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在俄罗斯大地上闪耀着一个伟大的灵魂，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那曾是照耀我们青年时代的最精纯的光芒。它是一颗抚慰人间的巨星，在19世纪末那阴霾浓重的日暮黄昏，它的目光吸引着、安抚着我们青少年的心灵。在法国，大多数人认为托尔斯泰远不止是个受人爱戴的艺术家，而且还是一位朋友，一位最好的朋友，其中的许多人还认为，他是欧洲全部艺术中的惟一的真正的朋友——我愿对这神圣的回忆，表示我的感激和敬爱之情。 我学习托尔斯泰思想的那些日子，是在我精神上永远不会磨灭的日子。那是1886年。俄罗斯艺术默默地萌芽了数年之后，在法兰西的大地上绽放出美丽的花朵。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译本同时在各大出版社争先恐后地出版发行。1885年到1887年，在巴黎出版了《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波利库什卡》、《童年与少年》、《伊万。伊里奇之死》以及高加索短篇小说和通俗短篇小说。在几个月中、几个星期中，我们的面前就展现出整个伟大人生的作品，这些作品反映着一个民族、一个新的世界。那时，我刚上高等师范学校。我的同学们和我在意见上大相径庭。在我们的小团体里，聚集的有现实主义的和嘲讽的思想者，如哲学家乔治。杜马，有热烈地追求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诗人，如美亚雷斯，有忠实于古典传统者，有司汤达信奉者和瓦格纳尊崇者，有无神论者和神秘主义者，我们相互间争吵不休，意见相左。但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托尔斯泰的爱把我们大家又聚在了一起。每个人都以不同的理由爱他：因为各人在其中找回了自我。而对于大家来说，那是一种人生的启迪，一扇向广袤宇宙敞开的门。在我们周围，在我们的家庭里，在我们的外省，来自欧洲边陲的伟大声音唤起了同样的同情，有时是意想不到的。有一次，在我家乡尼奈韦尔，我听见一些有产者居然异常激动地谈论着《伊万。伊里奇之死》，平时他们是从来不关心艺术的，而且几乎从不看书。 一些卓越的评论家曾有这么一种观点，说托尔斯泰的思想精髓是汲取于我国的浪漫主义作家：乔治。桑、维克多。雨果。且不说托尔斯泰是受乔治。桑（他是不能容忍她的思想的）影响的这种看法之不可信，也不必去否认让一雅克。卢梭和司汤达对他的实际影响之大，怀疑他的伟大和魅力是源自他的思想，这种做法是很不应当的。艺术所赖以活跃的思想圈子是狭隘的。思想的力度并不在于思想本身，而是在于艺术家思想的表达之中，在于艺术家的个人基调之中，在艺术家的个性之中，在他生命的气息之中。不论托尔斯泰的思想是不是受过影响——我们将在后面看到——反正与他的声音相似的声音还从未在欧洲回荡过。除了这种说法之外，我们怎么解释在听到这种心灵的乐声时所感到的激动的震颤呢？这心灵的乐声是我们期盼已久的，是我们所需要的呀。流行的风尚在我们的情感中毫不存在。 在我们中间，大多数人都像我一样，只是在读了托尔斯泰的著作之后才了解欧仁—米尔希奥。德。沃居埃的《俄国小说论》那本书的，他的赞美与我们的钦佩相比较，简直逊色得太多了。沃居埃先生特别是在以文学家的态度在评论。但是，对我们来说，只是赞赏作品是不够的：我们身在作品之中，它是我们的。他有热情洋溢的生命，他有青春萌动的心，他是我们中的一员；他有着对幻灭的苦笑，他有着深刻的洞察力，他也有对死亡的恐惧，他是我们中的一员；他有着博爱和平的梦想，他是我们中的一员；他痛恨文明的谎言，他是我们中的一员。还有，他是现实主义的创作者，他又是神秘主义的代表者，他是我们中的一员；他对大自然的气息有着敏锐的感觉，他对无形力量的感受，他对无限的眩晕，他是我们中的一员。这些作品之于今日，不啻《少年维特之烦恼》对于当时那一代人的影响一样：是我们的强与弱、希望与恐惧的明镜。我们毫未顾及要把这一切矛盾加以调和，当然更没有想过要去把托尔斯泰的思想归到政治或宗教范畴中去。托尔斯泰的思想是反映宇宙的，是复杂的，我们不应该像布尔热那样，把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的思想用党派的观点去批评。那种做法，是用胡拼乱凑的方式，为一个伟大的天才去制作一把衡量他的尺子……托尔斯泰到底属于哪一党派，这与我何干？难道我要先看看但丁和莎士比亚属于何党何派，然后再去呼吸他们的气息和沐浴他们的光华吗？ 我们绝不会像今日的批评家们那样去想：“有两个托尔斯泰，一个是转变以前的，一个是转变以后的；一个是好的，一个是不好的。”对于我们，只有一个托尔斯泰，我们爱他，爱他整个人。因为我们由衷地感到，在这样的心灵之中，一切都有立场，所有的事情都互相联系，又都各自独立。我们以前一直未加解释而从本能所感觉到的东西，今天应当由我们的理智去加以证实。现在，这长久的生命到达了终点，展露在大家眼前，没有隐蔽，成为思想天空中的太阳，我们就能够这么做了。让我们立刻震惊的是，这长久的生命自始至终，依然如故，尽管有人想要用藩篱将它一段段地截开——尽管托尔斯泰本人因自己是个激情满怀之人，在他爱的时候，在相信的时候，往往他是第一次在爱，第一次在相信，以为这才是他的生命的开始。开始。重新开始。同样的危机、同样的挣扎，曾在他心中发生过多少次啊！托尔斯泰的思想从来就不是统一的，以致人们无法谈论。但是人们却在谈论那些在他思想中顽固地存在着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时而是同盟，时而又是敌对，但更经常的是敌对。在托尔斯泰的心灵和思想上，统一是绝不存在的，它只存在于他激情的斗争中，存在于他的艺术和他的生命的悲剧中。对托尔斯泰而言，艺术和生命是一致的。就作品与生命的联系而言，没有比托尔斯泰的联络得更密切了。他的作品几乎常常具有一种自传的特点，自他二十五岁起，其作品让我们一步一步地紧跟着他那冒险生涯的矛盾经历。我们的这种认识，是从他二十岁之前开始直到他去世的他的《日记》，以及他提供给彼得什科夫先生的笔记中得到补充的。这些记录使我们不仅能够了解托尔斯泰的意识，而且能够了解托尔斯泰作为天才赖以生根、其心灵得以滋养的那个世界。 丰富的遗产，高贵、古老的双重家族（托尔斯泰家族和沃尔康斯基家族），自称可追溯到留里克，家谱中有随侍亚历山大大帝的人物，有七年战争中的几位将军，有对拿破仑数次战役中的一些英雄，有十二月党人，有政治流放犯。从家人的回忆录中，托尔斯泰选取了几位作为《战争与和平》中的特殊的典型人物，诸如：他的外祖父，沃尔康斯基老亲王，系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的伏尔泰式的专制贵族的代表；聂格拉。格雷艾里维奇。沃尔康斯基，他母亲的一位堂兄弟，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受伤，并从拿破仑眼前被从战场上救了回去，如同埃尔特里亲王一样；他的父亲，长得有点像聂格拉。洛斯托夫斯基；他的母亲，玛丽亚公主，这温婉的丑妇人，生着美丽的眼睛，丑的脸相，她的仁慈的光辉，照耀着《战争与和平》。 对于他的父母，他不怎么了解。如大家所知，《童年》和《少年》里的那些动人叙述极少有真实性。他还不满两周岁时，母亲就去世了。因此，他只是从小聂格拉。伊尔捷涅耶夫的含泪讲述中回想那张亲爱的面庞，总是表现出真诚的微笑，在她的周围洒满了欢乐……… “啊！如果我在艰难岁月中能窥见这微笑的话，我将不知道何为烦愁了……”（《童年》第二章）但是，托尔斯泰的母亲对于舆论的不顾忌，以及她讲述自己编造的故事的绝妙天才传给了他。 托尔斯泰至少还留有对他父亲的一些回忆。他父亲是个和蔼的、诙谐的人，眼睛略含忧伤，在自己的庄园里过着一种独立的、没有野心的生活。托尔斯泰九岁时失去了父亲。父亲的死使他“第一次明白了悲苦的现实，使他的心灵充满了沮丧绝望”。——托尔斯泰幼小的心灵遇到了恐惧的幽灵，他不得不用一部分时间来战胜它，又用另一部分时间来改变它，甚至赞美它……这悲痛在《童年》的最后几章中留下了一些难忘的印痕，在书中，托尔斯泰把那些回忆移植到对母亲的死和安葬的叙述中去了。 1828年8月28日，托尔斯泰出生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古宅中，直到八十二年后逝世时才离开。家里一共五个孩子，最小的是个女孩儿，名叫玛丽亚，后来当了修女。（托尔斯泰临死前，逃离了自己的家及家人，就是躲到她那儿去了。）四个儿子：辛尔格，很自私，但很迷人，“他的真诚达到了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高度”。德敏塔利，热情而又内向，后来上了大学，毫无顾忌地信奉宗教，奉斋节食，探访穷人，接济残疾人，后来，又以同样的激情放浪形骸，随后又懊悔不迭，为一个与他相好的妓女赎了身，收了房，二十九岁时患肺痨而死。老大聂格拉，兄弟中最受爱戴的一个，从其母那儿继承了编故事讲故事的能耐，为人风趣、胆怯，感情细腻，后在高加索当军官，在那儿染上了酒瘾，充满着基督徒的温情，他也常探访穷人，把自己所有财产悉数分给了穷人。屠格涅夫说他“在生活中实践着谦恭，而其弟列夫只满足于在理论上发展它”。另外一个就是托尔斯泰。在这帮孤儿身边，有两位心地善良的女性，其中一位是坦安吉娜姑妈，托尔斯泰说：“她有两项好品德：镇静和爱。”她一辈子只知道爱。她一直是舍己为人，她让我知道了爱的精神上的快乐……
还有一位善良的女性是阿历山丹娜姑妈，她永远地为别人服务，而避免被他人服侍，她不雇仆人，最喜欢的消遣就是读圣徒行传，以及同朝圣者和无邪的人聊天。好几个无邪的男女在他们家中寄食。其中有一位朝圣老妪，会吟诵赞美诗，成了托尔斯泰妹妹的教母。另一位朝圣者名叫克理桑娃，只知道祈祷和哭泣……（噢，伟大的基督徒克理桑娃！你的信仰是那么坚定，以致感到自己在走近上帝，你的爱是那么炽热，以致言语从你嘴里流露出来，而你的理智却无法驾驭。由于你赞颂上帝的庄严，当你找不到词语的时候，你满面泪痕地匍匐在地上！……）（《童年》第七章）在托尔斯泰的成长过程中，这些卑微的心灵对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晚年的托尔斯泰似乎开始显现这些卑微的灵魂，在其上开始并实践。他们的祈祷和爱在托尔斯泰幼小的心灵上播下了信仰的种子，这些种子发芽、生根、长叶。等到托尔斯泰老年时，便看到种子的成熟。 除了无邪的克理桑娃而外，托尔斯泰在《童年》里并未提到这些帮助其心灵成长的卑微的人们。但是，在另一方面，这颗童心却通过这本书显露出来，“这颗纯洁的、仁慈的心，宛如一道明亮的光华，永远懂得发现别人的最优的品性”，这种极其温柔的心啊！当他幸福时，想到的只是他所知道的不幸，并为之哭泣，为之献出爱心。他搂着一匹老马，请求它的原谅，因为他让它受苦了。托尔斯泰在爱的时候便感到幸福，即使不被人爱也无妨。人们从托尔斯泰的言行中，已经可以窥见他未来天才的萌芽：他为自己的身世而想像地哭泣；他那工作不息的头脑——永远试图想像一般人在想些什么；他早熟的观察和记忆能力；他那敏锐的目光，能在丧礼中，看透别人的面容，知晓别人是真伤心还是假装悲戚。托尔斯泰说，他五岁时就第一次感受到“人生并非一种享乐，而是一种十分沉重的劳作”。在那个时候，托尔斯泰在用民间故事、俄罗斯的神话和传说、《圣经》故事——尤其是《圣经》里约瑟那高贵的历史，在他暮年时，仍把它当作艺术的楷模——和《一千零一夜》，编织着自己的梦幻。他每天晚上在祖母家中坐在窗台上，听一个双目失明的说书人讲述的。1842年至1847年，托尔斯泰在喀山求学。他成绩平平。在说到托尔斯泰三兄弟时，大家都说：“辛尔格想干什么都干得成。德敏塔利想干却干不成。托尔斯泰不想干也干不成。”
托尔斯泰经过了他所说的“青少年荒漠时期”。荒凉的沙漠，一阵阵疯狂劲风猛刮着。关于这一时期，《少年》，特别是《青年》的叙述中，含有极丰富的亲切的忏悔材料，他是孤独的，他的头脑处于一种持续不断的狂热状态。 在一年的时间里，托尔斯泰又为自己找到了并试验着种种学说。他是斯多噶派，对自己进行肉体的折磨。他是伊壁鸠鲁主义者，放荡不羁。后来，他相信了轮回之说。他终于落入一种狂乱的虚无主义之中：他似乎觉得如果他迅速地转变，就可能面对着虚无。他解剖自己，自我剖析…… “我只想着一件事了，我在想我想着一件事……”（《少年》第十九章）这种永无休止的自我分析，这台推理的机器，这台空转的机器，将成为他的一种危险的习惯，他自己就说，“在生活中经常妨碍他”，但他的艺术却从中汲取了闻所未闻的养分。在这种精神活动中，他丧失了所有的信念：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十六岁时，他便不再祈祷，不再去教堂。这是他读伏尔泰的作品极感乐趣的时期，但信仰仍然潜伏着，并未消亡： “但是，我一直有着某种信仰。至于这种信仰是什么，我自己也不十分清楚。我还是相信神，但我不知道是哪一个神。我也承认基督与教义，但是我不明白，这些教义赖以成立的基础是什么。” 有时候，他在慈悲的幻梦中感到迷茫。他想卖掉自己的马车，把卖的钱分给穷人，还想把自己财产的十分之一拿出来散发给他们，他想不雇仆人……“因为他们跟我一样没什么区别。”一次病中，他写了一本《人生规则》。他在其中天真地为自己定下了责任，“研究一切，深化一切：法律、医学、语言、农业、历史、地理、数学，在音乐和绘画中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他坚信“人类在不断的完善之中改变自己的命运”。 不知不觉地，托尔斯泰在作少年人的热情、强烈的性感和夸大的自尊心的驱动之下，这种追求完美的信念转向了，丧失了无私的特点，变得实用和物质化了。如果说他想使自己的意志、肉体和精神趋于完美，无非是为了获得爱戴，为了征服世界，讨别人喜欢。
但是，这却是个大难题。他长得像猢狲一般丑陋：脸长得粗犷，长而厚重，头发很短，向前盖着，使额头显低。他的两只小眼睛深陷在阴暗的眼眶里，严峻地盯着别人。鼻子宽大，嘴唇厚而前伸，耳朵宽阔的。这张丑脸似乎无法改变了，——在幼年时，这张丑脸曾经几次引起他对生命的绝望——托尔斯泰自称要实现当个“体面人”的理想。为了这种理想，为了要做得和其他的“体面人”一样，托尔斯泰效仿他们的做法，开始赌博，疯狂地借债，彻底地放荡。 在这种颓废的状态下，那绝对的真诚拯救了他。“您知道为什么我那么爱你吗？”聂赫留多夫对他说，“您具有一种惊人的、罕见的品质：坦率。是的，我老是说出连我自己都羞于启齿的事情。 在他最放浪的时候，他也总是用一种犀利明察的目光在判断自己。“我活着完全像个牲畜，”他在其《日记》中写道，“我是堕落了。 而且，他还用他那喜欢分析的怪癖，仔仔细细记出他的错误的原因： 1.迟疑犹豫，没有魄力；—2.自我欺骗；—。焦躁性急；—。顾羞耻而且屡教不改；—5.脾气暴躁；—。经常困惑彷徨；—7.用情不专；——8.喜欢跟风；—。盲目做事，不思考。 即是这种独立不羁的判断，在他上大学时，已经用于对社会习俗和知识迷信的批判上去了。他蔑视大学教育，拒绝认真地研究历史，因思想的大胆放肆而遭校方处罚。在这一时期，托尔斯泰发现了卢梭，看到了他的《忏悔录》、《爱弥儿》，他为之倾倒。“我崇拜他，把他的肖像纪念章戴在脖子上，就像戴圣像一样重视。”（《与保尔。巴维尔先生的谈话》1901年8月28日《时报》） 托尔斯泰最初的几篇哲学文章就是对于卢梭的评论（1846年至1847年）。 然而，他厌倦了大学和“体面人”，回到家乡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住在乡间（1847年到1851年），他又同百姓们接触了，他自称前来帮助他们，要成为他们的恩人和教育者。他在这时期的经历在他最初几部作品中便有叙述——《一位地主的早晨》（1852年）中已有叙述。这部作品非常优秀，他用自己最喜爱的名字为主人公命名——聂赫留多夫亲王。 聂赫留多夫年方二十。他放弃了大学去献身于农民。他努力地为他们谋福利已有一年，而且，在一次到村中去探访时，我们看见他遭受了似嘲似讽的淡漠，受到了根深蒂固的猜忌，遇到了因循守旧、无所用心、下流无耻、忘恩负义……等等。他的一切努力都是枉费，回去时他心灰意懒。他想着自己一年前的梦想，想起自己那慷慨的热情，想起自己的理想——“爱与善是幸福，是这个世界上惟一可能的真理”。托尔斯泰觉得自己败下阵来了。他羞愧而厌倦。他坐在钢琴面前，手下意识地在按着琴键。弹出了一个和音，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他开始弹奏起来。和音不完全是规则的，它们经常是平凡到庸俗的，表现不出任何音乐才华来。但是，他在其中感到一种无法确定的、忧伤的乐趣。每当遇到和音变化时，他就心跳不已，等着新的音符出来，并通过想像模模糊糊地去补足那缺陷。他听到合唱、乐队……他主要的乐趣便来自想像的被迫活动，它虽无关连但却以惊人的明晰向他显示出那些过去和未来的最多变的形象和情景……”托尔斯泰重复看到刚才和他谈话的农人，下流的、猜忌的、撒谎的、懒惰的、冥顽的。但这一次他所看到的他们，是他们的好的一面而不再是坏的一面；他以爱的直觉深入他们的心中；他窥到他们对于受压迫运命所取的忍耐与退让的态度，看出了他们对一切不公的宽容，看出了他们的家庭和睦以及他们对往昔的那种因循守旧和可怜巴巴的眷念。他们让他回想起劳累但健康的劳动感觉…… 这种感觉真美。”他自言自语……“为什么我就不能像他们一样生活呢？”（《一位地主的早晨》全集第二卷） 托尔斯泰整个已经存在于第一部短篇小说的主人公中了：目光敏锐，想像持续不断。他用一种毫无缺陷的现实主义来观察人物，但当他一闭上眼睛，他重又沉入幻梦之中，沉入对人类的爱之中。 四 然而，1850年时的托尔斯泰可没有聂赫留多夫那么有耐心。亚斯纳亚让他失望，他对民众很快厌倦了，就像他对优秀阶级的厌倦一样，他的身份压迫着他：他承受不住了。此外，债主们在追逼着他。1851年，他逃往高加索，躲在军队里，藏在他那已当了军官的哥哥聂格拉身边。 一到群山环绕的清明的境域，他便精神抖擞起来，他又寻找到了上帝：“昨夜，我差不多一夜未眠……我请求上帝保佑。我在祈祷时，感受到难以言说的温暖。我像平时一样背诵祷文，久久地诚心祈祷，心里憧憬着美好的事物……我忘记自己祈祷什么了。我只请求上帝的宽怒，请求它让我能走进神的世界可是不，我不企求这样。我感到，既然它赋予了我这一恬静的时刻，那就是说它已宽恕我了。我在企求，而同时我也一无所求，而且我也不会请求。我感谢它，但不是用言语，也不是在思想上……仅仅一小时之后，我又听到罪恶的声音。我梦想着光荣和女人的时候睡着了：这比我强有力得多。——我不在乎那么多！我感受到了难得的幸福，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和伟大。我愿意祝福，但不知道怎样去祈祷，我希望能明白，但又不敢去碰触。我把自己的意志全部献给上帝”（《日记》） 情欲和上帝间的争斗在心中秘密地继续下去。托尔斯泰的肉体未被击败（它从未被击败）；托尔斯泰在《日记》中记下了使他沉迷的那三大恶魔： 1.赌瘾：可能战胜之。 2.肉欲：很能战胜之。.虚荣：其中最难战胜之恶魔。 在托尔斯泰梦想着要献给别人而牺牲自己的时候，肉欲或轻浮的念头缠绕着他：某个高加索女人的形象使他魂牵梦绕，或者“如果他左边的胡子翘得比右边的高点儿，他会感到沮丧”。——“无防！”上帝就在那儿，他再也不离开他了。斗争本身的骚动也蕴育繁荣之机，所有的生命力都因此而受到激越。“我认为我当初要到高加索旅行的轻佻想法，是上苍给我的启迪。上帝的手指引了我。我感谢上帝。我在高加索感觉思想平静多了。不过，我认为那些将要经历的事情会对我有所帮助，因为那也是上帝的意愿……”（致坦安吉娜姑妈的信，1852年1月） 这是大地向春天唱它感谢神恩的歌。鲜花盛开，一切都那么美好。1852年，托尔斯泰也绽放出春天的花朵，那就是：《童年》、《入侵》、《一位地主的早晨》、《少年》。他也在用自己的伤口表达对上苍的感激。 五 1851年秋，托尔斯泰的《童年》写作始于的蒂弗理桑，完成于1852年7月2日高加索的皮亚季戈尔斯克。颇为奇怪的是，在那使他怦然心动的大自然的氛围中，在崭新的生活里，在战争的惊心动魄的危险中，他抛开了那个未发现富于特色和激情的世界时，他开始在第一部作品里对往事进行回忆。 但当托尔斯泰写《童年》时，他正在病中，军队事务突然停止了。在长期休养的闲暇中，既孤独又痛苦的他，颇为伤感，过去的回忆便又温柔地浮现在他眼前。经历了几年的颓废而紧张疲惫的日子之后，能重温童年那“美好的、无邪的、诗情画意的和快乐的时期”，重塑一颗“善良的、多情的，会爱的童心”，他觉得非常之甜美。
