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明治宪法的颁布为界，明治年代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基本完成了破旧立新改革；后期主要是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跻身世界列强的行列。
在日本朝野人士的脑海中，维护民族独立和向外扩张国权这两种欲求，几乎总是缠绕在一起。“与万国对峙”就包含了这两个方面。在外务省为修改不平等条约而奔忙的同时，以军部为主，加紧制定和推行了大陆政策。
甲午战争前夕修改不平等条约获得突破，明治政府对外政策的两重性基本消失，对外武力扩张和争霸东亚成为主导，三次出兵东亚——挑起甲午战争、镇压中国义和团反帝运动、发动日俄战争。日本实现富强与对外扩张、掠夺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同时军国主义思潮大泛滥，扩张欲望大膨胀。
明治年代于1912年结束，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既有骄人的方方面面，也存在阴影和隐忧，特别是走上军国主义扩张道路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漫长改约谈判的完成
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摆脱半殖民地化危机，是促成明治维新的主要动机，幕末改革派武士就提出了“刷新外交”，改订条约的要求。明治政府成立伊始，就于1868年1月15日申明，将修改不平等条约。改约是明治前期外交的中心课题。
岩仓使节团的改约尝试受挫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1875年11月正式开始改约交涉，由外务卿寺岛宗则主持，要求先废除协定关税，收回关税自主权。因为英法德三国的坚决拒绝，改约的初次谈判失败，寺岛辞职。
1879年9月，井上馨任外务卿。鉴于收回税权一时无望，井上决定把改约重点移向法权，要求废除领事裁判权，在税权方面只要求修改协定关税的税率。他的方针获得政府支持。
井上馨认为，日本成为“欧化新帝国”，才能获得列强的好感，使列强同意改约。这也得到政府的赞同，带头刮起了欧化风。政府耗费巨资于1883年7月建成一幢豪华的欧式迎宾馆，占地1350多平方米，名为“鹿鸣馆”，招待欧美宾客。日本政府的高官、华族和欧美官员、富商带着夫人、小姐，经常在这里举行晚会、舞会，有时竟彻夜狂欢。有人抨击这是“贵族式的欧化”，怒斥“鹿鸣馆晚会的烛光冲天，却不顾重税下沦为饿鬼的苍生”。1887年4月改约谈判期间，多次在鹿鸣馆和大臣官邸举行社交活动。一次首相伊藤博文在官邸举办化妆舞会，有400人参加，他扮成威尼斯商人，内务大臣山县有朋扮成奇兵队队员，内大臣三条实美的夫人扮作乡下姑娘，井上馨表演曲艺节目。这闹得满城风雨，有人揶揄说，晚会“羡杀、笑杀、惊杀、恼杀了整个首都”。鹿鸣馆欧化表明了日本当局的浅薄庸俗和对列强的迎合讨好。
井上在秘密的改约谈判中，作了不应有的过大让步。为换取废除治外法权，他答应日本须按“泰西主义”制定法典，并须得到各国承认；答应聘用外籍审判官、检察官，在审判涉及外国人的案件时，外籍审判官须占多数。这些让步比起治外法权更有损日本主权，首先遭到法国籍的政府法律顾问巴桑那的批评，部分内阁大臣也强烈反对。有关情况流传出去，处于涣散状态的民权人士借机重新活动起来，掀起“革新外交”的请愿运动。府县厅门庭若市，忙于接受建议书，数百请愿代表齐集东京。于是，井上被解除职务。
当局于1888年2月把大隈重信请出任外相。大隈自信有能力解决棘手的改约问题，他完全取消了井上有关法典的承诺，并大为缩小了其他让步，如仅在大审院聘用外籍法官，但仍有对日本不利之处。改约谈判取得进展，1889年与美、德、俄签订新约，与英国也有望改约。民间从英国《泰晤时报》上获得有关信息，在各地展开声势浩大的反对运动，要求停止改约谈判的建议书达185件。对大隈取得的进展，政府内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御前会议、内阁会议均未达成一致。10月18日内阁会议结束后，大隈坐马车经过外务省大门口，玄洋社社员来岛恒喜突然投掷炸弹，大隈被炸坏右下腿，后来截去右脚。来岛当场面向皇宫剖腹自杀。内阁被迫总辞职，改约再次搁浅。
以后，青木周藏任外相，他的改约方案取消了大审院聘用外籍法官的让步。不久，榎本武扬、陆奥宗光相继任外相，改约方案不变。这时，远东局势出现新动向：俄国为了加强向远东的扩张，1891年开工建筑西伯利亚铁道，并在海参威修建要塞。英俄在远东的矛盾急剧尖锐起来。
原来顽固阻挠修改条约的英国，为了拉拢、利用日本对抗俄国，决定对日让步。这是英国推行均势外交的一贯做法，日本方面也心领神会，有意识地利用英俄矛盾。经过反复折冲，1894年7月16日，双方签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规定开放日本内地；废除治外法权；把片面最惠国待遇改为相互对等；多数商品的关税率由日本自定；新条约于1899年实施，有效期12年。到1897年，欧美15国陆续与日本重订类似新约。1911年再次改约，完全恢复关税自主权。除了横滨租借地尚未收回外，日本已经摆脱了半殖民地地位，维护了国家的基本主权和民族独立。
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成功，有赖于有利的国际环境，利用了列强之间的矛盾，同时以改革进取、富国强兵为后盾，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在改约过程中，政府排除民间的参与，但广大国民和社会舆论始终给予了有力的监督和促进，否则很难比较完满地取得改约的成功。
