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加紧对华侵略，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严重，清政府的统治也岌岌可危。在此形势下，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农民阶级的反封建斗争此起彼伏，有效遏制了西方侵略者的野心。统治阶级内部发起的改良运动与各阶层民众的革命斗争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着晚清社会的进步发展。
晚清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日益加重，为了应对危局，维持统治，清政府进行了改革，短短70年间，全国规模的新政或变法就进行了3次：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一浪接一浪，一浪高过一浪，环环相扣，层级递进。尽管清王朝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但3次新政的成果，却奠定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基础。
□洋务运动
太平天国时期，清王朝面临内忧外患，一些开明官僚意识到，要维系清朝统治，必须变法。抵御外侮的失败和借助外国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成功，使他们对西方技术有了实际体会，于是进一步提出“师法西洋”的主张，并大力推行洋务“新政”。
洋务运动历经同治、光绪两朝，其代表人物在中央政府中有恭亲王奕、军机大臣文祥等满族权贵，地方上则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及后起的张之洞等汉人督抚。他们冲破封建顽固派的阻碍，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借法自强”。“中体”指封建专制制度和以伦理纲常为核心的封建思想文化，“西用”一般指近代工艺技术和自然科学。洋务派认为，中国的社会制度远出西方之上，所不如人的，只是科学技术而已。因此，他们以维护传统体制为治国兴邦的根基，而将西学当成巩固封建统治的手段。这种“中体西用”的理论，决定了洋务运动的内容，也限制了洋务运动的发展。
洋务运动前后持续30多年，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同治末年以前，主要是在“求强”的口号下集中兴办军事工业；其后重心转向“求富”，着力于民用企业的兴建。
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以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为起点，到甲午战争时，各地先后建成兵工厂共20多个。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南京所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创建的福州船政局，同治六年（1867）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以及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枪炮厂等。
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工业过程中，遇到资金来源、原材料供应及交通运输等诸多困难，转而兴办民用企业以“求富”。以同治十一年（1872），李鸿章在上海创立轮船招商局为发端，到甲午战前，洋务派创办开矿、冶炼、纺织、邮电、交通等各种企业共20多个。其中重要的，除轮船招商局外，还有李鸿章于光绪四年（1878）、光绪五年（1879）相继开办的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天津电报总局，以及光绪十六年（1890）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等。
在创立工业的同时，洋务派还着手编练新式军队。最初是用近代方法训练陆军，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略台湾，筹办海防和海军的建议随之兴起。次年四月，清廷任命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和南洋海防事宜，开始筹建新式海军。清廷计划10年内建成北洋、南洋和福建3支水师。光绪十四年（1888），北洋舰队正式编成，在3支海军中实力最强。
洋务派还兴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并派人出国留学，设馆翻译外文书刊。这些举措传播了西方自然科学和技术，造就了一批科技人材，如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启蒙思想家严复等人，就出自这一时期所派的留学生。
洋务运动兴办了一批近代工业，加强了国防力量，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维新变法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兴学堂、办报刊、立学会，奔走呼号，发动舆论，呼吁变法图强，挽救民族危亡，掀起维新变法运动。维新派还得到了翁同等帝党官僚的支持，他们在反对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中逐步联合起来，实行变法，力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变革，加强皇权，发展资本主义，救亡图存。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自此到八月初六日103天间，在维新派的主持建议下，光绪帝先后颁布了一百多道诏令，推行新政。主要内容如下：经济方面设立农工商总局，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务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设立全国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决算；取消旗人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兴办新式学堂，兼习中西学科，提倡西学；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民间创立报馆，兴办学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政治方面删改则例，裁汰冗员，撤并闲散重叠机构，允许臣民上书言事。军事方面严查保甲，兴办团练，重练陆海军。