总之，此时此刻的托尔斯泰，正怀着青春的热情和无穷的计划，怀着循环式的诗情想像的特点。他很少酝酿一个孤立的题材，他一直试图把那些大部头，当作他从未能实现的博大精深的历史画卷的一部分，当成历史长链中的一截儿。把他的《童年》看作他的《人生四部曲》的第一篇。这一篇本该包括过去他在高加索的生活，并且应以通过大自然获得上帝的启示为终结。虽然《童年》是托尔斯泰的成名之作，但是他自己却对这部作品表示十分严酷的态度。他对彼得什科夫先生说道：“它糟透了，太缺乏文字的诚实性了！……简直无可取之处。”这只是他的个人之见。他把没有加上作者署名的原稿寄给了有名的《现代人》杂志，1852年9月6日，这部作品被刊登了。刊登出来后，作品得到了一致好评，连欧洲的读者也认可它。但尽管它有魅人的诗意，细腻的笔触，微妙的情感，我们还是明白它为什么后来为托尔斯泰所不悦。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托尔斯泰认为作品的讨厌之处，正是读者认为有吸引力的地方。必须指出的是，除了在某些地方人物的记述和极少的篇幅中有着吸引人的宗教情感或感情的现实意味而外，托尔斯泰的个性在其中的表露极少。 他的书中弥漫着一种温情轻柔的感伤，后来的他所一直反感这种情怀，他在其他的小说中也努力摒弃这种情怀。那些幽默和眼泪，是我们熟悉的，它们源自狄更斯。托尔斯泰在其《日记》中指出，在他八十一年间最喜爱的作品中，他最喜欢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一书，“那本书对他的影响非常大”。他在高加索旅行时又一次阅读了这部著作。
托尔斯泰认为，还有另外两位作家对他影响较大：斯特恩和特普费尔。他说：“我那时深受他们的启迪。”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日内瓦短篇》居然是《战争与和平》的作者的第一模型。但是，一旦知道了，就能在《童年》的叙述中，重新找到被移植到一种更加贵族化的秉性中的那种热情而狡黠的纯朴的痕迹。因此，托尔斯泰在其初期，就已是群众曾经相识的一个面孔。但他的个性特征很快便得以确定。不及《童年》那么纯粹而完美的《少年》（1853年），显示出一种更新颖的心理，一种对于大自然的极其强烈的情感，以及一颗狄更斯和特普费尔深感忧虑的被折磨的心灵。在《一位地主的早晨》（1852年10月）中，托尔斯泰的性格，大胆的真诚，对于爱的信心，都显著形成了。从他在这个短篇小说中所描绘的一些农民的出色肖像中，读者可以发现《民间故事》中的农民形象就是他在1885年《两位老人》中的那位养蜂老人的雏形：眼望上方，光头在太阳下闪亮，在他的周围，金色的蜜蜂飞舞，并不螫他，在他头顶形成一个王冠…… 但是，托尔斯泰这时期的代表作，却是直接灌注着他当时情感的作品，如《高加索纪事》。其中，托尔斯泰在1852年12月4日写完的第一篇《入侵》，展现了一幅令人惊异的壮丽景色：群山环绕下的河畔日出；通过强烈渲染描绘出的绘声绘色的夜景，远山积雪映衬下的夜归士兵，以及士兵们悠扬的歌声在空气中飘荡的景色。好几位典型人物已在《战争与和平》中尝试着生活了：赫拉勃夫上尉，真正的英雄，他打仗绝非兴趣所致，而是因为那是他的职责，他是“那些平静的、纯朴的、十分简单而惬意的面孔之一”。他是笨拙的，有些可笑的，从不理会他的周围的一切，在战斗中，其他所有的人全改变了，惟独赫拉勃夫仍依然故我。“他完全像人们见到的那样：同样平静的动作，同样平稳的声音，天真而呆滞的脸上同样的朴素表情”。在赫拉勃夫身边，那位中尉在扮演着雷蒙托夫的主人公，心地善良，但却装出粗野蛮横的样儿来。而那个可怜巴巴的矮个儿少尉，初次参战，兴奋异常，既可爱又可笑，见到谁都想扑上去拥抱一下的小家伙，最后却无谓地被杀死了，如彼加。洛斯托夫斯基。在这些图景中，托尔斯泰的影子显现出来，他在观察着，但并未参与到他的同伴们的思想中去，他已经让人听见了他反对战争的呐喊： 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在广裹的苍穹下，人们为什么不能安适地生活呢？为什么人们会有一些复仇的，凶狠的情感？为什么他们会有消灭同类时的那种愤怒？人类应该在大自然中消融掉罪恶，表现出善与美。”（《入侵》，全集第三卷）这时期观察到的其他高加索纪事，后来在1854年到1855年又加工写成，如《伐木》，系一种准确的写实，有点儿冷峻，但却充满了对俄罗斯军人心理的奇特记述——是为了未来的一些记述。 1856年，托尔斯泰完成了《在小分队中和一个莫斯科熟人的相遇》。描写一个失意的上流社会的人物，是一个放荡的下级军官，怯弱、酗酒，还爱说谎，士兵们中最差劲儿的都要比他强过上百倍，他连想都不敢想会被杀死，像被他蔑视的士兵似的死去。在托尔斯泰的所有这些作品之上，矗立着这第一期山脉的最高峰，是最美的抒情小说之一，是他的青春赞歌，是高加索的颂诗——《哥萨克》。白雪皑皑的群山在晴朗的天空下蜿蜒巍峨，那如诗如歌的壮美洋溢在全书之中。因它是那天才之花的绽放，这部小说是无出其右的，正如托尔斯泰所说：“青春的强有力的神威，永不能复得的天才迸发。”青春的壮观，爱情的狂流。 “我深深地爱，爱上了善良的人们！……”托尔斯泰反复地说着，甚至忍不住流泪。但是，他并不知道谁是勇士，也不清楚自己到底爱着谁。（《哥萨克》，全集第三卷）
这种心灵的陶醉，在有节制地流淌着。主人公沃里宁如同托尔斯泰一样，到高加索来寻求奇险的生活。他恋上了一位哥萨克的年轻女子，陷入种种相互矛盾的希望之中。沃里宁时而在想，“幸福就是自我牺牲，就是为他人而活着，”时而又想，“牺牲自己是很愚蠢的”。于是，沃里宁几乎与那位哥萨克老人叶罗什卡同样认为，“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上帝创造这一切就是为了人类的欢乐。那是在拯救灵魂，没有什么是罪恶的”。 那么，沃里宁还需要想什么呢？只要活着就行。生存是整个的美，整个的福，那强大的、普遍存在的生命：“生”即是神。
一种狂热的自然崇拜在煽惑并吞噬着他的心灵。沃里宁在森林中迷了路，“周围尽是野生植物，无数的野兽和飞鸟，成群的飞虫，草木幽暗，空气芬香温热，浊流在叶下淙淙流淌”。就在离敌人埋伏点不远处，沃里宁“突然感到一种无缘无故的幸福，他按照儿时的习惯，画着十字，开始感谢某个人”。沃里宁像一个印度托钵僧人似的满意地说，他独自迷失在吸引着他的人生漩涡之中，到处潜伏着无数看不见的生物，此刻正在窥伺着他的死，那成千上万的小虫在他身边嗡嗡地叫着：“伙伴们！过来呀，过来，让我们一起来螫这个人！” 显然，沃里宁在这里不再是一个俄罗斯绅士，不再是莫斯科上流社会中人，不再是某某人的朋友或亲戚，他只是一个纯粹的生物，如蚊蚋，如雉鸟，如雄鹿，就像他周围生活着、游荡着的那些生物。我将要同它们一样生长、死亡。青草将在我死亡的地方成长……” 而沃里宁的心是欢悦的。在青春的这一时刻，托尔斯泰生活在对于力、对于人生爱恋的狂热之中。他抱住大自然，与之融为一体。在大自然中，他麻痹，他倾泻，激越他的欢乐、他的忧愁和他的爱情。 但是，这种浪漫的陶醉从未损害托尔斯泰目光的敏锐。只在这首炽热的诗中才有如此强烈的景色描写，以及真实的人物刻画，在其他作品中则是很少见的。他的信条之一是坚持自然与人之间的对立，这也是该作品的精髓，并将成为托尔斯泰整个一生的思想中最喜爱的主题之一。这种对立已经使他找到《克莱采奏鸣曲》的某些严酷的语调，来斥责人间的喜剧。不过，托尔斯泰对自己所爱的人们也同样是真实的。大自然的生物、美丽的高加索女子和他朋友们都受着他明辨的目光烛照，他们的自私、贪婪、狡狯的恶习，都被他一一描画无遗。 高加索，尤其唤引起托尔斯泰生命中所蓄藏的深刻的宗教性。人们没能足够阐释这种真理精神的最初昭示。他自己也是一再要求严守秘密才向他青年时代的密友、他年轻的姑妈亚历桑德拉。埃尔特里耶夫娜。托尔斯泰吐露的。
1859年5月3日，托尔斯泰在写给姑妈的信中，向她发表了他的“信仰声明”，他写道 “小时候，我只是以热情和感伤而信仰，从不加以考虑。十四岁的时候，我开始思考人生，因为我的理论与宗教不协调，我便把毁灭宗教看作是一种值得称赞的行为……在我看来，一切都是符合逻辑的，分门别类的，清楚的。可是却没留一点儿地方给宗教……后来，我认为人生不再赋予我任何秘密，但自此，宗教也就开始失去它的全部意义了。在高加索的时候，我是孤单的。在那里，我付出了自己所有精神力量，就像一个人孤注一掷时所做的一样…… 这是殉道和祈福的时期。在此前或此后，我都从未达到如此高的思想境界，我不曾有如这两年中深刻的观察。我那时所发现的所有一切都将成为我的信念在这两年的持之以恒的思考活动中，我发现了一条简单的、古老的真理，我现在才知道的真理：我发现有一种不朽，有一种爱，人为了永远幸福应该为别人而活着。这些发现令我惊讶不已，因为它们与基督教相似，于是，我不再深入探寻了，开始在《福音书》中去寻觅。但我找不到什么东西。我既找不到神，也找不到救世主，更找不到圣典，什么都没有…… 但我仍在竭尽我全部的灵魂之力去寻找，我哭泣，我折磨自己，我只求得到真理……
这样一来，我便孤独地同我的宗教待在一起了。”六 1853年11月，俄罗斯向土耳其宣战，战争爆发了。托尔斯泰先被征召到罗马尼亚军团，然后去了克里米亚军团。1854年11月7日，托尔斯泰开拔到塞瓦斯托波尔。他胸中燃烧着激情和爱国心。他勇敢地尽着自己的责任，常常身处险境，在1855年的四五月间，他每三天就有一天要到第四炮台值班。 托尔斯泰成年累月地生活于一种无穷尽的紧张与战栗中。他的宗教神秘主义在与死神面对面的过程中复活了。他和上帝进行交谈。1855年4月，他在其《日记》中记下一段祷文，感谢上帝在危险之中保佑他，并祈求上帝继续保佑他，“以达到我尚不了解的生命的永恒而光荣的目的……”这个生命之目的，绝对不是艺术，而只是宗教。
1855年3月5日，托尔斯泰写道： “我被一种伟大的思想牵引，我感觉可以把我整个的生涯奉献给它，去实现这一思想。这一思想就是创立一种新的宗教，基督的宗教，以便通过宗教把人类团结起来。” 这将是托尔斯泰晚年的规划 可是，为了要忘掉眼前的情景起见，托尔斯泰又开始了写作。在隆隆的炮声之中，他又怎能找到必要的思想自由来创作他的回忆录的第三部——《青年》呢？该书写得很凌乱，而它的凌乱以及有时出现的带有司汤达式的层层剖析的某些抽象分析，是他写书时的环境造成的。 但是，人们赞赏托尔斯泰对一个年轻人脑子里的模糊梦幻与思想的冷静而深刻的探索。作品显得对于自己非常坦率。而且，有时候，在春日的城市写景中，在忏悔的叙述中，以及为了突然想起的罪恶而奔向修道院去的叙述中，充满着多少的清新诗意啊！他书中的某些篇章出现了一种狂热的泛神论调。这种论调进而产生了一种抒情诗意，令人想起《高力索纪事》来。譬如，那夏夜的一幕：“清亮的新月发出它沉静的光芒。闪烁的池塘。一棵棵的老桦树，枝繁叶茂，月光下的一面呈铝白色，背着月光一面的树影遮蔽着树丛和大路。鹌鹑在池塘后面的叫声。两棵老树轻轻相触时难以辨出的声息。蚊子嗡嗡；一只苹果落在枯叶上面；一直跳到平台石阶上的青蛙；绿绿的月光下闪亮……月亮升起来了；它悬在半空中，清辉满布；池塘的光彩显得更明亮，阴影变得更黝黑，亮处则更加地清亮……而我，微不足道的小虫子，已经被笼罩在人间一切热情之中，但因有爱情的巨大力量，我觉得此时此刻，大自然、月亮和我，已经融为了一体。”（《青年》第三十二章）但眼前的现实在他心中较之过去的梦景更有力量，它迫使他注意。《青年》因此未能完成。而副连长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在防御工事的掩体里，在隆隆的炮声中，在他的连队里，观察着活着的人和垂死的人，在他的《塞瓦斯托波尔纪事》难忘的叙述中记下他们的和他自己的焦虑悲凉。 这三篇纪事——《1854年12月之塞瓦斯托波尔》、《1855年5月之塞瓦斯托波尔》、《1855年8月之塞瓦斯托波尔》——通常是被笼统地用同样的观点加以评论。然而，它们之间却是迥然不同的。尤其是第二篇，在情操上、艺术上，与其他两篇有着很大的区别。其他两篇中以爱国主义为主导，而第二篇中却飘忽着一种不可改变的真理。 据说俄国皇后读了第一篇纪事之后不禁为之下泪，而沙皇则在赞叹之中下旨把它译成法文，并把作者调离危险区，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这里只有激越爱国主义和战争情怀的成分。 托尔斯泰刚刚入伍，他的热情保持不变，他沐浴在爱国主义之中。他在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者中尚未窥见野心与自负，还未窥见任何卑鄙的用心。这对于他来说是一首伟大的史诗，其中的英雄“堪与希腊的英雄们相比拟”。此外，这些纪事没有任何想像的痕迹，也毫无客观表现的实践。托尔斯泰漫步城市，他清晰地在观察，但叙述方式却缺少洒脱；“你们看……你们走进……你们注意到……”这是夹杂着对大自然美好印象的纪实。
第二幕则完全不同：《1855年5月之塞瓦斯托波尔》。从卷首起，我们便可读到： “千万颗人类的自尊心在这儿相碰撞了，或者在死亡中消失了……” 随后，又可读到：“……因为人是那么多，因此虚荣也就有那么多……虚荣，到处是虚荣，即使在墓门前面！这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特殊病症……为什么荷马的人物和莎士比亚的人物谈论着爱情、光荣和痛苦，而我们这个世纪的文学却只是一些虚荣者与赶时髦者的故事？”托尔斯泰在这里的纪事不再是简单叙述，而是使人类与情欲的直接角逐，所以它把英雄主义下面隐藏着的东西暴露出来。托尔斯泰那犀利深邃的目光在他的战友们的心灵深处搜寻着，在他们心中以及在他自己的心中，看到了骄傲、恐惧，看到了死到临头尚在继续演着的人间喜剧。托尔斯泰指明了恐惧，他揭去了恐惧的面纱，将它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这无穷的危惧，这畏死的情操，被他毫无顾忌、毫无怜惜地剖析了。在塞瓦斯托波尔，托尔斯泰学会了抛去一切感伤，如同他轻蔑不屑地指出的，那是“一种空泛的、女性的、假惺惺的同情”。
托尔斯泰的剖析天才在他少年时期已露出端倪，有时还几乎带有病态，但它从来没有比描写巴拉斯霍辛之死达到更使人震憾的强烈程度。其中有两整页是在描写炮弹落下尚未爆炸的那一秒钟内，那不幸的人心灵之中所发生的情况，——还有一页是描写炮弹炸响之后，“他被当胸炸着而立刻死去”，那一刹间心中的想法。
就像是演剧时休息期间的乐队一般，在这些战斗场面里，一片明媚的大自然展现开来，阳光穿过乌云，白昼的交响曲在壮美的景色中回响，尽管成千上万的人战死在这其中。基督徒托尔斯泰忘记了他第一部叙述中的爱国情调，在诅咒那大逆不道的战争：
这些基督徒，他们一方面宣扬爱与牺牲，一方面又给他人带来死亡的恐惧。而他们面对上帝，竟然不忏悔！他们没有兄弟般的情意，不懂得流着幸福欢乐的泪水去拥抱彼此。在结束这一短篇时，其中的情调非常惨痛，这是他的其他作品尚没有的，托尔斯泰顿生疑惑，他这样说错不错呀？ “一种可怕的疑惑把我压抑着。也许不该把这些说出来。也许我所说的是那些可恶的真理之一。这些真理无意识地藏于每个人的心灵之中，不该表达出来，免得造成不利，如同酒糟一样，千万别去搅动，否则把酒给弄坏了。哪里是必须避免表述的罪恶？哪里是应当仿效的美的表白？谁是英雄？谁是坏人？大家都是好人，大家又都是坏人……” 但他又冷静下来说： “我这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我全身心地热爱的，是我想尽力表现其全部美的，他曾经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美的。” 《现代人》杂志主编涅克拉索夫读了这几页之后，写信给托尔斯泰说： “你所写的正是当今的俄国社会所需要的：真理！自果戈里逝世之后，俄国文学上所留存极少的……您带给我们艺术的那个真理在我国是完全崭新的。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担心时间和人生的怯弱，以及对围绕着我们的所有一切的装聋作哑会像对付我们中间的大部分人那样把你收拾了——换言之，我担心它们会把您身上的精力消磨光。” 但这不足为惧。时间会消磨常人的精力，但对于托尔斯泰，却反而能增加了他的精力。但在当时，祖国遭受的困难、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使托尔斯泰产生了一种痛苦怜悯的情感，他懊悔自己太严酷的坦率。
在第三篇纪事《1855年之塞瓦斯托波尔》中，托尔斯泰在叙述赌博时争吵的军官时一转笔锋，说道：“咱们在这幅画像前赶快把幕拉上吧。明天，也许就在今天，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将愉快地迎向死亡。他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都蕴藏着伟大的火花，这种火花将会使他们成为未来的英雄。” 这种顾虑丝毫没有减弱故事的写实色彩，但对人物的选取已较好地显示了作者的同情了。马拉科夫的英雄事迹及其英勇陷落，在两个动人的、自豪的人物身上得到了体现：他们是两兄弟，哥哥是科特兹塔尔夫上尉，与托尔斯泰有点儿相似之处；弟弟是个旗手，叫瓦里基亚，爱狂热地自言自语，爱梦想，但是却生性胆怯，常常无缘无故地流下温情的眼泪，怯懦的眼泪。瓦里基亚刚到防御工事中非常恐惧（小可怜还怕黑，躺下时总要把头藏在军大衣里），常因自我孤独之感和他人的冷漠而闷闷不乐，后来，当庄严的时刻到来时，他却笑着面对危险。 瓦里基亚属于一组充满诗意的少年人（如《战争与和平》里的彼加，《入侵》中的少尉），他们心中充满了爱，欣喜欢笑着去打仗，突然莫名其妙地在战争中牺牲了。兄弟二人在守城的最后一天战死。托尔斯泰在充满着爱国主义怒吼的句子中结束了小说： “队伍离城而去。士兵们眼望着失守的塞瓦斯托波尔，心中都满含着一种难以言表的悲苦，叹着气，向敌人伸出拳头。”七 在战争中，托尔斯泰在一年里触摸到了激情、虚荣和人类痛苦的深层处。当他从战争中走出来时，他于1855年11月，又回到了彼得堡的文人们中间。这时，他对那些文人有着一种厌恶与轻蔑。
