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耕女织”为中国经济的特征，所以中国人很崇敬牛郎织女，而牛郎织女确实不愧为中国的经济神，更确实可以表示中国农民的生活。牛郎日夜耕田，织女日夜织布，他们为了中国的经济问题，终日劳苦，工作之馀，身体已觉疲倦，哪里尚有工夫，讲到夫妻爱情，因此，每年只能于农事完了的秋天（七月七日）相会一次。在他们相会的时候，家家均享以太牢，就是报答他们的辛苦。
上面的话可以证明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但是中国农业乃放在水利上面，风雨灾旱对于中国的农业，都有很大的关系，而使中国人不能不时时刻刻留心到天气的转变。不宜下雨而下雨，不宜吹风而吹风，都可以破坏中国的经济，而使数百万的人填于沟壑。因此之故，中国人遂养成了一种关心气候转变的习惯，终则问人气候好坏竟然成为一种“寒暄”的话。
中国农业不但放在水利上面，且又放在牛力上面。用牛耕田，数千年来，已经成为中国唯一的技术了。中国耕田，既然依靠牛力，则牛的缺乏，当然可以引起中国农业的破坏。怎样防止牛力的缺乏，在科学不发达的时代，当然没有办法，唯一的办法只有“戒杀”，由于这个要求，又使中国人养成了不吃牛肉的习惯。
但是中国农业既然放在水利和牛力上面，当然可以证明中国农业的幼稚。何以中国农业这样幼稚呢？因为自古以来，中国就有过剩的劳动力。劳动力的过剩常表现为劳动力价值的低廉。装置高价的机器，比之雇用廉价的劳动力，还不合算，因此，就阻害了技术的改良。技术既然不能改良，则在大农制度之下，不能不雇用许多佣农，然而土地既然不属于佣农，生产物又不归佣农所有，佣农当然滥用地力，不肯深耕，土地日渐荒芜，农业日渐衰落。汉代提倡限田，这也许是原因之一。
在限田制度之下，当然不会发生大农，但是中国虽然不实行限田，而大农制度也可由诸子平分的继承法，渐至破坏。那末，在小农制度之下，中国农业可以发展吗？小农乃自己耕作自己的土地，而把自己劳动的结果，收归自己的手里，所以他们比较佣农，必当勤恳许多。然而同时也有各种缺点，如分工，如机器，如科学的管理，在小农制度之下，均难实行。中国农业既是必然地变为小农制度，则中国农业不能发达，又是势之必然了。
在小农制度之下，技术既然无法改良，其结果，农民单单耕田，就不能维持一家的生计，而须经营种种副业，终则健壮的男人均出外做工，土地的耕种则一委于老弱的妇女。农业渐次离开商品生产的领域，而变为家计的一部。换句话说，农业不以贩卖为目的，而以生产自己所必要的食粮为使命，于是农业的生产力愈益降低，而中国农村也渐次破坏。
在这种情形之下农民的生活当然困苦，万一岁歉不收，则一家的生计就无法维持，只有向财主借债，等到丰年的时候，再把债务偿清。但是财主所有的，不是货物，而是货币，农民所借的，也不是货物，而是货币，即他们把借来的货币购买生活资料，以维持一家的生计。这样一来，则是农民乃于货币的价值最便宜的时候，借了货币，而于货物的价格最昂贵的时候，买了货物；更于货币的价值最昂贵的时候，还了货币，而于货物的价格最便宜的时候，卖了货物。所以农民愈见贫穷，弄到结果，竟然不能偿清债务，只有把自己的土地抵押于高利贷，向高利贷借了货币，以偿清债务。到了这个时候，中国经济神的牛郎织女便失去权威，代此出来支配中国的，则为代表高利贷的财神。
在高利贷的支配之下，中国农业更没有发展的可能。何以呢？利上加利，岂但土地的所有权，在实质上，已归属于高利贷，并且年年所得的收获又须把很大的部分，送给高利贷做利息。农民自己没有蓄积，那末，当然只能实行“单纯再生产”，不能实行“扩张再生产”。然而地力是有限的，收获是递减的，年年在同一的土地，作同一的耕种，收获何能不年年减少。减少到最后程度的时候，农民耕田，不但不能养活一家，而且连完粮和纳税，都感觉不够。但是同时农民又因负债之故，受了高利贷的监视，把自己的身体束缚于土地之上。他们不能抛弃土地，只能逃出土地，逃出压迫势力的范围外，走到不法的方面去。
