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青春之歌》时，正值初中一年级。那会儿，我住校，父母再也无法控制我读小说了。小学五六年级时他们曾非常担心我沉溺于小说而考不上中学，经常在我躲在被窝读小说时抓“现行”，然后没收我好不容易借来的书，弄得我无法按时把书还给同学，尴尬又狼狈！
记得我只用了四天就读完了这部小说。晚上看，白天看，下课看，上课也看。冒着被老师发现要遭到训斥，甚至书被没收的危险。那是怎么样的阅读哟！说如饥似渴并不夸张，说废寝忘食，也不过分。我那时读《青春之歌》，对林道静的成长道路，并不十分关心，留在脑海中的深刻印象是林道静的漂亮：一身素白、忧郁的神情、清纯脱俗的气质……林道静成了我心中的偶像，我成了她的“粉丝”。那时，我是把热情埋在心底默默地独自品味、享受的，与今天少男少女的“追星”方式全然不同。我至今记得小说第一章，写一列从北平向东行驶的火车车厢里，一个十七八岁的女生守着小行李卷，还带着箫、笛、琵琶、月琴等乐器，如何吸引了全车厢人的眼球：
这女学生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浑身上下全是白色。她没有同伴，只一个人坐在车厢一角的硬木位子上，动也不动地凝望着车厢外边。她的脸略显苍白，两只眼睛又黑又亮。这个朴素、孤单的美丽少女，立刻引起了车上旅客们的注意，尤其男子们开始了交头接耳的议论。可是女学生却像什么人也没看见，什么也不觉得，她长久地沉浸在一种麻木状态的冥想中。
当年读这段文字，我立即对这位女学生产生了极大好感和深切同情。她为什么脸色苍白？为什么沉默地凝望窗外？她在冥想什么？她的故事、命运，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当我看到，林道静投亲不遇，工作无着，神情一天比一天沉郁，面色一天比一天苍白，为了躲避余敬唐的唠叨，整日滞留海边，我的心也和她一样的忧郁哀伤。读到余敬唐居心不良，想将她作为礼物送给县长，她绝望地、毫不犹豫地纵身扑向狂风怪啸、巨浪翻卷的大海时，我为她流下了伤心的泪。今天，当我回顾那时的阅读感受时，依然为林道静的那种摄人心魄的凄美动情。我甚至想，假如一个十七八岁的漂亮姑娘，充满活力、非常阳光、神采飞扬，虽不失为美，但绝对不如林道静在北戴河投亲受挫时的那种凄美更具震撼力。
我也曾对余永泽抱有好感。为的是他在林道静走投无路时，默默地守候，充当了她的保护神。特别是小说写到他冒着暴雨，把林道静从大海中救起，又非常体贴、非常绅士地把她送回居所，安慰她、帮她出主意的时候，我似乎就成了林道静的朋友，对余永泽怀有诚挚的感激。当他对林道静说，自从她来到村子，看她的神色，看她成天待在海边，就知道她必定有大的不幸和痛苦，早就担心她会出意外，常常跟在她的后边，于是就发生了海中救人的一幕，我为林道静庆幸，她总算遇到了一个善解人意、细心体贴又可依靠的人了。有感于此，便又情不自禁地将前面被我匆匆掠过的对他描写的段落又翻回来重看了一遍。坦白地说，孩提时看小说是跳着行看的。凡是作品中与主人公的命运直接相关的内容，特别是集中写人的感情经历的章节，我往往先睹为快，而对另一些交代环境背景的、有关战争的、打打杀杀的描写或自以为无关紧要的心理刻画之类则常常一瞥而过。
随着情节的发展，我对余永泽的态度渐渐变了。当他带着林道静在北大读书，每天去上课时两人情意绵绵地告别，回家后两人又尽情地享受家庭的温馨时，我已隐隐感到其中的不和谐，巴不得林道静早点找到合适的职业，使她与余永泽在家中处于平等的地位，让这份温馨甜蜜有所保障。然而，这种维持家庭的良好愿望很快就被另一种情绪取代。“九一八”事变后，林道静结识了卢嘉川等革命者和一群热血青年，痛感自己的生活圈子太窄，于是想融入洪流并付诸行动，但余永泽却依然神往着毕业后谋得一个优越的职位、有一份不错的收入、守着一个年轻的美人、过一种令人钦羡的日子，并为之钻营算计，于是我开始看不起这个人了。再到后来，他反对林道静参加“三一八”惨案周年纪念日的游行、讥讽林道静阅读进步书籍，我和小说中的白莉苹一样，也为林道静惋惜，心想，林道静真倒霉，竟和这么一个自私、落后的家伙生活在一起。