托尔斯泰觉得他们身上的一切都是猥琐的、虚假的。这些人，从远处望过去，像是一种艺术光环中的人物——就像那位他曾钦佩并把他的《伐木》刚刚题献给他的屠格涅夫，——走近了看，就只会感到一种悲哀的沮丧。
1856年的一幅画像显示了托尔斯泰与这些文人的不同。画上的托尔斯泰置身于他们中间，另外还有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格里戈罗维奇、德鲁日宁。在别人那种一任自然的态度旁边，托尔斯泰那悲苦严峻的神态。他那瘦削的脑袋，深陷的双颊，僵直地搂住的胳膊，十分地显眼。托尔斯泰身着戎装，立在这些文学家后面，如苏亚雷斯风趣地写的，“他不像是这伙人中之一员，倒像是在看押着他们：他似乎正要把他们押回牢房去”。
然而，在彼得堡，大家都恭维这初来的年轻的同道，他拥有双重的光环：作家兼塞瓦斯托波尔的英雄。曾经在读塞瓦斯托波尔纪实时流着泪喊“乌拉”的屠格涅夫，友爱地向托尔斯泰伸着手。 但是，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谈不来。他俩都用同样清晰的目光观察世界，又各自在观察中加进了敌对的心灵色彩：屠格涅夫是嘲讽的和激动的，爱恋的和幻灭的，是崇尚美的；托尔斯泰则是粗暴的，自傲的，为道德观念而苦恼，背负着一个隐而未露的神明。 托尔斯泰特别不能容忍这些文人的是，他们自信为一种优秀阶级，自命为人类的首领。托尔斯泰在对他们的憎恶中注入了一个贵族和军官对放荡的平庸作家的骄傲。他“本能地反对所有一般人都承认的判断”，他自己也承认，这也是他的性格特点之一。 托尔斯泰对人的猜疑，对人类理性的潜在的蔑视，使他到处去探究自己或他人的欺骗和谎言。 屠格涅夫说：“他从不相信别人的真诚。一切道德激情他都觉得虚假，而且他还习惯于用他那极其深邃的目光去逼视他觉得没有说真话的人……”格里戈罗维奇说：“瞧他听人说话的样儿！他用深陷在眼眶里的灰色的眼睛怎样的直视着他的对手！他那紧抿着的嘴唇表露出多大的嘲讽！” 屠格涅夫认为，他从未感到比他更犀利的目光，外加两三个令人暴跳如雷的恶毒字眼儿，使人难堪并无法忍受。 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第一次会见时即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分别之后，他们平静下来，并竭力给彼此还以公道。但是，时间使得托尔斯泰同这个文人圈子更加疏远。他无法原谅这些艺术家口是心非，一面过着堕落的生活；一面又在宣扬所谓的道德。 “我深信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不道德的，坏的，没有品德的，比我在军中的漂泊不定的生活里所遇到的人要低下得多。可他们沾沾自喜，对自己却很有信心，好像完全健康的人那样。他们让我憎厌。”（《忏悔录》，全集第十九卷） 托尔斯泰同他们分手了。不过，他在一段时间里仍保留着他们那种对艺术的功利主义，他的骄傲在其中获得了满足。这是一种回报颇丰的宗教，它能为你提供“金钱、荣誉、女人……”
“我也曾经是这个宗教中的一名高级神职人员，也享受过那种惬意的生活……” 为了要完全献身给这个宗教，托尔斯泰于1856年11月辞去了军队中的职务。
然而，像托尔斯泰这种性格的人是不可能长久闭上眼睛的。他相信进步，他愿意相信进步。他觉得“这个词儿意味着什么”。去外国——法国、瑞士和德国。1857年1月29日到7月30日——的一趟旅行使这一信息动摇了。 1857年4月6日，托尔斯泰在巴黎看到的一次行刑，这次行刑“向他显现出进步的迷信的虚幻……”“当我看到身首异处，头落到篮子里时，我的全身都感觉到，任何有关现存秩序有道理的理论都无法证明这种行为是正确的。即使全世界所有的人依据某种理论认为这是必要的，我仍然认为这是很坏的。因为决定善或恶的，并不是人们所说的和所做的，而是我自己的心。”（《忏悔录》）1857年7月7日，托尔斯泰在卢塞恩看见寓居施魏策尔霍夫的英国富翁不愿对一个流浪的歌者施舍，在《聂赫留多夫亲王日记》中，他写下了对那些自由派们唱着幻想的高调的蔑视，并对这些“在善与恶的大海上想画出几条想像的线条来的人”不屑一顾。“对这些自由派来说，文明是善，野蛮是恶。自由是善，奴隶是恶。这种梦幻般的认识毁去了本能的、原始的、最好的需要。谁能向我确定何谓文明，何谓专制，何谓自由，何谓野蛮？善与恶互不共存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只有一个可靠的指引者，那就是鼓励我们互相亲近的神灵。 回到俄罗斯，回到亚斯纳亚，他又关注起农民来，这不是说对民众已不再抱幻想了。他写道： “民众的宣道者徒然那么说，民众也许真的是正直者的集合体，但他们只是在庸俗可鄙的方面是团结的，这只表示出人类本性中的残忍和弱点。”（《聂赫留多夫亲王日记》） 因此，他所要启示的对象并非是群众，而是每个人的个人觉悟，是民众的每个儿童的觉悟。因为这才是光明之所在。他创办一些学校，但却不太知道要教些什么。为了学习经验，1860年7月3日到1861年4月23日，托尔斯泰第二次 托尔斯泰研究了各种不同的教育论。无须说，他把它们全都摒弃了。在马赛的两次逗留中，他明白了真正的民众教育是在学校以外完成的，是通过报纸、博物馆、图书馆、大街、生活等他称之为“无意识的学校”或“自发的学校”进行的。自发的学校是与强制性的学校相对立的，托尔斯泰认为后者是不祥的，愚蠢的。
托尔斯泰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后，他要创立而试验的，就是自然的学校。他的原则是自由。他不允许一些精英——“享有特权的自由阶层”——把他们的学识和错误强加于民众，因为他们并不了解民众。他们毫无权利。这种强制性的教育方法，在大学里面从来就无法造就“一些人类所需要的人，造就的却是一些腐败社会所需要的人：官僚，官僚教授，官僚文学家，或者一些毫无目的地挣脱了自己原有环境的人——那些人在少年时代就被惯怀了，他们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只能变成骄纵的、病态的自由主义托尔斯泰认为，应当让民众来说出他们的需要！如果他们不注重“知识分子们强迫他们学习读和写的技巧”，他们有自己的道理：他们有别的更加迫切的精神要求。应该弄明白他们的需求并帮助他们去实现！ 这是一个革命主义者的保守家的理论，托尔斯泰在努力地把它们在亚斯亚纳付诸实践，他不像是他的学生们的老师，而更像是他们的同学。与此同时，他努力在农业垦殖中引入更加人性化的精神。1861年，托尔斯泰被任命为克拉皮夫纳县的地方仲裁人，他保护民众，与地主和国家的滥施淫威相抗争。 然而，托尔斯泰的精力并没有被这种社会活动所满足。他仍继续受到种种敌对的情欲的支配。尽管他有了这种社会活动，但他仍永远喜爱社交，他需要社交。隔三岔五地，享乐又攫据着他；有时，一种好动的性情刺激着他。他甘冒生命危险跑去猎熊。他常常以大宗的金钱去赌博。他有时甚至还受到他所蔑视的彼得堡文学圈子的影响。托尔斯泰从这些歧途中走出来，因厌恶而陷入危机之中。这一时期的作品令人遗憾地具有艺术的和精神的游移不定的痕迹。《两个轻骑兵》（1856年）有着一股典雅、自负和浮华气味，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很不协调。 1857年，托尔斯泰写于第戎的《阿尔贝》是软沓沓的，怪里怪气的，毫无他所固有的那种深度和精度。他在1856年写成的《记数人日记》虽然写得仓促，但是更吸引人，似乎反映出托尔斯泰对于自己的憎恶。他的化身，聂赫留多夫亲王，在一个下流处所自杀身亡：他什么都不缺：声望、思想、财富、理想。他并无过错，但是却非常糟糕，因为他束缚了年轻的心。因为没有意志力，他在粗浅的情欲中迷失了方向。”死亡的迫近都没能改变他…… “同样的思想轻浮，同样的犹豫不决，同样的怪诞矛盾……在这个时期，死，这个严肃的问题开始缠绕托尔斯泰的心魂。早在他完成《伊万。伊里奇之死》之前，他已经在《三个死者》中（1858～1859年）已经预示对于死亡的阴沉的分析，预示着死者的孤独以及他对活着的人们的仇恨，他发出绝望的呼号：“为什么？”三个死者——富婆、患痨病的老驿站马车夫和砍倒的桦树——的这“三部曲”有其伟大之处；人物形象的刻画细致入微，形象比较动人，虽然这作品的结构很松懈，而且桦树的死也没能增加托尔斯泰的景物描写的诗意。总体上看来，我们不知他究竟是致力于为艺术而艺术，抑或是具有道德用意的艺术。托尔斯泰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1859年2月4日，在俄罗斯文学爱好者莫斯科协会的新会员演说辞中，他的演说辞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而协会会长霍米亚科夫在向他致意之后，则提出了捍卫道德与社会艺术的问题，对他加以驳斥1860年9月19日，托尔斯泰亲爱的哥哥聂格拉因肺痨在耶尔病逝。这使他悲痛欲绝，竟致“动摇了他在善与一切方面的信念”，并使他唾弃艺术：“真理是残酷的……无疑，只要想知晓真理并说出它，人们便竭力去了解并说出它来。这是我的道德观中惟一留存下来的东西，也是我将要做的惟一的事情，但不是在你们的艺术形式之下去做。艺术只不过是谎言，可我不能再爱美丽的谎言了。”（1860年10月17日写给费特的信） 但是，不到半年之后，托尔斯泰在《波利库什卡》中又回到了“美丽的谎言”了。这本书缺少道德意味，只有一些对万恶的金钱的诅咒。他的这部作品是纯粹的艺术作品，也是一部杰作。它的缺点是：观察太丰富，素材足以写一个大部头小说；开头幽默而结尾残酷，两者之间反差太大，造成了突兀的感觉，八在这一过渡时期，天才的托尔斯泰在摸索着，在怀疑自己，似乎不耐烦起来，“没有很强烈的激情，没有主宰一切的意志”，如同《记数人日记》中的聂赫留多夫亲王。但在这一时期却创作出了他此前从未创作过的最精粹的作品——《夫妇间的幸福》（1859年），这是爱情的奇迹 多年来，托尔斯泰一直和比尔斯一家非常友好。他相继爱过这一家的母女四人。最后，他真正爱上的是二女儿。但他不敢承认这一点。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比尔斯还是个孩子：她年方十七；可他已三十出头，他看自己像是个老头儿，已无权把自己那疲惫、污秽的生活与一位天真无邪的少女的生活结合在一起了。托尔斯泰隐忍了三年。后来，他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讲述了他是如何向索菲娅。比尔斯求爱以及她是如何回答他的——他们把不敢启齿的词用铅粉撒在桌子上。就像《安娜。卡死尼娜》一书中的列文，他迫切地想把《日记》交给心上人，以向她袒露可羞的往事；而索莫娅就像《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基蒂一样感到痛苦。1862年9月23日，他们终于走到了一起。但在之前的三年之中，托尔斯泰在创作《夫妇间的幸福》一书时，已经在思想中铸就了这桩婚姻。三年来，他已经提前经历了爱情婚姻的几个阶段：那尚未被知晓的爱情难以言表的日子，爱情已经被发现的醉人的日子，期待中的神圣幽密的情语吐露的时刻，为了“一去不复返的幸福”而流泪的时刻；接着是新婚燕尔，爱情的自私，“接连不断的无缘无故的欢乐”；再后来便是对爱情的疲乏，隐隐的不快，单调生活的烦闷，两颗结合在一起的心慢慢在分离和疏远，对于少妇而言的危险的世俗迷恋（卖弄风情，嫉妒，无法挽救的误解），于是，爱情结束了；最后，温柔和凄楚境况来临了，重现爱情的面孔苍白、衰老，因泪痕，因皱纹，因对种种磨难的回忆，因对互相伤害的懊恼，以及因虚度的岁月而更加凄婉动人——随后便是夜晚的宁静，从爱情转向友情，从激情的浪漫转向母爱的庄严过渡…… 关于爱情中会经历到的一切，托尔斯泰都提前梦想过，体味过了。而为了更好地体验这一切，他还在她——他的心上人的身上体验过。小说的情节在一个女人的心中展开，并由她来讲述，这种讲述方式是第一次，也许是托尔斯泰作品中惟一的一次。
他讲述得多么地细腻啊！罩着一块纯洁面纱的心灵的美……这一次，他的剖析没有狂热地拼命要披露真理。托尔斯泰的艺术与心变得柔和了。他让人去猜测内心生活的秘密，而不是吐露出来的。在艺术中，形式与思想达到和谐的均衡：《夫妇间的幸福》有着拉辛式的美。
婚姻，托尔斯泰深切地感知其温馨与烦乱，的确是他的救星。他慵懒、患病，厌烦自己的努力。在最初几部著作的辉煌成功之后，他要面对的是批评界的沉默与群众的淡漠。他高傲地显露出得意开始被读者冷落了，这曾使我郁郁寡欢。但是现在，我平静了，我知道我有话要说，而且我有力气大声地说。至于公众，他们愿怎么想就怎么想吧！”（1857年10月《日记》）但托尔斯泰是在自吹自擂：他自己也不能把握他的艺术。当然，他是自己的文学工具的主宰，但他并不知道用它来做什么。正如他在谈到《波利库什卡》时所说：“这是一个知道掌握自己笔的人遇到个题目就写的连篇废话。”他的社会事业遭到了挫败。1862年，托尔斯泰辞去了地方仲裁人的工作。同年，警方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进行搜查，把那里都翻了一个遍，最后查封了学校。当时，托尔斯泰不在那里，他太疲劳了，他担心会得痨病。“仲裁纠纷对我来说是那么难堪，学校工作又是那么没有头绪，为了教育他人而不懂装懂，那份尴尬让我感到的那强烈的厌恶，凡此种种，弄得我病倒了。如果对于我来说没有生活在那尚未为人所知的另一面——家庭生活——让我看到光明的话，我也许早就陷入我十五年后几乎陷入的绝望之中了。”（《忏悔录》）
九
最初，托尔斯泰尽量享受这家庭生活，怀着在一切事情上所付诸的那种激情。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对他的艺术的影响是很宝贵的。她很有文学才华，如她所说，她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夫人”，因为她把丈夫的事业挂在心上。她跟他一起工作，她记录下他的口述，誊写草稿。她竭力保护他，使他不受其宗教魔鬼的侵扰，避免这可怕的幽灵置艺术于死地。她还竭力地把他的社会乌托邦之门关闭。她在激发他身上的创作天才。而且，她还用她那女性的心灵带给这天才新的丰富的源泉。除了《童年》和《少年》中的一些漂亮身影而外，托尔斯泰初期作品中几乎没有女人的地位，即使有也是处于次要地位。在索菲娅。比尔斯的爱情的影响下，托尔斯泰写成了《夫妇间的幸福》，女人出现了。在随后的那些著作中，少女和女人的典型大量涌现，并有着一种热情洋溢的生活，甚至胜过男人的生活。我们愿意相信，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不仅充作她丈夫在《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娜托娅与《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基蒂的原型，而且由于她的独特的视觉，她亦成为他的谨慎的合作者。我觉得《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某些篇章是出自一个女人之手。 在姻缘的恩泽下，托尔斯泰在十年或十五年中品尝到了一种他久违了的和平与安全。于是，在爱情的呵护下，他得以悠然闲适地去幻想和创作，那是凌驾于19世纪全部小说之上的宏篇巨制：《战争与和平》（1864～1869年）和《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年）。 《战争与和平》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伟大的史诗，是近代的《伊利亚特》。众多的人物和激情涌动于其中。在波涛汹涌的人类的汪洋中，矗立着一颗最崇高的灵魂，在平静不乱地鼓动着和阻遏着暴风雨。在凝视默想着这部著作时，我不止一次地想到了荷马和歌德，尽管精神和时代都大不相同。然后，我看出，在托尔斯泰创作的那个时期，他的思想确实是从荷马和歌德那儿汲取了营养。而且，在他归纳各种不同的文学题材的1865年的笔记中，他把《奥德赛》、《伊利亚特》，《1805年……》（即《战争与和平》的第一二部分）归于同一类。 托尔斯泰思想的自然动作，把他从个人命运的小说，引向描述军队和人民的小说，描写千万生灵的意志交融着巨大的群众的小说。他在塞瓦斯托波尔被围期间的悲壮经历终于使他懂得了俄罗斯的民族魂及其古老的生命。宏篇巨制的《战争与和平》在他的计划中本只是一组史诗般的壁画系列——从彼得大帝到十二月党人的俄罗斯史诗——中的一幅中心画 如果要真切地感到这件作品的力量，就必须体会它潜在的统一性。大多数的法国读者有点儿近视，只看见其中的无数细枝末节，被弄得眼花缭乱。他们迷失在这片人生的森林之中。必须登高远望，用目光去环抱那自由的天际以及那一片树林和田野；那么我们就会窥见这一部著作的荷马式的精神、命运气息的有力节奏、永恒法则的静寂、所有细节与之相连的整体情感，和驾驭着作品的艺术家才华，如《创世纪》中的威临海上的上帝一般。 最初是一片静止的海洋。和平、战争前夕的俄罗斯社会。头一百页以一种沉着镇静的精确性和卓绝的嘲讽，反映出灵魂之虚幻。仅仅在将近第一百页处，那些行尸走肉的一个——他们中最坏的一个——才发出一声叫喊： 我们在欺骗，我们在犯罪，而一切都是为什么呀？我已年过半百，我的朋友……所有的一切最终都将归于死亡……死，多么可怕呀！”在这些暗淡的、欺妄的、有闲的，会堕落和犯罪的灵魂中，也显露着若干具有比较纯洁的天性的人：在真诚的人中，有彼埃尔。比基多夫那样天真淳朴的人，有玛丽安。塔米莉娅那样十分独立、怀有古老的俄罗斯情感的人，有小洛斯托夫斯基们那样具有青春气息的人；另外，还有像玛丽安公主那样心地善良和忍让的人；有像埃尔特里亲王那样的并不善良，为人傲慢，并被这不健全的生活折磨着的一些人。
