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近代云南第一所高等学府，私立东陆大学的创办，无疑是20世纪上半叶的云南人最具开放姿态的创举之一，具有非同寻常的时代意义，其对云南近现代化进程的促进作用绝不亚于滇越铁路之修建和西南联大之成立。如将东陆大学纳入当时中国整个时代大背景来看的话，其发端于“西学为用”之视角，致力于“实业兴滇”之宗旨，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发现诸多耀眼的亮点和智慧的光芒，不可谓不是晚清社会“救亡图存”“强兵富国”思潮在云南的一个经典缩影。
某种意义上说，东陆大学这所诞生于中国军阀全盘混战时的私立学府，毕竟不同于教会性质的西式学堂，亦不同于外国人用中国人的赔款所开办的学堂，更不同于早期洋务运动性质的学堂，而是由云南的一个地方军阀实权人物——唐继尧所办，这无疑给当年的私立东陆大学抹上了一层浓重而又特殊的时代色彩……
一、唐继尧与东陆大学
要谈东陆大学，唐继尧自然是不能绕过的。这个野心勃勃的云南会泽人，少年聪慧，读过私塾，发迹于民国军阀纷争时期，一生可谓南征北战，青云直上……
1904年，20岁的唐继尧被清政府公派留学日本，修习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次年加入同盟会，立志报效革命，跟随时代潮流，拥护民主共和，积极参与反清斗争。在日本期间，青年唐继尧踌躇满志，宏图在胸，不仅取有“东大陆主人”之别号，更是发出了“霸权东亚几时成”之壮语。1909年，唐继尧毕业回滇后随即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等几个核心军事系统担任要职。这个起步很重要，为唐继尧日后的飞黄腾达垫下了第一块砖。然后就是顺应时代风云的1911年昆明重九起义，应该算是唐继尧人生的重要转折，让他从此与蔡锷等人一样在云南军界树立了自己的威信，逐渐成了代表云南革新潮流的核心军事人物，为他以后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奠定了基础。至1917年护法运动时，唐继尧实际上已成为滇系军阀的实权人物，达到他人生的权力高峰。这一时期，权力欲望已经让他有了阶级立场的退化，不仅离弃了同盟纲领，还一度建构自己“占山为王”的蓝图，甚至先后发兵黔、桂、川等省，想独霸西南，进而与各路军阀一争天下。
政治野心和连年战争带来的内政混乱、民生创伤是显而易见的，值得肯定的是，这反而迫使唐继尧专心治滇，在开发矿产、兴办工业、筹办市政、发展实业、修建道路等方面，还是以务实的态度作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其中最具文化意义的举动，莫过于花大力气筹建和创办私立东陆大学了。
就创办东陆大学这一点，公输鲁曾在《释东陆》中讲到过，他说唐继尧创办东陆大学的要旨是要做“东大陆主人”，故称之是“东亚人之大学”，有一统天下之意。笔者以为此言不假，在东陆大学开学典礼上，飞机散发的祝词中不就有“中华主人”之句么？再看他授意修建的东陆“九十五级阶梯”，象征“九五至尊”，指的就是“帝王之尊”啊。这些不正是暗合了大军阀唐继尧的“政治野心”么？
二、东陆大学的西学背景
早期的东陆大学人才济济自不用说，中学传统深厚，西学背景多元。东陆大学正因为凝聚了这样一批知识分子而变得精神饱满，才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求证路上交给近代云南一份满意的答卷。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的是与私立东陆大学前期相关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是以唐继尧军阀背景为中心的包括王九龄、董泽、周钟岳、张邦翰等人在内的相关人员，他们绝大多数是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早年加入同盟会的人士，如张邦翰和董泽等人还具有双重西学背景。同时，在这批人的主持下，1923年秋天私立东陆大学首期聘请的24位职教员中，具有西学背景的就有21名之多。
可以说，这是一批较为特殊的云南籍晚清留学生，某种意义上可称之为西化了的传统知识分子：一方面有较好的传统文化根底，另一方面接受了来自西方的新思想，具有积极改革时弊的冲动。而且，这批本土留学生所起到的更大的意义在于，为近代云南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思想潮流。他们不同于玄奘西往天竺，亦不同于鉴真东渡扶桑，或三宝万里巡洋，在接受了颇具工具理性和革命色彩的西学启蒙教育之后，新思潮已经在他们的心中结出“放眼看世界”的果实。
在西学中国化的尝试上，云南的典型意义当以滇系军阀实权人物唐继尧为代表，他除了主持创办东陆大学培养专门人才之外，同时还创办了云南航空学校，按西方办学模式，兼收男女学员，培养出了大西南第一支空军部队……
请君试想，此等开放之姿态，前瞻之眼光，恐怕在民国军阀中也还是为数不多的吧。
三、晚清的留学思潮