看到他为了让林道静听从其安排，乖乖地在家为他烧饭、洗衣、收拾屋子，而装出可怜相甚至痛哭流涕时，我更对这个猥琐的伪君子充满鄙夷。及至他为了可笑的嫉妒心，将在他家躲避追捕的卢嘉川赶出门外，导致卢嘉川的被捕和英勇牺牲时，我对他已怀有仇恨了。小说的结尾是林道静支撑着病弱的身体，走在“一二·一六”示威游行的队伍中，许多人都被警察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而余永泽却站在高高的台阶上，悠然地欣赏鼻青脸肿的人们。看到这里，我想，这人不仅可笑、可鄙、可恶、可恨，而且让人恶心！如今想来，当时阅读，确实是与作家产生了共鸣。不，准确地说，是被作者牵着鼻子走，爱作者之所爱，恨作者之所恨。
说到“爱作者之所爱”，作品中的另一些形象，也曾确实让我由衷地敬佩，至今想起，脑海中还耸立着一些雕塑般的造型。他们是林道静由小知识分子成长为战士的引路人：卢嘉川、林红、江华，还有刘大姐、“姑母”。其中，卢嘉川和林红给人的印象尤其深刻。
卢嘉川是最早出现在林道静身边的革命者，他的第一次出场，就非同一般。那是林道静在杨庄当小学教师的时候，“九一八”事变后没几天，工友拿着报纸惊呼：“日本人占了东三省！”而有教师哀叹中国眼看就要亡国时，林道静感情上接受不了，含着眼泪说：“中国怎么也不会亡国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实际上这只是她的良好愿望，至于究竟怎样才不至亡国，她心里是没有底的。正值这种人心惶惶的时刻，小说写道：“一个高个青年迈着沉稳的步子走进门来。”随后，就对当时局势和国人应该采取的对策侃侃而谈。这青年身上带着一种魅力，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人吸到他身边。果然，林道静立刻被他的爽朗谈吐和潇洒风姿吸引得一改平日的矜持和沉默，仿佛老朋友似的和他交谈起来。就是这次见面，让林道静惊异地、目不转睛地看着卢嘉川，并不自觉地拿他与余永泽进行比较，余永泽谈的只是些美丽的艺术和缠绵的故事，可这位大学生却熟悉国事。这是一种怎样的魅力啊！初次见面，分析局势，仅寥寥数语，便让一个尚沉浸在甜蜜中的姑娘将心上人与之相比，就能点燃一个纯真青年的爱国热情，就能激发她投身抗日洪流的昂扬斗志。不仅林道静被他深深地吸引住了，读者也不由得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林道静第二次见到卢嘉川是在除夕夜，一群家乡沦陷的东北籍学生的聚会上。当忧郁、苦闷、愤怒萦绕在人们心头的时候，卢嘉川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欢呼。在林道静的眼中，他有着“高高的挺秀的身材，聪明英俊的大眼睛，浓密的黑发，和善的端正的面孔”。更让人钦佩的是他讲的政治笑话，以及首先要求得有民族的解放然后才有个人出路的一番议论，对在场的青年人产生了深刻影响。谁能抵挡卢嘉川呢？他可是既英俊高大又和善可亲，既见多识广又善于拨动他人情感之弦，既有少女梦中的白马王子的相貌，又有领袖式的感召力啊！
卢嘉川的领袖气质在纪念三一八游行集会上表现得尤为充分。一个演讲者在听到警笛狂啸时，稍稍一怔，跳下了讲台，精心策划的集会在淫威之下眼看着就要陷于流产。就在此时，卢嘉川从容不迫地登上讲台，在警笛越来越近的狂叫声中，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扫射了一下站着的人群，开始用低沉的有节奏的声音讲起话来。他是那样具有号召力，以至于他刚开始演说，全场嘈乱的嗡嗡声立刻就停了下来；他讲得是那么条理清晰、铿锵有力，以至于激起全场雄壮、愤怒的呼声此起彼伏。还有，他用雪莱诗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结束演讲时的那种气度，那种风采，他在血腥镇压前的临危不惧，镇定自如地指挥群众突围的那种英雄气概都让人神往、敬仰。