可是，波涛翻腾了。行动开始了。俄罗斯军队挺进奥地利。宿命在主宰着。在这发泄着一切兽性的场合——战争——中，宿命主宰着一切。真正的将领并不是那些企图调度操纵的人，而是像克多查尔夫或巴格拉季昂那样的人，他们“让人相信他们自己的意志完全与实际上只是与环境促成的效果，由部下的意志所获得的战绩以及偶然的现象等协调一致的”。 只能听凭命运的摆布！纯粹行动的幸福，正常而健全的状态。被扰乱了的精神重新找到了平衡。埃尔特里亲王缓过气来了，开始活泛了……而在远方，在远离生命气息和神圣风暴的地方，那两颗最优秀的灵魂——别埃尔和玛丽安公主——却受到他们那上流社会的传染的威胁，受到爱情谎言的威胁，在奥斯特利茨受了伤的埃尔特里在这突然中断了的行动中陶醉，猛然间有了无限宁静的启迪。 埃尔特里仰面躺着，“只看见头顶上方很高的地方，那里是一片广袤深邃的天空，几片薄云无力地飘浮着”。“何等宁静！何等平和！”埃尔特里心里在想，“这和我那狂奔猛突是多么地不同呀！这高远的天空我怎么早没有发现呢？我终于看到它了，我好幸福啊！是的，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失望，除它以外……除它以外，什么也没有……感谢上帝！ 然而，生活恢复了，波浪重新低落。在城市的混浊气氛中，心灰意冷、焦躁不安的众灵魂又在沮丧绝望，在黑夜中，四处徘徊、游荡。有时候，在被世俗毒化的气氛中，混合着大自然那醉人的、令人发狂的气息，混合着春天、爱情、盲目的力量，使得迷人的安娜托娅向埃尔特里亲王投怀送抱，但是没过多久，又把她投入随便一个勾引她的男人怀中。 这杂乱的尘世糟蹋了多少诗意，多少温情，多少纯洁的心啊！而“凌驾于恶浊尘寰的无垠天空”却始终如故。但是人们对它却视而不见。甚至连埃尔特里也忘了奥斯特利茨的光亮。对于他来说，天只不过是“一个阴暗和沉重的苍穹”，它笼罩着虚无。 这些枯萎贫弱的心魂极需要战争的骚乱重新刺激。祖国遭受侵略，鲍罗金诺村陷落。这庄严伟大的日子，前嫌尽释。德哈洛夫拥抱了他的仇敌别埃尔，受伤的埃尔特里在为他曾最痛恨的人、救护车中的邻人瓦西里。克拉基的不幸而伤心怜惜地哭泣。通过热情的为国献身的精神和对神明的律令的屈从，一切心灵结合在一起了。“认真地、严肃地接受战争……最艰难的考验就是让人的自由屈从于神明的律令。心灵的纯朴在于对神明的意志的屈服。大将军克多查尔夫便是俄国民族心魂和它服从命运的代表。“这位老人，有的只是经验——激情的结果——他没有用以组合事物搜寻结论的智慧，对于事故，他只用哲学的目光观照，他不从事什么，不创造什么；但他在听，在回想一切，他不阻挡任何有用的东西，也不容许任何有害的东西，善于在合适时机利用这一切。“他在他的战士们的脸上窥伺那种难以捕捉的、被称之为必胜的意志力量。他承认某种比他的意志更有力的东西，在他眼前展现的事物的必然进程，他看到这些事物，他跟随着它们，并摒除自己的个人意见。”托尔斯泰有着那种俄罗斯心魂。俄国民族的既镇静又悲壮的宿命观念，在这位可怜的农民——库拉多。坎那托也夫身上体现出来了，他质朴、隐忍、虔诚，面对痛苦和死亡也总露出他那慈祥的微笑。书中的两位主人公，彼埃尔和埃尔特里，经过种种磨难，经历了祖国的遭劫和垂死的挣扎，终于看到活现的神的爱情和信仰，获得了精神的解脱和神秘的欢乐。 然而，托尔斯泰的小说并未到此结束。1820年的那个跋是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从拿破仑时代到十二月党人那个时代的一个过渡。它令人感到生命的延续与更新。托尔斯泰没有在危机高潮之中开始和结束，而是如他开始时一样，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时候结束。他们已经瞥见未来的英雄们，以及他们与在活着的人们中间复活的死人们之间将会发生的冲突。 我试图把托尔斯泰小说的主要线条勾勒出来，因为难得有人肯费这番功夫。但是，那数百个英雄各有特色，他们是一些士兵、农民、贵族、俄罗斯人、奥地利人和法国人，他们的特殊生命又如何去看呢！这里面没有任何的临时编造。 为了完成这一系列欧洲文学中毫无雷同的肖像，托尔斯泰事先作过无数的草图，他在各图书馆里查询，动用了自己从前的笔记、家庭档案，以及他个人的回忆，他说“那是由数百万个构思组织起来的”。这种缜密的准备工作使他的创作有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没有影响他写作的自发性。托尔斯泰以一种与读者心灵相通的激情和欢乐，热情洋溢地进行创作。 《战争与和平》的最大魅力，在于它年轻的心。托尔斯泰的这本书富有童心，而每一颗童心都是一首清纯如泉水、婉转动人如莫扎特旋律的歌曲，诸如年轻的聂格拉。洛斯托夫斯基、索妮娅、可怜的小彼得。 在这些人物中，最恬静秀美的是安娜托娅。这是一位可爱的姑娘，充满爱心，娇态可掬，我们看着她在身边长大，怀着像是对自己姐妹似的纯洁的柔情看着她生活——谁会说自己不曾认识她？……春天那美好的夜晚，安娜托娅在月光下，临窗幻想，她在热情似火地说着，楼上窗前的埃尔特里亲王在倾听着…… 初舞的情绪，恋爱，爱情的期盼，欲念和乱梦的开始，这些幻想带着她奔驰在爱情的原野上。她陶醉在歌剧的艺术世界里，身心狂乱，灵魂守护着她的爱人。歌剧之夜，艺术的奇特世界，理智在其中陶醉了；心的狂乱，因爱情而慵倦的躯体的疯狂；洗涤灵魂的痛苦，守护着垂死的爱人神圣的怜悯…… 在回溯这些可怜的回忆时，我们能感觉自己是在谈论一位最亲爱的女友，并产生一种激动的感情。啊！把这样的创作与现代小说和戏剧相比较，就能看出现代小说中的女性人物的巨大的弱点！爱情改变了她们的生命，女性形象变得流畅、灵活。这种变化渗透在字里行间。——面丑心善的玛丽安公主是一幅完美的画，她是一个腼腆而笨拙的姑娘，当她怕被人看到的秘密被暴露出来时，她的脸羞红了，就像其他和她相似的女子也会羞涩难当一样。 就像我所说的，本书中女子的品格高出男子的品格很多，特别是高于托尔斯泰在其中放进了他自己的思想的那两位英雄的性格：别埃尔。比基多夫的脆弱绵软的性格和埃尔特里。普尔可夫斯基的炽热而刚烈的性格。他们那是缺乏中心的灵魂，这些灵魂永远在摇摆不定，不往前进，它们从一端摆到另一端，永远畏缩不前。有的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俄罗斯人的心灵。可是我不这么认为。我发现，一些俄罗斯人也有同样的批评意见。屠格涅夫就是从这一点上指责托尔斯泰的停滞不前。“他的心理没有成长。总是迟疑，伴随着情感的颤动”。托尔斯泰坦率地承认，自己为了使历史画卷完整，不得不牺牲了部分人物的特征。事实上，《战争与和平》一书的光荣，便在于整个历史时代的复活，在于民族的那些变迁与民族战斗的追怀。真正的英雄是各个民族自身。而在他们身后，如同在荷马的英雄们的身后一样，是神明在引导着他们，那是无形的力量，“是引导群众的无穷的渺小”，是“无穷”的气息。神明赐予各民族以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一种潜藏的命运，使盲目的各民族相互碰撞。除《伊利亚特》之外，我们还想到印度的史诗。与《战争与和平》一样，《安娜。卡列尼娜》也是这一成熟时期的顶峰之作。这是一部更加完美的作品，是由一个对其艺术行当更有信心的思想支配着的作品，这个思想有着更丰富的经验，对于它来说，心灵世界已不再有任何的秘密。 但是，《安娜。卡列尼娜》缺少《战争与和平》中的那种青春的火焰，那种朝气蓬勃的热情。托尔斯泰已经不再有同样的创作激情了。新婚燕尔的暂时宁静已经消失。在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为他创造的爱情和艺术的欢快氛围中，精神烦恼又开始悄悄渗入了。 结婚一年之后，托尔斯泰在写出的《战争与和平》的头几章里，埃尔特里亲王向彼埃尔吐露的有关婚姻的心里话，表示一个男子觉得他所爱的女人不过是一个漠不相关的外人，视为无辜的仇敌，是他精神发展中的无意识的阻挠者时所感到的幻灭。
1865年，托尔斯泰的一些信预示着他的宗教折磨的回潮。这些还只是一些短暂的威胁，驱散了生活的幸福。但是，1869年，在托尔斯泰结束《战争与和平》的那几个月里，一个重大的震撼出现了： 几天之内，托尔斯泰离开家人去参观一处庄园。一天夜里，他已躺下睡了，钟刚敲过凌晨两点：“我非常疲惫，沉沉入睡，感觉还好。但是，我会在忽然之间感受到莫名的焦虑和惶恐。我将详细讲给你听：真的吓坏人了。我跳下床来，叫人套车。但是在别人套车的时候，我却又已经重新入睡。等到别人再叫醒我，我却已经平静下来了。昨天，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但程度没那么严重……” 在这个时期，托尔斯泰伯爵夫人辛辛苦苦地用爱情建造的幻想城堡开始出现裂纹了。在创作完《战争与和平》之后，托尔斯泰开始关注哲学与教育学。他打算写一本普通百姓的《启蒙读物》。他写了四年，兢兢业业。当这本书完成时，他倍感自豪。于是，他于1875年又写了第二本。 后来，托尔斯泰又搞起希腊文来，从早学到晚，把其他的活儿全丢下了，他发现了“美妙的色诺芬”，发现了那个真正的荷马，而不是作为翻译家的荷马，不再是“所有那些茹科夫斯基和那些福斯在用呻吟、庸俗、缠绵的、带喉音声音唱出的歌声，而是另一个旁若无人尽情歌唱的妖魔之妙音”。“如果谁不懂希腊文，那么他就没有学问！……我确信在人类语言中，所有真正美的，是单纯的美，此前我还未曾见过。”这简直近乎疯狂：托尔斯泰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又狂热地搞起学校来，竟致病倒。1871年，托尔斯泰不得不到萨马拉的巴奇基尔斯家里去疗养。他对什么都讨厌，只对希腊文情有独钟。 1872年的一场官司之后，托尔斯泰认真严肃地谈起要卖掉他在俄国的所有一切，到英国去定居。托尔斯泰伯爵夫人颇觉遗憾：“如果你继续埋头于希腊文里，那么你将永远不会有痊愈之日。是你那希腊文闹得你焦虑不安，让你对目前的生活这么冷漠的。难怪大家都说希腊文是死的语言：它总是让人处于一种精神死亡状态。 托尔斯泰在抛开了不少略具雏形的计划之后，在1873年3月19日，终于让伯爵夫人又一次看到了希望，开始创作《安娜。卡列尼娜》了。当他创作这部小说时，他的生活却被家中的丧事弄得心情惆怅，他的妻子病倒了。“家里没有温暖……” 该著作中稍稍带有这惨淡的经验与幻灭的热情的痕迹。除了列文订婚的那几章漂亮的章节而外，书中的爱情已不再有《战争与和平》中那种欢快的诗意了。 而且，这本书中的爱情含有一种暴烈的、肉欲的、专横的性格。统制这部小说的定命论，不再是如《战争与和平》中的某种杀戮和宁静的神明克里希纳，不再是命运的支配者，而是爱的疯狂，是“全部的爱……”在那美妙的舞会场景中，沃伦斯基和安娜不知不觉中互相热爱，这是爱神维纳斯在这无邪的、美丽的、富有思想的、穿着黑丝绒服的安娜身上加上了“一种恶魔似的诱惑”。当沃伦斯基刚刚倾诉爱情时，维纳斯使安娜脸上光亮闪闪——“但并不是欢乐的光辉：而是漆黑之夜一场火灾的那可怕的火光”。维纳斯使这个正直而理性的女人，这个情爱至深的年轻母亲的血管里，流动着一种对肉欲追求的力量。而且，维纳斯还驻足在这个女人的心间，直到把这颗心摧毁之后才离去。 所有接近安娜者，没有一个人感觉不到那潜藏的恶魔的吸引力和恐怖。基蒂最早惊惧地发现了它。当沃伦斯基去看安娜时，他欢乐的感觉中也夹杂有神秘的恐惧。列文在安娜的面前失去了全部意志。安娜自己也意识到，她已不能自主。 随着故事的发展，那纠缠不放的激情啃噬掉这个高傲的人的道德壁垒。安娜身上的优秀品质——她那颗勇敢、真诚的心灵——瓦解了，堕落了：她不再有勇气牺牲掉她的世俗虚荣；她的生命只用来取悦她的情人，她胆怯地，羞愧地不使自己怀孕；嫉妒心在折磨着她；性欲力量迫使她在动作中、声音上、眼睛里装假作态；她堕入那种只要使无论何种男子都要为之回首一瞥的女子群中；她依靠吗啡来麻醉自己，直到无法忍受的折磨以及道德堕落的悲苦迫使她卧轨自杀。而那个长满胡子的小乡下人”，——那个纠缠在她和沃伦斯基梦境中的幻影，——“站在车厢踏板上探身看着铁轨”；就像梦中所预示的，“他在一只口袋上勾着身子，拼命地往口袋里塞零碎，那是她带着痛苦、背叛和烦恼的生命……”“我随时可以报复。”上帝说…… 这是被爱情所煎熬，被神的律令所压迫的灵魂的悲剧——是作者一气呵成、深刻痛彻的一幅画——周围，托尔斯泰如同在《战争与和平》中那样，还安插了另外几个生命的故事。然而，这些平行的故事转换得生硬造作，有点儿牵强附会，没有达到《战争与和平》的那种交响曲般的有机统一。我们还可以看到某些完全写实的场面——彼得堡的贵族圈子及其海阔天空的交谈——实际上并无用处。 总之，托尔斯泰更加直露地把他的精神人格和哲学思想放到人生之中。不过，作品并未因此而减少其富丽壮观。《安娜。卡列尼娜》就像《战争与和平》一样，人物众多，且各具特色。我觉得，在这部著作中，托尔斯泰对男子的描写更棋高一筹。托尔斯泰塑造的斯捷潘。阿尔卡杰维奇那个可爱的自私者，能让所有读者回报给他友善的微笑。卡列宁是高官的完美典型，他优雅但只是平庸的政治家，总是以一种嘲讽来掩饰自己的情感：尊严与懦弱，伪善与基督精神的混合物。这些特点都根源于虚伪的世界，尽管他聪明而且慷慨，他也永远无法摆脱这个虚伪的世界，——而且，他颇有道理地向自己的心灵挑战，因为当他任由自己心灵摆布时，最终却落入一种神秘的虚幻境界。
这部小说的主要意义，除了安娜的悲剧和1860年前后的俄国社会的各种画面——剧院、军官俱乐部、舞会、沙龙、赛马——以外，就是它带有自传的特点。康斯坦丁。列文更是托尔斯泰的化身。 从列文身上，可以看到托尔斯泰自己的很多品质：他那既保守又民主的思想，他那乡村贵族蔑视知识分子的反自由主义。列文与基蒂的爱情以及他俩最初几年的婚姻生活，就是托尔斯泰自己家庭生活的回忆的移植，——就连列文兄弟的死也是托尔斯泰兄弟德敏塔利之死的一个痛苦的追忆。 书中的最后那部分，完全是一种画蛇添足，但却让我们看到了托尔斯泰当时的那种种烦乱的心境。如果说《战争与和平》的结束语是转入下一部拟定的作品的一种艺术性过渡的话，那么《安娜。卡列尼娜》的结尾却是两年以后在《忏悔录》中宣露的精神革命的过渡。 在本书的叙述过程中，已经一再地以一种讽刺的或激烈的形式来抨击当时的社会。在后来的著作中，托尔斯泰仍在不停地抨击着它。他抨击谎言，抨击一切谎言（无论是道德的谎言还是卑鄙的谎言），抨击自由论调，抨击世俗的慈善，抨击沙龙式宗教，抨击博爱主义！ 托尔斯泰向社会宣战，因为这个社会歪曲所有真正的情感，并摧残心灵的慷慨激情！死亡突然向社会的陋习投下一束光芒。在奄奄一息的安娜面前，连那假装高傲的卡列宁也情不自禁地伤心落泪了。这没有生命，一切都是造作的心魂，也透入一道爱的光明而具有基督徒的宽恕。他们三人——丈夫、妻子、情人——暂时地改变了。一切都变得质朴而正直。但是，在安娜恢复的过程中，丈夫、妻子、情人又感觉到，“除了道德力的指引，还有另外的力量在支配着他们，这种力量粗暴而强大，让他们不得安宁。”而他们的心里一直明白，对于这场斗争他们无能为力，“他们将在这斗争中被迫作恶，那是社会认为必要的”。托尔斯泰以列文为化身，在书的结尾中得到了升华，那是因为死亡触动他了。在这之前，“他不能信仰，他也同样不能完全怀疑”。自从托尔斯泰看到他的兄弟死去之后，便对自己的愚昧无知深感恐惧。婚姻曾在一段时间里把他的焦虑压住了。但是，从他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之后，这种焦虑又出现了。
托尔斯泰不断地、交替地在祈祷和否定。他徒劳无益地阅读哲学家们的著作。在迷狂时，他甚至担心自己会自杀。体力劳动使他感到轻松些：劳动中，没有怀疑，一切都是明晰的。列文同农民们聊天，其中有个农民跟他谈到那些“不为自己而为上帝活着的人”。这对于他来说是个启示。他看到了理智和心灵的对立。理智就是要让人残恶地去斗争，不必要热爱他人：我的一切都是从心灵出发，不是由理智教会的。
在得到了这样的启示之后，托尔斯泰重新获得了平静。卑微的乡下人——其心灵是惟一的导向——这个词儿把他带回到上帝面前……他并不想知道什么是上帝，此刻的列文，犹如将来的托尔斯泰一样，在教会面前毕恭毕敬，对于教义深信不疑。即使在星球的表面运动中，即使在天空的幻象中，都有一种真理。”（《安娜。卡列尼娜》第二卷）十书中列文的这些悲痛与自杀的憧憬都瞒着基蒂，生活中的托尔斯泰在这同一时期也在瞒着他的妻子。但是，托尔斯泰并未获得赋予他的主人公列文的那份宁静。 事实上，这种宁静没有相互传递。这种宁静只是被人们向往，却不能实现，列文的形象也被人们所怀疑。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完成这部著作。他在写完之前，就对《安娜。卡列尼娜》感到厌烦了。他写不下去了。他怔怔地呆着，没有意志，害怕自己，厌弃自己。 这时候，在托尔斯泰生命的空隙中，刮起一阵深渊中的狂风，即是死的眩惑。托尔斯泰后来在逃出深渊之后，讲述了这些蹉跎岁月。我五十岁还不到。”他说道，“我爱过，也被爱过，我有几个好孩子，有大片庄园，有荣耀、健康、道德与体魄的力量。我能如一个农人一般刈草，我连续工作十小时不觉疲倦。但是，我的生命嗄然而止。
我能吃、能喝、能睡、能呼吸，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生活。我已经没有欲望，也没有追求和希望。我甚至不追求真理。所谓真理是：人生是一种癫狂。
我已到了深渊边缘，我虽然健康，但是却没有活下去的动力。我清楚地看到，除了死亡而外，什么都没有。有一个无法抗拒的力在把我引向摆脱生命……我不想说我当时想自杀。 要把我推到生命以外去的力量比我更强大；与我过去向往生活那种吸引力相似，那是另外一种吸引力，它的方向恰恰相反。我不得不对我自己运用计谋，以免被那种力吸走。就这样，我要把绳子藏匿起来，以免在晚上，悬梁自尽。我不再携枪打猎，免得用枪自毙。 我发现自己的人生就像一出闹剧。我劳动，痛苦了40年，但一回首，却发现自己两手空空。我剩下的将只是一堆腐肉和蛆虫，别无它物…… 人只有陶醉于人生时才能活下去。一旦醉意消失，你就看到一切皆是欺骗，荒谬的欺骗……家庭和艺术已经不能让我产生满足的感觉。家庭，只不过是一些同我一样的可怜虫。艺术是一生的一面镜子。当人生变得毫无意义时，照镜子的游戏也毫无意义。
最糟的是，我无法忍耐。我如同一个在林中迷路的人，因为迷失了方向，到处瞎撞，非常地恐惧，尽管明知道每走一步，就越陷越深，却又不能停下来……” 托尔斯泰的得救来自民众。他对于民众一向有着“一种本能的、独特的感情”。而他在社会上所得的重重的幻灭的经验从没有动摇他的信念。在最近的几年中，他像列文一样，大大地接近了民众。托尔斯泰开始想着那亿万的生灵，他们生活在那些自杀的、昏昏噩噩的，或是像他一样苟延残喘地活着的学者、富人和无所事事的人的狭小圈子之外。他在想，这亿万的生灵为什么没有自杀？他们是怎样摆脱了那种绝望？于是，托尔斯泰发觉他们不是通过求助于理智，而是不管理智——通过信仰而生活着。这不知理智为何物的信仰是什么？ “信仰是生命的力量。如果一个人没有信仰，他就无法生活。早在人类思想起源的最初，宗教思想就已经酝酿起来了。信仰对人生之谜的回答包含着人类最深刻的智慧。” 那么，是不是学会了宗教书籍中的公式就能解答人生的谜题呢？——不，信仰不是一门学问，信仰是一种行动。它只有被实践了才有意义。托尔斯泰看到了思想正统的、富有的人把信仰只是当作一种“享乐人生的慰藉”，他对此感到厌恶。于是他想要站在质朴的人中间，和他们一样，保持生命与信仰的同步。“他明白劳动民众的人生即是人生本体，赋予这种人生的意义就是真理。”
