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奠基时期，后世许多科学技术都能从这一阶段找到萌芽。天文历法的进步，主要表现为对天文现象的观测和描述由定性向定量的转变以及阴阳历法的定型。医学方面，“巫医结合”时代宣告结束，传统中医药学逐步建立起来。数学虽未形成体系，但四则运算已渐趋完备，几何知识也日益丰富。物理学领域则积累起有关力、热、声、光、磁、运动、时空和物质结构方面的知识。
随着周王室的衰微，以往由周王朝少数天文学家把持天文历法的局面被打破。各诸侯国为巩固政权和发展农业生产，都极为重视天文历法的研究。这一时期涌现出了许多天文学家，“鲁有梓慎，晋有卜偃，郑有裨灶，宋有子韦，齐有甘德，楚有唐昧，赵有尹皋，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论图验。”其中，最著名的是甘德、石申两家。甘德著《天文星占》八卷，石申《天文》八卷，后人合称《甘石星经》。
■天文观测
中国古代天文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星占和历法。星占学本身是荒谬的，但由于它需要不断地去观测和探索天体的运动情况和规律，客观上能够对古代天文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春秋时期的天文工作者已经能依据恒星的位置，对星象作出相当准确的划分，星官（或称星座、星宿）知识取得突出成绩。古人为观测星体常将邻近的恒星组合起来，给以相应的名称，称为星官。春秋战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星象成就要数二十八宿体系的形成。二十八宿就是把沿天球赤道和黄道附近的星象划分为28个星区，每星区为1宿。
二十八宿的划分为日、月、五星及其他若干天象发生位置的确定，提供定量化的参照依据，以后历朝观测天象和制定历法都是以它为基础的。二十八宿是当时天文观测定量化和系统化的重要标志。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箱盖上绘有二十八宿的全部名称，这是目前最早的有关二十八宿恒星系统的完整记载。
春秋战国时期，对五星的观测也取得明显的成果。这里所说的五星就是木、火、金、水、土五大行星。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长达6000字的《五星占》中保留有《甘石星经》的部分内容，其中最后3章列出公元前246至前177年70年间五星运动的情况，充分反映出战国至秦汉初五星的研究成果。当时对五星运行周期的认识已经比较接近。石申指出火星的恒星周期为1.9年（应为1.88年）；甘德测得木、金、水三星的会合期分别为400日（应为398.9日）、587.25日（应为583.9日）和136日（应为115.9日）；两人都测算出木星的恒星周期为12年（应为11.86年）。
从春秋开始，古代的天文学家非常重视对日月食、彗星、流星雨等的记录，这与统治者把异常天象看作是“上天示警”有密切联系。春秋以后的242年间，记录日食37次，其中33次已证明是可靠的，最早的是鲁隐公三年（前720）的日全食。鲁文公十四年（前613）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被天文学界公认为是世界上关于“哈雷彗星”最早的记录。鲁庄公七年（前687）“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这是世界上关于天琴座流星雨的最早记载。
■历法
春秋战国历法的进步主要体现在阴阳合历的逐渐成熟。春秋早期，1年分四季12个月，以朔望周期纪月，这是以月球运行规律的阴历法。但由于12个朔望月只有354或355日，与实际的回归年相差约11日，于是就采用设置闰月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形成阴阳合历。春秋初期都是年终置闰，称为“闰月”。春秋后期，出现取回归年长度为365.25日，采用19年7闰的方法，这时的闰月安插在年中，称为“闰某月”。由于日数的分数为1/4而命名为四分历。它比罗马人使用的四分历约早500年，是当时十分先进的历法。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分别实行黄帝、颛顼、夏、殷、周、鲁6种历法，合称“古六历”。但实质上，它们都是四分历，只是“岁首”有所不同，也因此出现所谓的“三正”。岁首是指每年的开始月份。黄河下游与周室关系密切的诸侯国多采用周王室颁行的历法，以含冬至的月份即子月（现农历十一月）为岁首，称作“周正”；南方和东方的殷民族以季冬月即丑月（冬至后1个月，现农历十二月）为岁首，称作“殷正”；黄河中游古代夏民族居住的地区以孟春月即寅月（冬至后2个月，现农历正月）为岁首，称作“夏历”。“三正”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区域民俗对历法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