不过，卢嘉川最让我动心的，还是他至死都没有表明的对林道静的爱。卢嘉川是深深地爱着林道静的，在杨庄第一次见到她时，就爱上了她。在北大学生除夕夜聚会时第二次见面，林道静以为他不会记得自己——一个偶尔见过一面的女孩，而他却在对同学们分析了时局并指出应该如何做之后，老朋友似的走向林道静，关切地问她的近况。太让人感动了！他的成熟。他的含而不露。他的超凡脱俗的心胸。尽管他知道林道静已经有了爱人，却依然十分关心她的成长；虽然他对她的爱与日俱增，可从来也没想着夺人所爱；为了她的家庭的安宁，他克制着自己的情感，明明知道林道静希望见到他，喜欢听他谈形势和革命，也尽量地不去找她。他一方面希望林道静能走出平庸的生活圈子，另一方面又真诚地不去打搅她的家庭生活，不去加剧她原本就有的心境的不安宁。他在她面前始终保持着一个导师和兄长的形象。即使林道静已冲出了余永泽为之设置的家庭藩篱，并在给他的信里明确表达了敬仰和爱慕之情，他的回信也只是鼓励她更加奋发地锻炼自己……对自己的感情，他欲言又止，只是说，他很想把自己的心情告诉对方，又说，“不，还是不要说它的好”。为什么呢？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他是不能活着走出牢笼的，他的生命已经到了最后时刻。他不愿意增加心爱的人的痛苦，他宁愿称自己是对方“忠实的朋友”，并热烈地为她祝福。当年，我是流着泪读卢嘉川写给林道静的最后一封信，也是唯一的一封信的。多么坚韧！多么崇高！多么深沉、无私、伟大的爱！也正是这样的爱，使卢嘉川在我的心中不仅是坚定、成熟、勇于献身的英雄，也不仅是潇洒英俊的学运领袖，还成了我心中类似于白马王子的偶像。在一个少女蒙眬的爱情期待中，觉得如果将来能把爱情寄托在这样一个懂得爱、珍惜爱的人身上，是幸福的。
林红是《青春之歌》着墨不多、却给人留下难忘印象的另一位女性形象。她是与林道静被捕时关在同一监号中的难友。小说这样描写林红的出场：林道静被捕受了重刑，在牢房昏迷了三天后，首先是一个温柔亲切的声音轻轻地飘到耳边，接着看到旁边床上躺着的一个苍白而消瘦的女人。“这是个非常美丽的女人。年纪约摸二十六七岁。她的脸色苍白而带光泽，仿佛大理石似的；一双眼睛又黑又大，在黯淡的囚房中，宝石似的闪着晶莹的光。”在林道静的心中，只有希腊女神才能与之媲美。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个化名郑瑾的难友不断地鼓励林道静和同囚一室的另一个女孩俞淑秀要坚强地活下去，不断地为受刑的难友要求医治，要水，要吃的。她伤重体弱，躺在冰硬的木床上动都不能动，可浑身就像注入了神力，对身旁的两个小妹妹不住地絮絮地说着。给她们讲任何时候都应该坚持活下去的道理，用战友们在狱中顽强地与敌人作斗争，抱着必胜的信念的事迹鼓舞她们。连那个瘦瘦的女看守似乎也无法抗拒她的力量，瞒着别人为她做着她所要求的每一件事。她那么平静地就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似的向两个年轻的难友叙说着自己的爱人牺牲的经过，把对爱人刻骨铭心的爱和无尽的怀念深埋在心底，让青年人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生活，应该怎样活着才有意义。最令人感动的是，当她预感到自己很快就要被处死时，尽管她极度虚弱，仍以顽强的毅力教难友唱《囚徒之歌》；她那么冷静地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希望告诉林道静，让她将来出狱时，转告组织；临刑的前一夜，她脱下身上的玫瑰色的毛背心送给了林道静，又将一把精美的梳子送给了俞淑秀。她做着这一切的时候，那么从容，那么平静，好像等待着她的不是死亡，而是一趟预料中的旅行。夜半时分，她被一扇门板抬了出去，临出门，她向两个难友伸出手来，虽然无法握住她们的手，却频频热情地说：“告别啦，小妹妹们！好好保重！”我记得当时自己读到这里时，没有哭，没有通常般体会到烈士临刑时的悲壮，却在心灵的深处震颤着，如圣徒走向祭坛时的那般凝重和圣洁。我那会儿不曾看过希腊女神的雕像或图片，想象不出小说中所写的那种“大理石雕塑的绝美的面庞”究竟是什么样子，但她送给林道静的那件玫瑰色的毛背心却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甚至以为，一个有着坚定信念、坚强意志、能平静地面对死亡的女人，就应该穿这么漂亮的衣服；即使身陷囹圄、遍体鳞伤，她也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再来谈谈重读的感受吧。