但怎样使自己成为民众而能享有他的信仰呢？光知道别人是有道理的也是枉然，为使我们像他们一样，并不取决于我们。我们向上帝祈祷，向上帝索求，但这只是徒劳。上帝躲开了，谁也无法抓住他。 终于在某一天，上帝的恩泽降临在他身上。“早春的某一天，我一个人走进森林，倾听林中的声音，思考着三年来的困惑，想着在快乐与绝望之间的徘徊……我忽然发现，只要感受上帝，我的心中就有欢快的力量，周围的一切也有意义。一旦不相信上帝，生命便停止了。 那我还要寻找什么呀？”托尔斯泰的内心发出一声呼喊，“我寻找的就是上帝，他是我的全部生命。上帝和生活是一起的，上帝就是生活。认识神明和生活，是一回事。神明就是生活…“从那以后，神的光芒便一直照耀着我。”（《忏悔录》）
托尔斯泰获救了。神已在他眼前显现。 但是，托尔斯泰不是一个印度的神秘主义者，他不能以冥想人定来满足精神的需求。在他的身上，交织着亚洲人的梦幻与西方人对理性的癖好和对行动的需要，当他得到神的启示后，便急切地想把所得的启示转换为实践的信仰，并从这神明的生活中寻出日常生活的一些规律来。
托尔斯泰毫无成见，怀着真心愿意相信其家人的信仰，从研习他所属的东正教的教义开始进行。为此，三年之中，他的所有行为都遵守宗教仪式，使他不快乐的事情他不去轻易的判断，只是用自己的方法去解释一些不好的事情。托尔斯泰与自己所爱之人，无论是生是死，都坚信一个信念“只要有希望，爱一定会为他们敞开大门”。但是，他的努力有时是白费的，他的心灵和理智相互抗争，某些宗教活动，如洗礼与圣餐，他一点儿也不喜欢，当别人一再强迫他重复说圣体是基督真的血和肉时，他痛苦至极，他和教会之间筑起了一堵无法逾越的高墙，不是因为教义，而是实际问题。——各教会之间相互攻击、不共戴天，还有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默认的杀人制度，由此产生了战争和死刑。
就这样，他与他们决绝；三年来，他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思想，所以这一决裂更加地激烈。他无所顾忌了。
托尔斯泰蔑视这种曾经笃信奉行的宗教。在《教义神学批判》（1879～1881年）中，他不仅视它为“不健全的，而且把它当成是有意识的和唯利的谎言”。他在其《回福音书的一致和阐释》（1881～1883年）中，用福音书与神学对抗。他在福音书中建立起自己的信仰（《我的信仰之基础》1883年）。
托尔斯泰的信仰全包括在下面的话语中了： “我相信基督的教义。我相信，只有当所有的人都将得到幸福时，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这信仰的基石是摩西的山中布道，托尔斯泰把其主要精神归纳为五诫： 一、不生气。 二、不做奸。 三，不立誓。四、不报复。
五、不树敌。 这都是消极的，积极部分只有一诫：爱你周围一切的人，就像爱你自己一样。 主说，如果有谁违背这些，他将在天国处于最小的位置。 托尔斯泰则天真地补充道虽然这显得十分地怪诞，但一千八百年后，我发现这些规律仍然像一件新颖的事迹。那么，托尔斯泰到底是否相信基督这个神明呢？——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全然不信。那么，他提及基督时是冠之以什么名呢？冠之以圣贤中最伟大的圣贤，——孔子、孟子、基督、观音，他们一一向人们指点人们向往的真正的幸福以及必须依循的道路。 可以说，托尔斯泰是这些伟大的宗教创始者，这些印度、中国和希伯来的半神和先知的信徒。他竭尽全力在捍卫他们，抨击现有的教会、傲慢科学的代表，或者“科学的伪哲学”的代表，抨击他称之为“伪善者”和“律法家”的人。 托尔斯泰并不是在求助启示来反对理智。自他告别了《忏悔录》中讲的郁闷时期之后，他就很理智了，是一个真正的信仰者。 “最初是圣子。”托尔斯泰同圣约翰一再地说道，“圣子，也就是‘理智’。 托尔斯泰在《生活论》（1887年）的题词中引用了帕斯卡尔的名言： “人是大自然中最脆弱的，就像是一根芦苇，有思想的芦苇……人类的所有的尊严都是理想的化身。”
《生之论》整本书都是对理智的赞歌。 不错，狭隘的理智“把部分当作整体，把动物性的生活当作全部的生活”，而理智是支配着人的生活的专制律令，“人是生活的理智实践者，应该完全地去实践它。这种律令是与支配着草木的萌芽与滋荣、动物的生长与繁衍、大地与星辰的运行律令相类似。我们的生命因为奉行这条律令而存在。生命存在于把我们的动物性屈从于理智的律令之中……理智不能被确定，我们无需强求的，大家都是认识它的……人的知识，是借助理智来实现，只有理智升华，生命才是惟一真实。因此，个体的存在，单个人的生命，那是不算什么的，”他说道，“因为它并不能由我们自己做主。我们的肉体活动是在我们之外完成的……把生命当作个人的这种观念在今日的人类中已经消灭了。对于懂得理智的人来说，否定个人的某些所谓的善行是很迫切的事情。 其他的一些前提，我无需在此阐述，他们反应托尔斯泰的一种对待理智的态度，确实，理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激情，和支配他前生的激情一样非常盲目与嫉忌。一把火灭了，另一把火燃起，或许，永远是同一把火，只是燃烧的材料有所改变而已。“个人的”激情和“理智的”激情之间有很大的相似性，这些激情并不满足于爱。“说话是次要的，关键是应该做。”基督说。 理智通过什么实践呢？答案是：爱。爱是最合理最光明的精神境界，爱是人类惟一的理性活动。爱所需要的，就是最真实的理智，没有任何事物的阻挡，只有阳光……爱和善的化身。爱能解决人生一切矛盾，它可以消灭死的恐惧，能鼓舞人为他人作出牺牲：因为除了为所爱者献身而外没有其他的爱；只有当一个人愿意牺牲自己时，这爱才堪称为爱。因此，只有当一个人懂得不可能获得个人的幸福时，他才能实现真正的爱。只是在这时候，他生命的全部精髓才能去滋润真正的爱的高贵接枝，接枝并为它的生长服务……” 因此，托尔斯泰对待信仰并不像一条水流枯竭的河流一样，迷失在沙土里。他用一个强盛的生的力量去实践伟大的信仰，我们就会看到的。这热烈的信心，把爱与理智密切地结合了。在托尔斯泰的一封信中可以见证： 我坚信有神灵。它对于我来说就是灵魂，是爱，是所有一切的真谛。在我心中，它就如同我们彼此存在一样。它的意志丝毫不逊色于基督，然而基督不是最高的神灵，反之就真的是亵渎它了。
一个人真正的追求就是在于最大限度地领会幸福的真谛。我认为神明的意志是，每个人都应该爱其同类，永远为其同类服务，就像神明要他们为他服务一样，《福音书》上说，这就概括出一切律令和预言的要旨。我坚持认为，对于个体而言，活着的幸福就是要助长人生的爱。在人生中，我们爱的力量的增长就是一种与日俱增的幸福，而且在另一个世界里，是一种更加完美的福祉。我认为这种爱的增长将比任何其他的力量更加有助于在这个尘世间建起天国来，也就是说，用一种和谐、真理和博爱的新秩序来替代一种分裂、谎言与暴力逞强的生活组织。我相信为在爱情中获得进步起见，最好的办法就是默默地祈祷，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在教堂里的祷告，而是基督式的，真正从自己做起。更加坚信生命的真正意义，依靠神明的指引心灵的祈祷……生命是可以永恒存在的，人是因为付出才有回报的。我对此毫不怀疑，因此，我这么一大把年纪的人，更应该时时努力实践，真正的期盼肉体消失，真正的新生命的诞生……十一 托尔斯泰的思想已经到了彼岸，已经抵达他不安的心灵可能得以歇息的庇护所。事实上，他只是处于一种新活动的开始。在莫斯科度过了一个冬天（他的家庭责任迫使他跟着家人去了莫斯科）。1882年1月，托尔斯泰参加了人口普查的工作，这使得他有真切地看到大都市的惨状的机会。他所得的印象非常凄惨。 第一次接触到这被文明所掩饰的疮疤的那天晚上，托尔斯泰在向一位朋友讲述他所见到的情况时，“他叫喊起来，痛哭不已，挥舞着拳头”。 人不能这样下去了！”，他孩子一般哭喊，“那是不应该的，真的不应该的……”连续几个月，他的沮丧无法控制，后来，他的亲属写信劝告他：“你以前常说：‘因为缺少信心，我愿自缢。’如今，你已拥有信仰，为什么又开始伤感烦恼了呢？” 因为他不能有伪君子般的信心，那种得意、自满的信念；因为他没有神秘思想家的自私自利，那种只想着自己的超升而不管他人的得救的自私自利；因为他怀有博爱，他现在已再不能忘记他所看到的惨状，而且，在他那颗善良仁慈的心灵中，他觉得自己应对他们的痛苦与堕落负责。他们是这个文明的受害者，而他则参与了这一文明，是牺牲了成百上千万的人而换来的一个精英阶层的特权的享有者。接受这种罪恶所换来的福利，也就是参与了这种罪恶。不揭露这些罪恶的话，他的良心就无法得到安宁。《我们该怎么做？》（1884～1886年）便是这第二次错乱病的表白，这一次病得比第一次更加地悲惨，而且后果更加地严重。在茫茫宇宙中的整个人类的痛苦海洋中，他的个人信仰的不快又是多么的渺小哦！不把它当作问题是不可能的，看见之后无法解决更是不可能的……那样的形象，我一见便深受感动，它表示出托尔斯泰当时有多么痛苦。正面坐着的他，抱着自己的胳膊，穿着农民的衣服，神色颓丧，头发的颜色是黑的，但胡须白了，额头依然很漂亮，但是已经有了两条抹不去的纹沟。两腮深陷，沟壑纵横，那只犬状的大鼻子上，这副直望着你的又坦白又犀利又悲哀的眼睛里，是那么的温驯和善，目光看人是诚恳的，还像在无可奈何的叹息、悲哀。他的眼睛看上去是哭过的，但毅然像个坚强的要投入战斗一般勇士。 托尔斯泰有着一种英雄式的逻辑。总是重复我觉得很是诧异，理论上那是不错的，但那又有什么用呢？美丽的辞藻不可以解决任何的问题。是不实际的东西……只要我懂得了我所思索的事情，我就只能按照我所理解的去做。”（《我们该怎么做？》）
托尔斯泰开始以一种照相一般准确的手法去描述莫斯科的惨状，把他在贫民区或收容所参观时所见到的情景如实地描写出来。
他确信，并不是用金钱（如他一开始所认为的那样）就能把这些不幸者拯救出来的，那是源于他们受到一些腐化的物质的东西侵害很深的缘故，于是，就大胆地寻找可怕的罪恶的源头所在。最初是富人，与富人们该诅咒的奢侈的享受，使人眩惑，使人受引诱并堕落。然后是一些不好的结果的可怕诱惑，以及国家的权势者们创造出来的残忍的一切，讨厌的教会，不像话的科学以及艺术等等。怎样才能战败所有这些罪恶的大军呢？托尔斯泰认为，首先，就要拒绝加入其中，拒绝参与剥削人。放弃金钱与田产，不为国家效力。当然，这还不够，还应当“不说谎”，不害怕真理。必须“忏悔”，摒除因教育而根深蒂固的骄傲。 最后，应当亲手劳动。“以汗水换取面包”：这是第一条最重要的告诫。托尔斯泰为预先回答精英们的嘲讽说道，体力劳动根本不会影响智力，相反却能增长智慧，并符合本性的正常需要。在劳动中，身体得以强健，艺术也因之而增进。此外，劳动能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团结。 在托尔斯泰以后的作品中，他补充了这些精神健康信条。他耗尽精神地考虑如何拯救人类，加强修养，抛弃一切肮脏的娱乐活动和享乐行为。他从自己做起，首先放弃了多年来的狩猎爱好。不吃荤食，他锻炼自己的意志力，就像一个残酷的体育训练者一样要求着自己的行为。《我们该怎么做？》，这是托尔斯泰离开了宗教默想的平和，卷入社会漩涡后所取得的艰难途径的第一程。于是，一场要开展二十年的战斗打响了，托翁孤身一人置于一切党派外面，独自向人类文明的丑恶和堕落宣战。 十二 在托尔斯泰的周围，他的精神革命并没博得多少同情。他的行动令他的家人很不好受，他的夫人早就为他的病症的进展焦虑了，很久以来，她就为丈夫浪费的许多时间和精力的举动心怀不满。“这什么算术，什么文法，我懒得看，我没有一点儿兴趣。 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他的夫人对他的做法很讨厌，以致他总是祈求她的原谅： 我在说到上帝的时候。你别发那么大的火，我是没有办法的，他是无法回避，因为他是我的思想基础。她也很为其感动，她极力掩饰自己的不安，只是观察着丈夫的一切：他的眼神非常奇特，直勾勾的。他几乎一句话也不说。似乎不属于这个世界。”她认为他真的是病了：他自己却说，他一直是在工作。唉！他在写那些不好的宗教的思想。他总是一边读一边思考的，也很痛苦，而这一切只是为了驳斥教会与福音书的矛盾。俄罗斯，大概只有十几个人会对这个感兴趣。但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只希望这件事快点结束，但愿这一切如疾病一般。但疾病并未减轻。他们是夫妻，但是关系却愈来愈不好，虽然也很恩爱，相敬如宾，但却无法理解和沟通。他们痛苦地给予对方最大限度的容忍和让步，但是情况却更糟糕。后来，他勉强和家人一起来到莫斯科。在《日记》中，他说：一生中最不好过的一个月。逗留在莫斯科。他们都在这里呢。到底他们什么时候开始自己的生活呢，他们不是真的为了生活的，只是在效仿别人！多么不
幸哦！……”（1881年10月5日） 同样的时间里，他的夫人写道： 我们到莫斯科来，明天就满一个月了。头两个星期，我总是流泪，因为列夫不仅忧心忡忡，而且十分消沉。他寝食难安，有时还在哭泣，我觉得我快要疯了。”（1884年10月14日）。 他们夫妇不得不分开了。他俩为了互相感染的痛苦而互相道歉。他们仍然是相爱的！……他给她写信：你说‘爱我，可你却不需要我对你的爱。’不，那是我所需要和喜欢的东西……你对我的爱是世界上最令我快乐的东西。 但是，当他们一朝相遇的时候，又不合拍了。他的夫人不喜欢托翁的对于宗教的信仰，他现在竟然学习希伯来语呢。“他对一切其他的东西都不感兴趣了。他为了这些蠢事而浪费他的精力。我真的不高兴。”（1882年3月） 伯爵夫人给他写信说： 你把这么多精力耗费去劈柴、烧水、缝靴，真让我伤心落泪。 伯爵夫人又怀着一个看着自己那有点儿疯癫的孩子的母亲一般的温情而嘲弄的微笑着补充说道：‘让孩子自己去玩吧，不听到他的哭声就可以了。’一念到这句古老的谚语我就平静了。”（1884年10月23日） 但她没有寄出自己的信，因为，她怕自己的丈夫看到这样的话，会感觉到她的嘲弄和讥讽，于是，她又重新开始写，带着对他的爱：“突然，我很清晰地看见了你，我感觉自己对你涌起巨大的柔情，你的乖巧、善良、天真，所有的一切，都像光辉一样照耀着我……” 就这样，这两个相爱的人儿，互相爱怜，互相磨难，以后又被无法阻止的相互给对方造成的痛苦折磨着。他们这种情况，持续了三十多年。人们尚未十分注意到《我们该怎么做》中那段对妇女们的热烈呼喊。托尔斯泰对称之为“贤妻良母”的那种女人，对于真正的了解人生的女人，是崇敬的；他对她们的的痛苦与欢乐，以及生儿育女的行为，劳苦的岁月，可怕的苦难，对她们的不知疲倦的劳动，完成任务时的欢喜，都是很赞颂的。 托尔斯泰勾勒出一位勇敢的妻子，一位是其丈夫的助手而非累赘的女人的肖像。她知道，“惟有没有报酬地为别人的牺牲才是人类的天职”。托尔斯泰说：“这样的女人不仅不怂恿其丈夫去做虚伪欺妄，不会去想占有别人的劳动的事情，而且还深恶痛绝地排斥这种可能带坏自己孩子的活动。她将要求自己的伴侣去真正的工作，去干不怕危险、需要精力的工作……她知道孩子是圣洁的典范，她活着就是为了这种神圣的事业存在的。她将在自己的孩子们和自己的丈夫心中开发这种牺牲精神……统治着男人，并充当他们的引导者……啊，伟大的母亲们！你们掌握着全人类的命运！”
这样的呼唤……难道会没人听见吗？…… 然而，在几年之后，托尔斯泰那最后的希望之光熄灭了： 你们相信吗？我是孤独的，真正的我是被周围的一切人士蔑视到如何程度。”（《致友人书》1895年） 最爱他的人，如此不了解他的思想伟大的变化，我们也就无法企盼其他人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和尊敬了。 对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因一种谦卑的基督教精神，并非对他感情有所改变，主动与之重归于好。屠格涅夫常常嘲讽地说：“我非常想替托尔斯泰抱屈，不过，正如法国人所说，各人有各人灭跳蚤的方法。几年后，屠格涅夫在垂死的时候，给托尔斯泰写了那封著名的信，他在信中恳求他的“朋友，俄罗斯大地的伟大作家”，“重新回到文学上来”。 全欧洲的艺术家都与将死的屠格涅夫有着同样的关切与祈求。1886年，欧仁一迈希奥尔。德。沃居埃在其撰写的《托尔斯泰研究》一书中，大声地疾呼： 巨人哦，你还记得自己吗！……它是你的笔，你要拯救的是人类的灵魂，它也应呵护和灌溉的。我要向您提及我们的第一个印刷工，当人们要求他像一个农民一样去播种的时候，他曾大声说：‘我绝对不是干这活儿的，我是向全世界的人类撒播智慧的。 好像托尔斯泰曾想放弃他撒播精神食粮的使命！……在《我们信仰的寄托》的末尾，他写道： “我认为我的生命、我的理智，我的光明，只是为普照人类而秉有的。我认为我对真理的认识是为此目的而赋予我的一种才智，这才智是一把火，而它只有在燃烧时才是火。我坚信，我生命的惟一意义就是活在我内心的这种光明之中，并使这种光明让所有的人们都看见。 然而，这光明，这“燃烧时具备其本质特征”的火，很令无数的艺术家们惴惴不安。最聪明的一些人也预料到他们的艺术，将来会很可怕地最先被焚毁。那很荒谬。其实，托尔斯泰本人却没毁灭艺术，他让他的艺术在宗教的信仰中燃烧和激动起来，让他的才华得以更新。十三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人们在谈论托尔斯泰的一些思想时，很忽略他表现这些思想的著作：在《我们该怎么做》一书中，托尔斯泰首次对科学和艺术进行攻击，这次比以后的任何一次都更激烈。 其实，该书是针对“科学的太监”和“艺术的骗子”所下的檄文，那些知识阶层，他们控制了具有统治作用的教会、国家、军队后，不愿做对人类有任何好处的事，他们很教条地宣扬一种很无耻的信仰，都是骗人的。 千万不要以为我是在否定艺术和科学，”托尔斯泰继续说，“我一定要反对它们，我并且会以它们的名义驱赶那些不知廉耻的人。”
“科学和艺术的重要性，就如面包和水对人一样重要……真正的科学是就具有使命的，是造福于人类的。艺术的使命也是为人类谋求福利的。托尔斯泰赞颂那些人类从最开始，就通过音乐、形象、语言，表达他们的一切，反对欺骗，渴望胜利，拒绝绝望，对未来充满热情。
