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来势快，去势急，不急不快时，又最善于融合。日本人强调“和”，“和魂”，强调义理至上，团队至上，殷勤重礼，真正地做到了礼胜于法，他们追求完美，崇尚荣誉……这些都是促进日本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内因。
有人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一群中国人是条虫；一个日本人是条虫，一群日本人是条龙。不论此说法确切与否，它至少反映出了中国人与日本人的不同特质。著名学者戴季陶在《日本论》中说：“我确信日本人具有一种狂热的信仰力，这种信仰力的作用足以使他无论对于什么事情都能够百折不挠，能够忍耐一切艰难困苦，能够为主义而牺牲一切，能够把整个民族打成一片。”这种“狂热的信仰力”，就在于日本人不断地熔铸和魂和“以和为贵”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
儒家、“神道教”、“和魂”与日本精神
日本民族的凝聚力之强，为举世所公认。这种凝聚力又来自国民对民族的强烈的认同感。人类学家已经考证出来，日本民族的人种的主体属于移民。日本列岛的土著居民叫阿伊努人，早就被移民所同化，现在残存的阿伊努人约有2万人，全部居住在北海道附近的几个小岛上，对日本文化早就没有什么影响力。古代日本人主要来自蒙古和南洋诸岛，从中国的秦汉时代开始，大批移民漂洋过海从中国和朝鲜大举进入日本，为日本列岛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文明。
日本人虽然是由移民陶冶而成的民族，却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清一色”民族。所谓“清一色”民族，就是指绝大多数的日本人认同自己的来源和文化是一致的，即占99%以上的日本人都认同自己属于“大和民族”。日本是世界上纯度最高的大国，可以称之为单一民族国家。
“和魂”，即“大和魂”，是日本民族性的核心和主体，是日本人的身份标记，也是每个日本人最基本的共同点。正是所谓的“大和魂”，把日本人紧紧地拴在一起。然而，对于“大和魂”是什么？文化学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始终争论不休。
日本“以和为贵”的“大和”精神追根溯源，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很大。
大约公元5世纪初，中国人王仁带着郑玄注解与何晏集解两部专集在内的10卷《论语》去了日本，并开始在那里讲解《论语》的思想。从那时起，《论语》逐渐被日本人所接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种影响在日本皇室等高层人士中更为巨大，以圣德太子最为突出。在其执政时期，圣德太子把《论语》的中心思想总结为“礼”和“仁”两方面，并以此为基础制定了《十七条宪法》。该宪法的第一条就是“以和为贵，无忤为宗。人皆有党，亦少达者，是以或不顺君父，乍违于邻里，然上和下睦，谐于论事，则事理自通，何事不成？”这明显出自《论语》中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圣德太子还广设国家学堂“学问所”，尊孔子为“先圣”，要求学生必须修读《论语》，推而广之，又涉及到《周易》、《尚书》、《左传》等汉学。
此后，《论语》在日本受到极大欢迎。日本精英伊藤仁斋等人对《论语》推崇备至，称其为“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书”。明治维新开始后，明治天皇颁发了“道德以孔子为先”的圣旨，制定了官方版的思想教育大纲《国体之本义》。在其中，强调了日本社会的基本精神是：“以和求存于全体之中，而保持一体的大和。”直到今天，仍有许多日本人将“和”奉为信条，用“和”的准则指导自己的言行。
日本神话传说中最核心的女神——太阳女神（即天照大神，又写作天照大御神。），被奉为日本皇室的祖先，尊为神道教的主神。
如果说儒家思想是“大和”精神形成的外部驱动力，那么“大和”精神的内在基础则是神道教。
日本人的民族认同感不是来源于科学考证的结论，而是他们自己的宗教——神道教。日本文化是外来文化的一个杂糅体，但神道教可以说是日本的国粹。虽然神道教的传教手段、教义乃至组织手段都借鉴了中国的道教、儒教和印度佛教乃至基督教，但仍然可以看作是日本人的一个专利，是日本民族在民族融合中发展起来的一个核心的道具。