日本改约成功，对于近邻国家也是令人振奋的大事。但是在近邻国家面前，日本没有以友好、和平的面貌出现，在改约的同时就以欧美列强为榜样，推行侵略、争霸的“大陆政策”。
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
日本的“大陆政策。”
开始于明治初年，一般认为1876年迫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是其起点，主要内容是先侵占朝鲜，再征服中国，进而称霸远东、亚洲以至世界。其实，在丰臣秀吉的扩张计划中，在江户时代佐藤信渊的《宇内混同密策》中，早有类似的的狂妄主张。
大陆政策的基本矛头指向中国。迫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的两年后，参谋本部派12名军官前往中国各地，调查兵备、地志。负责这项工作的桂太郎局长，亲自到中国视察，他回国后提出《与清朝斗争方策》的调查报告，设想派兵“一举攻下北京，迫订城下之盟”。1880年11月，山县有朋在《进邻邦军备略表》的上奏文中，大讲“论兵之多寡，急于论国之贫富”，实际上是把中国作为主要的假想敌，指出中国正在改革兵制，“邻国军备愈强，我国军备也不可忽视”，加强“沿海防御”，扩充军备乃当前“燃眉之急”。
壬午兵变后，花房义质公使率领大队日本兵重返汉城，迫使朝鲜政府同意日本在汉城驻兵，以“警卫”公使馆。中国清政府为了阻止日本控制朝鲜，也派优势兵力进入朝鲜。1882年8月，山县又提出扩充军备的建议书，这一次他明确地把中国作为唯一的假想敌。他在建议书中写道：“今欧洲各国远离我国，痛痒之感并不急迫”，断言不存在欧洲国家入侵的危险。他接着写道：“然而近察我邻邦之势，正在迅速勃兴，决不可轻忽”，认为“在直接附近之处”的中国才是日本欲与其一争高低的“敌国外患”。其实中国派兵朝鲜完全是防卫性的，山县却危言耸听地把中国作为首要敌国。山县的扩军建议得到天皇和政府的赞同，从这一年起开始了扩军热。
与此同时，日本朝野拉拢朝鲜官员中主张改革的“开化党”，企图利用他们树立亲日政权。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清军失利，日本扩张势力认为有机可乘。这年12月，在日本公使的支持下，开化党发动政变，杀害多名大臣，150名日本兵进入王宫，控制了朝鲜国王。但是，应朝鲜原政府的请求，驻朝清军600多人开进王宫，把日本兵赶走。这次“甲申政变”三天即告瓦解，极其愤怒的朝鲜民众袭击、包围了日本公使馆。躲在公使馆的日本士兵和侨民300多人，冲出包围逃往仁川领事馆。在这次事件中，日本方面有40多人死亡。事后，日本一方面向朝鲜兴师问罪，一方面趁中法战争尚未结束，伊藤博文亲自来华与李鸿章谈判，迫使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其中规定双方按期从朝鲜撤兵，以后因事态有必要派兵时，应相互行文照会，事态平息立即撤兵。这一规定为以后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战争埋下了伏笔。
甲申政变刚平息，朝鲜局势又因英俄对立而紧张起来。1888年1月，山县有朋草拟了一份《军事意见书》。他先叙述了英俄矛盾的尖锐化，指出这“将不出数年在东洋掀起一大波澜”，并特别强调“（西伯利亚）铁道竣工之日即为俄国侵略朝鲜开始之时”，日本为了届时有所应对，“军备之完善一日不可忽略”。同时，他又老调重弹，仍然把矛头指向中国，认为中国在兵制改革、军备扩充方面的快速进步，“难保不向我示大国之威”，“在东洋起波澜者，岂独英俄二国？”
1890年3月，山县写了长篇的《外交政略论》，与《军事意见书》一起提交内阁同僚传阅。他在《外交政略论》中提出，“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是防守主权线，即疆土不容他人侵犯，二是维护利益线，即在“与我主权线之安危紧密相关之地区”，“必须经常处于优势之地位”。在当今列国的形势下，为保卫国家之独立，二者不可缺一。他指出，日本利益线之焦点在于朝鲜。那么如何维护利益线呢？山县写道：“各国之所为若有不利于我者，我有责任排除之，不得已时则用强力以贯彻我之意志。”
名为“外交政略”，实际上是一篇武力扩张的策论。12月初，第一届议会开会，当时任首相的山县有朋向议会发表施政方针演说，公开兜售保卫主权线、利益线的主张，要求为此增加军费开支。“利益线”论是蛮横无理、损人利己的扩张论调。
日本的扩张目标自然不限于朝鲜，所谓“利益线”是可以任意划定的。如前所述，日本军部早就把中国作为假想敌国，欲迫使中国“订城下之盟”。山县提出“利益线之焦点实在朝鲜”之后不久，1893年10月起草了《军备意见书》，认为日本的假想敌国已经不是中国，而是英法俄各国。这并非改变了对中国的敌意，而是进一步把中国当作了瓜分、掠夺的对象。他预言，有朝一日各国必将分割中国，日本也“应作好准备，遇有可乘之机，进而收取利益”。他认为“此实国家存亡之所系”，显然已把“利益线”推进到中国境内。
自参谋本部成立以来，山县有朋除了军部职务外，曾担任内务卿、内务大臣、总理大臣、司法大臣及枢密院议长，但他始终以军部长老的身份，关注着军事扩张政策。以他的主张为主要代表，表明到甲午战争之前，以侵略朝鲜和中国为主要目标的日本大陆政策已告形成。与此相应，日本的社会舆论从民权论转向了国权论，扩张军备的步伐一刻未停，越来越大。
壬午兵变后日益抬头的国权论，在1884年甲申政变失败后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流。各家报刊隐瞒了日本公使馆插手甲申政变的事实，一起攻击中国军队和朝鲜民众杀害日本士兵和侨民，制造对中国和朝鲜的仇恨。除个别报纸外，舆论界齐声煽动向中国开战。1885年1月，东京、大阪举行了反对中国的游行，连民权派激进理论家植木枝盛也参加了游行。为了准备开战，在3府24县开展了组建义勇军运动，在民权活动最活跃的高知县，著名民权活动家片冈健吉出任义勇兵团总指挥官。各种侵略有理的论调纷纷出笼，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
