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人喜欢喝酒，从商王至一般平民阶层，整个社会都弥漫着嗜酒之风。根据资料显示，当时不但有用粮食酿造的米酒，还有药酒、果酒，甚至类似于现代意义的啤酒……
美酒甘醴
中国造酒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上古时期。《诗经》中“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的诗句，表明中国酒的兴起，已有5000年的历史了。据考古学家证明，在近现代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制品中，已有了专用的酒器，说明在原始社会，中国酿酒已很盛行。以后经过夏、商两代，饮酒的器具也越来越多。在出土的商代文物中，青铜酒器占相当大的比重，说明当时饮酒的风气确实很盛。
当时的酒精饮料有酒、醴和鬯。用蘖法酿醴，在远古时期也可能是中国的酿造技术之一。商代甲骨文中对醴和蘖都有记载。
除了“酒”、“醴”之外，殷商的酒类中还有“鬯”。鬯是以黑黍为原料，加入郁金香草（也是一种中药）酿制而成的一种酒，它也是最早有文字记载的药酒，常被用于祭祀和占卜。《周礼》中记载：“王崩，大肆以鬯”。意思是说在帝王驾崩后，用鬯酒来洗浴其尸身，可长时间地保持不腐。目前还无法证明商代是否有类似的防腐术，不过“鬯”在商代作为一种酒类是被甲骨文所证实的。
在中国，谷物粮食酿造的酒一直处于优势地位，而果酒所占的份额很小。
1980年，研究者在发掘一个河南商代后期的古墓时，发现了一个密封的铜卣。分析表明，铜卣中的残留液体为葡萄酒。这个发现说明中国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有了葡萄酒。不过当时酿造葡萄酒是采用人工栽培的葡萄还是野生的葡萄，这一点尚没有资料可以证明。
另外，在商中期的一个酿酒作坊遗址中，研究者还在一个陶瓮中发现了枣、李子、桃等果物。这个发现可以作为上一个发现的佐证，它使人们有理由相信，在商代，除了用谷物原料酿造的酒外，用葡萄等果物酿造的酒也已经成为人们日常宴饮的美味。
中国古代的啤酒——醴
人们总以为啤酒是舶来品，不是中国人自己的东西，认为中国自古以来从没有啤酒，但是，根据古代的资料，早在远古时代，中国就有类似于啤酒的酒精饮料，古人称之为醴。大约在汉代后，醴被酒曲酿造的黄酒所淘汰，中国自产的啤酒—醴才退出了历史舞台，一直到西方人打开中国国门时，国人才再一次知道啤酒这种饮料。因此很多人认为啤酒是舶来品也就不足为奇了。
啤酒是以发芽的谷物为原料，经磨碎、糖化、发酵酿制而成的。与其类似，在中国远古时期的醴是用谷芽酿造的，即所谓的蘖法酿醴。《周礼·天官·酒正》中也有“醴齐”，醴在远古时代应属于一类酒精含量非常低的饮料。在殷商的卜辞中出现了“蘖”（谷芽）和“醴”这两个字，而且出现的频率不低。综合卜辞中的有关条文，可以看出蘖和醴的生产过程。蘖法酿醴的过程与啤酒的生产过程基本相同。
第一是蘖的生产。殷商的卜辞中有大量关于蘖黍、蘖粟等方面的记载。这说明用于发芽的谷物种类是比较丰富的。第二是“作醴”。就是把发芽的谷物浸泡在水中，进行糖化、酒化，再接着是过滤。卜辞中还有“新醴”和“旧醴”之分，新醴是刚刚酿成的，旧醴是经过贮藏的。
后来的酒曲酿酒与蘖法酿醴可谓一脉相承。用蘖酿醴可能是用水浸渍蘖后，让其自然发酵。酒曲酿酒开始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浸泡，但由于原始的酒曲糖化发酵力不强，可能酒曲本身就是发酵原料，所以这种方法并没有得以推广；后来由于提高了酒曲的糖化发酵能力，就可加入新鲜的米饭，酿成的酒酒精含量也就能提高。这样曲法酿酒就淘汰了蘖法酿醴。
不过，蘖法酿醴这种酿酒方式在中国的酿酒业中也曾经占据过不可替代的地位。其历史跨度可能远远超过了目前的酒曲酿酒法。
全民嗜酒
商人嗜好喝酒，以至于饮酒之风弥漫在整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商王祭祀先祖，一定用酒食美味作为享礼。关于商纣王的嗜酒，史料记载甚多。《史记·殷本纪》称其“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史记正义》引《太公六韬》解释说：“纣为酒池，船糟丘而牛饮者三千余人为辈。”《大戴礼记·少闲第七十六》称纣“荒耽于酒，淫于乐，德昏政乱。”