日本神道教寺。
为了达到神化天皇家族和“大和”种族的目的，日本人创造了神道教。
在日本人的潜意识里，日本是神的选国，日本人是神的选民，理所当然，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由它来统一万邦、安顿世界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日本人在宗教信仰上充分体现了日本民族熔铸和魂的自信。
各个民族都有许多特殊的神话，在民族历史演变上是很有价值的。“日本人向来也有一个迷信，以为他们的国体，他们的民族，是世界上哪里也找不到的，是神造的。皇帝就是神的直系子孙，所以能够万世一系天壤无穷。”戴季陶先生在分析日本人时，首先就谈到了日本民族和国体与神道教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从表面上看来，日本最盛的宗教是佛教，其实日本统治阶级的宗教却是神教（神道教）……日本人迷信他们的国家是世界无比的国家，他们的皇室是世界无比的统治者，他们的民族是世界最优秀的神选民族。这种思想都从神教的信仰中来的。”
日本人自己的宗教是神道教（Shinto），简称神教，是日本的传统民族宗教，最初以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天皇崇拜等为主，属于泛灵多神信仰（精灵崇拜），视自然界各种动植物为神祇，也赋予各代日本天皇神性。
神道教起初没有正式的名称，一直到公元5至8世纪，佛教经韩国传入日本，渐渐被日本人接受，为了与“佛法”一词分庭抗礼，创造了“神道”一词来区分日本固有的神道与外国传入的佛法。佛教初传入日本时，神道教信徒甚为反对。由大陆渡来的有力氏族，例如苏我氏，支持佛教。日本本土的氏族，物部氏和中臣氏拥护神道教，反对佛教。5～6世纪之际，在吸收中国儒家的伦理道德和佛教、道教的某些教义或思想的基础上，日本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宗教体系。大体分为神社神道、教派神道和民俗神道三大系统。
伊势神宫。
日本号称有80万神、800万神或1500万神（意即极多）镇守日本各地山岳、村镇、城市的神社或神宫，著名的有：伊势神宫、出云大社等，神职人员称为祠官、祠掌等。每到新年等节日的时候，日本人会去参拜神社，祈福或是许愿，但基本上是当地居民去当地神社或神宫。神社或神宫中供奉着各自不同的神——主要来源是民间传说——就构成了日本的神道，这种神道是庞杂、松散而无主流的。特别崇拜作为太阳神的皇祖神——天照大神。称日本民族是“天孙民族”，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并且是其在人间的代表，皇统就是神统。
明治维新（1868）以前，由于天皇支持，日本佛教盛行，神道教处于依附地位，二者结合形成两部神道、天台神道等神道学说。德川幕府时期（1603～1867），一部分神道学者把崇拜天照大神的神道教义与中国宋代朱熹理学相结合，强调尊皇忠君，主张神道教独立。8世纪末，佛教僧的权力亢进，天皇欲制佛教的势力，因而神道教再度得势。德川后期逐渐形成复古神道；依据《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日本古代典籍阐述神道教义，反对神道教依附儒、佛，并利用部分儒佛学说和某些西方神学思想来解释神道教义，鼓吹以日本为中心，建立以神道教为统治思想的世界秩序。同时，在民间以传统的神道信仰为基础，吸收复古神道等神学理论，陆续形成若干神道信仰团体，后称为教派神道。
明治维新后，为了巩固皇权，实行神佛分离，以神社神道作为国家神道。神道教认为，日本人有共同出身，他们都是太阳女神的后裔，也都是天皇的子孙。按照神道教的理论，天皇就成为日本人共同的祖先。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就是开天辟地的太阳女神的孙子，此后，神武天皇的子孙便统治日本。这样天皇是日本人民的神，对他必须惟命是从。神道教给日本人灌输敬神爱国，崇神尊皇，国体主义的思想。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为了巩固皇权，将神道教尊为国教。这样，神道教成为明治政府教谕百姓忠贞爱国、誓死效忠天皇的工具，使日本人心甘情愿地为天皇效忠，保持内部的“和”。如此，神道教和天皇把全体日本人的意志统一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这使日本人不论在内部的经济建设等方面，还是在对外交往上（包括对外战争）表现得如此地“和”。历届日本政府在加强中央集权和国民动员时，都会利用神道教来鼓动民众。自明治维新之后，靖国神社成为了日本军部的神道教场所，也成为日本军威武功的象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美国的主导下由封建资本主义国家改造为民主资本主义国家，据日本新的宗教法令才规定神道教为民间宗教。
