衣食，所以南北朝政治虽然腐化，却罕见暴民作乱，而只见军阀火并。隋兴，虽然结束了南北对峙之局，炀帝大业五年，人口有四千六百馀万，比之两汉，不能谓多，只因“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劳役不息，百姓思乱”，而又加之以饥馑，百姓“由是益困，初皆剥树皮以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藁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所以李才说：“天下之乱本于饥。”隋亡之后，李唐代兴，在其全盛时代，天宝十三载，人口共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唐会要·卷八十四·户口数》），翌年，安禄山反于范阳。在其未反以前，即天宝五载，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安史乱后，继以军阀争夺地盘，民不安居，米价竟然踊跃起来，肃宗乾元二年，米斗至七千，代宗永泰元年，米斗千钱，诸谷皆贵，一直到了懿宗，“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百姓流殍，相聚为盗，所在蜂起”，僖宗即位，“乾符中，仍岁凶荒，人饥为盗”，由是先由王仙芝发难，“黄巢亦聚众数千人，以应王仙芝，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中和四年黄巢兵败伏诛，而秦宗权之乱又复发生。一般农民不能安居，只有离开农村，由是生产力大见锐减，“米斗三十千，人相食”，“食物踊贵，道殣相望，饥骸蔽地”。三年，那称为“扬一益二”的扬州，米斗万金。所以郑畋说：“黄巢之乱本于饥，故兴江淮，根蔓天下。”天下纷乱，大众失业，军阀遂收之以为私兵，终由方镇火并之乱，而令黄巢部下的朱全忠窃取了帝位。
五代之世，政局变化有似弈棋，经后周世宗的改革，中国又有统一与和平的希望了，世宗即位，不过五年。陈桥兵变，宋太祖入践帝位，太宗继之，经两代的努力，天下才归统一。然真宗以后，太平日久，耽于苟安，政风士气多务因循。太宗时，“人稀米贱，米一斗十馀钱，其后人益众，物益贵。熙宁八年，米斗五十钱”，而币制混乱。北宋徽宗时已有方腊之乱。南宋时，“气象萧条，殍死盈道，流民充斥，剽掠成风”，终至亡于蒙古。元代，在世祖忽必烈时代，人口有五千三百六十五万馀，虽比两汉为少，而比唐代至盛之世为多，只因赋敛繁重，民不聊生。又因元代不用钱币，而用交钞，库中没有本钱，交钞不断滥发，而亦不断跌价。泰定帝时，“斗米值十三缗，民出钞出籴，稍昏，即不用”。通货膨胀之弊，可怕极了。传至顺帝，年年饥荒，甚至发生“人相食”，“殍死盈道，军士掠孱弱者以为食”的现象。于是遂激起了民变，九土靡沸，卒至顺帝北归和林，元祚随之而亡。
元亡，明兴，明在成祖时代，全国人口有六千六百五十九万馀，其后时有增减，亦常在五千万以上。明代每帝即位，常铸钱币，然“商贾沿元之旧习，用钞，多不便用钱”。又因钞法纷乱，嘉靖年间，“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明之米价若以银为标准，永乐年间，“每银一两当米四石”。景泰中，“粮四石折白银一两”。即一两四石乃是明代的正常米价。正德以后，米价渐贵，米石值银一两，即增加四倍，后又增至十之五。崇祯四年，米斗四钱，即一石值银四两，比之永乐景泰年间，米价已增高到十六倍了。中年以后，“山东米石二十两，而河南乃至百五十两”。贫穷已经普遍化了，于是明代遂同过去朝代一样，发生了许多流寇，最后就有马贼高迎祥之乱，“官军东西奔击，贼或降或死，旋灭旋炽”。官军难于应付，米脂人李自成、延安人张献忠亦聚众反，时“河南大旱，斛谷万钱，饥民从自成者数万”。自成剽掠十馀年，田园破坏，大众失业，朝廷为了讨伐盗匪，不能不集兵增赋，崇祯曾言：“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然其结果，“敲扑日峻，道路吞声，民至卖妻鬻子以应”，弄到“兵闻贼而逃，民闻贼而喜”。自成遂犯燕京，崇祯登煤山，自缢而死，明亡。