郑屠便是高利贷的变相，而且还是最凶恶的高利贷。高利贷的利润乃产生于少借而多还，他们最喜欢的，则为不借出一点本钱，能够由别人那里，取回许多利息。郑屠就是利用这个方法。他写了三千贯文书，虚钱实契，娶了金家女儿为妾，未及三个月，又把金家女儿赶打出去，追还原典身钱三千贯，金家父女不敢和他争执，只有每日到酒楼上唱曲，得些钱来，将大半还他（第二回）。诸君！不出一文，竟能拐骗一个处女，玩了三个月之后，又能够把她赶打出外，而追还当初未出一文的三千贯。世上有这样便宜的事没有！高利贷的面目，于此已可看出。郑屠当然是一个高利贷，他可利用金钱的力量，支配许多流氓，而恐吓很多贫民，金老说他“有钱有势”，的确不错。他在延安府称霸，其势力的基础，就是筑在高利贷的剥削上面。
郑屠的横行便是高利贷横行的一例。他欺诈取财，而又拐骗良家女儿，罪大恶极，何以官厅不敢过问。要明白这个问题，必须知道高利贷在中国的势力。在中国，生财之道不依靠于经济手段，而依靠于政治手段，贪官污吏用政治手段，剥削民膏，而剥削之后，又因中国产业的幼稚，无处投资，只能放债取息，所以中国的官僚同时又是高利贷，孟尝君就是一例。
孟尝君时相齐，封万户于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钱于薛。岁馀不入，贷钱者多不能与其息，客奉将不给。孟尝君忧之，问左右：“何人可使收债于薛者？”传舍长曰：“代舍客冯公，形容状貌甚辩，长者，无他技能，宜可令收债。”孟尝君乃进冯而请之曰：“宾客不知文不肖，幸临文者三千馀人，邑入不足以奉宾客，故出息钱于薛。薛岁不入，民颇不与其息。今客食恐不给，愿先生责之。”（《史记·卷七十五·孟尝君列传》）
官僚既然同时就是高利贷，官僚袒护高利贷，是理之当然的。
官僚袒护高利贷，不但因为官僚本身便是高利贷，并且因为官僚本身有时也受高利贷的支配。古代中国的官俸是很薄的，清官，薄俸不足开销，只有向高利贷乞怜。贪官，虽然“外快”不少，然其开销亦大，在刚刚接任的时候，一面钱粮尚未到手，同时又需要各种应酬费，倘若家无贮蓄，也只有向高利贷伸手。因此，高利贷便支配了官僚。《阅微草堂笔记》有一则说：
靳城王符九言，其友人某，选贵州一令，贷于西商，抑靳剥削，机械百出。某迫于程限，委曲迁就，而西商枝节益多，争论至夜分，始茹痛书券。计券上百金，实得不及三十金耳。西商去后，持金贮箧，方独坐太息，忽闻檐上人语曰：“世间无此不平事，公太柔懦，使人愤填胸臆。吾本意来盗公，今且一惩西商，为天下穷官吐气也。”某悸不敢答。俄屋角窸窣有声，已越垣径去。次日，闻西商被盗，并箧中新旧借券皆席卷去矣。此盗殊多侠气，然亦西商所为太甚，干造物之忌，故鬼神巧使相值也。（《如是我闻》第四章）
一个州令受了高利贷的压迫，竟然无法抵抗，高利贷的权威，在这里已可看出。郑屠能在延安府横行，社会不敢制裁，官厅不肯过问，其理由即在于此。
农民受了高利贷的剥削，须把大部分的生产物，献给高利贷做利息。农民生产的东西，对于自己，没有利益，只增加高利贷的财产。他们绝望了，他们愤怒了，然而他们却不能出来革命，他们最多只能够暴动。因为革命事业是一种重大艰难的工作，革命群众须有相当的组织，而又须有相当的馀暇和能力，致力于革命运动。农民虽是一个阶级，但是他们乃散处各地，没有阶级意识，他们不能团结，并且他们每天从事于过劳的工作，既无馀暇以修养自己的心身，又无馀暇以致力于革命运动。他们无法推翻现在的社会，他们只想脱离现在的社会，投身于土匪之中，他们不断地扩大土匪的人数。土匪的人数既然增加，农村愈益破坏，于是农民暴动了，汉的赤眉、黄巾，唐的黄巢，明的李自成、张献忠，无不引率农民暴动，其结果，初则群雄割据，次则朝代更迭。
鲁智深便是反抗高利贷的好汉，他不说情理，也不要求官厅制裁，只依靠自己的腕力，三拳打死了高利贷。然而因此，卒剃发为僧，落草为盗，我们在《水浒传》中，除了林冲、武松之外，最欢迎花和尚鲁智深，就是因为他不惜生命，出来反抗高利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