如果说“大和魂”的精神基础是神道教，那么，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本人就是神道。日本学者深见东州指出：日本常被描绘成“融合古老和现代为一体的迷人国度”。实际上这种融合正是日本闻名遐迩的基本因素和力量的主要源泉。日本天皇延续的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纯正的皇室血统。我们的制造业拥有最新锐、最先进的电子和制造技术。虽然这些事实众所周知，但其真正含义却依然没有被完全理解。
可以说，神道教成为凝固日本人心的“大和”精神的最根本因素。换句话说，不理解神道教，就不了解“大和魂”，不了解“大和魂”，就不了解日本人，也就无法理解日本人的民族凝聚力的来源和价值观的出处。
神道教给了日本人的出身一个不容分辩的解释——都是太阳女神的后裔，都是天皇的裔孙，所以，为天皇服务是天经地义的。神道教也给了日本人的归宿一个不容选择的去处——都来自太阳升起的地方，都要回归日本这块太阳青睐的地方。所以，神道教把日本人不由分说地捆绑在一起，以共同的祖先和共同的出处作为纽带，使日本人无法摆脱这样的精神罗网。
日本人在本土泛神信仰的基础上，吸收外来儒家、佛家和道家的教义，用逐渐统一的神道教抵制外来宗教，充分体现了日本人熔铸和魂的自信。
然而，资源的贫乏、国土的狭小和文明起步的迟晚和落后，又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虽说有八百万天神和“万世一系天皇”的自醉，在远比自己先进发达的古代中华文明前，总是底气不足。
“和魂汉才”、“和魂洋才”与“和魂”
日本文化界有两句座右铭，一是“和魂汉才”，另一个是“和魂洋才”，第一句译成通俗话就是“日本灵魂和中国的才智”，第二句则是“日本灵魂西方的才智”。看来，日本人是把这两者的完美结合看作最高境界。然而，“和魂”在前，“汉才”、“洋才”在后，可见两者又是分别对待，并且有主从之分的。这就是说，对物质文明的创造有利的智慧和才能，日本可以放心大胆地到国外去拿，多多益善，万物皆备于我，然而一涉及稻神文明104，事情就不是这样简单，一切都要由“和魂”来统帅，凡是符合日本精神，符合日本民族利益的，就采纳，否则就要抛弃甚至打击。
“大和民族”源于公元4世纪大和国的建立，大约经过了三个时期，即所谓的“和魂唐才”时期（以大化改新为标志，日本大举引进以唐朝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建立封建社会）、“和魂欧才”时期（以明治维新为标志，大举引进欧洲文化，建立封建资本主义社会）和“和魂美才”时期（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标志，日本接受美国的和平改造，建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不管日本文化如何引进外来文化，日本文化的主体始终未曾丧失，这就是和魂始终在日本人的国民性演绎中发挥着主体的作用。
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都体现了日本人的学习精神和拿来主义，而“和魂”刚体现了日本人强烈的自尊、独立和独创精神，体现了日本人的“调和之魂”、“中和之魂”。
日本对外非常重视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先进技术，体现了日本人的“外和”。日本在民族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经过消化，成为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因此，现代日本文化既有日本民族文化的传统，又兼有东西方文化的特点。日本人正是在“和”的精神基础上不断地塑造着“和魂”。