吾人观过去历史，可知中国之乱皆源于饥馑，而引起流民暴动。然在流民暴动之时，不能不有一种信仰，以结合人心，并使人民发生勇气，知政府之必覆亡，这样，又发生了宗教。在吾国，政府是反宗教的，南北朝时代，帝王所以信服佛教，乃是因为佛教以涅为其根本目的，而涅则要脱离尘世，这与政治之注重现世者不相抵触。
现在再举历史为例，证明宗教与民变的关系。秦承六国大乱之后，天下平定，理应予民休息，而始皇乃外事四夷，内兴土木，“民愁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计”，人心思乱，理之当然。但是始皇虽为暴君，而仍不失为一位英主，其专制魔力确能压服了民众的灵魂，使他们不敢反抗。人民悲观之极，竟然失去胆量，失去自信力，自视为软弱无能的动物。他们只希望有个万能的神出来拯救他们。而拯救的方法则为秦亡或始皇死。所以始皇末年社会上乃传播秦亡或始皇死的图谶。此盖人心思乱，故乃假托神怪，以惑乱人心。
三十二年……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三十六年……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同上）
三十六年……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同上）
三十七年七月始皇果然死于沙丘了，而继统的二世又复庸懦。庸儒的人终日都在恐怖之中，他要避免恐怖，每欲示强，不愿见弱于人，由是又袭始皇的作风，做出种种不正当的行为，先杀大臣与宗室，次杀无辜的人民。人民失望，遂由戍卒陈胜、吴广的起义，用罾鱼狐鸣之法，以鼓励戍卒的勇气，天下莫不响应，“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而秦祚因之而亡。果然是“亡秦者胡也”，但不是亡于匈奴之“胡”，而是亡于胡亥之“胡”。秦亡汉兴，社会安定约有一百馀年，贾谊曾谓“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闻也”。晁错亦说：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民如鸟兽流散四方，他们流亡之后，如何生活呢？只有变为盗匪，而盗匪发生之后，其最先劫掠的，往往不是城市中的豪富，而是乡村中的殷农。殷农既遭劫掠，于是流民又将流民“再生产”出来了。成帝时代已有小股小寇。哀帝时代，“盗贼并起，或攻官寺，杀长吏”。人心动摇，仍用宗教集团的形式，而思有所动作。
（哀帝）建平四年春大旱，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汉书·卷十一·哀帝纪》）
同时又发生许多图谶，宣告汉运将终，新朝当起。
（哀帝建平）二年……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诏……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汉书·卷十一·哀帝纪》）
王莽遂乘人心浮动之际，造作符命，夺取汉的天下。然而王莽的改革又不妥当，“富者不能自保，贫者无以自存”。兼以“常困枯旱，亡有平岁，谷价翔贵”，人心思汉，终而有“刘氏复起”及“黄牛白腹，五铢当复”之图谶，而令光武中兴了汉家天下。
光武中兴，经过数代之后，政治渐次腐化，而如王符所说：“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潜夫论·第九篇·本政》），而诸羌作乱，“大为民害，中国益发甲卒，麦多委弃，但有妇女获刈之也”。农村劳动力减少，农业生产力降低，因之粮食就发生了问题，社会经济已经步步踏上崩溃之途，由是由穿窬变为强盗，由强盗变为攻盗，攻盗成群，其声势最大者则为黄巾贼张角，他“奉事黄老道，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黄巾发难，“执老道，称大贤，以诳惑百姓，天下负归之”，虽然一年之内，就见平定，然黄巾之后，复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之徒，并起山谷间，天下为之疲敝，“百姓歌曰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此时也，宦官与外戚的斗争到了最后阶段，固然两败俱伤，而凉州军阀董卓乃拥兵而入，封长蛇，凭陵宫阙，遂成板荡之祸，东汉政权完全崩溃，州郡牧守各务兼并，于是统一局面又告结束，代之而出现的则为三国的分立。
