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远大捷之后，袁崇焕迅速升为右佥都御史。随后，为了争取时间整顿军队和规划防御措施，袁崇焕只好与后金辗转在战与和之间。皇太极在经过长时间的议和中没有等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于是在天启七年五月六日，决定以战求和向宁锦攻来。没想到再次大败而归。
努尔哈赤死后，他的第八个儿子皇太极接位。皇太极的智谋武略，实是中国历代帝皇中不可多见的人物，是个人才，其才干见识，不在刘邦、刘秀、李世民、朱元璋之下。
努尔哈赤是罕有的军事天才，虎父无犬子。这个老将虽然死了，但继承人却是一个同样厉害的人物。皇太极的军事才能虽然比不上自己的父亲，但政治才能却有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味道。虽然说努尔哈赤死了，但袁崇焕所受到的压力却一点也没有减轻。皇太极接位之时，满洲正遭遇着极大的困难。努尔哈赤一死，满洲内部人心动荡。努尔哈赤遗命是四大贝勒同时执政，行使的是集体领导制，皇太极的地位很不巩固。在经济上，因为与明朝开战，人参、貂皮等特产失去了传统市场。满洲当时在生产上是奴隶制，掳掠了大批汉人来农耕，生产力相当低。但军队大加扩充，这时已达15万人，军需补给发生了很大的问题，偏偏又遇上严重的天灾，辽东发生了饥荒。如向关内侵略，却又打不破袁崇焕这一关。
在这时候，皇太极订下了一个战略：侵略朝鲜。当时的朝鲜物产非常丰富，但兵力却非常薄弱，正因为如此，所以朝鲜成为了皇太极理想的掠夺对象。皇太极进攻朝鲜，可以解决经济上、战略上的双重困难，可以说是两全其美，同时还可以在军事胜利之中树立很高的威望，巩固了自己的权位。
明朝方面的困难也不小。训练一支既能守，又能战，而且还能进一步收复失地的精锐野战军，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袁崇焕任宁前道佥事时，山海关外四城，纵深约200里，广约40里，屯兵六万余人，粮饷全靠关内供给。后来在孙承宗、袁崇焕主持下，恢复锦州、中屯、大凌河诸城，国防前线向北推展，屯田数千顷，兵士足食。高第代孙承宗为经略，尽弃锦州诸城，宁远没有了外卫，也没有了粮源。靠朝廷的接济是没有希望的，朝廷向来拖欠粮饷。袁崇焕做辽东巡抚，首要目标是修复锦州、大凌河等城堡的守备，然后屯田耕种。但筑城这一工程需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在施工期间又不能受到敌人干扰，在和后金处于战争状态之时是无法进行的。
所以明与后金双方，都期望休战一段时期，以便进行自己的施工计划。明方是练兵、筑城、屯田，后金是进攻朝鲜，巩固统治。在这样的局势下，具备了充足的议和条件。
明方的议和是养兵蓄锐，他们最后目标是要消灭后金，收复全部的辽东失地。而后金的议和主要是守势，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已经得到的土地，想让明方承认双方的现有疆界，双方和平共处，进行贸易。因为双方的国力相差实在太悬殊了。官方的纪录说明明朝当时的人口是6000多万，而实际上却远远不止这些，因为当时男丁要被政府征去服劳役，不参加的要缴钱代替，所以百姓当然尽可能的谎报人口。外国学者们的估计差距很大，最高的估计认为那时中国人口是1亿5000万人。后金大概不到50万人。人口的对比是二百比一甚至三百比一。后金所占的土地，只是今日吉林、辽宁、黑龙江的一部分，与明方相比也是相差极远。
后金的长处，主要是其战斗力强劲和统帅部高明的军事才能。只要袁崇焕镇守宁远，后金的长处就永远发挥不出来。持久的缠斗下去，后金肯定支持不住。
宁远大捷的胜利，在军事上并没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次战役并没有摧毁后金的主力，甚至没有削弱后金的战斗力。然而在政治上，却对士气与民心起到了非常巨大的振奋作用，这使明朝军民知道后金也不是不会打败仗的。经此一役之后，本来投降了后金的许多汉人官吏和士卒又逃回来了。宁远城头的大炮，轰碎了“女真万不可敌”的神话。