在古代，日本就从中国传入了水稻、铁器，而且日本的文化、艺术也深受中国的影响，从日本的古代建筑，文字等中就容易看出。到了近代，西方各国强大起来，日本又开始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欧美文化也随之深入到日本社会，许多日本人脱下了和服，穿上了西装，开始吃西餐，喝洋酒。在日本各地，人们可以看到本民族的神社，东方的佛教寺庙，还可以看到基督教堂。
在轰轰烈烈的汉唐气象面前，日本非常谦恭，派遣了许多留学生和僧人前来大陆取经。恨不得把整座长安城都搬到东瀛列岛去。学子们为了来中国学习，冒着葬身鱼腹的危险，要在海上漂荡挣扎好几个月，有的还未见到大陆，就撒手西天了。其态度之虔诚，就不必多说了。至于什么“和魂汉才”之类的念头，都是把中国的文物制度学过去之后才有的事情。日本人的自信是在学习他国先进文明的基础上产生的。
虚心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是日本民族每一次进步的起点，也将日本人卑微谦恭的学习态度体现得淋漓尽致。对中华文化的学习模仿自不必多言，就连一位有名的右翼反华分子也不得不承认，一翻开唐诗宋词，心中就升腾起一股乡愁，那是文化的乡愁，文化的根。直至今日，日本天皇的年号、皇族继承人的名字，都还是来源于中国典籍。比如，现在的年号“平成”，就取自《书经》中的“地平天成”和《史记》中的“内平外成”。
日本中学生初一就开始学《论语》和李白、杜甫了，日本的高考必考中国古代的文言文，这些题目连中国人也未必能够全做对。当一位日本学生被问，为什么学这些东西时？他回答说，喜欢李白的诗，但对其他东西不大感兴趣，也没那么多精力去学，多花点时间学好英语更重要。
这位学生学英语的热情，不禁使人想起了福泽谕吉在150年前的感叹。1862年，当福泽谕吉得知中国只有十几人能教英文时（当时日本已有500多人能胜任英文教师），说了一句：完了，清国完了！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甚至被某些人尊为日本的“思想国父”，著有《脱亚论》，其肖像至今仍印在日本面值最大的万元大钞上。当西方列强刚打开日本国门时，日本天皇交代国民的一句话：要像过去尊重中国人一样尊重西洋人。从那以后，日本开始了模仿西洋、“脱亚入欧”的进程。日本古籍《菅家遗戒》中最有名的论述是“和魂汉才”，在日本流传近千年，可明治维新后，马上出现了一个新词：“和魂洋才”，这个词汇至今仍广泛使用。可见，日本人的学习是有选择的，日本人的谦恭也是有前提的——你必须比他强。
遣隋使船“重现”。
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日本治国的文化方略一直有其鲜明和充满“先进性”的判断。自7世纪初，日本旧一万元币上印有的画像人物圣德太子两次派遣小野妹子为遣隋使来中国，并开始派遣留学生和学问僧来隋学习中国文化。这些隋唐时期的日本留学生与学问僧，他们中的佼佼者，如空海的书法与佛教哲学造诣，高向玄理、晏先的汉语唐诗水平，直追中国顶尖文人，称他们为中国的精英也当之无愧。
然而，日本民族不是一个简单的拿来主义者，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致隋朝的国书，就直称“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在政治上强调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独立。日本人还利用草体汉字表示声音，创造了平假名，利用汉字楷体偏旁表示声音，创造了片假名，形成了独特的粘着语汉字系统。这种独立和独特性，即是所谓的和魂。和魂汉才这种二元性是日本统治阶层和精英集团追求和标榜的“理想像”。
虽然日本在很多方面移植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但是又不是照搬和全盘抄袭。比如佛教，中国的佛教宣扬的是“出世”思想，和尚的戒律十分严格，在日本，僧侣可以结婚；中国的儒家思想以孝为本，尽忠次之，强调忠孝不能两全；而日本人则提倡忠孝一体，而且忠的地位要远远高于孝。再比如，欧洲的管理方式讲求个人主义，个人的表现占主导地位；在日本，管理中追求的理念则是团队精神，在团队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要以团队利益为重。
虚心地向外国求教，以一种和平、和谐、和气的态度处理对外交流，是日本人“外和”的最主要特征。只要你比我好，我就尊重你，佩服你，拉下脸向你学习。这是日本人的普遍心态。而学到的东西不会照搬，要经过移植改造，以适应日本国情。而不是激进地大肆修改、糟蹋。其目的就是通过吸收先进，改变落后状态，使自己更强大。也正是日本人的这种在对外交往中的态度，加速了日本在短时间里获得了飞速发展。