1885年3月，在国内享有极高声誉的福泽发表《脱亚论》，认为在现今世界上，不采纳西方文明，不与西洋文明为伍，便不能立足于世界。因此，“为今日谋，我国不能再犹豫等待邻国之开明，共兴亚细亚，不若脱其行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方法，不因邻国之故而彬彬有礼，只能按西洋人待其之方法处理之。”他的这种论调并非什么新鲜货色，欧美列强一向就是打着“文明”旗号，野蛮地侵略落后的国家。福泽不过捡了西洋人的牙慧，但却以他特有的身份，给早已蠢蠢欲动的侵略势力披上了“合理”的外衣，有很大的蛊惑人心的作用。他在《战争有必胜之算》一文中，鼓吹战胜中国，使日本“永为东方盟主”。
从山县和福泽的论调来看，既是对中国惧怕，又是对中国蔑视，其实两种论调都不过是推行侵略政策的借口。应该说山县的论调更多地反映了统治上层的真实心态，他们害怕中国的强大阻断了他们的侵略道路。福泽的论调是极其虚伪的，看看他的其他言论，他其实对中国充满了敌视、仇视。
继1882年开始的大规模扩充军备之后，1886年掀起新一轮的扩军浪潮。陆军进行兵制改革，扩大了征兵范围，实现了国民皆兵。海军的扩军计划，从中小舰为主转向以大舰为主。为了加快扩军步伐，天皇凭借庞大的皇室财产，一再进行干预。1887年3月对首相伊藤博文下达谕旨：“立国之务在海防，一日不可缓”，为此从内库拨30万日元作为海防费，并要求首相和地方官进行海防献金。除官员外，华族和富豪也纷纷捐献，半年内总额达到203万日元。天皇干预的主要目的，是以自己带头“赐金”，让国民顺从安份地接受重税负担。在1892年11月的第四次议会上，众议院提出“休养民力”，要求大幅度削减预算，包括削减两艘铁甲舰的费用。双方僵持不下，内阁请求天皇干预。天皇发布诏敕称：“国防之事，苟缓一日，或将遗百年之悔。朕兹节省内廷之费，六年间每年拨下三十万日元，并命文武官僚，除有特殊情况者外，在同一期间纳其薪俸十分之一，以资补足造舰费。”天皇还劝告议会应与政府“和衷协同”，议会马上改变态度，通过了建造军舰的预算。
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陆军拥有7个师团，12万人以上的兵力，若加上预后备兵役的10余万人，可供调动的兵力23万人。日本海军拥有军舰31艘，鱼雷艇24艘；吨位较大的军舰都是向英法订购的。由于明治政府一向重视军事工业，注重学习西方科技，到19世纪80年代末，日本已可生产步枪、青铜炮（如12厘米口径的加农跑、榴弹炮等）、中小铁甲舰。陆军全军配备了“一八”式村田枪，它是步兵少佐村田经芳赴欧洲考察后，对新式后膛来复枪加以改进，使之适合日本人的体型。日本还能生产高性能的火药。
日本的大陆政策已定，战争舆论甚嚣尘上，并已具备挑起战争的武力。1890年日本发生首次经济危机，同时粮食歉收，到处发生抢米风潮。日本保留半封建剥削和国内市场狭小的弊端首次暴露出来。军部加紧战争准备，向中国派遣特工间谍，绘制了详细的中国、朝鲜的军用地图。1893年4月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进入中国、朝鲜，进行作战的实地调查。一场由日本挑起的战争迟早不可避免。
挑起甲午战争并勒索巨额赔款
1894年2月，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提出“辅国安民”、“灭尽权贵”、“惩办贪官”、“逐灭洋倭”等口号，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控制了南部广大地区。日本政府、军部大喜过望，认为挑起战争的时机已经到来。
在官方的默许下，日本右翼团体玄洋社组织天佑侠，进入朝鲜“帮助”农民起义，以扩大事态。同时，日本官方再三向清朝军政方面表示：“贵国政府何不代韩戡乱，我政府必无他意。”清政府果然落入圈套，应朝鲜政府的要求出兵朝鲜，并于6月6日照会日本政府。而在这前一天，日本已在东京设立大本营，并下了动员令。清军1500人进驻汉城附近的牙山一带，日军也进入朝鲜。就在这时，为了避免外国干涉，朝鲜农民起义军与政府订立停战协议。按《天津条约》，中日军队已无必要留在朝鲜，清政府一再照会日本政府，要求双方从朝鲜撤军。但是日军不仅赖着不撤，反而不断增兵，到6月末在朝日军达到清军的两倍。
这时，日本当局在焦急地等待日英改约谈判的结果，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指示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务必在日中开战前缔结日英新约。日方保证日中开战将不会影响上海口岸一带，英国感到满意。7月16日，日英新约签订，英国外相金伯利致祝词说：“此约之性质，对日本来说，远胜于打败清帝国之大军。”英国的支持使日本壮起胆来，其他列强也不反对日本发动战争。17日，即日英新约签订的第二天，日本的大本营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开战。
清政府看到日本不断增兵，感到事态严重，决定由海路向驻朝清军增援。7月25日，日本背信弃义，不宣而战，日本舰队突然袭击了清军的护送军舰和运兵船。同一天，日本陆军进攻驻牙山清军，奋勇抗击的清军不敌日军的优势兵力与炮火，被迫后撤平壤。8月1日，日本才宣战，日军不断北上。
在海战和陆战中，清军广大官兵英勇无畏，视死如归。如黄海海战中以邓世昌为首的致远舰官兵，穷追猛打敌舰，后因弹尽舰伤，就驾舰撞击敌舰，不幸被鱼雷击中，全舰官兵以身殉国。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慈禧为首的主和派的干扰，洋务运动的严重局限，清军装备和训练的不足，以及某些将领贪生怕死、指挥失当，清军一败再败。在大连失陷前一天，为庆贺自己的六十大寿，慈禧竟下旨命令文武大臣“听戏三天，诸事延搁，尽可不到”。次日大连失陷，清朝文武百官却在为慈禧大搞庆寿大典。这真是罕见的天下丑闻，竟然如此把国家命运当儿戏。