《尚书·酒诰》中也专门谈到了商朝的统治者是如何因酒误国、因酒丧国的。其文曰：“惟荒腼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可见酒食醉饱的生活，为商代整个贵族统治集团成员所崇尚，而且愈演愈烈，最终酿成了亡国之祸。作为周代初期的作品，《尚书·酒诰》的真实性无可置疑。但由于《尚书·酒诰》毕竟是周代统治者的训诫之辞，难免有失偏颇。因为它把商代的嗜酒现象仅仅局限于统治阶层。
事实上商人嗜酒是一种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是一种社会风气。而且商人嗜酒所体现的是一种精神状态，这种风气不只在贵族统治阶层中恣意蔓延，还逐渐泛滥于一般平民阶层之中，从而影响着当时的整个社会风气。这一点从商代平民墓中发掘情况就可以看出，根据1969～1977年在殷墟西区墓地发掘的成果，平民墓中最常见的随葬品是陶制、铜制或铅制的酒器觚、爵，其数量约占随葬品总量的60%左右。前期主要为觚、爵配食器豆或鬲；后期主要为觚、爵配盘、鬲、罐之类，没有觚、爵的墓极少。可见，饮酒之风在平民之中已非常盛行。还有一小部分中小型墓，即使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都不多，墓主生前社会地位较为卑微，但也总要与酒发生一些瓜葛，这些发现足以反映商代寻常平民的饮酒嗜好。
殷商酒礼
在贵族统治者之间，崇尚饮酒始终贯穿商王朝的始终，这一点在贵族葬制方面有着非常明显的反映。曾有研究者对郑州商城、辉县、温县、殷墟等商朝中心统治区内77座不同时期贵族墓内出土的青铜礼器进行总体考察比较，发现以觚和爵为核心的酒器组合方式，几乎贯穿了整个商代。郑州商城个别贵族墓还以象牙觚替代铜觚。殷墟各期墓葬中，虽然铜礼器种类逐渐增多，但是觚、爵仍是组合的核心。
商代后期比前期墓葬的器类搭配更加繁复，并逐渐形成了酒器加炊器、食器、盛器、水器和礼乐器的完善组合。
考古学家邹衡最早注意到“商礼”以酒器觚、爵数目来区分墓主的身分。在考古研究中，他发现凡是酒器大都放置在棺椁内，而炊食器都放在棺椁外，两者与墓主人显然存在着亲疏不同的关系，所以说早商礼器已经是重酒器而轻炊食器了。这种重酒器的礼制，一直延续到晚商时期。在殷墟妇好墓中，共出土了210件青铜容器，其中酒器的数量就约占74%。事实上这种以酒器数量表现墓主人的身份地位的习俗，正式建立是从商代前期开始，并一直延续到后期的重酒之风上的。
愈演愈盛的重酒之风最终使得青铜铸就的酒器深深渗入了“明贵贱，辨等列”的“礼”的时代内涵。酒器的质量和数量也最终成为了“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的重要礼制象征。其发展到最后，必然会导致统治者的酒醉沉湎，荒于政务，社会和政治等各方面矛盾的降临，当然也就不可避免了。
器中藏礼
以青铜酒器觚、爵的拥有套数来辨别贵族身份尊卑的商代社会传统，在近年来发掘的商代墓葬中逐步显露出了清晰的等级规制。根据统计，自商王之下，各地商墓随葬青铜觚、爵的套数，从高到低大体可以分为50、10、6、5、4、3、2、1套等共计8个等级。呈现出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特征。
第一等级可拥有50套以上以青铜觚、爵为中心的酒器组合，他们包括殷商王室中最上层的权贵和受宠爱的王妃；
第二等级可拥有10套以青铜觚、爵为中心的酒器组合，它们的主人是殷商王朝的高级权贵或者军事统帅，同时也可能包括各地方国的君主；
第三等级是6套酒器的使用者，他们的身份很可能是各地方国的上层显贵；
第四等级是5套酒器的使用者，这一等级的人群基本上是各地方国的高级官员或属于在商王朝受有封地的贵戚；
第五等级的使用者可拥有4套以青铜觚、爵为中心的酒器组合，他们包括商王身边的侍卫、各地方国的一般军事将领和地方强族；
第六等级可享有3套酒器，其身份应该是中等权贵；
第七等级可拥有2套，这一等级的人数较多，具体可包括一般贵族子弟、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中等武官，还有弱小土著族的酋长；
第八等级是1套酒器的使用者，这一等级的人群十分广泛。大致属于末流贵族和中上层自由平民。其中末流贵族可能具体包括支族之长、下级武官等。
在这8个等级中，前两个等级可谓是金字塔的最顶端；第二、第三、第四等级代表着金字塔结构的次顶层；第五、第六、第七等级基本上处于金字塔结构的中间层；第八等级则属于金字塔等级的庞大下层。
当然，在这一等级之下，是广大的下层平民和奴隶，精美而又代表身份地位的青铜酒器自然与他们无缘。对于他们来说，能拥有几件陶酒器就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