“和”文化的成就之道
1909年，在一位匈牙利作家剧本中有这样一段日本留学生的台词：“西方数千年发展起来的古老文化，我们日本人只要十五年就把它变成了囊中之物了。西方学者花费三十年取得的研究成果，我们只要五天就握于掌中了。让欧洲人去费脑子好了！为了达到今天的水平，欧洲人已牺牲了多少代人，有多少人成为殉道者而倒下。但我们只用十五年就把西欧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了。”
日本何以在欧美以外的国家中率先走上近代化道路？又何以在战败后再次迅速崛起？国际形势的大背景为其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这在学界已多有研究。然而不能否认，日本内在的文化因素同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正因如此，国际日本学研究中的大部分著述聚焦于日本文化。日本文化中的摄取之道，为“和魂”的形成创造了必要条件，从以下的特征中可以窥之一二。
日式拿来主义
日本人的拿来主义自有路数，每逢大规模吸收某种新的外来文化时，表现得极其酣畅，即对外来文化可以不加甄别地照单全收，尔后在与这种外来文化的融合过程中自然筛选、淘汰，而较少激烈的排异过程。历史上，日本对中国文明的成果几乎是全盘接纳，但却淘汰了孟子“易姓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符合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度、宦官制度。幕末开国以后更是全方位地将西洋文化摄于囊中，然后再作筛选，结果政治上采用了君主立宪制度，军事上引进了德国的模式，等等，对不和日本国情的民主代议制度则拒之门外。二战后学习美国文化，但对个人主义、个性开放却少有青睐。
这种首先来者不拒，而后从容筛选的做法，自有其妙处。比照历史上中国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便可一目了然。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对西洋文化的态度划分为若干阵营，诸如：排外主义、西化思想、中体西用论，等等，相互间争论不已，似乎要先有一个结论，再去实行。五四时期西化与传统的论战又复如是。然而，在重大历史变革的紧要关头，时间就是效率。就在国人正讨论的热火朝天的时候，日本人已经向满清王朝“兴师问罪”，而后掠走了两万万两白银！
抗水土流失
日本文化具有极强的抗水土流失性，能够在大口品味外来文化的同时，完好保存传统文化的独特风味。在享受政治、经济等各类现代化方式的同时，今天的日本人极其自然地保留着传统的“日本方式”。
仅就企业模式来说，二战后，尽管日本几乎照搬了“美国方式”，但却保留了与美国个人主义相反的同心圆105式的集团主义传统，这种以集团为单位的归属意识，既加强了集团内部的凝聚力，又具有对外竞争意识。尤其是日本企业集团，成为了所有员工的命运共同体。这种以集团内部温情主义为基础的对外竞争意识，确实是战后日本成功的一大法宝。
日本神社祈福挂饰。
杂交优势
如前所述，日本人较少对外来文化的排异性，他们可以极其自然地同时接纳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化。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大多数日本人崇尚传统神道的同时，可以毫无避讳地敬仰佛教和基督教。婴儿出生后首先要去神社祈福，而婚礼一般在教堂举行，丧事则是在佛家寺院进行，这已经成为普通日本人的习惯。在日本人的家里，可能同时供奉着神龛、观音和圣母马利亚。在今天世界上宗教冲突不断升级的形势下，日本人坦然接纳复数宗教的做法，似乎应该给人类带来某种启示。而日本人身着笔挺的西装，行九十度鞠躬大礼的场面，更是淋漓尽致地勾画出其文化的混杂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本文化恰似网罗了人类不同文化的世界村。
这种“杂交优势”，可以不断地摄取世界强势文化的养分，融入自身传统文化的体内，从而防止了自身文化的退化。
新文明理念：共生——通过“以和为贵”超越贫富不均之社会
