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殷商文化的研究峰回路转，使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不仅为殷商考古学提供了契机，也为新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出土挖掘
3000年前，今天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一带正是晚商的都城。商王朝后期的诸王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庚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都曾居住在这里。那里曾到处是雄伟的宫殿和巍峨的宗庙，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大约在前1046年武王伐纣，商纣王牧野兵败，逃至鹿台自焚，商朝从此灭亡，那曾经繁华的都城也成了一片废墟。1899年因洹河水患，冲出了大量的“龙骨”。这些“龙骨”经辗转售卖，被称为“甲骨文之父”的王懿荣购得。经过王懿荣的辨识，确认这些龙骨上的刻划是殷商时代的文字，才使这个被历史遗忘的地方名声大振。从此，“龙骨”身价倍增，小屯村民、古董商人、文人学士，竞相挖掘、收售、收藏甲骨文。
1920年，因当时的北方五省遭受大旱，旱灾使小屯村民无以为生，遂相约发掘甲骨。这次发掘集中在小屯村北洹河畔。参加此次发掘的不仅有小屯村民，还有小屯村附近村庄的农民。1924年，一个小屯村村民在筑墙取土时，发掘出一坑有字甲骨，并将这些甲骨都售给了加拿大人明义士。1928年，因北伐军北上，在安阳打仗，驻军于洹河南岸。小屯村民无法耕种，只得和地主商议，在田中发掘甲骨，挖出后对半分成。地主同意后，村民开始大肆挖掘村前、村后、路旁及麦场，其发掘所得的甲骨，多卖给上海、开封的商人。小屯村民和附近村庄村民在小屯村长期地私挖乱掘，除毁坏了不少古代遗物之外，对殷墟地层的破坏也相当严重，这给后来的考古挖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甲骨学者们为此痛心疾首，多次呼吁保护国宝文物，要求科学地发掘殷墟遗址。
在学者们的努力下，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10月开始在河南安阳小屯村进行考古发掘。自此，闻名于世的“殷墟发掘”帷幕拉开了，这一发掘被当时有的学者称之为“科学发掘”，与私人乱挖乱掘有着天壤之别。这一发掘也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正式产生。
1928年在小屯村开始的“试掘”共发掘出有字甲骨854片，其中字甲555片，字骨299片。同时出土的还有骨、蚌、石、陶和青铜碎片等物。发掘结束后，董作宾向史语所写出了《民国十七年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中央研究院决定对安阳小屯再次进行考古发掘，于是1929年3月，由田野考古学者李济任考古组主任，主持第二次殷墟发掘。这次共发掘出土有字甲骨740片，其中字甲55片，字骨685片。
1929年10月至12月史语所考古组在小屯进行第三次发掘时，河南省政府派河南博物馆馆长何日章组织一支发掘队，也去小屯发掘了2个月。次年2月20日至3月9日；4月12日至月末，再进行挖掘。这两次挖掘出土有字龟甲2673片，有字牛骨983片，共出土甲骨文3656片。自1928年10月开始至1937年6月，史语所一共进行了15次发掘，总计出土甲骨文24918片。十年间，两个机构在殷墟的考古发掘中共出土甲骨文28574片，有字牛骨3656片。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开始，史语所对殷墟的考古发掘被迫中断。1950年4月，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恢复了中断13年的殷墟发掘工作。这次发掘在武官村北发现了武官村大墓，发现了用人殉葬和祭祀的实例。又在四盘磨的发掘中出土了一片字骨，共3行16字殷商卦符，与一般常见的卜辞有所不同。此后对殷商的发掘主要是配合基本建设。在一般保护区和殷墟外围进行工作，在重点保护区发掘甚少。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殷墟发掘被迫第二次中断。
1969年春，为配合安阳钢铁厂的基建，在殷墟西区进行钻探发掘，殷墟发掘又悄然开始。1973年，又先后两次在小屯南地发掘，共开探方21个，发掘面积430平方米。在小屯南地共出土甲骨万余片，发掘后清理出有刻辞的4569片，经缀合、墨拓后，著录为《小屯南地甲骨》。
自1950年起对殷墟采取有力保护措施，配合基本建设，有计划有重点地发掘，至上世纪90年代初，总计出土有字甲骨6233片。尤其是小屯南地发掘，出土成批的甲骨和其他的遗物，为甲骨文的分期与殷墟文化的分期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
保藏与研究
随着大量甲骨的出土和发现，对这些文字的研究工作也逐渐开展起来，甲骨学成为一门独立的显学。经过诸多学者的毕生研究，甲骨学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就。
自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算起，甲骨学已有了上百年的历史。纵观这百年，甲骨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4个时期：
1.草创时期
1899～1928年这段时间，学者取得的成就主要有：对甲骨文的出土地进行探寻；确定了小屯村为殷墟所在地以及甲骨文的时代；并对甲骨文进行了初步的识读、断句和考释。
在这一时期，除了王懿荣外，王襄、孟定生、刘鹗等人也投入甲骨文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中。刘鹗共收藏甲骨文约5000余片，1903年他选录刊印《铁云藏龟》一书，这是甲骨文资料著录的第一部著作，一下子扩大了甲骨文资料的流传范围，使古文字学家获得了研究甲骨文的机会，标志着甲骨文从学者书斋中的“古董时期”进入了“金石时期”。
1904年，学者孙诒让根据《铁云藏龟》写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甲骨文研究著作《契文举例》。