后金从来没有期望过自己真的能征服明朝。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祖宗，长期以来做明朝所封的边疆小官。努尔哈赤幼时住在明朝大将李成梁家里，类似童仆奴隶。所以他们对于明朝有先天性的敬畏，自卑感很强。宁远之战，使他们潜意识中隐伏着的自卑感又开始萌芽。
明朝是自己覆灭的，并非是让清朝打垮的。
后金与明军交战，始终强调“七大恨”，认为明朝有七件大事欺侮了女真人，逼得他们忍无可忍，才起兵反抗的。后金一直没有自居能与明朝处于平等地位。“七大恨”的基本思想，是抱怨明朝作为最高统治者，却在努尔哈赤与敌对部族发生争执时袒护对方，没有公平处理，那是下级对上级的申诉。例如第五大恨的“老女事件”，叶赫部的一个王公本来答应把他14岁的妹妹送给努尔哈赤为妾，但20年后，这个36岁的“老女”改嫁给蒙古王子，努尔哈赤认定是出于明朝的授意，身为上级却不秉公断事。
差不多在每个战役之后，后金总是建议谈和。因为他们对于目前的成就早就已经喜出望外了，本来是做梦也不会有的，只求朝廷正式承认他们所占的土地，让他们能永久保有，就已心满意足了。但明朝的态度从来都是置之不理，因为，他们认为对方根本没有谈和的资格。明朝的态度是这样：“你们是朝廷的部属，只能服从命令，怎么能要求谈判和平？”这种死要面子的心理，使得明朝始终没有争取到一点喘息的时间来整顿军备、巩固防御。袁崇焕充分了解到争取暂时和平的重要性。努尔哈赤的逝世正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这时刚好有一个五台山的喇嘛来到宁远。满洲人信佛教，尊崇喇嘛，袁崇焕就请喇嘛作中间的使者，派了两名都司和随从共33人，于天启六年十月去沈阳吊祭努尔哈赤之丧，作初步的和平试探。但他知道朝廷绝不喜欢提“议和”两字，所以报告朝廷时，只说是派人去窥探虚实，再决定是不是应该征讨，还是招安。这种夸大的说法，目的只是为了满足皇帝和大臣们的虚荣心。
双方统帅都熟知《三国演义》中的故事，袁崇焕这出“柴桑口卧龙吊丧”，皇太极怎么会不懂。他将计就计，于十一月派了两名使者，与喇嘛一起来到宁远，致书袁崇焕，表示了和平的意向。其中说：“你停息干戈，派喇嘛来吊丧，并贺新君登位。你既以礼来，我也当以礼往，所以派官来道谢。至于和议一事，我父亲上次来宁远时，曾有文书给明朝朝廷，请你转呈，但直到今天都没有答复。你的君主如果答应前书，愿意和平，应当以诚信为先。”
在书信中皇太极将后金与明朝平头并列。此时，袁崇焕深刻地清楚当今朝廷的自高自大，对于文书的体例十分看重，如果真将来信转呈，必定要碰大钉子，同时看到信中语气也不是很客气，便告知使者说：“此信格式不合，难以上奏。”并将原信交给使者退回。皇太极改写了信封上的格式，袁崇焕认为仍然不对，再次退回。皇太极第三次改写，自处于较低地位，袁崇焕才收了信。袁崇焕收了信并不代表明朝同意了，明朝依旧是一贯地不予理睬。
第二年正月，皇太极再遣使节，致书袁崇焕求和，信中说：“两国所以构兵，在于以前明朝派到辽东的官员认为明朝皇帝是在天上，自高自大，欺压弱小部族，我们忍无可忍，才起兵反抗。”下面照例列举七大恨，然后提议讲和。讲和要送礼，要求最初缔结和约时明朝送给后金黄金十万两，白银百万两、绸缎百万匹、布千万匹。缔约后两国每年交换礼物，后金送礼：东珠十颗，貂皮千张、人参千斤。明朝送礼：金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匹、布三十万匹。两国缔结和约后，就对天发誓，永远信守。
所提的要求是经济性的，可见当时后金深感财政困难，对布匹的需要尤其殷切。
大概猜想袁崇焕要奏报朝廷，等候批复，需要一些时间。所以隔了两个月后，后金的使者才回去，随同明方的使者，并带去袁崇焕及李喇嘛的书信各一封。猜想朝廷对金方的要求肯定是全部的拒绝，所以袁崇焕无法做出任何的让步，他的回信内容雄辩，文采焕发，说道：过去的纠纷，都是因双方边境小民口舌争论而引起的，这些人都已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就算再想追究，这些人也已经死了，我只希望双方都能将这些事情忘记了。你十年的苦战，如果说只是为了这七件事，现在你的仇敌叶赫等等都早被你消灭了。为了你们用兵，辽河两岸死者何止是十人？仳离改嫁的也何止只有老女一个人？辽沈界内人民的性命都不能自保，还谈什么财物？你的仇怨早都报了，早已志得意满。只不过这些极惨极痛的事情，我们明朝难以忍受罢了。今后若要和好，那么请问：你如何退出已占去的城池地方？如何送还俘虏去的男女百姓？只有盼你仁明慈惠、敬天爱人而作出决定了。你所要求的财物，以明朝物资的丰富，本来是不会小气，只是过去没有成例，多取也不合天意，还是请你认真斟酌再作决定。和谈正在进行，你为什么又对朝鲜用兵？我们文武官属不免怀疑你言不由衷了。希望你撤兵，以证明你的盛德。