1894年10月下旬，日军渡过鸭绿江，占领了九连城至海城一带。11月日军攻占大连、旅顺，1895年2月占领威海卫。北洋舰队少数军舰被击沉，其余大小舰艇全部成了日军战利品。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中国洋务运动宣告破产。北京有人讽刺说：“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
日军到处烧杀掳掠，如旅顺大屠杀，2万中国人遇难，只留下收尸队36人免遭杀害。欧美报刊报道了日军的暴行，《纽约世界报》谴责说：“日本是披着文明的皮而带有野蛮筋骨的怪兽。”
清政府派李鸿章赴日议和，1895年4月与伊藤博文在马关（下关）签订了屈辱的和约，规定中国割让台湾、澎湖及辽东半岛，赔款2亿两库平银，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人可以在中国各通商口岸投资设厂，承认所谓“朝鲜独立”等等。关于割让辽东半岛，因遭俄德法三国反对，日本未能得逞，但又向中国勒索还辽赔款3000万两。马关条约带给中国的损害，远远超过此前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任何不平等条约。就以赔款来说，清政府不得不高利借外债来支付，中国从此背上沉重的外债负担，国家财政从此入不敷出。正如当年人所说：“贻累至数十年之久”，“促使中国一蹶不振”。
日本从马关条约获得极大利益。首先，日本可以更有利地推行其大陆政策。所谓“朝鲜独立”，实际上是让日本控制朝鲜，以至最后并吞朝鲜，日本则以朝鲜为跳板，进一步侵略中国。日本占有了中国的台湾及其附属岛屿，除了进行殖民掠夺、剥削外，还以台湾为基地，向中国的福建及华中、华南地区扩张。日本可从北南两路推行大陆政策。
其次，日本掠得巨额赔款，使日本实现了强兵富国的欲望。赔款折合日元为3亿6407万元，这笔钱财对于日本有多大意义呢？1893年日本的正常财政收入才1亿1370多万日元，赔款相当战前3年的财政收入。如果再加战利品约1亿日元，总共掠夺到财物4亿6000多万元。巨额赔款对日本的经济发展、军备扩充起了极大作用。从赔款中拨给皇室2000万日元，超过皇室支付的海防、海军费的好几倍。
依靠中国赔款，日本实行了金本位制，在金融上与欧美接轨。日本早就决定要实行金本位制，但力不从心，松方财政改革后才实行可兑换的银本位制。在国际上，从1873年起，银价不断下跌，到1894年下跌了一半多。这使日元处于不停的贬值、波动之中，从而使物价不断上涨，政府开支逐年增大，而且不利于引进外资、吸收外债，也不利于商品的进出口。马关条约后，应日本的要求，清政府借外债以英镑支付赔款。日本共得到3808万英镑，存储在英格兰银行。英镑与黄金挂钩，是当时最坚挺的货币。日本当局做梦也未想到，一下会有这么多的英镑储备，就以其中一部分（相当于7260余万日元）为储备金，于1897年改行金本位制。
改行金本位制对日本的好处更为深远，因为金本位制稳定了金融和物价，有利于对外贸易，有助于引进外资、发行外债。这对于日本经济的发展，对于社会经济的稳定，以至对进一步的扩军备战，都是极为重要的。日本资金短缺，亟需借助外资外债，但明治初年借了两笔外债后，20多年来再也不敢问津外债。实行金本位后，到1903年，日本对外发行军事公债、一般国债1.9亿日元。在日俄战争的两年间，日本竟募集了8亿日元外债；没有这些外债，日本要打败俄国简直是天方夜谭。银行、企业也引进了大量外资。
依靠中国赔款，1896年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军备战。海军原有军舰31艘、鱼类艇24艘，计划10年内增加舰艇92艘，其中战列舰、大巡洋舰各4艘。这一计划于1902年提前完成。陆军从7个师团扩充为13个师团，平时兵力由约5万人增至约15万人，战时兵力由约20万人增至约60万人。陆海军扩军费用约3亿1000多万日元，其中近三分之二是赔款（1亿9600余万日元）。此外，赔款中有7890多万元被用以抵充战时支出的临时军事费，3000万日元为军舰水雷艇补充基金。而且，国外募集的军事公债4300万日元，与靠赔款实行金本位有关。
从中国获得的巨额赔款，刺激了更大的投资热潮。扩军费用除了向国外购买武器、器材外，都流向国内各种企业。同时，甲午战后的10年间，政府主要依靠赔款、内外债，还有增税，把每年的财政支出从战前的1亿日元上下扩大到2亿到近3亿日元，大力推进“战后经营”。由于金本位制稳定了金融和币值，日本银行扩大了贷款额，战前一年不到1亿日元，战后一般每年都在2亿日元上下，甚至约2亿5000万日元。此外，甲午战后国外市场的扩大，国外资源掠夺的加强，也刺激了投资的扩大。1894—1904年，会社实缴资本从近2.5亿日元激增到9.2亿日元，增加了2.7倍；纱锭从47.5万个增到近138万个，增加了1.9倍；铁道里程增加了1.3倍，重工业也有显著发展。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逐步形成了以财阀为主体的垄断资本，标志着日本正在向帝国主义过渡。这时，日本又进行了一场帝国主义争夺势力范围的战争——日俄战争。
日英同盟及日俄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为争夺在中国的权益，展开了纵横捭阖的争斗，俄国和日本为争夺朝鲜和中国东北而严重对立。利用朝鲜政府对日本的不满，俄国在朝鲜的政治影响力一度压倒日本。在中国，俄国也以对抗日本来拉拢清政府，1896年取得中东铁路的铺设权，1898年取得旅顺、大连的租借权和南满铁路铺设权。俄国等于从日本嘴中抢食，日本当局极为气恼。