林道静是《青春之歌》的主人公，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惊异她的美，主要关注她的情感归宿。这次重读，不仅读这本书，也把作者分别撰于1957年、1959年、1977年的《初版后记》《再版后记》和《重印后记》认真地读了一遍。这些内容在少年时的阅读中，即使有时间也不会感兴趣的。读了这些后记，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我小时候读书时匆匆略过的内容，往往是作家根据当年时势的要求对作品进行修改时加进去的东西。作者在《再版后记》中写道，当时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有这样几点：一是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感情问题；二是林道静和工农结合问题；三是林道静入党后的作用问题。针对这些意见，杨沫对小说作了如下的修改：将原作中接受了农村锻炼、经受了监狱洗礼的林道静在小说后半段仍时时流露的追怀往事的情感，作了大段删改；增写了第七章的内容，表现林道静突破知识分子的圈子，接受了与工农结合的锻炼和考验；加强了林道静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作用，以表现她入党后更成熟、更坚强、更有作为。然而，事与愿违，作品中为了突出主旋律而刻意增加的内容并不好看，相反，倒显得相当生硬。比如，林道静被派往北京大学领导一二·九运动，就表现得很不成熟，没有魄力。作者撰《再版后记》时坦承，本来也想把一二·九学生运动尽可能写好，但“因为生活的限制，自己并没有参加这场运动，所以写来写去，怎么也无法写得更丰满”。她无法想象林道静作为运动的直接领导者会有什么表现，于是，就让她因劳累过度，在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的头天晚上病倒，发高烧，躺在病床上，由照顾她的同志向她叙述运动的情况。与其说，这是一种聪明的回避技巧，还不如说，作家实在是出于无奈。或许，读者更喜欢看的还是那些被认为写得不够好的地方，比如主人公“不健康”的“小资产阶级”情感经历，即使她成长为战士，也希望她依然保持着丰富的情感世界。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想法。为了证实这种猜测，我曾询问了几位已有一二十年高校教龄的朋友，请她们谈谈当年的阅读体验，她们都和我有类似的阅读方式和感受！尽管她们比我年轻十来岁。
显然，遵循权威意志，努力要把作品修改成一部小知识分子如何成长为战士的小说，未必是作家创作的唯一初衷。其《初版后记》中告诉读者，小说本有相当浓的自传色彩，即使是主人公以外的其他人物也都有一定的生活原型。
那么，说《青春之歌》是一部写知识分子成长的小说是不是唯一合理的阐释呢？未必。如果换一个角度，摆脱那种既定的思维模式，我也可以将它看成是一部写青年知识女性如何选择人生的作品。林道静的出身卑微又尴尬，她父亲是个地主兼恶绅，可她母亲只是个被霸占的村姑，并很早就被逼得跳了河。她在养母的虐待下度过了悲惨的童年。后来父母为了提升这棵“摇钱树”的价值，把她送进了学堂，可没等到高中毕业，就被狠心的养母以断绝经济来源相要挟逼着嫁人。为了摆脱这种命运，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和自尊，她毅然逃离了腐朽的家庭。然而，投亲不遇，四处托人找工作，又毫无结果，还险些遭人算计，成了又一个阴谋的牺牲品。一个弱女子，面对着这黑沉沉的现实能有什么办法呢？万般无奈，为了保持自己的清白，她投向了大海。余永泽救了她，彼此产生了不能说不真实的爱情，可她不愿依附爱人，仍然到处找工作，寻求自立，然而还是一次次地碰壁。