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会说话的人，就是他们能够不断地与对方说一些被认为是无意义的话。其实这些所谓无意义的话，正是进入正题的阶石。就像淘金者，分明知道矿石的绝大部分属于无用，然而他们却不舍弃这些泥沙，耐心地从这些泥沙之中淘取微少的金子。
人们对交谈有一个最普遍的误解是：以为只有那些最不平凡的事件才是值得谈的。这样的结果使他们把彼此的交谈搞得索然无味。他们在搜肠刮肚地寻找重大事件的同时，却忽略了谈话本身所应具有的意义。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体会，当你见到熟人的时候，你在脑子里苦苦地搜索，想找一些怪诞的奇闻，惊心动魄的事件，或是令人神往的经历，以及令人兴奋刺激的事情。
自然，这一类事情是一般人最感兴趣的了。能够在谈话的时候，讲出这样动听的事情，无论对听的人，还是对讲的人，都是一种满足。但是，这一类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毕竟不多。有些轰动社会的新闻，是用不着你来说别人就已经听说过的。即使是你亲身经历过的比较特殊的事情，也不必到处一讲再讲。此外，你在某一个场合讲很受欢迎的故事，在另外一些人面前就不一定受欢迎。因此，你若认为只有那些最不平凡的事情才值得谈，那你就会经常觉得无话可谈了。
其实，人们除了爱听一些奇闻轶事以外，也很愿意和朋友们谈一些有关日常生活的普通话题。比如，小孩子长大了，要进哪一所学校比较好啦，花木被虫子咬了应该买哪一种杀虫药啦，最近有什么电视剧好看啦，等等，这些都是良好的谈话题材，也都能使谈话对方感到有兴趣。
1986年10月15日，《北京日报》报道了邓小平会见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她丈夫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的消息：
邓小平迎上前去，对女王说：“见到你很高兴，请接受一位中国老人对你的欢迎和敬意。”
这句问候的话中，邓小平以“一位中国老人”自称，不仅表现了谦虚，更体现了中国人民对英国贵宾的友好感情。
更妙的是接下去的会谈——在亲切友好的会见中，邓小平谈笑风生。他说：“这几天北京的天气很好，这也是对贵宾的欢迎。当然，北京的天气比较干燥，要是能‘借’一点伦敦的雾，就更好了。我小时候就听说伦敦有雾，在巴黎时，听说登上巴黎铁塔，就可以望得见伦敦的雾。我曾登上过两次，可是很不巧，天气都不好，没有看到伦敦的雾。”
爱丁堡公爵说：“伦敦的雾是工业革命时的产物，现在没有了。”
邓小平风趣地说：“那么，‘借’你们的雾就更困难了。”
公爵说：“可以‘借’点雨给你们，雨比雾好。你们可以‘借’点阳光给我们。”
在这段对话中，双方都在谈“天气”，谈“雾”，谈“雨”，谈“阳光”，这是极标准的“寒暄”了吧？但是从这寒暄之中，双方已开始融洽气氛，联络感情，为进一步会谈打下良好的基础。爱丁堡公爵说“伦敦的雾是工业革命时的产物，现在没有了”，言语间流露出英国工业历史悠久而且环境治理成效显著的自豪感，而“借”雾，“借”雨，“借”阳光之类的言辞，也委婉而巧妙地传达着双方有着互助互利、友好合作的诚意。这样的聊天，谁能说不值得回味呢？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主动与美国代表团接触，也堪称美谈：
1954年，在日内瓦召开了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重大国际会议。美国代表团团长、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一个顽固派，推行敌视和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他嘱咐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在会议厅或走廊上遇见中国人时不予理睬。日内瓦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不久，杜勒斯离开了日内瓦。美国代表团改由杜勒斯的助手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任团长。周恩来总理觉得美国代表团中并不是每个人对中国的态度都与杜勒斯一模一样，他决定直接同史密斯打交道。
有一次，周恩来走进酒吧间，看见史密斯在柜台前正往杯子里倒咖啡。他径直向史密斯走去，主动伸出手。
史密斯猝不及防，不由一愣，但还是迅速作出了反应。他左手夹着一根雪茄烟，急急忙忙用右手端起咖啡，故意显示他的双手忙不过来。尽管如此，中国总理已把坚冰打破了。二人进行了短暂的交谈。
不久之后，在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的时候，周恩来正在会议休息室里与人谈话。史密斯走上前去向中国总理问好，还说总理的外交才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为能结识总理而感到高兴。
周恩来回答说：“上次我们见面时，我不是首先向你伸出手吗？”
史密斯笑了。临走时，用肘碰了碰总理的胳膊——对于杜勒斯下过的“不许同中国人握手”的禁令，史密斯不敢违抗，便以“肘”碰“胳膊”的变通方式表达了自己的问候。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与美国代表团打破坚冰的尝试获得了成功，为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铺平了道路。周恩来卓越的交谈艺术在国际舞台上写下了精彩的一页。
§§第二章 交际应酬——挑别人爱听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