1990年3月，日本因地价的突然下跌导致金融危机，从而导致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经济开始整体滑坡。日本的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失去的十年”，银行受制于巨大规模的不良债权导致资金不足，深陷金融危机。从1990年到2003年，日本经济仅停留于每年1%的低增长率。甚至直到2010年，这一低成长状况依然在持续。
其实，除了日本，欧洲各国和美国也一样停留在低成长状态，因为这些国家已经完成了“近代的最终过程”。
接下来，拥有增长余地的将是中国、印度这些尚没有完成“近代的最终过程”的国家。
日本历史学家松本健一认为：20年前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的破灭，在结束了“近代的最终过程”后，不应再奢望描绘增长的神话。我认为日本应当有抱负地提出21世纪新的文明形态和其理念——共生。相对于作为西洋近代文明成长神话的支柱——“民主”来说，“共生”的内涵为通过“以和为贵”超越贫富不均之社会。这，或许是泡沫经济留给日本不多的遗产吧。
无处不在的“和”
日本人在排队。
有人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一群中国人是条虫；一个日本人是条虫，一群日本人是条龙。不论此说法确切与否，它至少反映出了中国人与日本人的不同特质。著名学者戴季陶在《日本论》中说：“我确信日本人具有一种狂热的信仰力，这种信仰力的作用足以使他无论对于什么事情都能够百折不挠，能够忍耐一切艰难困苦，能够为主义而牺牲一切，能够把整个民族打成一片。”这种“狂热的信仰力”，就在于日本的“以和为贵”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
日本人很喜欢说一句话：“和を以って貴しとなす”（以和为贵）。在当代普通日本人的生活中，“以和为贵”的行为随处可见：
日本人非常注意与邻里融洽相处；不管认识不认识，在街头走到一起时，日本人会含蓄地点头给对方致意；遇到老人，还会主动上前搀扶，来个九十度的鞠躬；遇到上下班交通高峰时期，候车时非常拥挤，日本人也会很自觉地排成一队，按次序上车。上车后决不会忙着为自己抢座位，如果不小心碰到了对方，双方都会相互道歉，微笑致意。
……
可以说，日本的“和”无处不在。根据其对象不同，可以分为“内和”和“外和”。内和主要体现在日本人修身养性方面，趋向于内敛谦逊；而外和则主要体现在人际交往和对外关系方面。
这从在日本文化的很多方面都能得到反映。比如，在日本绘画中我们会发现凶猛的老虎和温顺的兔子等动物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而且在一起嬉戏。这反映了统治者引导日本民众要和睦相处，宽以待人。这无疑透露了日本“和”的思想，当然它更侧重于内部的和谐。
日本人的这种“和”还表现在战争时动员国人参战方面。二战中，天皇一声令下，全国12%的人，成了天皇拓疆掠财的工具。更惊人的是，在二战后期，为了“保家卫国”，日本轻而易举地又动员了近3000万人，而且大多日本人是自愿的。这种巨大的动员能力充分表现了日本人令人惊叹的“内和”性格。
日本人的“内和”还表现在当日本稻米紧缺时，日本人宁愿半夜起来排队去买日本生产的米而不愿买廉价的进口自中国、越南、美国的米。即使出外旅游也尽量住日本人开的旅馆，去日本人经营的饭馆，买日本生产的商品。他们认为只有支持自己的同胞，才是效忠天皇，才是爱国，才能践行“以和为贵”的精神。
这种“和”的精神客观上能凝聚巨大的力量，使一个民族崛起，也能使之疯狂。
总之，就其本身来说，日本人的这种“内和”使得国内稳定，向心力强，政治和经济目标明确，而且实现更加顺利，不容易从内部瓦解，对外一致，政策实施顺利。
“和”与集团主义意识
日本人的“和”主要体现在集团主义意识上。日本人强调个人应以集团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而不能因为个人的好恶影响集体的利益，个人要始终做到与人相互协调，克己奉公。这种集团主义意识又在日本企业的经营理念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众所周知，日本自1968年以来，一直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它能从一个遭受二战重创的小小岛国，一跃成为经济强国，与日本企业经营的成功和他们的企业文化息息相关。日本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是“以和为贵”，正因此，它才容易被企业员工所接收、认同与信守。