于是，托尔斯泰描画出一个真正艺术家的形象，他的辞句中充满痛苦的神秘的热情：“科学和艺术，只有在义务的履行下才有硕果的。因为牺牲是这种活动的元素，所以人类赞美它。以精神劳动服务于他人在为完成这一使命而痛苦，因为精神世界是痛苦与折磨的诞生之地。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命运就是牺牲与痛苦，他们是为众人的幸福服务的。 不幸的人们在受苦，他们时刻在死亡，没有时间享受快乐。思想家或艺术家更不会在奥林匹克山顶上闲坐；他们始终是激动不安的。他们必须下定决心，努力给人们以福善，把众人从痛苦中解救出来。可是，他们并没有作出决定，他们也没有说出解救人们的话；而明天，也许就太迟了，他们将死去……艺术家不一定是在培养艺术家和学者的学校中造就出来，不是凭借一纸文凭在享受俸禄的人，艺术家是那种虽然不表达内心却不停止思考的人，每一个艺术家内心的需求都是他对世人的爱。世界上不存在享乐、自私的艺术家。”（《我们该怎么做》） 这些思想在托尔斯泰的天才上投下一线悲剧之光。托尔斯泰在莫斯科的惨状给他造成痛苦的深刻印象之下，在对科学和艺术是当今社会一切不平等与伪善的体系的同谋的深信不疑之中，写下了这些心灵深处的思索。对于托尔斯泰来说，这种深信不疑永远不会丧失。 但是，托尔斯泰与世界的第一次悲惨的接触的印象在逐渐消退，伤口在逐渐愈合。在他以后的书中，我们无法见到他这种痛苦的表现了。那是最崇高的，用鲜血来表现的声明，不会再见到了。在托尔斯泰以后重又拿起批评艺术的武器的著作中，他从文学角度对待这个问题，书中的艺术问题是独立的，而人类的悲惨使托尔斯泰想起了便要发狂，有一次，他参观了收容所，回到家，他便绝望地哭喊。这并不是在说他的作品成了冷酷的，他根本不可能冷酷的。“如果你讨厌一些人，他们是一些小人物，那你就大骂他们好了，也可以讽刺他们，气炸他们的肺。托尔斯泰在艺术著作中就是这么做的。其中的一些否定，例如谩骂与嘲讽的言辞都十分激烈，是让艺术家们最深刻的部分。他过于猛烈的攻击，使他们认为他是一切艺术的敌人。可是，托尔斯泰的批评从来都是又破又立，不是为破坏而破坏。他很谦虚，一些思想都是很有建设性的。他时刻捍卫艺术，他永远都反对那些假艺术家们利用和玷污艺术： “科学与艺术是永远存在的，什么都不如它真实的，”1887年，托尔斯泰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道，“人类的罪恶，都是因为那些自以为文明人的人造成的，其实他们都是虚伪的，有着自己的缺陷。他们把自己的组织的原则降低并贬损了。 我们称之为科学与艺术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骗局和迷信，人类一旦摆脱这种迷信就要落入其他的迷信中。要认清这一切，要从头开始。 诱惑是存在我们周围的，人是一级一级地爬上去的。于是我们处于一种文化信仰之中了。我们像教徒一样具有一种对于真理的爱和虔诚，才能保障我们的一切。但是，在面对人生问题时，必须是果敢而认真的，他必须不迷信，才会对自己有利。让自己像个孩子一样的思考……”对于这种权利阶级所享受的现代艺术的迷信，“托尔斯泰在《什么是艺术》一书中进行揭露，说其是个骗局。他讽刺它的可笑、贫乏、虚伪。他就像一个孩子摔 坏自己的玩具一样破坏他。托尔斯泰用最有力的武器进攻，甚至不去考虑被打者是什么样儿。常常出现这种情况：如同在所有战斗中一样，他攻击他其实应该加以保护的人物，诸如易卜生和贝多芬。他出现这种过错的原因只在于他过于激动，以致在行动之前，他无暇多加考虑。这种激情使他对于其理智的弱点完全无视，其实，他的艺术修养还是有点儿问题的。
托尔斯泰在关于文学方面之外，对现代艺术还能有什么了解？这位乡绅，一生四分之三的时间都在莫斯科郊外的村庄里度过。从1860年起，他就没再来过欧洲。他能看到点儿什么绘画？能听到点儿什么欧洲音乐？而且，除了他惟一感兴趣的办学而外，还能看到点儿什么？
在绘画方面，托尔斯泰只是根据道听途说来谈论的，他引证一些画家，诸如马奈、莫奈、施图克、克林格等等，他们都是颓废的，由衷地钦佩的有儒勒和莱尔米特，但他不喜欢米开朗琪罗，也一次没提到过伦勃朗。 在音乐方面，他知道的不多：只停留在他童年的印象中，一些已成为古典音乐家的人，后来者只知道柴可夫斯基，他不喜欢勃拉姆斯和理查德。施特劳斯，他还教训贝多芬。对于瓦格纳，他自认为非常了解，其实他仅仅听过一次《西格弗里格》，还是开场后进入的，并且中间就退场了。文学方面，他就了解的多一些了。但是，他好像中邪了，他不去批判俄罗斯作家，只是对外国诗人指手划脚，其实他们的思想是不相通的，他只是偶尔不屑地翻翻他们的书罢了！ 托尔斯泰的武断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增无减。他甚至写了一整部的书，以证明莎士比亚“不是一个艺术家”。他真的不是一个艺术家。托尔斯泰能说得这么肯定，真是值得敬佩！他自己则坚信不疑，他不容置辩，他仿佛掌握着真理。他会对你说： 《第九交响曲》不是一部好作品。他还有这样的思想：
巴赫的小提琴曲，肖邦的E调小夜曲，海顿、舒伯特、肖邦等的作品中有十来件作品还可以，其余的都是疏离人们的艺术，他都嗤之以鼻。
或：“莎士比亚连四流作家都比不上。他完全不会描写人性。”即使世界上其他的人都不赞同他的意见，他也仍坚持己见，矢志不移！“我的看法，”他自豪地写道，“和欧洲一切对于莎士比亚的见解迥然不同。托尔斯泰时刻为谎言所困扰，一种观念越是普遍得在人们中间传播他就越是反对。挑战、怀疑，他在谈到莎士比亚时说：“那是人们得了传染病了。如同人们对巫师的信奉一样。人们要脱离他，才能知道自己是疯狂的。新闻业越发达，这些病就越猖獗。”托尔斯泰还拿“德雷福斯事件”作为这类传染病症的最新例症。他是一个真正的捍卫者，他只是很冷漠的样子。那很明显的，他的态度是极端的。他自己虽然明白，却没有办法克服。道德的沦丧，无可思议的盲目，使托尔斯泰把莎士比亚的《李尔王》说为“拙著”。但是，不能不承认，托尔斯泰很清楚地看到莎士比亚的某些真正的缺憾，某些我们没有认识到的缺憾，用于所有人物的相同的诗句和修辞。 我完全明白，托尔斯泰在作家中是最少文采的，所以他对文人中的天才没有好感。但是，他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去谈论那些呢？那对于大家毕竟是陌生的世界？ 如果我们要在这些批判中去探寻打开这些奇特世界的钥匙的话，这些评判就没有任何的价值了。但如果我们用这些打开托尔斯泰的艺术之门的话，那么其就是有价值的。其实，他在批判时是真正的无私。当托尔斯泰，当瓦格纳，在谈论贝多芬或莎士比亚时，他们心里所说的，或许不是贝多芬或莎士比亚，而是在说的他们自己：他们在展现自己的理想。他们甚至根本没有想过要欺骗我们。托尔斯泰批评莎士比亚时，并不想让自己变得“客观”。他甚至还指责莎士比亚的客观艺术。他对于在歌德之后，莎士比亚的出现断然否定，但是对这些人，托尔斯泰似乎蔑视得还不太够力度。 因此，托尔斯泰是站在信仰的高峰宣布自己的艺术评判的。别在他的这些批评中去寻找任何个人的成见。他不吹捧自己；他对自己和别人的作品一样地毫不留情地批判。“宗教艺术”一词是含义广博的。托尔斯泰没有限制艺术反而是在扩展艺术。 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无处不在。“艺术渗透人类的生活，艺术中的戏剧、书籍、展览等，只是艺术的一小部分。生活中到处都是艺术活动。人类依赖于艺术与语言。艺术是对心灵的沟通，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如果有人误入歧途社会就会发病。艺术就会走上歧途。” 从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再不能谈论基督教各国的一种艺术。富人、特权者垄断了艺术，他们制订了美的新标准。艺术从此远离穷人，因而变得贫乏了。不依靠工作而生活的人所感到的种种情操，比干活儿的人所感到的情操狭小得多。我们现在的社会情感归之于三种：骄傲，肉欲和生活的慵懒。这三种情感及其衍生物几乎专门构成了富人们的艺术主题。 这种贫乏的艺术主题使世界腐化，使人民颓废。它助长淫欲，它成为实现人类幸福的最大障碍。再说，它不具备真实的的美，做作，不自然。 面对这富人们的消遣物，这美学家的谎言，让我们信仰人类真正的艺术，联合一切艺术的力量。过去，那些艺术已是我们的光辉榜样。大多数人始终懂得并爱好崇高的艺术：《创世纪》的史诗、《福音书》的寓言、传说、童话、民歌。最伟大的艺术是传达时代的宗教意识的艺术。那并不是一种教会教义。“每个社会都有一种宗教观：那是这个社会最大的幸福。”大家或多或少也很明白的，某些人对此更了解的。永远存在着一种宗教意识。这是河床。”
我们这个时代的宗教意识，就是对由人类博爱实现幸福的追求。只有致力于这种团结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最崇高的艺术，就是那种直接通过爱的力量直接实现这种团结的艺术。事实上，还存在着另一种艺术，它打击所有一切反对博爱的事物。例如狄更斯、陀思妥耶夫、雨果，他们的作品都是那样的。 有的艺术达不到这么高的高度，但是只要是怀着同情与真理来反映日常生活，促进人类的团结。例如《堂吉诃德》和莫里哀的戏剧。但是，他们有时因为琐细贫乏而不那么可读，特别是他们和《约瑟行传》比较的时候”。托尔斯泰认为，过分精确的细节描写有损于作品，使之无法变成普遍的读物。 当代作品常为写实主义所累，因此更应指斥这种艺术上狭隘的情调。” 就这样，托尔斯泰毫不犹豫地在批判着自己的天才的要素。把自己整个地奉献给未来——而他自己一生也不再留存，这对他又有何妨？ “未来的艺术将不会继续现在的艺术，它将被建立在别的基础之上。它不再是一个阶级的产物，它记述的是真实的情感。不孤独的艺术家，才能感受到真实的情感。因此，躲避生活的人无法真正的去创作。”将来，“将是一切有天职的人成为艺术家的”。孩子们小时候就学习音乐、绘画、文法”。从此，文艺趋向简朴、明晰、精炼。单纯地表现普遍的情操，那是很美妙的事情！为大众去写一个童话、歌曲，比写一部小说和一个交响曲要困难得多。“艺术是一片广袤的园地。有了一些好的作品，人类就会幸福。 艺术应该铲除暴力，而且只有艺术能做到这一点。它的使命就是要让天国，也就是爱，来统治一切。”
谁会不赞成这番慷慨陈辞呢？而且，大家都能看到：尽管带有众多的理想和一点儿稚气，托尔斯泰的观念却是多么地生动和丰富！无疑，艺术的本质是为一个阶级服务的，它由大到小地表现着人类的生活。 欧洲的艺术家，不是一个可以实现整个社会的团结的。当今时代，托尔斯泰却具有这种最广博的心怀。他的灵魂中，充满着对各国、各阶级人民的爱。托尔斯泰的爱是伟大的，他不满足于欧洲某些小团体的艺术的残余。十四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美的理论只有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时才有价值。在托尔斯泰身上，理论和创作如同信仰和行动一样，始终是统一的。 在托尔斯泰构思他的艺术批评的同时，他列出了一些他所希望的新的艺术模特儿，——那是两种艺术形式，一种更高大，另一种欠纯洁，但就最人性的意义上来说，两种都是“宗教的”，——一种是努力以爱情来团结人类；另一种则是对爱情的仇敌宣战。 托尔斯泰写了如下几部杰作：《伊万。伊里奇之死》（1884～1886年），《民间故事与童话》（1881～1886年），《黑暗的力量》（1886年），《克莱采奏鸣曲》（1889年）和《主与仆》（1895年）。他在这一时期的创作就像一座双钟楼大教堂，一座钟楼象征着永恒的爱，另一座则象征着人世间的恨，在这一时期的颠峰与终极，矗立着《复活》（1899年）。在艺术特征上，这一切作品，都有别于以前的作品。托尔斯泰的观念在目的和形式上，都有所改变。在《艺术论》等作品中，人们能看出那种趣味与原则。他蔑视一切物质，批判写实主义。——而在《莎士比亚论》中，表现的则是纯古典完美与节制的理想。但是，如果说在这些新作中，托尔斯泰没能把自己连同他的剖析天才及天生的粗犷完全抹去（在某些方面，它们表现得还更加地明显），那么，他的艺术则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些新作中，线条变得更加地清晰、强烈；心灵更曲折繁复；内心变化更加集中，犹如一头困兽先收缩身子再蹿了出去；更加普遍的感情从一种局部的写实与短暂的细节中摆脱出来。最后，他的语言更加生动、形象，有着一股大地的气息：总之，他的艺术是深深地改变了。 托尔斯泰对人民的爱，使他早就体味到通俗言语之美。孩提时，他就受到行吟说书人所讲的故事的熏陶。成为著名作家后，他特别喜欢同农民们交谈。这些人，”托尔斯泰后来对保尔。巴维尔先生说，“是一些大师。从前，当我同他们，或同那些肩背布袋在我们乡下流浪的人交谈时，我详细地记录下他们的语言，其中有很多是我生平头一次听到的语汇，那是文学语言不能媲美的东西，充满着俄罗斯的乡间气息……” 托尔斯泰对这种民间语言感觉更为敏锐，因为他的思想不是窒息的。他远离闹市，在农民中间生活，思维都有点儿老百姓的味道了。他的讲话有时很像农民，爱绕弯子，还爱激动，总是没完没了地重复一样的词句，不知道累。不过，这些倒是民间语言的缺陷而非优点。只是年深月久以后，他才领会到其中隐藏着的才华，它的生动形象，它的狂放的诗意，它的传奇智慧的神韵。从写《战争与和平》时起，他便开始受到它的影响了。1872年3月，他写信给斯特拉科夫说：我改变了我的语言和文体方式。民间语言对我弥足珍贵，它能够表达诗人所能表述的一切的声音。它是诗歌最好的调节器。要是你想说点过头的或夸大其词的或虚假的事情的话，民间语言是不能容忍的。托尔斯泰的文风取自于民间语言，而且许多灵感也源自于它。1877年，一个流浪的说书人来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托尔斯泰记录下了他讲的好几个故事。《人靠什么生活》和《三老人》都众所周知，它们是《民间故事与童话》中的两篇。
那是当代艺术中独一无二的作品。比艺术还要崇高：它超越了文学的美？福音书的精神，纯洁的爱，民间智慧都结合在了一起。那么单纯的善良，——还有那超自然的吸引人的光辉！故事里福音书的寓言中，还有东方传说的味道和《一千零一夜》的书香。有的时候，故事还有一种令人畏惧的伟大。《农民阿勃哈姆》中，那个可怜的人的结局就是证明。“在山岗上，施坦尔西亚席地而坐，看着他奔跑，他双手捂着肚子哈哈大笑。可阿勃哈姆倒下了。 “‘哦，太棒了，年轻人，你得了许多的土地。施坦尔西亚站了起来，把一柄十字镐扔给阿勃哈姆的仆人：
“‘好了，把他埋了吧。’只有仆人独自一人。他在替阿勃哈姆挖个墓穴，刚好齐头顶脚：两米多深，——他把他埋掉了。在几乎全部的故事中，都包含着福音精神：宽恕和克己。 “不要试图报复。“不要对抗报复你的人。报复是由我来做的。’上帝说。无论何时何处，结论都是爱。托尔斯泰想创立一种为全人类的艺术，一下子便获得普遍性。在全世界，他的作品获得了永无终止的成功：因为其作品从所有腐朽的元素中净化出来，书中除了永恒外，别无其他。《黑暗的力量》一书，没有升华到这种心灵的崇高的单纯，书中毫无这种单纯：这是利刃剑的另一面。一面是神明之爱的梦想；一面是现实的残酷。在读这个作品时，我们可以看到，托尔斯泰是否可能做到揭穿真理而使民众达到理想化托尔斯泰的很多戏剧作品都有缺憾，但在这却很不错。性格与行动一致：雅可大自视俊美；叶莲娜的纵欲疯狂；老马特廖娜的无耻，笨嘴拙舌的老伊万的圣洁“农奴们是不值钱的。她们只是一些野兽……姐妹们，你们是真正的俄罗斯人，可你们却都和瞎子一样，你们什么都不懂！……那个农奴他应该在喝酒呢，谁知道呢？在牢房里或兵营中，学到点儿东西……她什么也没看到……。她就这么死去了……她们如同盲目的小狗一样东奔西蹿……。她们只会唱那些愚蠢的歌曲：‘噢——哈！’……哈，她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哈什么呢。接着是谋害新生婴儿的可怕场面。雅可大不肯杀。而为了他而谋害了亲夫的叶莲娜，因为那罪恶一直使她痛苦不堪，变得很残忍，很疯狂，威胁他；她大吼道： 现在，不止我一个人是罪人了，他即将也是一个杀人犯！雅可大用两块木板死命地夹孩子。在犯罪的过程中，他吓坏了，逃跑了，他威胁要杀死叶莲娜和他的母亲，他哭泣着，他哀求着： “妈妈，我真的受不了了！ 他好像听见了孩子的哭喊。“我要逃到哪儿？……” 这是一个莎士比亚式的场面。——更加惨痛的是小姑娘和老仆人之间的那场对话。最后，雅可大在伊万的陪伴下光脚走进婚礼庆典之中。跪下来请求大家的宽恕，供出了自己的罪状。老伊万鼓励他： 上帝！他就在这儿，噢！！” 在这个剧本中，托尔斯泰以那农民的语言给予这本剧作以一种特别的艺术韵味。“为了创作《黑暗的力量》，我翻遍了我的笔记本。”托尔斯泰对保尔。巴维尔先生如是说；这些突出的形象，是从俄罗斯平民百姓的抒情而嘲讽的心灵之中涌现出来的，带有一种鲜明强烈的文学色彩，使得其他的文学形象都相形见绌。我们感觉到他在写这个剧本时，以记录这些为乐，其中的可喜可爱之处他很了解，而他却对心灵的黑暗感到很痛惜。托尔斯泰在观察民众，并从高处向他们的黑暗之中投下一束光亮时，又为富人和中产阶级那更加黑暗的黑夜送去了两本悲壮的小说。人们感到，在这一时期，戏剧形式统制着他的艺术思想。《伊万。伊里奇之死》和《克莱采奏鸣曲》两部小说都是紧凑的、集中的真正内心悲剧。而在《克莱采奏鸣曲》中，是悲剧的主人公在自述。 《伊万。伊里奇之死》是最使法国民众激动的俄国作品。他是个敬业的公务员，没理想，不信教，成天埋头工作。他过着机械的生活，直到临死时才发现自己虚度了一生。
伊万。伊里奇是1880年的欧洲资产阶级的代表，他读左拉的作品，去听演唱会，尽管没有信仰，也不是非宗教者，因为他不愿耗费心思去信仰或不信仰。
《伊万。伊里奇之死》一书引出了一系列的新作品，它预示着《克莱采奏鸣曲》和《复活》的出现。它描绘了人生中很多人的凄切可笑的空虚，人人怀着粗俗的野心……“总是同自己的妻子单独度过夜晚”，人生为了一个可笑的原因而结束。一天，伊万想挂个窗帘，却从梯子上掉下来摔死了。人生的虚伪：疾病的虚伪；只想着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医生的虚伪；一心想着丧夫后假装忠贞的妻子的虚伪；一切都是虚伪。在所有人物中，只有那个富于同情心的仆人不是那样的，他不说谎，真心照料他。 伊万。伊里奇“很可怜自己”，他在为自己而哭泣。他异常痛苦，直到那天，他发现自己的过去是一个谎言，并发现这个谎言还可以修补。终于，一切都明朗了，他死前一小时都发现了。
他不再自私，他开始可怜他的家人，他要去死了，应该尽早解脱的。“痛苦，你在哪里呀？——在这里……，你就在这硬撑吧。那死亡在吗？没看见哦……——他找不到它了。没有了，那是光明。——“完蛋了。”有个人说。——他听见这些话了，并重复了一遍。‘死亡不复存在了。’他自己说着。” 在《克莱采奏鸣曲》中，这束“光亮”甚至已不再显现。这是一部残酷的作品，在作品中，托尔斯泰把矛头指向社会，就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因自己所受之苦而欲寻仇报复。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这是一个刚刚杀了人、被嫉妒的毒素侵蚀的凶蛮人的忏悔。而作者托尔斯泰，则隐身于这个人物背后当然，我们可以从那些对普遍的虚伪的指斥之中发现托尔斯泰的有声有色的思想。那是指妇女教育和婚姻，那是“日常卖淫”，社会、科学、是“罪恶的播种者”。但是，托尔斯泰采用了一种粗野的表达方式，描写了一种激烈的肉欲，把那个恶心的躯体描绘得很真实。 在写完这本书之后，托尔斯泰自己也颇为惊愕：“我一点儿也没有想到，”他在《克莱采奏鸣曲》的跋中写道，“我在写这本书时，会被一种严密的论理牵引，到达这个境地。我自己的结论最初使我非常惊骇，我曾想不去相信这些结论，但我又办不到……我不得不接受它们。 的确，托尔斯泰只能以一种平静的形式，写出杀人犯博斯多谢夫对爱情和婚姻发出的凶狠呐喊：“那个人用肉欲目光看着女人——尤其是他的女人——他已经是同她犯下了奸情。当激情不在，人类也将不存在，人类仿效自然的律令，就是生灵的结合。 博斯多谢夫依据圣马太的福音书指出，“婚姻不是基督教的理想。婚姻是一种堕落的元素，而不是一种进步的元素。那观点很像基督教的，而且，只有当爱情的前后历程是人类真正理想的一个障碍的时候，才有所谓基督教的婚姻……” 但是，在博斯多谢夫的口中说出这些想法之前，这些思想从没有在托尔斯泰脑中显得这样明白确切。正如伟大的作家们在创作过程中常常出现的那种情况一样，作品在牵引着作家，艺术家走在了思想家的前面。——艺术在其中并未失去什么。 如果论到效果的强烈、激情的集中、视觉的粗犷鲜明、形式的完满与成熟等等，在托尔斯泰的所有著作中，没有一部可与《克莱采奏鸣曲》并驾齐驱。就书名，我不得不阐释一下。——老实说，这部书的书名文不对题。它使人对该作内容产生误解。其实音乐在书中只起到一个次要作用。如果取消奏鸣曲，内容丝毫不会改变。在这个书名中，托尔斯泰错误地把他念念不忘的两个问题搅和在一起：一方面是音乐那使人堕落的力量；另一方面是爱情那使人堕落的力量。音乐的魔力应该另文专述，托尔斯泰在这本书中所赋予它的地位并不足以证明他所揭示的危险。
