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清楚地认识到，作为独立的、在野的知识分子，在任何当权者眼中都是一种叛逆，将来共产党执政，怕是更难容他说话，但他的性格又不允许他去依附于当权者，去说一些违心的话。他已经意识到他在生命的未来岁月中无法避免的悲剧。虽然已为此只发言而不行动，并脱离了组织，但在发言时仍然无所顾忌，畅所欲言，透露出高度坦达的儒者风度。
1949年1月20日，蒋介石因众叛亲离、四面楚歌，只好通电下野，让位于李宗仁。当天的《大公报》上就发表了梁漱溟早已完成的长文《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文章政治倾向明显，在历数众多事实后，梁明确指出国民党特别是蒋介石必须承担挑起内战的责任。该文言辞极富挑战性，在当时国民党仍具强大势力的环境中，不能不说是十分大胆了。特别蒋介石虽然下台，但在党内势力未倒，实质是“垂帘听政”的太上皇。梁的亲友都为他的生命安全担心，梁自己却毫不在意，结果他并没有出什么事。
李宗仁新官上任，立即展开“和平”攻势，表示“决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并声称愿意就和平问题与中共重新谈判。他指派邵力子、张治中等五人为和谈代表，并电邀李济深、章伯均、张东荪等民主人士充任调解人。对梁漱溟也再三邀请，但梁都婉言拒绝，只是向李宗仁提了一些建议，同时劝李也应随时准备引退，不要做蒋介石的替罪羊。
历史是公正的，它再次重演了过去的一幕。不过此时和谈主动权已掌握在中共手中，对于李宗仁的和平攻势，中共一方面表示了宽容，一方面又坚持原则，提出了八项和谈条件，其中就包括惩办战犯问题。
对于中共方面的要求，国民党方面表示难以接受。梁漱溟也不满意，他认为如果不谈战犯问题或许更容易达成和平协议。他又一次出来畅所欲言，以期解决和谈中的难题。
首先，梁漱溟满腔愤慨地责问国民党当局：“试问连续三年大战，烽火蔓延数百万方里，前线将士死多少？战区无辜人民死多少？全国各界直接间接所受苦难者有多少……今天一旦你们打不下去，又由你们口里说要和平……把国家害到如此地步，把人民害到如此地步，即不说罪，亦是莫大过失。你们对这过失，竟不负责吗？然而一提到和平条件，你们什么都可以让步，独只有你们自身不容损伤一点，战犯问题不能接受，好像天下人都有罪，只你们无罪！好像天下人都该死，只有你们万万死不得！好汉做事好汉当，你孙科如果有勇气，应当向国人请求把一切罪过一人承担起来，自杀以谢天下！”
之后，梁漱溟则话锋一转：“我倒不主张由共产党把一切国民党人捉来审判治罪，事实上亦捉不到，而且，这么做好像一切是非皆随胜负而定，成则诸候败则囚，亦没有意味。”随即，梁漱溟提出了三条具体建议，要求国民党要员引咎辞职、闭门思过；共产党也应停止内战，同时也应为内战之发生负责；公推公正人士公开审判，即为定谳。
梁漱溟不自觉中又重演了前次折衷方案一事中的角色，置国共双方的方案于不顾，另立自己的方案。他出发点是争取和平，但在中共看来，无疑是替国民党开脱罪责；而国民党又认为他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讨伐自己。梁漱溟自以为不偏不倚却招至双方的怨恨，这何尝不是中国知识分子议政所固有的悲惨结局。梁漱溟又何尝不明白这些，只是他一旦认定自己正确后就一定要说出来，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议政的悲惨结局的症结所在。
事隔不久，梁漱溟又发表了《敬告中国共产党》，“郑重请求中国共产党，你们必须容一切异已者之存在”，“千万不要重蹈过去国民党的覆辙”，要求纠正对中间路线和自由主义者，即他这种人的批判。并要求共产党放弃武力，称“若以旧日‘替天行道’的观念来革命，那是不懂革命的”。如果中共坚持使用武力，即使统一全国，也不会有真正的和平。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毁国。梁漱溟的话或许有些道理，但显然已失去了客观和冷静。他公开袒护国民党不算，还对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公开讥讽，称之为“替天行道”，在当时的形势下，的确起到了很大的负作用。
出于对梁个人的尊重与爱护，共产党并没有追究此事，只是不闻不问，不听取他的建议。但在学术上，立即有不少左翼人士对梁进行反判，指责他不懂马列而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妄加评论，其态度是不科学的，也是不负责任的。这击中了梁漱溟的要害，因为这句话正是他经常用来批评别人的。他顿时哑口无言，知道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便声明自己三年内只发言不行动，不在组织中。同时拒绝了中共请他参加新政议的邀请，退回到重庆勉仁书院的书桌旁，继续他的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