另两位学者罗振玉、王国维在这一时期对甲骨文研究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罗振玉探明了甲骨出土地是安阳小屯村。1911年至1916年他先后出版了《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殷墟书契后编》、《殷墟古器物图录》等著作。在王国维的协助下，罗振玉在《殷墟书契考释》中考定了商代帝王22、先妣14、人名78、地名193、文字485.在甲骨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甲骨文研究进入了“文字时期”。
在文字考释的基础上，王国维以甲骨文作为史料研究商史，对商周的礼制、都邑、地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17年，他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把甲骨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标志着甲骨文已由“文字时期”进入了“史料时期”。在这两篇文章中，王国维考证甲骨文中出现的先公、先王和父、兄之名，和《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基本相同，这就证明了甲骨文是商代之物，不仅大大提高了甲骨文的学术地位，也证明安阳小屯是湮没了3000多年的殷墟。
2.发展时期
1928～1949年是甲骨文的科学发掘和甲骨学的发展时期。1928年至1937年，史语所把西方现代考古学和中国传统的金石学结合起来，对殷墟进行了累计15次大规模发掘，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对殷墟的挖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形成。
这15次发掘，共得甲骨文24918片甲骨文，由于有明确的坑位和层位的记载，并伴有出土物，因此比传世的甲骨更具有史料价值。在发掘过程中，人们还发现并整理出了殷都的王宫区、平民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和殷王陵，并获得大量的青铜器、玉石器、陶瓷器、骨蚌器等珍贵文物。这为搞清殷墟的布局，研究殷商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董作宾是殷墟科学发掘的开创人。他先后9次参加、主持或监察殷墟的发掘，为殷墟的科学发掘作出了贡献。董作宾将殷墟科学发掘所得甲骨文辑为《殷墟文字甲编》和《殷墟文字乙编》。《甲编》收录甲骨文3938片，《乙编》9105片，总计13043片，囊括了发掘所得甲骨文的精华。董作宾1933年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提出了分期研究的10项标准，并把273年的甲骨文分作了5个时期。另外董作宾对甲骨学的自身规律和基本问题，诸如甲骨的整治与占卜、甲骨文例、缀合与复原、辨假识伪等方面，也都进行了深入细致地研究并取得卓越成果。另外，董作宾还进行了中国古代年代学的研究，从1934年开始至1945年，他用10年的功夫完成了宏篇巨制《殷历谱》，提出了自己解决殷周年代问题的主张。在完成《殷历谱》之后，董作宾继续进行古代年代学的深入研究，相继发表了《武王伐纣年月日考》、《关于古史年代学的问题》、《中国年历总谱》等论著。董作宾的古代年代学的研究自成一家之言，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推动了年代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对今天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郭沫若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也是一个著名的甲骨学家。他出版的《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两书收入甲骨文精品2500余片，为甲骨学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他的《甲骨文字研究》及《卜辞通纂》、《殷契粹编》，在文字考释方面也有许多独到见解。
3.深入研究时期
1949～1978年是甲骨学深入研究时期。这一时期，甲骨文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成就主要有4个方面：第一，甲骨文新材料的不断出土，在集中、整理、公布材料方面取得了更大成就；第二，在文字的考释、分期断代研究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深入；第三，利用甲骨文资料的商史研究取得许多新的成果；第四，安阳殷墟以外的商代遗址的发现，西周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扩大了甲骨学商史研究的领域。
这一时期的甲骨学家，具有吃苦耐劳、艰苦创业的精神和勤奋严谨的治学态度，自20世纪50年代已有作品问世，至今仍能不断见到他们的学术论著出版问世。他们“传道受业解惑”，大力培养接班人，在学术领域里起了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们之中主要有李学勤、裘锡圭、林、高明、王宇信、张永山、杨升南、王贵民、孟世凯、吴浩坤、潘悠、齐文心、陈炜湛等。同时，港台地区有饶宗颐、严一萍、张秉权、李孝定，及日本、美国等国的学者贝冢茂树、岛邦男、白川静、池田末利、伊滕道治、松丸道雄、许进雄、吉德炜、尹乃铉、刘克甫等人，也都在甲骨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4.全面深入研究时期
1978年到现在，甲骨学商史研究得到迅速发展，一大批中青年学者成为研究的骨干和学科的带头人，许多新的成果不断地涌现，他们之中有谢济、袁邦炯、常玉芝、郑慧生、宋镇豪、范毓周、朱凤瀚、彭裕商、沈建华、王蕴智、常跃华等人。
这段时期，甲骨学虽然取得许多辉煌成就，但“甲骨学的研究不是已经完成，而是刚刚开始，真正深入于甲骨研究的人会感到这片园地虽然经过很多人开辟，仍然是满目丛莽，有好多很基本、很重要的问题尚未解决”。这种形势为新一代的甲骨学商史研究者提供了充分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广阔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