我不得不就这一问题重复几句，因为由此可以了解托尔斯泰对音乐的态度。 托尔斯泰对于音乐是什么态度呢？如果说他不喜欢音乐，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人就是害怕自己所喜爱的东西。从他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在《童年》和《夫妇的幸福》中，书中对于爱情的描写就是在贝多芬的奏鸣曲的语汇中展开的。也请大家回想一下聂赫留多夫临死前听见的美妙的交响曲吧 当然，托尔斯泰并不精通音乐，但是，他却常常被音乐感动得流下热泪，在他生命中，他曾醉心于音乐。1858年，托尔斯泰在莫斯科创建了一个音乐协会，这个协会后来成为莫斯科音乐学院。 他酷爱音乐。”他的妹夫比尔斯在《关于托尔斯泰的回忆》中写道，“他常弹钢琴，并且偏爱古典大师的作品。他常常在开始工作之前弹一会儿钢琴。这样做经常让他获得灵感。他总是为我妹妹伴奏，因为他喜欢她的嗓音。我发现他对音乐有强烈的反应，经常在听音乐时脸色泛白，还伴随着一种不易觉察的怪相。这可能是因为他的恐惧。 这正是震撼托尔斯泰心灵深处的那些无名之力所引起的恐惧！在这个音乐的世界里，托尔斯泰感到他的思想意志、他的理性、他人生的所有一切现实全都在消溶。 请回想一下《战争与和平》第一卷中的那个场面：聂格拉。洛斯托夫斯基赌场失意，沮丧绝望地回到家里。他听见他妹妹安娜托娅在唱歌，他忘了一切。“他不耐烦地等着听下面的那个音符，而在那片刻之间，他完全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那段节奏三拍的：Oh！miocrdeleafto！ “——‘啊！多么地荒谬啊！我们的生活！’聂格拉。洛斯托夫斯基在想，‘真是让人不可思议，所有一文不值的东西：不幸、金钱、仇恨、荣誉……却成为生活中最真实的存在！……安娜托娅，我的小白鸽！……咱们瞧瞧她能否达到B调？……上帝保佑，她唱出来了！ “他自己也不知不觉地唱起来，他和着她的三度音。“——‘啊！上帝，这音乐是多么美啊！它是我赋予的吗？我多么幸福啊！’聂格拉。洛斯托夫斯基在心里想，而这音调的颤动唤起了他心中最美好、最清纯的回忆。这是一种超人的感觉，其他的苦恼又算得了什么！……” 事实上，聂格拉。洛斯托夫斯基既不杀人也不偷盗，而且音乐对于他来说也只是一个短暂的激动。但是，安娜托娅已快要迷失于其中了。在歌剧院晚上看演出之后，安娜托娅听着瓦西里。克拉基的倾诉，“在这奇异的、艺术的狂乱世界中，远离现实十万八千里，善与恶，怪诞与理性混杂交织在一起”，她狂乱入迷，答应与他私奔。
随着年岁的增长，托尔斯泰越来越害怕音乐。有一个人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俄耳巴托。托尔斯泰1860年在德累斯顿见过俄耳巴托，俄耳巴托增加了托尔斯泰对音乐的偏见。“俄耳巴托谈起音乐来仿佛是在谈一种无度的享乐似的。在他看来，音乐是一种倾向堕落的涡流。”
托尔斯泰非常喜欢贝多芬音乐。科密尔。巴雷克先生曾经问他，为什么在那么多的音乐家中，偏偏选中了最清纯、最贞洁的贝多芬呢？——托尔斯泰认为贝多芬是最棒的。托尔斯泰很喜欢他托尔斯泰最遥远的《童年》的回忆是和《悲怆奏鸣曲》连在一起的；在《复活》的结尾，当聂赫留多夫听到演奏C小调交响曲的行板时，他禁不住流下泪来。“他在悲叹自身”，——然而，在《艺术论》中，我们看到托尔斯泰在表述“聋子贝多芬的病态作品”时，他“总想贬损贝多芬，使人怀疑其天才”，柴可夫斯基十分反感托尔斯泰的这种表现。托尔斯泰指责贝多芬什么呢？指责贝多芬的强力。同歌德一样，他在听C小调交响曲时，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因而要发泄一腔怒火： “这个东西，”他说道，“把我的精神境界转移到和作者一样的心情中了……音乐本该是国家的事，如同在中国那样。我们不该容忍随便什么人拥有这么可怕的一种催眠力量……这些东西，只能在某些重要场合才容许演奏……但是，在这种反动之后，我们看看托尔斯泰是怎么屈服于贝多芬的威力的吧。据他自己承认，这威力是多么地高尚和纯洁啊！在听这一片段乐曲时，博斯多谢夫坠入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无法分析的状态，但对这一状态的体味让他感到快乐，嫉妒在其中不再存在了。 那女人也同样地被感化了。她在演奏时，“带着很庄重的表情”，接着，“在她演奏完了，脸上露出一丝动人幸福的微笑”…… 在这一切之中，有什么腐败堕落的？——有的只是精神被锁住，一股不可名状的声音之力在操纵着它。如果这种力愿意的话，它简直可以摧毁精神 这种力量非常强大，但是托尔斯泰忘了一点：听音乐或创作音乐的人，大多数是缺少生命或生命极庸俗的。
音乐对于一般没有感觉的人不会变得危险。一般感觉麻木的听众是绝不会受到歌剧院演出的《沙乐美》的病态情感的感染的。只有像托尔折泰那样生活丰富的人才会有深刻的感悟，受到它的影响。——所以，真正的情形是，尽管托尔斯泰对贝多芬太不公平，但他却比一部分崇拜贝多芬的人更深地受贝多芬的音乐的影响。他起码了解贝多芬这个“老聋子”艺术中那澎湃汹涌的疯狂激情和粗野的力量，而今天的演奏者和乐队对此却不甚了解。从这一点上来说，与崇拜者表现出来的对他的爱相比，贝多芬也许对托尔斯泰的恨更加满意。十五 对于托尔斯泰来说，在写作《复活》与《克莱采奏鸣曲》之间的十年，是日益专心于道德宣传的十年。在这十年中，《复活》与这渴望永恒生命所企盼的终极相隔开来。《复活》可以说是托尔斯泰的艺术上的遗嘱。如果说《战争与和平》光照着托尔斯泰的成熟时期，那么，《复活》就笼罩着托尔斯泰的暮年。这是托尔斯泰创作的最后高峰，也许是最高的高峰（如果不是最雄伟的高峰的话），不可见的峰巅在雾氲中消失。托尔斯泰已是古稀之年。他凝视着世界，凝视着他的人生、他往日的错误、他的信仰、他圣洁的愤怒。他从高处注视着它们。这是同以往的作品中所表述的同样的思想，是反对虚伪的同样的战争。但艺术家的精神如同在《战争与和平》中一样，凌驾于他的主题之上。在《伊万。伊里奇之死》的阴沉嘲讽与骚动的心灵之中，又混入一种宗教式的静谧，那是从他内心确切地反映着那个世界分离出来的一种明净。我们有时甚至可以说他是基督教的歌德。
托尔斯泰在最后阶段的那些作品中表现出的所有艺术特征，又在《复活》中表现了出来。特别是叙述的凝炼，在长篇小说中表现得比在短篇小说里更加地突出。在这一点上，《复活》与《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迥然不同。《复活》一书几乎没有小故事的穿插。只有一个行动，在全部作品中十分紧凑地进展，所有的细枝末节都搜索一空。《复活》中的人物形象同在《克莱采奏鸣曲》中一样刻画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
在《复活》中，一种越来越清晰、坚实、毫无顾忌的写实性的观察，使托尔斯泰看到了人身上的兽性，——“人类的可怕的顽强的兽性，越是未被发现，越是藏于所谓诗意的外表之中，就越是可怕。”那些沙龙中的交谈，只不过足以满足一种以肉体需要为目的：“在蠕动舌头和喉头筋肉时，促进消化的一种需要。”
他对所有人都进行一种对人的冷峻深邃的观察，即使对漂亮的科尔夏金也是如此，“她肘骨突出，大拇指指甲宽阔”，而且她那袒胸露背的模样也激起聂赫留多夫的羞愧与厌恶，厌恶与羞愧”。
女主人公梅斯洛娃也未能幸免，她的堕落暴露很明显，她的低级下流的语言，她那挑逗的微笑，她浑身散发的酒气。细节描写很多：那个在垃圾箱上聊天的女人。诗意和青春完全不见了，只留存在初恋的回忆中。
那初恋的乐曲在我们心中带着一种令人晕眩的强节奏回荡着，那周六的圣洁之夜和复活节之夜，解冻了，厚厚的白雾“让人很远就能看见黑乎乎的一大片，红光闪现着”。雄鸡在叫，河流结冰，冰也进裂，发出噼啪的声响。年轻人从屋外透过窗玻璃，窥视着那个少女。她坐在桌旁，有一盏灯光颤动的小油灯，卡秋莎在微笑、幻想。
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的抒情成分占着极少的地位。他的艺术手法更加客观，已经完全脱离他的个人生活。托尔斯泰曾尽力更新其观察的视野，他在这儿探究罪恶的世界和革命的世界。他通过一种自觉自愿的同情努力闯入其中，他甚至承认在仔细观察革命者们之前，他对他们会产生一种无法克服的厌恶。
在托尔斯泰的描写中，典型与精确的细节是多么地丰富！他用真切的观察，进行毫无瑕疵的镜子式的描写，这种态度令人赞叹。卑鄙与道德，全都以一种既不严厉又不溺爱的态度，以一种平静的智慧和一种博爱的怜惜被观察着！……
女人们之间毫无恻隐之心，她们身陷囹圄！但艺术家是那仁慈的上帝：他在每一个女人的心中看到隐于卑贱之下的无奈，以及无耻的面具之下的那张哭泣的脸。梅斯洛娃那卑微下贱的心灵中渐渐地闪现出纯洁而苍白的光亮，最后，这种光亮变为一种牺牲之光，就像改变了伦勃朗的一幅画的卑贱画面的那束阳光，产生出一种动人的美。
艺术家的态度毫无声色俱厉，甚至对刽子手们亦然。“快宽恕他们吧……最糟糕的是，他们往往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们为之愧疚，但又根本不能不去干。
书中流露出一种重压的宿命之感，这种压力既压在那些受苦的人身上，也压在使人受苦的人身上——那个典狱长，很善良，他讨厌自己的狱吏生活。
还有一位西伯利亚某城市的总督，他聪明而善良，但是思想上却一直受着重压。他想做的善事和他被迫做的恶事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冲突，为了逃避这种冲突，他三十五年来一直借酒浇愁。即使喝醉酒的时候，他仍能自持，不失风度；——再有弥漫在那些其职业使人对他人无心无肺的人家中的天伦之乐。
在众多的的性格塑造中，惟一缺乏一种客观的、真实性的是主人公聂赫留多夫的性格，因为托尔斯泰把自己的思想用到了他的身上。
这种缺乏客观性是《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最有名的典型人物，譬如别埃尔。比基多夫，列文等。但他们的缺点还不是很严重，因为他们的地位和年龄更接近托尔斯泰的思想。
我绝不是说聂赫留多夫的精神危机是不真实的，也不是说这种危机不可能就这么突然地发生。但是，在托尔斯泰所表现的人物的以前生活中的秉性、性格中，没有什么在预示或解释这一危机的，而当危机露出端倪时，什么都阻止不了它。
毫无疑问，托尔斯泰深刻地指出了聂赫留多夫那掺杂进牺牲思想中的不纯，和他对自身的怜惜与孤芳自赏，以及日后在现实面前感到的恐惧和厌恶。但聂赫留多夫始终矢志不移。这场危机与他先前的危机毫不相干，虽然很剧烈，但只是暂时的。什么都无法再阻挡这个优柔寡断的人了。
这位亲王，受人敬重，富有阔绰，对社会舆论颇知顾虑，正准备迎娶一个爱他而他也喜欢的漂亮姑娘，可他突然决定抛弃一切——财富、朋友、地位、——去娶一个妓女，为的是赎回自己以前的过错。而且，聂赫留多夫的这种冲动经受住了所有的考验，坚定不移地持续了好几个月。当他听到自己想要娶为妻子的那个女子仍在过着放荡的生活时，他也不为所动。
这样的行动含着一种圣洁，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它进行的心理分析使我们能够在意识的隐晦深处以及主人公们的机体之中看到其根源。但聂赫留多夫毫无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主人公的气质。他是普普通通、庸碌而健全的人物典型，是托尔斯泰笔下的惯常人物。
实际上，在聂赫留多夫身上，我们非常清楚地感觉到一个很实际的人物与属于另一个人的那种精神危机的并存并立。——而这另一个人也就是托尔斯泰老人。
在《复活》一书的末尾，还出现了同样的双重成分的印象。在严格写实的第三部分，并存着一个并不必要的福音书式的结论，是个人信仰，并不是从生活中总结出来的。
托尔斯泰又一次把自己的宗教加进他的写实主义。以前的作品中，他交融得较好。在这本书中，它们又共存了，毫不相融。由于作家的全部信仰脱离现实，他的写实主义是自由尖锐的。那是由于他的年龄的原因，文章在起落上有点儿僵硬。我深信，尽管托尔斯泰自己十分肯定，但是在他的心灵深处，他那不同的本质——他那艺术家的真理与他那信仰者的真理——丝毫没有融合在一起。
尽管《复活》没有托尔斯泰年轻时作品的那种和谐完满，但《复活》仍不失为一首歌颂人类同情的最美好的诗篇——也许是最真实的诗篇。我在这本书中比在其他任何作品中更能看到托尔斯泰那明亮的目光，那淡灰色的眼睛深邃无比，“那直透人心的目光”，在每个心灵中都能看到上帝的存在。
十六
托尔斯泰永远不会放弃艺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即使心存此想，也不能放弃他自己借以存在的理由。由于宗教的考虑，托尔斯泰可以放弃发表作品，但他不能放弃写作。
托尔斯泰从未中止自己的艺术创作。保尔。巴维尔先生最近几年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见过托尔斯泰，他认为托尔斯泰同时在创作宣道的或论战的作品和想像的作品，托尔斯泰用这两类作品互相调剂。
当托尔斯泰写完一本什么社会论著，什么《告统治者书》或《告被统治者书》之后，他就让自己再去写一本他自己对自己讲述的美丽故事，譬如他的《哈吉。穆拉特》，那是一部军事史诗，歌颂高加索战争和山民反抗斯卡密尔统治的作品。
对于托尔斯泰来说，艺术是一种消遣，一种娱乐。但托尔斯泰也许把艺术看作是一种炫耀的虚荣。
托尔斯泰编过一本《每日必读文选》，里面集合了很多作家对真理和人生的看法，是一部世界观文选，除了这本书外，他1900年后写的纯艺术性的作品几乎都是手稿。
反之，托尔斯泰大胆地、热情地发表他关于社会论战的含有攻击性的与神秘的文字。1900年到1910年，俄罗斯开始经历动乱。俄日战争、革命骚乱、大屠杀、农村暴动等等都标志着“世纪末日”的到来。
1904年到1905年之间，是社会危机的顶峰。这几年中，托尔斯泰发表了一系列反响很大的作品：《战争与革命》、《世纪末》等。在这最后的十年中，托尔斯泰不仅在俄国独占鳌头，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如此。他不属任何党派，不带任何国家色彩，脱离了把他逐出来的教会，孤军奋战。他坚定不移的信仰，他理智的逻辑，使他“二者必居其一：离开其他人或离开真理”。
俄罗斯有一句谚语：“一个老人说谎，无异一个富人窃盗”；于是托尔斯泰为了说出真理，脱离了其他人。这位驱除谎言的老者，不知疲倦地抨击所有宗教的和社会的迷信，把真理完整地说给众人听，抨击所有的偶像。
托尔斯泰不仅仅是针对过去的暴政、沙皇的独裁、迫害人的宗教，他对于这些心平气静了，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向它们投掷石块。大家都了解，它们也就不再那么可怕了！再说它们也是在干自己的行当，并不蒙骗人。
托尔斯泰在写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那封信中，没有对沙皇的恭顺，但充满着对沙皇作为人的温情，他称呼沙皇为“亲爱的兄弟”，并请求“原谅他，如果自己无意之中惹恼了他的话”，最后还写上一句：“祝您真正幸福。”
可是，托尔斯泰最不能原谅的、最激烈揭露的，是新的谎言！因为旧的谎言已经暴露了真面目，而新的谎言却隐藏着。托尔斯泰抨击的不是专制，而是对自由的幻想。然而，在新偶像的崇拜者中，我们并不知道托尔斯泰最恨的是什么，是社会党人还是“自由党人”。
托尔斯泰一直都表现出对自由党人的反感。他在同彼得堡的文人接触时，他就已经表现出相当的反感了。这曾是他与屠格涅夫失和的原因之一。托尔斯泰，这个世家出身之人，这个骄傲的贵族，无法忍受这帮知识分子及其大言不惭。这帮知识分子大声宣称要使国家幸福，实际上却是在建构乌托邦理想。
托尔斯泰是根深蒂固的俄罗斯人，又是世族名门，对于这些来自西方的立宪思想，对于这些自由的新玩意儿，一向持怀疑态度。在两次欧洲之行之后，他更加对此有了更深的成见。第一次旅行归来时，托尔斯泰就写道：
“和自由主义的野心诀别。”
第二次旅行归来时，托尔斯泰指出，“特权社会”没有权利去教育它所不熟悉的民众……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托尔斯泰对于自由党人的蔑视表现得淋漓尽致。列文拒绝参与外省的民众教育事业，拒绝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改革。外省议会的绅士们的选举场面，反映了一个地方以一个新的自由政权去替代其旧的保守政权的欺骗伎俩。在选举之后，什么都没有改变，只是又多了一个谎言。
“我们真的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旧制度的代表们说，“但我们毕竟持续了上千年。”
托尔斯泰对自由党人滥用“民众，民众的意愿……”等等词句十分气愤。哼！他们对民众有什么了解？什么是民众？
当自由主义获得相当的成功，并准备召开大会时，托尔斯泰强烈地表达了他对立宪思想的反对观点。
“最近一段时间，基督教义的变形促成了一种新的欺诈的诞生，致使各国人民更深地陷入被奴役的状态。
“有人在向各国人民鼓吹，他们参与政府的工作，就是直接选举自己的代表，只要服从自己的代表，他们就是自由的了。
“这是一种欺骗。即使通过普选，民众也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第一，因为在一个有数百万居民的国家中，这样的集体意愿是不存在的；第二，因为即使这种意愿存在的话，大多数的选举票也不会是这种意志的代表。
“当选者的立法与行政并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不认为民众的堕落是由于他们的腐败，……“这些自由人让人想起那些不自由的囚犯，因为他们也有权在选举自己的代表……
“一个专制国家的人民可以完全是自由的，即使是处于最凶狠的暴政之下。但一个立宪制国家的人则永远是奴隶，因为他承认对他施行的强暴是合法的……