但是新政遭到封建守旧势力的抵制和反对，除湖南巡抚陈宝箴能认真执行外，其他地方督抚置若罔闻。中央尽管在形式上建立起一些新政机关，但基本上被顽固派把持。因此，变法诏令大多成为一纸空文。变法尤其触及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的权益，他们采取各种手段破坏和镇压维新运动。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囚禁光绪帝，罢黜帝党官员，捕杀维新人士。新政基本上被推翻，变法失败。
戊戌变法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不仅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改革运动，也是近代中国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它的失败，促使更多的有识之士走上革命的道路。可笑的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虽然镇压了维新变法，但是在两年后又重新拾起了维新变法期间的一些措施，以“新政”的面目出现，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戊戌变法的措施是正确的。
□新政与预备立宪
20世纪初，为了应对内忧外患，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清政府先后打出了“新政”和“预备立宪”的旗号，着手实施社会变革，以应付日益严重的国内危机。
自光绪二十七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1～1905），清政府出台了多项“新政”措施，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政治方面：改革政治机构，修订法律。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裁撤冗衙，裁汰书吏差役，废止捐纳制度，整饬吏治。光绪二十八年（1902）开始修改律例，取消凌迟、枭首等苛刑，轻犯或以工代罚，或收容习艺。军事方面：改革军制，编练新军和警察。裁减绿营、练勇，停止武科举，各省设武备学堂。经济方面：提倡商办实业；成立商部，着手制定一系列商务规章，鼓励私人资本自由发展，奖励发明创造者。文教方面：废科举、兴学堂，制定学堂章程，统一学制。通令各省选派留学生，奖励留学归国者。光绪三十一年（1905）成立学部，统管全国教育。尽管“新政”旨在维护和加强清王朝统治，但在客观上的确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新型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可是，清政府为解决“新政”经费而增加名目繁多的新捐税，各级官吏借机勒索敲诈，下层群众不堪其苦，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在新政中，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趁势崛起，左右了晚清政局。
日俄战争以俄国战败而告结束，强烈地震撼了清统治集团部分开明官僚和资产阶级上层人士，他们纷纷呼吁“立宪”；此时国内革命风潮日益高涨，清政府也想以“预备立宪”来应对社会舆论和革命风潮。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清政府派出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考察归国后，奏报清廷称立宪可使“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清政府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各地资产阶级上层人士联合开明官绅，纷纷成立社会团体，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及其团体有：张謇在上海组织的第一个立宪团体“预备立宪公会”，梁启超在日本建立的“政闻社”等。这些社团大造立宪声势，国内外遥相呼应，掀起了立宪运动。
但是清王朝借“预备立宪”之名而行满洲皇族集权之实。在官制改革中，满足亲贵而极力打击汉族官僚尤其是地方汉族封疆大吏的权势。例如袁世凯就被革去8项兼差，被迫交出4镇新军。清政府又用明升暗降的办法，将另一拥有雄厚实力的地方总督张之洞调到中央。清政府的这些举措加剧了汉族官僚集团的离心倾向，使自己愈加孤立。
立宪派发动舆论，批评清政府拖延，没有立宪诚意；一些地方督抚和大臣也奏请清政府加紧立宪。迫于内外压力，清政府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八月一日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以9年为立宪的预备期。十一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溥仪即位，改元宣统，其父载沣监国。载沣罢黜袁世凯，令其回籍，并陆续将军政大权收归于满洲贵胄手中。立宪派利用各省咨议局这一合法机构，联合敦促清政府加快立宪，并发起收回路、矿利权的运动。从宣统元年（1909）十二月到宣统二年（1910）九月，立宪派接连发起三次大请愿运动，要求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宣统三年（1911）四月，清政府成立责任内阁，阁员13人，汉族官员仅得4席，满、蒙占9席，其中7人属于皇室，因此被戏称为“皇族内阁”。至此立宪派的幻想彻底破灭，很多立宪派人士和地方大员转而倒向革命阵营。在辛亥革命的暴风骤雨前夕，清政府彻底成为孤家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