我们知道，19世纪初期，经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之败，更多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东洋邻居军事实力强大，并在留学方向上从西洋转向东洋，留学日本渐成一种社会风尚。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人留学日本1898年才77人，1899年为143人，1900年为159人，1901年为266人，1902年为727人，至1906年，人数激增至8000人左右，留学东洋达到历史最高点。当时赴日留学的热情和场面可谓空前绝后，云南亦然，上至达官贵族，下至市井百姓，无不以求学东洋为荣。日本史学家实藤惠秀在《中国留学日本》一书中讲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时有8人尚在留学日本，而到了云南护国运动时的40余名起义领袖级别的人当中有留日背景的多达30余名。
作为官方性质的晚清留学制度，主要以陆军生、船政生等理工科为主，目的更多的是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力图大力提倡新军事力量的培养和新军事器物的引进，使清王朝得以复兴。但事与愿违，留学教育的发展却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同时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这就是后来云南第一批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生的主要时代背景。这种留学思潮的积极意义在于，使晚清留学生中绝大部分人养成了一种蕴涵着资产阶级革命精神的近代人格，为今后“振兴实业，参与改革，担当天下”作出了艰苦卓绝的贡献。
但是，有一点也必须指出，那就是这一时期的留学生，尤其是留日学生过多浸染了“尚武”的军事思想，这为后来地方割据、军阀混战埋下了伏笔，客观上减缓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四、东陆大学的选址
私立东陆大学的选址也是颇值得研究的。之所以最后定在贡院旧址，除了原定于大观楼附近的校址被占用之外，恐怕还是唐公出于以下几种考虑：一是承续贡院千古学脉。表面看恰似唐继尧“培养人才，昌明学术”之旨，颇有康有为借古假托造势之嫌；二是形胜绝非一般。贡院自古人杰地灵，依山傍水，堪称“风虎云龙际会”之地，唐继尧相信，稳踞风水宝地，自然成者为王；三是出于地缘考虑。陆军讲武堂近在咫尺，军事力量在握，况且唐公馆同在北门街，一文一武不是很好么？客观上，1920年的顾品珍“倒唐事件”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促使了唐继尧在校址选择倾向于军事力量的集中地。
从1923年到1945年间，无论是以唐继尧为首的旧滇系军阀，还是以龙云为首的新滇系军阀，甚至是以后统领云南的卢汉都给予了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师生以相对的政治、军事、经济力量上的庇护和支持（如开放舆论自由、学术自由与独立、保护师生游行示威等），这些无疑为日后云大学术称雄西南，受誉西部“小清华”，跻身《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提供了广泛的空间和无限的可能。
五、万千感言寄继尧
有人说，中国人办大学是因为列强的坚船利炮来了，为了实用救国而办学堂，是服务于特定的社会需要，而非“为学术而学术”。这应该不假，仅从唐公继尧办私立东陆大学就可见一斑。但军阀办大学何尝不可看成是武力统治下的一种文化尝试，是军阀们出于“小家天下”的无奈选择。作为对新旧社会体制冲突碰撞的一种回应，军阀办大学也表明了晚清民初政治军事势力朝向近代化的一种努力，虽然体制构建的结果是失败的，但还是有它一定的积极意义。
我以为，唐公继尧的开明之处在于能听取身边一批西学知识分子的建言建策，清醒认识到在政治失序、体制崩坏的大时代下，“文化教化”之于军政大权的重要性。要想做“东大陆主人”，仅仅依靠武力政治是不行的，还必须在中西学传统里寻找文化代言，寻找理论支撑。于是，私立东陆大学就应运而生了。
随着1923年“私立东陆大学”→1930年“省立东陆大学”→1938年“国立云南大学”→1950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体制演进过程，私立东陆大学的军阀背景逐渐黯淡并且最终消失。虽然有意识形态讳莫如深的考虑，但我认为更多的是时代潮流使然，毕竟具体的历史文化是需要具体的历史淘洗的……
也许千百年后，东陆依存，云大犹在，却无人再识唐公。但我想，这也无妨，功过权当别论，毁誉自有人说……
“点评”
文章从唐继尧创立东陆大学说起，分四个层次简要阐述了创立东陆大学的缘由以及创立者当时的思想和办学理念，从中反映了云大当今校园文化的历史渊源，即云大当今校园文化集传统与进步思想、正义与学术为主流。文章层次清楚，语言流畅，重点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