即使和余永泽生活在一起，她也不愿只做附属品，成天为他洗衣、烧饭、打扫房间。她渴望像别人那样有自己的追求、自己的天空。正在这时，她遇到了卢嘉川等一批热血青年，知道了在个人圈子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需要青年人去关心，去奋斗。她热切地希望融入到那可以释放其热情、实现其青春梦想，找回她自己的集体中去，并不顾余永泽的反对，积极参加游行示威、主动张贴寄送传单，由此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小说的这些内容其实就是作者所说的要控诉、所感念的。作者怀着挚情写下的这些内容是好看耐看的。作者对林道静曲折的人生道路的描写，表现的绝不仅仅是她自己的生活经历，同时还写出了那时的知识女性对束缚自由、阻碍个性发展的现实的顽强反抗，体现了知识女性对人生价值的不懈追求。也可谓，小说的这部分内容，蕴含着一种“普世价值”的关怀，它能引起读者广泛而强烈的共鸣，诚属自然。当社会像一块巨大无边的磐石压着你，让你无法自由呼吸，谁会没有对自由、独立的渴望呢？林道静选择了反抗，即使纵身大海，也是在用生命与黑暗现实作最后一搏。她最终走出余永泽为她设置的安逸，也是一种抗争。仔细地想来，林道静由对余永泽心生感激，到产生爱情，再到越来越忍受不了他的猥琐，忍受不了他对学潮、国运的冷漠，对卢嘉川却由敬佩到钦慕再到爱恋，及至卢嘉川被捕入狱，终于抛开女性特有的矜持与羞涩，写给他一封无法投递的火热的信，个中的缘由主要还不是卢嘉川的挺秀身姿、潇洒风度、过人才华、顽强斗志，而在于卢嘉川给她指出的道路，委实已使她体会到了自在、舒展，活出自己的价值。这正是她的人生追求，是她自幼就渴望的。因而是否可以说，林道静在爱情上厌弃余永泽而选择卢嘉川势在必然？因为只有这种选择才符合她的人生理想。这不仅是对生活伴侣的选择，更是对生活道路的选择。即使没有卢嘉川的出现，她也不会守着余永泽过一辈子的。
说到余永泽，嫌他庸俗、猥琐、自私、冷漠，那是林道静接触了革命者，参加到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中以后，逐渐产生的对他的体认。我第一次读《青春之歌》时，也是随着情节的发展，从对他颇有好感慢慢地转为讨厌、鄙夷和憎恶的。时隔四十年，再读《青春之歌》，重新审视余永泽以及当年对他的“酷评”，觉得确实有失公正。如前所说，当余永泽在北戴河对陷入困境的林道静由衷地关切、热情地帮助，最终将她从大海中救出，他还颇为可爱。可是后来，当他冷漠地用两个小钱打发上门求助的老乡亲；当他不仅自己置身于抗日浪潮和学运之外，还反对林道静投身于学运；当他成天躲在图书馆，钻进故纸堆，想的是如何找一个有分量的人物，能举荐他在毕业后得到一份薪水丰厚的职业；当他想让林道静安心地为他料理家务，守着他过舒适的小日子；当他发现卢嘉川对林道静有强大的情感吸引力，可能对他构成威胁，妒火中烧，甚至丧失理智，将暂时避难的卢嘉川赶出了家门……这种种行为和心理，与卢嘉川及其他热血青年相比，确实显示了他的渺小。可静下心来想想，在动荡不安的年代，谁有权苛求所有的人都成为革命家呢？一个人有没有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合法权利呢，如果这种选择对他人并不造成伤害的话？一个男人，当他意识到自己的爱人渴望与别人见面，自己的家庭生活面临威胁，如果不嫉妒、不愤怒，正常吗？假如认定他对自己人生道路的设计不如革命家崇高，便视同罪过，那么，这与恶俗势力剥夺林道静选择自尊地生活的权利，还有什么本质区别呢？如果认为他面对情敌应该全无芥蒂，若无其事，也完全不符合人性逻辑，除非设定他对林道静毫无真情。这里存在着一个悖论。要余永泽这个凡夫俗子去承受、解决这个悖论，无异于苛求。他的最大错误就在于阻止林道静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想把她作为附属品。虽然这种观念即使在今天也不鲜见，但，它毕竟暴露了余永泽心胸的狭隘和人生格局的偏窄。余永泽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但也不是一个应该唾弃的角色。他不过是渴望职业稳定、收入丰厚、家庭温馨，并为之努力的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期待普天下人都像卢嘉川一样献身于共产主义的事业，是不切实际的。