日本人对公司的感情很深，他们与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索尼的创始人盛田昭夫在美国分厂开工的时候，对在场的美国员工说：“西方国家的大多数员工认为自己是公司的工具，但在索尼，你们是这个小社会的一分子。”以和为贵的思想让日本人更易于对公司产生中国人只有在有血缘关系时才有可能产生的责任——忠诚。在日本，员工往往将自己跟他所在的公司相提并论。他们把自己是公司的一员当成一种骄傲，当有人问起他在哪儿高就时，他会十分自豪地说我在为某某公司效劳。这样，员工个人会因整个公司的名声而提高自己的地位，同时，公司也会因有如此热爱和忠诚于本公司员工而感动。如此，公司和员工相得益彰，融为一体。
日本人的工作道理感从属于对公司的忠诚感。日本人认为，工作不是苦差使，它具有某种神圣的意义，这使人的工作有了目的性，公司成了家庭，重要的是实现整体的繁荣，而不是个人愿望的满足。“为公司生活才有意义”，员工把自己同集体联系起来，使集体具有了团结一致的凝聚力。对于公司的命运和利益，大家都一样关心，无论是经理还是职员，关心公司就是关心自己。
如今，“和”已经成为日本企业文化的最主要内容。日本企业“和”的文化表现在公司领导与职工的融洽关系上。公司上层不会在下级面前颐指气使，即使是面对最基层的员工。他们也不会颐指气使，没有声势逼人的派头，而是经常深入基层，与工人谈心和开玩笑。为了和员工交流，领导可谓大费心机，他们要为此做好充分的准备，而且要能熟记每一个工人的名字，并且记下他们家属的情况，如遇到结婚纪念日等喜庆之事，公司还会寄去礼物。这些都让人感到我们是和睦的一家人，力求营造一种和谐平等的关系。
日本公司领导还十分注重鼓励工人参加由工厂组织的社团活动。比如：丰田汽车公司大力号召职工参加本公司的运动会和文化教育会。橄榄球、排球、垒球、游泳、滑雪等项目约有1000名会员；围棋、日本象棋、纸牌、吹奏乐团，吟诗等约有1800名会员。此外，还经常举办综合运动会、游泳大会、夏令营、成人仪式等活动，平均每月有一次活动。公司认为这些活动不仅可以使职工的身心愉快，寻求自己的快乐，而且可以加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从此可看出，日本公司经理为了达到“和为贵”，会有计划、有步骤地与员工进行沟通。这种在内部公共关系中的“情感投资”，既能使领导者及时有效地了解下情，又能使员工随时感受到组织的关怀与重视，从而增强公司的向心力。
例如，日立（HITACHI）公司自1910年创立以来，一直秉承“和、诚、开拓”的经营理念，依靠这种经营理念开拓国际市场，成为世界级大公司，已屹立了将近一百年。它所规定的“和”的含义很明显，就是凡事要经过充分酝酿和讨论，一旦形成决定，相关人员要同心同德、全力以赴，努力谋求“日立集团内部”的协调和“集团与社会”之间的协调，也即追求“内和”和“外和”的合二为一。
在日本一些当今世界知名的企业，产生了许许多多高层次“人和”的动人故事。如1949年10月，藤泽武夫正式加入本田科技工业公司，时任总裁的本田宗一郎看中他的才华，委以重任，当即委命藤泽武夫为公司常务董事，并全面负责公司设在东京的营业所。为表明公司完全信任藤泽武夫，鼓励充分发挥他的经营才干，本田宗一郎把包括自己的印章在内的所有有效证件，都交由他保管，任其使用，建立起了相互信任、亲密合作的良好人际关系，使本田科技工业公司的事业蒸蒸日上。
这种“以和为贵”的经营理念，给日本企业的管理方式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日本企业中这种“和”是相互的，而且是互利的。这种“和”式经营的巨大效力全世界都有目共睹，被誉为日本管理三大支柱之一的“企业内工会”，就反映了“和”的特点。日本的工会不是以行业工会而是以企业工会的方式组织的，其规模非常小，只限于一个企业的内部，与上下左右都没有组织上的联系。这种独特的组织方式，能够协调企业内部劳资双方的关系。也正是这种组织形式使日本企业避免了大规模工人与企业的冲突，在日本经济腾飞中功不可没。
不过，也要看到，“以和为贵”也有其不好的一面。由于过分强调“以和为贵”，日本人一般很少明确说出自己的想法，更不愿意直接指出对方的错误或不足。比如，对于外国人说的日语，即使说得不怎么样，日本人也会说“你说得很好”。至于纠错就谈不上了。因此，不了解日本人“以和为贵”这一理念的外国人，会误认为日本人很会奉承人，却不适合做一个诤友。