李喇嘛的信中说：袁巡抚是活佛再世，对于是非道理，心里十分明白，这样的好人是很难遇到的，愿汗与各王子一切都放开了吧，佛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皇太极回信给袁崇焕说：“过去的怨仇，当然是算了，否则冤冤相报何时了呢？我又何必议和修好？你们的土地和人民归我之后，都已安定，这是天意，如果重新归还，那既违反了天意，又对不起人民。后金之所以要出兵朝鲜，完全是由于朝鲜的不对，现在已经讲和了。说到”言不由衷“为什么你一面说要修好，一面又派哨卒来我们的地方侦察，收纳我们逃亡的兵卒，官兵还逼近我方的边界，修筑城堡？其实是你才是”言不由衷“我将帅对你也大有怀疑。至于所要求的”初和之礼，金银等可以减半，缎布只要原来要求的半成。我方也以东珠、人参、狐皮、貂皮等物还赠，表明双方完全公平。既和之后，双方互赠仍如前议。如果同意，希望办得越快越好。
关于来往书信的格式，皇太极提议：“天”字最高，明朝皇帝低“天”一字，后金汗低明朝皇帝一字，明朝诸臣低后金汗一字。
他在答复李喇嘛的信中，抱怨明朝皇帝对他的书信从来不加理睬；又说：你劝我“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这话说得很对，但为什么你只劝我而不去劝明朝皇帝呢？如果双方都回头修好，那岂不是更好？
后来皇太极又写信给袁崇焕，抗议他修筑塔山、大凌河、锦州等城的防御工作，认为他这样做是缺乏和平的态度和诚意，并提议划定疆界。平心而论，明朝朝廷瞧不起后金，对于对方的来信也一概不答，只由地方官和对方通信，后金也难免气愤。后金的经济要求，虽然说是双方互赠，实质上当然是金方占大便宜。金方虽然答应赠送东珠、人参、貂皮等物，但这些东西大概最多也就只能抵过绸缎和布匹的钱，明方付出的每年一万两黄金、十万两银子，等于是无偿赠与，打水漂。那时候一两黄金约等于十两银子（明初等于四两，后来金贵银贱），明朝每年以二十万两银子买得一年和平，代价低廉之至。熊廷弼守辽之时，单是他一军每个月的饷银就需十多万两银子。如果有了十年和平，大加整编军队，再出兵挑战，主动与被动的形势也就转过来了。
皇太极对于缎布的要求一下子就减少了百分之五十，而且又建议以适当礼物还报，希望和议尽快办理，可见对于缔结和平他的确具有极大的诚意。他自知自己的人口与兵力有限，经不起长期的消耗战。此后每发生一次战争，他便提一次和平要求。
当时议和的障碍主要在于明朝的文官身上。明朝的大臣熟悉史事，一提到与金人议和，立刻想到的就是南宋和金国的和议，人人都怕做秦桧。大家抱着同样的心理：赞成和金人议和，就是大汉奸秦桧。这是当时读书人心中的一个“条件反射”。
袁崇焕从实际情况出发主张议和，朝臣都不同意。辽东经略王之臣更为此一再弹劾袁崇焕，说这种主张就像宋人和金人议和那样愚蠢之至。
其实，明朝当时与宋朝的情况大不相同。在南宋时，金兵已占领了中国北方的全部，议和就等于是放弃收复失地。但在明朝天启年间，金人只占领了辽东，辽西的南部还在明人的手中，暂时议和，影响甚小。
南宋之时，岳飞、韩世忠、张俊、吴璘、吴玠等人，都是兵精能战的大将，金人后方不稳，形势上利于北伐，不利于死守。议和是失却了恢复的良机。明末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及金兵，唯一可以依赖的只有西洋大炮。但当时的大炮十分笨重，不易搬动，只能用于守城，不能用于运动战。
后金与宋议和的时候，宋方绝对屈辱，每年只是宋方片面进贡金帛，并非双方互赠。宋朝皇帝还要对金称臣。但在对于与明朝的议和，皇太极却心甘情愿低于明朝皇帝一级，只要求比明朝的诸臣高一级。皇太极一再表示，后金不敢与明朝并列，只希望地位比察哈尔蒙古人高一等就满足了。他和袁崇焕书信来往，态度上也是明显的谦恭。
