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开其端，列强相继以武力发动对中国的侵略，历经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侵略战争，威逼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协定、章程、合同，竟达500多个。列强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凭借在华攫取的一系列特权，对中国进行瓜分豆剖：强迫中国开放通商口岸，强占租借地，割占中国领土，划分势力范围。
仅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中国被迫开放的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就有16处：其中《南京条约》清政府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迫使清政府开放营口、烟台、江宁、镇江、汉口、九江、汕头、淡水、台湾、琼州、天津为通商口岸。以后增辟通商口岸成为列强援引的惯例，几乎列强每强迫清政府签订一个主要条约，中国都要被迫开放若干口岸。到《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被迫开放的商埠达40余处，北至营口，南至琼州，沿海地区和沿长江地区均设有通商口岸。
道光二十三年（1843）上海正式开埠通商后，英国歪曲《虎门条约》中关于租地建屋的规定，迫令清政府在上海划出黄浦江以西、界路（今河南路）以东、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庄以南，总面积约830多亩的土地，开西方列强在中国强占租界的先例。道光二十八年（1848），美国圣公会教士文惠廉等在上海苏州河北岸虹口一带擅自广置土地，建造房屋。次年三月，法国在上海建立“法租界”，此后租界制度逐渐扩展到广州、厦门、天津、汉口、九江等许多通商口岸。据统计，列强在中国16个城市中建立了37个租界。租界设立之初，中国还拥有对租界的领土主权、行政和司法干预权，但是随着列强侵略的深入，这些权利逐渐被侵犯甚至完全被排斥。咸丰四年（1854），英法趁上海“小刀会”起义之机，夺取上海海关行政权，在租界成立“工部局”，组织“义勇队”和“巡捕”，对中国居民行使征税权和司法权，使租界变成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殖民地，成为列强侵略中国的据点—“国中之国”。
除了强占租界外，列强还凭借武力和外交讹诈，割占中国领土，并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英国通过发动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割占了香港岛，又通过《北京条约》割占了九龙司地方一区。日本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占了中国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不久辽东半岛由清政府以3000万两白银的代价赎回。沙俄通过《瑷珲条约》割占了中国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约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以后在中俄《北京条约》和《勘分西北界约记》中，强行割占中国西北边疆8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中俄《伊犁条约》中又强占中国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在晚清70年的时间里，沙俄竟割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相当于3个法国的领土面积。
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帝国主义为适应其资本输出的需要，又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德国强行租借胶州湾，把山东变为其势力范围；与此同时，俄国强租旅顺、大连，把东北变成其势力范围；法国强租广州湾，把广西、云南作为其势力范围；英国强租威海卫、九龙半岛以及香港附近的岛屿和大鹏、深圳两湾，把长江流域变为其势力范围；日本也把福建划为其势力范围。帝国主义在19世纪末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