从另一个层面讲，“以和为贵”也在某一层面上影响了日本的经济发展。它阻碍了日本企、事业单位的结构改革。在日本的劳工法限制下，企业要裁员，必须承担高昂的成本，这使得很多企业往往难以凭借内在的动力，顺利完成急进的结构改革。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结构优化，也就阻碍了企业的效率的提高从整个国家的经济角度考虑，无疑对其产生了不良影响。
“大和”的未来
当前，世界局势风云变幻，日本“以和为贵”的民族精神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和影响。但是不管如何引进外来文化，日本文化的主体始终未曾丧失，这就是和魂始终在日本人的国民性演绎中发挥着主体的作用。他们坚信，“大和魂”是日本民族性的核心和主体，是日本人的身份标记，也是每个日本人最基本的共同点。
自上个世纪60年代后，日本经济进入了一个狂飙突进时代。到1990年，日本经济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时段，日本战败后受伤的自尊心又开始复原。而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经济泡沫过大，日本经济开始盛极而衰，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衰退期，国民的自信心也随之下滑。
在这种背景下，拿什么来拯救“大和魂”成为日本朝野一致的难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观点：一是通过发展经济来重振国威；一是走军国主义道路，靠战争发家。
1990年以来的事实证明，日本人最终实现了通过发展经济来重振国威。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大萧条，其时间之长，均创下了二战后日本之最。在旷日持久的萧条中，日本经历了种种磨难，有时甚至是痛苦的挣扎。经过艰苦的努力，2002年以来，日本经济终于逐渐挣脱了长期萧条。目前，泡沫经济的后遗症已基本消除，整个经济步入不依赖外需和公共投资的自律性复苏轨道。日本凭着“大和”精神力图继续创造着经济神话，保持其经济实力的领先地位。
杨文认为，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上的困难都因为宪政改革不彻底。他认为日本虽然学习西方，但制度上学习不彻底，如银企关系、企业之间关系仍存在不少东方模式，所以银行给企业贷款，形成了大量呆坏账，造成了整体经济的困境。杨文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不但存在技术差距，还存在制度差距。杨文认为，技术模仿比较容易，制度模仿是很困难的，发展中国家往往从比较容易的技术模仿开始做起，把比较难的制度模仿放在后面。这样，“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杨文认为，最优的制度是英美式的对国家权力有一个制衡的共和宪政体制，如果没有共和宪政体制来制衡国家的权力，少数政治精英就会滥用国家的权力，产生国家机会主义，使发展的果实落到少数政治精英手中，经济发展就会失败。
日本以和为贵的民族精神对中国是很有借鉴意义：内部团结，重视公共利益，礼胜于法，追求完美，耻感强烈，对外擅长创造性的学习。
当今的中国要实现真正的崛起，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就有必要了解和学习日本这种以和为贵的精神中的有益成分，凝聚民心，汇集民智，只有先达到“内和”，然后才能达到“外和”。
如今，有一小部分人忽略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认为中国已经崛起了，可是，美日韩公然在中国的家门口军演，日本和韩国不断向中国挑衅，这其实也就给那些沾沾自喜的中国人以有力的提醒。通常，内忧加剧，外患随之而至。中国如果已经实现了内各，并全面超越了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他们还敢向中国耀武扬威么？他们敢于向中国耀武扬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看到中国内部矛盾重重，问题多多，所以，才敢趁机发威。如果中国内部的治理真正实现了公平正义，中国真正实现了和谐社会，他们还敢向中国人发威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