日俄曾达成妥协，但维持时间不长。1900年，中国发生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运动，列强组成八国联军大举进犯，一路烧杀抢夺。日本派出一个师团，占八国联军的三分之二。俄国趁机出兵占领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这使日俄矛盾重新尖锐起来，英、美也对俄国十分不满。
1900年10月，加藤高明任日本外相，极力主张与英国结盟对抗俄国，但英国还有些犹豫。当时英国采取“光荣孤立”政策，即不参加军事集团，不受固定军事义务的约束，以便推行均势外交，在争霸斗争中保持行动自由。1901年10月，英国向俄国提议，双方协调在伊朗和中国东北的利益，却遭到俄方的断然拒绝。于是英国转向日本，1902年1月底与日本签订《英日同盟协约》，这是两国军事同盟条约，为期5年。
英国与日本结盟，是为了让日本去对抗俄国，帮英国火中取栗。美国也怀着同样的心思支持日本。当年就有政治漫画作了形象的刻画，日本的《东洋经济新报》也发表了《日英同盟与荣任警察》的文章。可是，日本朝野却如获至宝，当外相小村寿太郎向议会作了有关日英同盟的报告时，议会发出了掌声，报纸几乎全都表示欢迎。
此后，日俄作了反复交涉，这不过是做给别人看的表面文章，谁都没有诚意，双方的扩张野心根本无法妥协。进入1904年，日俄双方剑拔弩张，处于临战状态。
2月8日，日本舰队故伎重演，偷袭了仁川的俄国军舰和旅顺的俄国太平洋舰队，使俄国舰队损失军舰2艘，被击伤3艘。2月9、10日，俄日才先后向对方宣战。日军在气势上压倒了对手，把太平洋舰队围困在旅顺港内。5月，日军强行渡过鸭绿江，另一部分日军登陆辽东半岛。日军先后攻占大连、辽阳，并对旅顺要塞形成包围。8月10日，俄国太平洋舰队奉命突围北上海参威，在途中遭日本联合舰队袭击，经过激战终于溃不成军。
8月18日，日军对旅顺发起总攻。俄军构筑的旅顺要塞异常坚固，火力强大，驻守兵力3.5万人。日军投入13万兵力，司令官乃木希典强调“精神主义”，一再采用“肉弹战术”，组织大批敢死队反复冲击，有一次竟组织3000人敢死队。在4个多月的攻坚战中，日军打得尸体累累，血流成河，付出伤亡6万人（死1.5万多人）的惨重代价，才迫使俄军于1905年1月1日投降。此后，3月进行奉天（沈阳）会战，俄军伤亡6万，被俘2万余，并被赶到中国东北北部，日军死伤约7万。
日俄双方都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它们以中国领土为战场，使中国人民蒙受战火洗劫，财产被烧抢，生产遭破坏，几十万人流离失所。
日俄战争以海战开始，以海战结束。5月27～28日，迢迢数万里、历时7个多月东调的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疲惫不堪地到达对马海峡北口的日本海海域，遭到以逸待劳的日本联合舰队的拦击，俄国舰队几乎全部覆没。
日本虽然获胜，但已精疲力竭。在战争中修改征兵令，动员兵力108万人，已达到极限。山县有朋承认，“敌方本国尚有强大兵力，而我方却已用尽所有兵力”。日本的战费为战前1903年财政收入的近6倍半，巨额战费全靠内外国债和非常时期特别税来勉强筹集。日本已无力继续进行战争。俄国战败，国内正在发生1905年革命，也不愿再继续战争了。
日俄接受美国总统的调停，9月签订了扑茨茅斯和约，规定俄国承认朝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把中国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把库页岛南半部的土地割让给日本。俄国和日本擅自拿中国的权益做交易，后来日本强迫清政府承认这种肮脏的交易。
日胜俄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俄国的轻敌思想，战前准备不足，战争中消极防守、被动挨打，以及军事指挥失当，都是重要原因。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日本要打败俄国困难重重，单凭日本自身的力量是根本不可能的。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是凭借日英同盟，在英美的大力支持下，才得以战胜俄国。
日本的临时军事费17亿2100余万日元，依靠国内公债和非常时期特别税以及其他收入，只筹集了10亿3100余万日元，其余完全靠外债来填补。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在伦敦、纽约四次发行外债，第四次还在柏林发行，共相当8亿日元（实得近7亿日元），其中一小半（44%）募自英国；外债占日俄战费的40.1%。而且，由于募集了外债，尽管因进口武器等军需品而巨额入超，日本仍可保持必需的外汇储备，保持金融的稳定。以此为基础，国内才能发行6亿2000多万日元战时公债（占日俄战费的36.3%），日本银行也才可大量增发纸币，保证了战争需要和战时经济运行。
日英同盟的一大作用，是在军事上的配合、支持。战前，日俄都在争购军舰。1902年，智利要将在英国订购的两艘军舰出让，日本无力购买，俄国愿出高价买下。为了遏制俄国海军力量，英国政府便自行买下这两艘军舰。1903年，阿根廷要将在意大利订购的两艘装甲巡洋舰出让，经英国政府斡旋，由日本买下。这两艘军舰驶回日本时，已是日俄开战前夕，为了防止俄舰的袭击，英政府派英舰把它们护送到科伦坡（今斯里兰卡首都）。
日本政府早就高喊“与万国对峙”，可是并没有与这种气概、愿望相应的实力。实际上，更多的是屈从列强，或从列强矛盾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可以看到，从倒幕的成功，到改约的完成和甲午战争的获胜，无不是利用了列强在远东的矛盾。日英同盟的缔结再一次给日本带来运气，让日本战胜俄国，真正成为列强俱乐部的一员。