由三国经晋而至南北朝，争乱不已，贫穷日益增加，官僚日益剥削，国家日益危殆，蛮族日益压迫，这种情形当然可使许多人悲观。人们讨厌现在，而回想过去，且认过去为黄金时代，明清的人回想汉唐，汉唐的人回想殷周，殷周的人回想唐虞，愈是过去，他们愈觉得可爱，最好是回归到洪荒时代，所以春秋末季，虽然有不少学者为了悲天悯人，提出各种学说，拯救人类。然而他们无不选择一位过去的伟人，来做他们的护神，道家假托黄帝，儒家假托尧舜，许行假托神农，这种情形表示什么呢？表示人类失去信心，自己不能拯救自己，所以希望过去伟人再生于现代，Messiah的观念不是犹太人才有的。到了魏晋以后，连这种观念都没有了。人们鄙视人生，甚且渴望死亡，他们失去胆量，自视为软弱无能的动物。他们希望有万能的神出来拯救他们。然而一切宗教不外地上权力反映于人类的脑袋，由幻想作用而创造出来的东西。他们的国家不能拯救他们，他们的皇帝不能拯救他们，他们的学者不能拯救他们。总而言之，他们固有的天上权力对于他们都无办法，因之，他们固有的天上权力——神，也不能受到他们的崇拜，甚至怀疑自己的神。他们很欢迎那个为外国人崇拜而未为本国人崇拜过的神。中国经五胡乱华之后，舶来的佛教就在南北朝流行，不是没有原因的。然而南北朝大乱垂一百五十年之久，而佛教竟如“银样镴枪头”。人们绝望之馀，又希望一个特别的神出来拯救。由于这种希望，在北魏后期，就有“将来有弥勒佛方继释迦佛而降世”之言。
隋文肇兴，结束了南北朝纷乱之局。炀帝即位，虐用其民，群盗蜂起，群盗是用弥勒佛的名义，以诱惑百姓的。
大业六年正月，有盗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华，自称弥勒佛，入自建国门，监门者皆稽首。既而夺卫士仗，将为乱，齐王目柬遇而斩之，于是都下大索，与相连坐者千馀家。
据胡三省解释：“释氏之说，以为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出世，故盗称之以为奸”（《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隋纪·炀帝大业六年》胡三省注）。弥勒代替释迦，天上权威变更了，地上皇朝自宜改换，“群盗为奸，遂皆以弥勒为幌”。
唐县人宋子贤善幻术，能变佛形，自称弥勒出世，远近信惑，遂谋因无遮大会举兵袭乘舆。事泄伏诛，并诛党与千馀家。扶风桑门向海明亦自称弥勒出世，人有归心者辄获吉梦，由是三辅人翕然奉之，因举兵反，众至数万。海明自称皇帝，改元白乌。诏太卿仆杨义臣击破之。
隋亡，唐兴，唐代之乱，在内由于宦官弄权，在外由于方镇跋扈，虽有王仙芝、黄巢之乱，但是他们两人未曾假托迷信，而均指斥时弊。王仙芝“言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黄巢“诉宦竖柄朝，垢蠹纪纲，指诸臣与中人赂遗交构状，铨贡失才”，此皆“当时极敝”，所以“人士从而附之”。
五代之乱远过于南北朝，南北朝时，南北分立，南北双方均有统一的政权。五代之世，北方虽然统一，南方则分为许多国家，而北方的统一又不巩固，区区七十馀年之中，易朝五次，到了后周，官民俱惫，民惫思治，官惫不能再乱。一方思治，他方不能再乱，因之，乱源的宗教就无法号召贫民，而不出现于历史之上。宋兴，外受蛮族的压迫，内有朋党的斗争，传至徽宗，垂意花石，“比屋致怨”，方腊“因民不忍”，宣和二年起为乱，“无弓矢介胄，唯以鬼神诡秘事相扇”，不旬日聚众至数万，竟破六州五十二县，戕平民二百万，“凡得官吏，必断脔支体，探其肺肠，或熬以膏油，丛镝乱射，备尽楚毒，以偿怨心”（《宋史·卷四百六十八·方腊传》），是亦利用宗教，以诱惑民心。南宋偏安江南，固然政治腐化，经济破产，只因当时人士深鉴唐末五代之弊，而北宋方腊之乱，又促成金之南侵，人民为了对付金人，遂忍辱含垢，不作革命运动。