当重新审视自己对余永泽的情感取向时，我发现当年存在着很大的偏差。比如，我曾恨恨地认定余永泽是伪君子，他在北戴河的种种表现是为了骗取林道静的爱情，而他后来的种种表现则是他真实面目的大暴露；他为了挽留同林道静的爱情，一而再、再而三地痛哭流涕，甚至装病，都是骗人的把戏。现在看来很明显，我那会儿是用林道静的眼光在看余永泽，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按照作者所设定的尺度去衡量余永泽。作者要表现林道静冲出小圈子追随革命，自然就得给林道静最终离开余永泽设置充分理由。于是，余永泽在小说中就只能是一个“原罪”角色。他对老长工老乡邻的冷漠，是为了衬托林道静的善良、热情；他躲进书斋，精心编织个人生活的美梦，对国家兴亡、民族命运毫不关心，是为了显示出热血青年以天下为己任；他费尽心机拉关系找门路为私利蝇营狗苟，进一步衬托出那些家境优越、不用为毕业犯愁的青年学生（如罗大方）毅然走向革命的可贵精神；他将林道静视为私有财产，则又与卢嘉川的深沉、无私、伟大的爱形成鲜明对比。陷于如此情境设定，你对余永泽这个人物，不反感、鄙弃，几乎不可能。我无权干涉作家的创作自由，我只想说，当你亦步亦趋地沿袭作家的思路，将作品人物读作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个体的时候，你的情感基本上也被作者俘虏了；而当你与作品保持一定的距离，认真地想一想，作品人物的所作所为本是作家的某种虚构，旨在表达他（她）亟需表达的价值或想象，这时，你就不至于被作者牵着鼻子走了，你可以运用你的理智去辨析乃至甄别，不过要想判断得准确、有深度，需要相当的生活阅历，单纯幼稚的读者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生活太复杂了；而当你跳出作品，揣摩分析作者为什么把这个人物写成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的时候，你已经是不自觉地从专业的角度来分析作品了。多有意思的文学阅读，原来它是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读法的。
千万不要以为，现在我对余永泽这类人物也会有好感，我只不过是基于人生阅历对他有一份宽容和同情而已。人是可以有各种活法的，这也可以算作我“与时俱进”的思想成果之一吧。不过这里的“时”，不是时代，而是时间。不舍昼夜流逝的岁月会让人的思想羽翼日臻丰满。
重读《青春之歌》，我发现，少女时代喜欢卢嘉川的理由，依然存在。这个人物完美得无可挑剔。正如余永泽有许多令人鄙夷的毛病一样，卢嘉川的这些让人崇敬的品质也是作者赋予他的。最近读老鬼的新著《母亲杨沫》，其中披露了有关《青春之歌》写作的若干史料。原来，卢嘉川这个形象有其原型，他曾与杨沫有过一段情缘，后因误会而分开，重逢时由于杨沫已为人妻、为人母，无法再续前缘，而对方又远在朝鲜战场……故不妨说，卢嘉川这个完美形象，本是作者用“对一个永远不能在一起的人的爱”塑造的。一个女作家，怀着一种微妙的情感，想象着她心中永远可望不可及的白马王子，自然是把她所神往的异性气质，都凝聚到他身上。虽然，我不宜把那位叫路扬的人等同于卢嘉川的原型，但卢嘉川身上确实寄托着作者的爱情理想无疑。甚至可以猜测，卢嘉川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都没有对林道静明确求爱，也体现了作者对自己与那位战友的关系的深刻思考。或许，是她认为这类不可能有结果的感情本就应该含而不露。