可见宋金议和与明金议和这两件事，根本不能予以相提并论。皇太极清楚明人是怎么想的，所以后来索性改了国号，不称金国，而称“大清”，以免引起汉人心理上敌对性的连锁反应。袁崇焕和皇太极信使往来，但因朝中大臣视和议如洪水猛兽，谈判全无结果。
当时私自主张和后金议和，不但冒举国之大不韪，而且是冒历史上之大不韪。中国过去曾因为受到外族军事的压力而议和，通常他们对这样的事情内心总会有抵触，总觉得这是具有屈辱性的，所以，汉族人对这件事情具有先天性的敏感，非常容易的就将“议和”、“投降”、“汉奸”三件事联系在一起。只要军事准备不充分，就暂时与外敌议和以争取时间，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两个英明之主都曾做过这样的事情。汉高祖刘邦曾与匈奴议和，争取时间来培养国力，到汉武帝时才大举反击。唐太宗李世民曾与突厥议和（那时是他父亲李渊做皇帝，但和议实际上是李世民所决定），等到整顿好军队后才派李靖北伐，大破突厥。不过这不是中国历史上传统观念的主流。主流思想是：“与侵略本朝的外敌议和是投降，是汉奸。”其实，同样是议和，却在性质上有着根本的区别，绝不能一并而论。基本关键在于：议和是永久性的投降还是暂时的妥协，这里的议和停战只是策略，决不等于投降。然而明末当国的君臣都是庸才，对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大局发展的前途都是茫无所知的，既无决战的刚勇，也无等待的韧力。袁崇焕精明正确的战略见解，朝廷之中却一致认为是“汉奸思想”。
袁崇焕当然知道现在的局势如果力排众议，对于自己肯定非常的不利，然而他已将个人生死全然置之度外了，只是以大局为重。以他这样刚烈的人，对自己的名声自然是非常的爱惜，现在被人骂为“汉奸”，这可是最痛苦的事情了。比较起来，死守宁远、抗拒大敌，在他心里并不算是难事，最多打不过，一死殉国就是了，这样也算心安理得。但现在却要背负“历史罪人、民族罪人”的罪名，这样问题严重多了。越是那种无私的人、刚强的人，越是宁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不愿意忍受耻辱。而越是儒家的书读得多，心中历史感极其深厚的人，也越是宝贵自己的名节。
他是一个冲动而又热情的豪杰，是“宁为直折剑、犹胜曲全钩”的志士，可是他终于决定了要忍辱负重。
在他那个时代，绝对没有说尊重少数人意见的习惯和风度。往往是少数服从多数，根本不把少数人的意见放在眼里。包括袁崇焕自己在内，他们都一致相信“国人皆曰可杀”多半便是“可杀”。那是一个非此即彼、决不容忍异议的时代，是正人君子纷纷牺牲生命而只是为了提出正义见解的时代。卑鄙的奸党越是在朝中作威作福，士林中对风骨和节操越是看重。东汉和明末，是中国历史上读书人道德价值最受重视的两个时期。岁寒坚节，在当时的道德观念中，与“忠”、“孝”具有相同的地位。他很爱交朋友，知交中有不少是清流派的人。如果他最终因主和而为天下士论所不齿，那么对他将是多么严重的影响。
他对后金的和谈并不是公开进行的，因此并没有受到普遍性的打击，但他当然预料到纸是包不住火的，将来总有一天要公开，与后金议和的谴责不可避免地会落到自己的头上。
诸葛亮出师北伐，天下人都知道他的忠诚；岳飞苦战抗敌，天下人也都知道他的勇敢。袁崇焕的功业或许比不上诸葛亮和岳飞，当然，这也是很难作以对比的，然而他身处嫌疑之地而行举世嫌疑之事，这种精神上的痛苦负担，诸葛亮和岳飞却有幸不必经历。袁崇焕有一句诗：“辛苦后人知”。当真是英雄寂寞，壮士悲歌。他明明知道不能得到当时人的谅解，但他还是那样做了，他只盼望自己这番苦心孤诣能为后人所知。
正确的战略决策无法执行，朝政也越来越腐败，在魏忠贤笼罩一切的邪恶势力下做官，天天都可以丢掉性命。关外酷寒的气候，生长于亚热带的广东人实在是觉得难以忍受。在这期间，袁崇焕从广东招募来的人员中有一些人要回故乡去了。袁崇焕作了一首诗《边中送别》为这些人赠别，表达了他在逆境中坚定的决心。
边中送别
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
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