宋亡，元兴，顺帝至元三年胡闰儿反，以烧香惑众，妄造妖言作乱，人执弥勒小旗（《元史·卷三十九·顺帝二》），至正十一年韩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下生，各地愚民皆翕然信之，是亦假弥勒佛之名，号召民众。
明代自宪宗以后，天子深居宫中，不与朝臣相见，因之，就令阉人有弄权的机会，嘉靖年间，山西贼李福达以弥勒教诱惑愚民为乱。天启年间，徐鸿儒以白莲教惑众作乱，其徒党不下二百万。此又可以证明历代乱民无不利用宗教。清代嘉庆年间有白莲教之乱，天理教之乱。同治年间又有捻匪之乱。此外如太平天国亦利用天父之名，义和团复谓符咒可以避免枪炮。宗教之在中国，不能安定社会，反而供为暴民作乱的工具，此盖古代没有一种主义，以结合人心，而社会又是农业社会，农民散处各地，不易团结，非用迷信之法，固不能纠合群众，这就是《水浒传》上九天玄女与三卷天书的来源。
但是宗教只能扰乱天下，要令社会复归于安定，尚需要一位卓越的领袖，好像《西游记》上孙悟空要求观世音菩萨援助一样。这个观世音菩萨在中国政治史之上，就是“真命天子”的观念，真命天子的诞生，状貌是异于常人，而又有许多奇迹，即人们把“神”的性质加在人的身上，其人就变成真命天子。其实，真命天子的“神”性是由一般人民的“羊”性而发生。现在试将正史上关于历代太祖高皇帝的神话。
这种神权观念可远溯于远古。盖一个朝代成立既久，帝室便有权威，复由权威而发生正统观念，正统观念乃基于神权思想。在民智幼稚之时，推翻神权思想所维护的王朝，必须利用另一个神权观念，而谓新王朝之建立亦由上帝所命。《诗》云：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诗经·商颂·玄鸟》）
即汤之祖先——契，乃是神祇之子。汤之伐契，在誓师之时，必曰“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尚书·汤誓》），在其凯旋之时，必曰“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请罪有夏”（《尚书·汤诰》），甚至伊尹还政于太甲之时，还要说：“夏王弗克康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尚书·咸有一德》）。《诗》又云：
时维后稷……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诗经·大雅·生民》）
即周之祖先——后稷也是神祇之子，而武王伐纣亦秉承上帝之命。吾人观《尚书》所载，例如，“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泰誓上》），“惟受（纣名）罪浮于桀……天其以予民”（《泰誓中》），“上帝弗顺，祝降时丧，尔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罚”（《泰誓下》）。“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牧誓》），“予小子……敢祗承上帝，以遏乱略”（《武成》），就可知道。
这当然只是神话，然此神话乃以武力为基础，而既出于皇帝之口，世人遂深信不疑。由此可知，凡得天下的，又常得到另一种权力，即编纂历史的权，吾人试称之为编史权。史官对于皇帝难免多写好的，少写坏的，于是好的遂掩盖了坏的。亭长的刘邦，卖草鞋的刘裕，流寇的朱温，和尚的朱元璋，如果不登帝位，哪会有许多奇迹。玄武门之役，唐太宗如果失败，则唐代历史必与吾人今日所读者不同。由此可知争天下者不但争一时之富贵，且争编史的权，借此以取得永久的名誉。生则红光满室，貌则隆准龙颜，死则大雨滂沱，天亦落泪，人乎神乎，神乎人乎，完全在于成功或失败。成则为王，具有神圣的品格，败则为寇，必不脱流氓的本性，吾人观廿五史，可以深知此中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