从审美心理的角度来看，人们从理想、愿望的实现中获得的快感，总不如理想、愿望的受挫给人带来的遗憾那样更能拨动人的心弦。悲剧比正剧、喜剧更具震撼力的原因即此。假设，小说中卢嘉川向林道静表达了自己的情感，而后者也毅然决然地遗弃余永泽，投入了卢嘉川的怀抱，恐怕不仅是余永泽会愤怒地指责卢嘉川借革命之名，行夺妻之实，许多读者大概也会有类似的感想。从文学欣赏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作品还有什么可以打动人的呢？
我还想谈谈林红。我说过，初读《青春之歌》，林红的死没有让我泪流满面，而是使我感受到圣徒走向圣坛般的圣洁。这次重读，细细地体味写林红的那些文字，终于醒悟，林红之所以那么动人，主要是由于她超凡脱俗的高贵。当我写下这句话时，原来在“高贵”前有一限制词：“气质的”，但还未写出下一句，就将它删掉了。因为其高贵是全方位的，是从骨子里渗透到外表、言行的方方面面，甚至是能表现在她的每次呼吸中的那种高贵。有种说法认为，真正的贵族是学不来的。林红就具有这种靠学习、模仿都无法获得的贵族气派。我讲的“贵族”不是用物质财富的多寡来衡量的。真正的贵族在精神上不傲自高，不骄自贵，这是坊间一般不能企及的精神纬度。精神上达到这种纬度的人不需说豪言壮语或干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也自有一种让人景仰的力量。林红就是这样一个人。小说只有半章的篇幅写到她。她躺在牢房的床上不能动，读者看到的只是她的一双眼睛又黑又大，脸色苍白。
小辞典
《青春之歌》内容简介
《青春之歌》写于1950年代初期。1951年7月杨沫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后，深受小说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双目失明、全身瘫痪仍坚持写书的鼓舞，决心将盘旋于脑海中很久的人和事写成一部小说。1955年4月书稿完成后，几经周折方于195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小说以北平爱国学生运动为背景，描写了一群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现状。小说的主人公林道静从反抗封建家庭，要求个性解放到谋求民族的解放和阶级的解放；从对劳动人民同情到为劳苦大众奋斗；从一名孤立无援、单纯幼稚的小知识分子到一名勇敢、成熟战士的成长经历艺术地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一部分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作者用激情、细腻的笔触，把林道静对革命的向往和追求、在人生旅途中的情感经历、心路历程描绘得淋漓尽致，感人肺俯又引人深思。
1959年，《青春之歌》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成电影，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片。执导者是著名的导演崔嵬，除启用了年轻演员谢芳饰演林道静外，还排出了强大的演员阵容：于是之、秦怡、康泰、江华……无论是小说《青春之歌》，还是电影《青春之歌》都曾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杨沫因之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谢芳也因饰演林道静的角色跻身影坛成为著名的电影演员。
除了《青春之歌》外，杨沫还写有长篇小说《东方欲晓》、《芳菲之歌》和《苇塘记事》等。
《青春之歌》作者简介
杨沫（1914-1996），原名杨成业，北京人。自幼生活在一个父母不和、缺少亲情的家庭，也曾有过抗婚、出走、为有尊严地活着四处奔波的经历，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冀中从事妇女工作和宣传工作。其成名作《青春之歌》带有相当浓厚的自传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