日俄战后，日本的大陆政策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中国东北南部和朝鲜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后来日本又并吞了朝鲜。日本把辽东半岛改称“关东州”，在旅顺设立关东都督府。1919年撤销关东都督府，分别成立关东军和关东厅。关东军驻在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沿线，充当对华武力扩张的急先锋。
不过，随着日本走到这一步，它和其他列强的关系也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日本的胆量和欲望膨胀起来，妄图独霸东亚，真正走向“与万国对峙”，忘记了自己是靠英美的支持才能够崛起的，另一方面，英美列强开始提防日本，企图遏制它的野心。日俄战争的枪炮声停息尚未多久，日本的同盟者、支持者英国和美国，就于1906年2月分别发出了必须在“满州”实行“门户开放”的照会。这是日本与英美关系开始发生微妙变化的端倪。
排外狂热与军国主义思潮泛滥
随着80年代国权论的抬头和扩散，日本的民族主义逐渐向沙文主义蜕变。到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时，日本全国出现了排外、扩张狂热，军国主义、国家主义思潮大泛滥，“举国一致”支持侵略战争。
统治上层空前举国一致，众议院停止了与政府的争论，共同一致对外。在此之前，在1893年12月的第五届议会上，对外强硬派在众议院占了多数，他们完全不信任内阁进行的秘密改约谈判，双方严重对立。伊藤内阁上奏天皇，解散了议会。经过改选，1894年5月底召开第六届议会，对外强硬派依然在众议院占多数，通过了对内阁不信任的上奏案，指责政府的外交政策“偷安姑息，唯恐失外人之欢心”。伊藤内阁于6月初再次解散议会。
日英实现改约和日本挑起甲午战争后，9月1日进行众议员选举，对外强硬派仍然占多数，但他们已将对外强硬的矛头指向侵略朝鲜、中国。10月在大本营所在地广岛召开第七届临时议会，政府提出1亿5000万元的临时军事费预算案，贵众两院立即全体一致通过。议会还全体一致通过“征清”决议案，通过感谢大元帅天皇亲征之劳的上奏案，以及向出征军队致谢的决议。1894年12月召开第八届议会，再次成为举国一致大合唱，政府提出的预算案“满场一致”通过。会上的争论是究竟要求中国割让哪些领土，自由党竟狂妄要求中国割让东北三省和台湾省。
在甲午战后到日俄战前，共9次召开议会，政府与议会又不断发生争执，或为预算和增税问题，或为争权夺利，其中6次议会不是被解散就是有反对党派提出内阁不信任案。政府为了使自己的议案获得通过，频频收买反对党派议员。如在1898年的第十三届议会上，山县内阁为了使上次议会上搁浅的增征地税案获得通过，从皇室财产中取得97万日元的议会操纵费，并把议员年俸从800日元一下提高到2000日元，以集体收买议员来顺利达到目的。
在第十九届议会上，两大政党政友会和宪政本党联合一致，决心迫使桂太郎藩阀内阁下台，内阁却先下手解散了议会。两党决心在下次议会上实现倒阁，可是日俄战争爆发，在“举国一致”的口号下，两党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变。1904年3月召开第二十次议会，两党都声明支持政府，议会无条件地通过非常特别税法和5亿7600万的巨额临时军费预算，并作出决议说：“像这样必要的军费，本院决不吝啬”。1904年12月的第二十一届议会上，同样顺利通过预算案和7亿8000万的临时军费。
舆论界、新闻界、演艺界、教育界也一哄而上，卖力地煽动排外、战争狂热。属于明治年代成长起来的德富苏峰（1863～1957），在启蒙思想家纷纷后退之后脱颖而出，提倡平民主义、自由主义、和平主义，在国民中尤其是青年、学生中享有很高知名度，他创办的《国民之友》、《国民新闻》蜚声国内。但在甲午战争前后，他转变为狂热的国家主义者、扩张主义者。他在日军挑起战争的前两天，发表《好机》一文，宣称对中国开战的“好机”来临，要求政府抓住、善用这一“难得易失”的“好机”，使国家“取得巨大之获物”。他毫不掩饰地说：“何谓获物？在东洋确立国民膨胀之根据也，开启膨胀之沟渠也，排除膨胀之障碍也，让世界认识膨胀之日本也，发挥膨胀的日本之本色也……”。比之血气方刚的德富苏峰，福泽谕吉要老练得多，他在日军挑起战争之后、正式宣战之前，在自己的《时事新报》上发表社论《日清战争是文野之战争》，说什么这不是人与人、国与国的战争，而是“文明与野蛮之战”，是“为了世界的文明进步，排除其妨碍物”。给一场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披上“文明义战”的外衣。
44家报刊社派出100多名从军记者，展开战争新闻大竞赛，连篇累牍地用文字、图画进行报道，并且争相出版号外，不遗余力地煽动国民的战争意识。在报道中，对中国人民的掠夺、屠杀和日军的不利战况只字不提，而是热衷于“军国美谈”，不惜夸大战果，甚至制造“英雄”。还发行了《日清战争实记》、《日清战争图绘》、《台湾征讨图绘》等专刊，发行量很大，如《日清战争实记》共出版50编，每编100页，前6编就超过100万册。
在道府县政府的领导下，通过1万2000多市町村，把战争动员深入到每个城镇和乡村。军事公债被分摊到各市町村以至各家各户。在各个町村，以小学为中心，举行升“国旗”仪式、放战争幻灯、欢迎凯旋士兵、举办战利品展览等活动。町村居民集体参拜守护神，进行战胜的祈祷，举行庆祝胜利的活动。通过上述活动，把全体国民卷入了忠君爱国、支持战争的狂热。
三国干涉还辽之后，在“卧薪尝胆”的口号下，政府让国民勒紧裤腰，加紧准备更大规模的战争，向俄国报一箭之仇。日俄战争开始后，日本再次出现了举国一致的战争喧嚣。但是，以早期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等为主的少数人，接受了甲午战争的教训，看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本性，不怕在战争狂热中陷于孤立，组成平民社，发行《平民新闻》，勇敢地高举起反战、和平的旗帜。他们遭到口诛笔伐，被看作是“没有公共心、爱国心的利己主义者”，是“破坏举国一致的国贼”。宣扬国家至上，为战争辩护，甚至用尽溢美之词赞美战争的论调充斥于报章之上。德富苏峰已经完全投入藩阀政府的怀抱，沦为官方的主要代言人，他极力鼓吹国家主义，认为必须从心理上与国家“同一化”，甚至说什么青年应当“与国家恋爱，与国家结婚”。
被卷入战争狂热的国民，经历多年的“卧薪尝胆”，一心希望日俄战后可再次获得巨额赔款。日俄准备缔结和约的时候，日本的对俄同志会、右翼团体黑龙会等9个对外强硬团体组成讲和问题同志联合会，要求俄国赔款30亿日元，割让远东滨海州领土。结果消息传来，他们的这两个要求丝毫没有实现。和约签字的当天，对外强硬派在东京日比谷公园召开反对讲和条约国民大会，3万群众蜂拥而来，但遭到警察阻拦，双方发生冲突，会后演变为群众暴动，几万愤怒的市民袭击、焚烧御用新闻社、首相和内相官邸、警察派出所、教会、电车等。东京的暴动延续到第二天，169个警察派出所（约占80%）被焚烧和捣毁，死伤者超过一千人，警察占了一小半。日比谷暴动震动了全国，暴动波及到横滨、名古屋、大阪、神户等地。
这次暴动是长年处于重税之下的群众不满情绪的发泄，也是民众的战争、扩张狂热的变态表现。他们反对不符合自己愿望的和约，但并不反对给自己带来困苦的侵略战争，不反对发动战争的天皇制国家和天皇军队，决不袭击有军队守护的地方。日比谷暴动表明了日本国民受军国主义毒害之深重。
明治年代的总结：富强和隐忧
明治年代从1868年到1912年，共44年。主要是在这个期间，日本迅速地兴盛起来。
在甲午战争之前，特别是这次战争之后，日本两次兴起投资兴办企业的热潮，日俄战后企业投资继续有所扩大。1885年，会社2382家，实缴资本5070万日元；1914年，会社16858家，实缴资本20亿6878万日元。188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38亿5200万日元，1913年是80亿零100万日元，翻了一番强。1874～1913年，进出口贸易额扩大了近30倍。
发展较快的工业部门，除了军事工业，主要是棉纺织业和缫丝业。日本纱厂大都从荷兰引入最先进设备，总体技术水平高于英国及其殖民地印度的纱厂，而且日本的劳动力更低廉。1894年政府废除棉纱输出关税，1896年又废除棉花输入关税。在中国市场上，日本棉纱的输入量于1914年开始凌驾印度棉纱。缫丝业是日本主要的传统产业，创造、推广了价廉简便、半机械化的“器械缫丝”。日俄战后，生丝输出量占世界第一位，主要出口美国。同时，制茶、造纸、酿造、制糖、制药等轻工业，都有长足发展。
出于军事、外贸和减少国际收支赤字的考虑，政府特别重视发展海运业，1880年代以后的产业补助金重点流向海运业。在沿海和内河航线上，西洋式帆船逐步取代了旧式船只，1888年开始引入蒸汽轮船。继1875年开辟上海航线后，1896～1914年，由三井、三菱为主组成的日本邮船，还有大阪商船、东洋汽船、日清汽船、南洋汽船等会社，开辟了通往欧洲、北美、南美、澳洲、印度、东南亚的航路，以及至华北、长江流域的航路。除非洲以外，各大洲都可见到日本轮船的踪影。
明治初年，政府着手建设铁道。从1880年代初开始，以私营为主的铁道热久盛不衰。1901年，完成了从本州北部的青森，经东京、神户、大阪到下关的纵贯运输大动脉。1906年开始实行铁道国有化，加快了铁道的建设。1909～1919年左右，鹿儿岛干线、中央西线、山阴西线、北陆干线、北海道干线等铁道全线通车。1913年东海道线路铺设双轨。
重工业方面，原来除了军事工业、矿业以及规模不大的造船业外，其他部门都很薄弱。大规模的官营八幡钢铁厂于1901年投产，主要依靠廉价优质的中国大冶铁矿石和本溪、开滦的煤维持生产。1911～1916年，其钢材年产量从18万吨扩大到30万吨，其钢铁产量占了国内产量的绝大部分。从1894～1895年开始，机械工业持续增长。1905年能制作完整的车床，1912年能造高转速车床。造船、车辆和军事工业的发展尤为显著。
1901年国内造的轮船吨数超过输入的吨数，特别是大型新造船泊停止输入。1908年三菱长崎造船所建造了蒸汽涡轮的“天洋”号客轮（13444吨，最高时速20.6海里），是当时世界上有数几艘之一，造船技术达到世界水平。1893年国铁神户工场试制机车，1913、1914年制成货运、客运机车，以后有了一定的批量生产。
陆军军工厂大扩充，制造能力成倍增长，原来钢炮需进口，明治末年枪炮完全自给。1905～1907海军的吴工厂建成巡洋舰“筑波”号（13750吨），1905～1910年横须贺工厂建成战列舰“萨摩”号（19350吨），达到世界技术水平。1911年向英国定购最先进的超级无畏巡洋舰“金刚”号（27500吨），然后由横须贺工厂和长崎、川崎造船所模仿建造同类型军舰3艘，于1914、1915年竣工，此后不再向国外订购大型军舰。至此，除军工厂相当部分的机械设备和原材料尚需进口外，已确立武器生产的自给体制。
幕末之前的3个世纪中，人口停滞在2600万人前后，明治国家建立后半个世纪，增加到5000万人以上。旧时被冻结的身份等级、职业限制不再存在，社会呈现流动性。人口不断向六大都市（东京、大阪、京都、横滨、神户、名古屋）和其他城市集中，因交通、产业的发展、变动，既有新兴的、兴盛的众多城镇，也有陷于衰落的城镇。1895年以京都电铁为开端，明治三十年代在大都市普及了电车，四十年代大都市的近郊电车相继开通。1870～1885年，形成了收发电报的电信干线。1890年电话事业起步，1912年电话网遍布大小城市，30多个主要町村也通了电话。
明治年代，在社会经济方面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在当年可以称得上是奇迹。而且，不仅改变了幕藩封建制造成的贫弱落后，还使日本在东方成为唯一摆脱了半殖民地化危机的国家，并跻身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为全世界所瞩目。关于日本迅速兴起的原因，是多样而复杂的，前面已经分别有所阐述，这里稍作简要的概括。
关于日本速兴的原因，必须追溯到包括倒幕在内的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因为有了明治维新的成功才有日本的迅速兴起。两者的原因不完全等同，但大体上是一致的。前面已经提到，日本有一些特有的有利客观条件，如幕藩体制的特殊结构有利于倒幕的胜利，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倒幕斗争和除旧布新中都起了重大积极作用，至于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机遇，从倒幕斗争一直到一次大战都伴随着日本。当然，把客观可能性变为现实的胜利、成功，主要还在于主观力量和主观努力。在这方面，首先要提到改革派武士和主要由他们出身的明治政府官员。他们有着强烈的危机感和使命感，并且接受了兰学、洋学的成果，热心了解世界大势，及时转换斗争策略，以武力实现了政权更迭。在明治改革年代，他们满怀改革图强的豪迈气概，积极认真地学习欧美的长处，实行了一系列重大有效的决策——坚决摧毁了幕藩封建体制，大力殖产兴业和扶植私人资本，重视开发民智和发展近代教育，努力维护国家主权和修改不平等条约；还有一些决策虽然具有两重性，但在当年的历史条件下，还是起了一定积极作用，如“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方针，依靠和维护天皇权威，神权专制与立宪主义的嫁接，鼓吹国家主义等等。明治国家的富强，还与“强兵富国”和对外侵略扩张分不开，这在明治改革的同时就已开始，主要是在明治维新完成后大规模推行的；这一选择虽有近期效应，但长此以往，穷兵黩武，只能是饮鸠止渴。除了上述努力和决策之外，还必须看到不论在倒幕斗争中还是实现改革、富强、独立的过程中，民间各个阶层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当然，由于改革的不彻底和不平衡，由于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和其他条件的限制，明治年代的富强之中有隐忧，有阴影。经济、金融方面的不健全、不平衡，就是一大问题。重工业存在严重缺陷，1913年钢材自给率仅33.9%，造船的钢材四分之三靠输入，钢轨的过半靠输入。车床仍需大量进口，尤其是高级车床全靠输入。机车的大部分来自外国，甚至主要制造业纺织业的机械全面依靠输入。这就导致对欧洲、主要是对英国贸易的巨额入超，同时纺织业需从印度输入棉花也造成巨额入超，而对东亚以棉纱出口为主的出超和对美国以输出生丝为主的出超，远不足以抵消前两项入超，于是几乎连年出现国际收支赤字。甲午战争之后，投资规模越大，国际收支赤字越多。
为了填补国际收支赤字，以保持国内金融的稳定，维持经济的的运转，经常依靠向欧美举借外债度日。日俄战后到一次大战前，政府外债、政府企业（多为殖民企业）外债、地方外债共28笔，1913年外债余额19亿6000余万日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日本在金融上不独立，严重依赖欧美。
国内市场狭小，资源贫乏，严重依赖国外市场和资源，是另一大问题。明治末年，佃农、半自耕农超过农户的三分之二以上，在半封建地租的剥削之下，占农户27%以上的佃农终年在生死线上挣扎，许多半自耕农也只能勉强维生。贫苦农民不得不让自己的女儿、次子、三子外出做工，挣点钱补贴家用，资本家就借以尽力压低工人的工资。占日本工人多数的纺织女工的工资，竟比殖民地印度工人的工资还低，为数不少的矿工也处境悲惨。即使是工资最高的铁工厂熟练工人，如果每天不做13～16小时的加班劳动，“无论如何也不能维持一家数口的生活”。不仅广大工农的购买力有限，长年不断增税也使国内消费能力整体相对下降。1885～1915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59%，而人均消费额仅增长49%。上述情况显露了日本经济的脆弱性。
国内市场狭小和资源贫乏，决定了日本资本帝国主义特别富于侵略性，军国主义传统和这种资本帝国主义特性相结合，使日本帝国的扩张欲望不断膨胀。这样，一方面势必使日本与英、美的矛盾上升，一向有利于日本的远东国际局势将转向反面，如前所述，日俄战后已有征兆。另一方面必将激化与被侵略民族的矛盾。1905年日本威逼朝鲜沦为保护国，次年在朝鲜设立统监府，1910并吞了朝鲜。朝鲜人民掀起广泛的反日义兵运动，1909年10月在哈尔滨车站，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击毙了首任统监伊藤博文。
明治后期国内矛盾也终于表面化，资本主义固有的弊病开始出现，工人罢工、租佃争议、经济危机均已发生，并兴起了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1910年，天皇政府捏造罪名，制造了“大逆事件”，把早期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等12人处死，把多人判处徒刑，暴露了统治者的极端恐惧心理。
明治天皇患有糖尿病，伊藤博文之死使他遭受猛击，病情恶化。1912年7月并发尿毒症，深受病痛折磨，他经常念叨说：“我如果死了，世上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已经想死了”。他讲这些话，不仅是病痛之故，显然也是出于对未来风云莫测的担忧。天皇月底病逝，明治年代宣告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