“喏，有人就是想把俄罗斯人民像其他欧洲各国人民一样带进一种立宪制的奴隶状态！……”（《世纪末》）
在托尔斯泰那对于自由主义的离弃态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鄙夷不屑。托尔斯泰面对社会主义，禁不住要憎恨一切，那是因为痛恨——或者可能是因为痛恨。他加倍地憎恶社会主义，因为它集两种谎言于一身：自由的谎言与科学的谎言。他认为，社会主义不是自称建立在不知什么经济学的基础上吗？还说这种经济学的绝对规律影响着世界的进步！
托尔斯泰对于科学是非常严厉的。对于这种现代迷信，和“这些无用的问题（物种起源、光谱分析、镭的特性、数论，动物化石以及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人们今天像中世纪的人对圣母怀胎或物质的双重性一样地十分重视”，而托尔斯泰则用嘲讽挖苦的口吻写了一些文章大加驳斥。
托尔斯泰嘲讽“这帮科学的奴仆，他们同教会的奴仆一样，深信自己在拯救人类，他们像教会一样相信他自己在掌握真理，但他们却不团结，分成许多派，粗俗、愚昧。人类无法摆脱自己的痛苦，是因为他们抛弃了能够可以使他们团结的宗教意识。”（《战争与革命》）
但是，当托尔斯泰看到这新的狂热的危险的武器落在一般自命为促使人类再生的人手中时，他发怒了。他很反对暴力，很忧愁。
可是，那些思想也有一些卑劣。
“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满足人的最低需求：物质享受。然而，按照社会主义所提出的办法，这样的目的也无法达到。”
归根结底，它是没有爱的。它只有对压迫者和“对富人们的温馨甜蜜生活的嫉妒：像聚集在污物上的苍蝇的一种贪婪”的恨。当社会主义取胜时，世界的面貌将变得异样的可怕。欧洲的游民将以加倍的力量猛扑到弱小而粗犷的各国人民身上，并将把各国人民变为奴隶，以便欧洲以前的无产者能够惬意地、悠闲地享乐，像罗马人那样奢华闲散。
“多么可敬的演讲家！在他的演讲中几乎包罗万象——可其实什么都没有……社会主义有点儿像俄国的东正教：你尽管追究它，你把它逼到它最后的壕沟，你以为把它抓住了，可突然间，它转过身来对你说：‘不！我并不是你所想的，我是别的东西。’它把你玩于手掌之间……等待吧！让时间去忘记吧。社会主义的理论很快会像女人的时装一样过时的。”（《同保尔。巴维尔先生的谈话》）
如果说托尔斯泰是在向自由党人和社会党人开战，那不仅仅是听任独裁政治为所欲为；相反，是让战斗在新世界和旧世界之间全面展开。
托尔斯泰是相信革命的。但他有自己的革命方式，与革命者们的大相径庭：他相信中世纪的神秘信徒的革命，他期待待圣灵来统治未来：
“我认为大革命要开始了，它已等待两千年了，——它将以真正的基督教替代腐败的基督教，以及其中的统治制度。真正的基督教会人人平等，是人们渴望的真正的自由的基础。”（《世纪末》）
预言家如何选择时间宣告幸福与爱呢？选择俄罗斯最阴暗的时间，选择灾难与耻辱的时间。创造性信仰的崇高能力啊！在它周围，一切都是光明的，——即使在黑夜里亦然。
托尔斯泰在死亡中窥见再生的先机，在俄国军队的溃败中，在可怕的无政府主义和血腥的阶级斗争中。他在梦想得出这样一个惊人的结论：俄国应摆脱战争，对“跨越了奴役屈从阶段”的基督教民众比较而言，是占有优势的，它应该完成“大革命”。
这个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宣道者，反对暴力的老人，他预言了共产主义革命！
“1905年革命，将把人类从凶残的压迫下解救出来，它应当在俄国开始。——它开始了。”
俄罗斯应当扮演这个上帝的选民的角色！——因为新的革命应首先补赎“大罪恶”：几千个富人对土地的独霸，成百上千万的人的奴隶般的生活，最残忍的奴隶生活。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俄罗斯人民那样，意识到了这种不公平。
不可忽略的是，俄罗斯民族是一切民族中真正感染基督教义的民族。那开始到来的革命应该以基督的名义，实现团结与博爱的律令。如果这一博爱律令必须坚持不反抗恶的律令，而不反抗，向来就是俄罗斯人民的一个主要特点。
“俄罗斯人民对于当局，向来就持有一种与欧洲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态度。他们从未与当权者斗争过，特别是他们从未参过政，因此也就未能受到政权的玷污。“真正的基督徒是能够忍辱负重的，甚至不可能既忍辱负重，又对各种暴力进行斗争。他是不会服从这些暴力的，就是说，绝对不能承认其合法性。”（《世纪末》）
托尔斯泰在写这些时，彼得堡的流血示威开始了，一群手无寸铁的民众被一个教士带领着，任人枪杀，没有呼喊，没有自卫。他因为那悲壮的榜样威尔十分激动。
长期以来，俄罗斯被称作“皈依者”的老信徒不顾迫害，顽强地奉行着不服从政权，并拒绝承认其合法性的信条。在俄日战争的灾难之后，这种思想迅速地在农村群众中间传播开来。拒绝服兵役的情况在扩大，他们越是受到残酷压迫，心中的反抗怒火就越是强烈。
此外，各省、各族，即使不知道托尔斯泰，也全都在实行这种消极抵抗。自1898年起的高加索的杜夫勃耳人，到将近1905年起的古里的格鲁吉亚人。托尔斯泰对于这些运动的影响远不及它们对他的影响来得大，而他的作品的意义正是在于，不管革命党的作家们（如高尔基）怎么说，的确是古老的俄罗斯民族的呼声。
托尔斯泰对于甘冒生命危险去实行他所宣传的主张的那般人，抱着谦虚而严肃的态度。对待杜夫勃耳人、格鲁吉亚人同对待逃避服兵役者，他都不摆出一副教训者的神气。
“凡不能忍受考验的人，是无法教点儿什么给能忍受考验的人的。”
托尔斯泰向“所有可能因他的言论或著作而导致痛苦的人”请求宽恕。他从来不怂恿任何人逃避服兵役。这是每个人自己决定的事。如果遇上一个犹豫不决的人，“他老是劝他接受兵役，而且，只要他觉得在道德上并不是不可能的话，就不要拒绝服从”。因为，假如一个人在犹豫，那就是说他并不成熟。而且“最好是多一个军人而少一个虚伪者或叛徒，但凡去做力所不能及的事的人，就会沦为虚伪者或叛徒”。
托尔斯泰对逃避兵役的季卡连科的决心深表怀疑。他担心“这个年轻人是受了自尊心和虚荣心的驱使，而非对上帝的爱使然”。对于杜夫勃耳人，他写信叫他们别因自傲和人的尊严而拒绝服从，但是，“如果他们有可能的话，就把他们脆弱的妻子及孩子们从痛苦中解救出来。任何人都不会因此而谴责他们的”。他们只应在“基督精神扎根于他们心中时才坚持不懈，因为这样他们将会因痛苦而幸福”。
无论如何，托尔斯泰是在请求那些遭人迫害的人，“无论如何不要断绝了他们和虐待他们的人中间的感情”。正如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一封漂亮的信中说的，必须爱希律王：
“您说：‘人们不能爱希律王，——这我不知道，但我感到，而且您也一样，必须爱他。我知道，而您也知道，如果我不爱他，我会痛苦得失去生命。”
神圣的纯洁，爱的永不熄灭的激情，最终将使人连福音书上的话都无法满足了：“爱你的邻居就像爱你自己”，那里面仍有一种怪味！
照某些人看来，这爱太广博了，而且把人类自私的情绪摆脱得那么干净，以致爱都变得空泛了！——然而，有谁比托尔斯泰更厌恶“抽象的爱”呢？
“今天最大的罪过，是人类抽象的爱，对于那些天各一方的人的平庸的爱……爱我们陌生的人，那很容易！我们无需做出任何的牺牲。”
在对托尔斯泰的著作的研究中，很多研究者谈到，托尔斯泰的哲学与他的信仰并不新颖。这的确有道理，这些思想之美太永恒了，所以显不出一种时尚的新潮来……
也有人说托尔斯泰的哲学与信仰是乌托邦式的。一个预言家就是一个乌托邦，他的永恒生活自出世起便已开始，既然他在我们面前出现了，既然我们看到了在我们中间的预言家中的最后一个，既然我们的艺术家中的最伟大的那一位额头上有着一道光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对于世界而言比多一种宗教或一种新的哲学更加新颖、更加重要的事实。
如果看不到这颗伟大的心灵的奇迹，看不到在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中无边的博爱的代表，那么这些人真是白长了眼睛！
十七
托尔斯泰的相貌有了确定的特征，由于这特征，他的面貌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宽阔的脑门儿上深刻着一道双重皱纹，浓厚、雪白的眉毛丛生，长老似的胡须让人想起第戎城中的摩西像来。
他那张苍老的面容变得温和了，平静了，脸上的病患和忧伤犹存。自二十岁的暴躁和后来当兵时的僵硬，他的变化好大啊！但是，他已经依旧清亮深邃敏锐，那么简单，好像不会隐瞒一切。
在托尔斯泰去世前九年，他在回复圣教会议的信（1901年4月17日）中写道：
“正是因为我的信仰，我才能够生活在平和与欢乐之中，并能在平和与欢乐中走向死亡。”
当我看到这句话时，我不禁想起古时的谚语来：“我们不该在一个人死之前称呼他为幸福的人。”
托尔斯泰当时所沾沾自喜的那份平和与欢乐，是否一直没有改变？
1905年是历史了。在已经拨开云雾的黑暗中，期待的光明根本就没有穿透出来。革命的兴奋过去之后，接着是精疲力竭。往日的不公未有丝毫的改变，要说改变，那只能说贫困更加加深了。
早在1906年，托尔斯泰对于俄罗斯人所负的历史使命已经有了怀疑。而他的顽强信仰已远远地在寻找他能托负此重任的其他民族。他在考虑“伟大而聪颖的中国人民”。他认为“西方的民族所无可挽救地丧失的自由，将由东方民族去重行觅得”，而中国人将领导亚洲人在“道”这条永恒的规律的道路上完成人类的转变。
托尔斯泰的这一希望很快就破灭了：被迫害的杜夫勃耳人移居了，而且他们在加拿大不走了，格鲁吉亚人从枷锁下挣脱出来之后，立即便开始打击政敌，俄国军队又使一切恢复了正常的秩序。
在这场民族运动中，连犹太人也未能幸免，——“他们的国家以前是本圣书”，现在也陷入犹太复国主义的民族运动中，这种所谓的民族运动“是畸形的，是皮毛都不如的东西。
面对这种情况，托尔斯泰很悲哀，但是他并未气馁。他相信上帝，相信未来：
“如果能在眨眼之间长出一片森林，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必须等着种子发芽、出苗、长叶，然后成干，最后再变成一棵树。”
但是，如果要长成一个森林，还必须有许多的树。对于当时的时代来说，托尔斯泰只是一棵独木，长不成森林。托尔斯泰的使命是光荣的，但却是孤单的。
世界各地的人给托尔斯泰写信：从穆斯林国家、中国、日本，在那里，托尔斯泰的《复活》翻译出版了。托尔斯泰的“还土地于人民”的思想被传播。美国报纸记者采访他，一些法国人就艺术或政教分离请教他。但他的门徒不足三百，这一点他知道。
不过，托尔斯泰并未操心去收门徒。他反对他的朋友们组织托尔斯泰崇拜者团体的尝试：
“不应该去相互迎合，而应当一起奔向上帝……你说：‘大家在一起，更容易……’
“我想像中的世界就像一座巨大的神殿，阳光从上方直射其中央。为了联合起来，大家应该从四面八方向那阳光走去。在那里，我们将和一些并未期待的人集合在一起：欢乐即在其中。”
在天穹射出的光明之下，他们有多少人集合在了一起？——这并不重要！只要有一个人与上帝在一起就足够了。
“一个燃烧着的物质可以把温度传给其他物质，一个人只有真正地信仰和真正地生活，他才可以感染他人并传播真理。”（《战争与革命》）
托尔斯泰所说的不无道理，但是，这种孤独的信仰能否保证托尔斯泰幸福呢？——在最后的时日里，他与歌德的那种宁静相距很大，他似乎逃避和厌恶宁静。
“我能对自己感到不满，这应该感谢上帝。但愿永远能这样！生命的标志就表现在：它与它应该的那样之间的不一致。它是一个从渺小到伟大，从恶到善的上升运动。这种不一致能促使人变善。当一个人对自己心满意足时，那是一种恶。”
托尔斯泰正想像着这小说的题材，列文或彼埃尔。比基多夫的挥之不去的焦虑在他心中并未消失。
“我经常想像一个在革命团体中教养长大的人，一开始是革命者，然后成了民主派，社会党人，东正教徒，阿多山的僧侣，再后来又成了无神论者，慈父，最后成了杜夫勃耳人。他开始尝试很多的事情，但都没成。人们嘲笑他什么也未做，他在一个收容所里默默地死去，临死前，他认为自己的一生都糟蹋了。”（《一个杜夫勃耳人的故事》）
托尔斯泰对这些充满信心，但是，难道他心中还有什么疑惑吗？——谁知道呢？对于一个身心都很健康的老人来说，生命是不会停留在思想的某一点上的，生命必须前进。
“运动，代表生命。”
在托尔斯泰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身上的很多事情大概都在变化。他对革命者们的看法难道没有变化吗？谁又能说他对于无抵抗主义的信心丝毫没有动摇？——在《复活》中，聂赫留多夫同政治犯的关系完全地改变了他对俄国革命党的看法。
“在这之前，聂赫留多夫有点儿憎恶他们的残忍、隐藏的罪恶、谋杀、自满、沾沾自喜以及让人无法忍受的虚荣心。但是，当聂赫留多夫清楚地看到当局是如何迫害他们时，他明白了，他们只能是这样。”
因此，托尔斯泰钦佩他们那包含着全部牺牲的、对义务的观念。
从1900年起，革命的浪潮蓬勃发展起来了。这次革命从知识分子开始，扩大到民众，悄悄地震撼着成千上万的不幸者。革命的咄咄逼人的队伍的前锋在亚斯纳亚托尔斯泰的窗下列队通过。托尔斯泰在《法兰西信使报》上发表的三个短篇，从这些短篇中可以看出，他在看到革命进行时，精神上产生了痛苦和惶恐。
在图拉乡间，一队队纯朴虔诚的朝圣者走过，他们是饥饿的流浪者的入侵。托尔斯泰同他们交谈，为他们胸中的愤恨所震惊。这些革命者不再像从前那样，把富人看作是“一些通过施舍拯救自己灵魂的人，而是视为强盗、土匪，专喝劳动人民的血”。
在这些人中，有许多人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因为破产绝望了，所以只好铤而走险。
亨利。乔治说：“将使现代文明变得如匈奴人和汪达尔人把古文明搞成那样的野蛮人，不是在沙漠和丛林中造就而成，而是在市郊和大路上造就的。”
托尔斯泰进一步补充道：
“汪达尔人在俄罗斯已经准备就绪，在那么富于宗教情绪的我们的民族中，他们将格外地可怕，因为我们不了解欧洲人民。”
托尔斯泰经常接到一些反叛者的来信，抗议他的无抵抗主义，声称对于统治者和富人向民众所施的暴行，只能报之以“复仇！再复仇！继续复仇！”——托尔斯泰还指斥他们吗？我们不知道。
但是，几天之后，当托尔斯泰看见在他的村子里，役吏们对哭诉哀告的穷人们无动于衷，把他们的锅和牛羊强行抢走时，他也束手无策，不禁对着那些冷酷的官吏喊起复仇的口号来了，掷向那帮刽子手，“那帮只知贩酒谋利、教唆杀人或宣判流放、入狱、苦役或绞刑的官吏及其走狗，他们从穷人那儿抢走牛羊、布匹、酒精，去制造杀人武器，建造监狱，大发其财”。
对于托尔斯泰来说，这真是让人痛心的事：他一辈子都在期盼着爱的世界的到来的时候，却必须面对这些可怕景象，不得不满怀困惑地闭上眼睛。——托尔斯泰想着自己的生活与自己的原则并不完全一致时，就更加地伤心悲痛了。
这就是托尔斯泰最后几年——应当说是他最后的三十年——的最大的痛点。对于这一痛点，我们只能用一只虔诚而胆怯的手轻轻触摸。因为托尔斯泰在尽力地隐瞒着这个痛，这个痛不仅属于死者，也属于托尔斯泰爱过的、并爱着他的其他一些活着的人。
托尔斯泰始终不能把他的信念传达到他最亲爱的人，他的妻子和儿女。我们看到他的忠实伴侣，他的妻子，对于他的做法感到很痛苦。
托尔斯泰看到自己不为最好的女友所理解，也同样很痛苦。
“我整个身心都感觉到，”他在写给丹纳罗莫的信中说，“下面的话语之真切：丈夫与妻子不该思想分离，应该是一体的……我强烈地盼望着能把自己的信仰宗教意识传递给妻子。尽管这种意识很不能被女性接受。”
托尔斯泰的这一愿望没有被接纳。她瞥见“他走在群众前面，在指引人们应该遵循的道路”。当圣教会开除他的时候，她勇敢地为他辩护，声称将分担丈夫所遭遇的危险。但是，她无法去做她认为自己所不相信的事情，而托尔斯泰又太认真，不想强逼她违心地去做，——因为托尔斯泰憎恨虚伪的信仰与爱，更甚于对信仰与爱的背叛。他又怎能强逼不信奉的她去改变自己的生活，牺牲他们的财产呢？
托尔斯泰同他的孩子们的隔阂似乎更深。勒鲁瓦一博利厄先生曾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家里见过托尔斯泰，他说，“在饭桌上，当父亲说话的时候，儿子们竟难以掩饰自己的厌烦和不信任”。他的信仰只是稍稍感染了他的三个女儿，其中他最喜欢的玛丽安已经死了。在精神方面，他在家人中间是孤独的。
托尔斯泰为这思想上的距离而苦恼；他为不得不敷衍的世俗的交际而苦恼；他为那些从世界各地跑来的令人讨厌的人的探访而苦恼；他为那些让他受不了的美国人和新潮人物的来访而苦恼；他为他的家庭生活迫使他过的那种“奢侈”而苦恼。
如果我们相信那些在托尔斯泰的简朴的屋子里见过他的人的叙述的话，那其实只是最低的奢华了：过于朴素的家具，一张铁床，几把破椅，光秃秃的墙壁！但这份舒适却使他难堪，是他挥之不去的苦恼。
1903年，托尔斯泰写道，“我的活动，无论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显得多么有益，但却失去了其重要性之大部分，因为我的生活不能与我所宣扬的东西完全一致。”
托尔斯泰真是不能实现这一致呀！他无法强迫自己的家人摆脱交际生活，他自己没有摆脱他们及他们的生活，他要避免被他的敌人们攻击，并借此否定他的主张！
托尔斯泰曾经对这一点有过长期的思考。有人发现了他在1897年6月份写给妻子的一封信：
“亲爱的，很久以来，我为自己的生活与信仰的不一致而痛苦。我无法强迫你们也去改变。到现在，我都没和你们疏远，因为我要是离开了，我会失去我给孩子们带来的小小的影响，我会给你们大家带来痛苦的。但我无法继续像过去那样生活了，不能一会儿和你们斗争，一会儿使你们不快，还自己屈服于自己思想的影响与诱惑。
“现在，我决心要实行我已想了好久的计划：我要离去……如同印度老人，到了六十岁的时候到森林中去隐居，如同每一个信教的老人，想把自己的残年献给上帝，而不是让自己整天说笑打趣、胡闹、玩球什么的，我自己也一样，我已年届古稀，我一心一意地想着宁静、孤独，而且，如果得不到一种完全的一致的话，也不要那种良心和斗争中的不一致。
“如果我公开地离去，你们会是哀求我，和我争辩的，那么我会心软。如果我将来的做法让你们伤心，我先请求你们一定要原谅我。特别是索菲娅你，让我离开吧，不要找我，更不要恨我、责怪我。
“我离开你并不表示我对你有何怨恨……我知道你不能，你无法像我一样地去观察与思考，因为，你无法改变你的生活，无法对你所不承认的东西作出牺牲。我一点儿都不怪你，相反，我十分怀念我们在一起的那三十五年时光。
“你给了我，给了世界你所能够给予的。你付出了极大的母爱，尽了极大的牺牲……但是，在我们生活的最后阶段，在最近的十五年中，我们分道扬镳了。我无法相信罪魁祸首是我，我知道，如果我改变的话，那既不是为了我的快乐，也不是为了世界，而是因为我没法不这样做。
“我不能指责你一点儿也不我的，我倒是要感谢你，我将永远怀着爱意去回想你所给予我的一切。——再见了，索菲娅，亲爱的。”
“我离开你并不表示……”托尔斯泰根本就没有离开她。——可怜这封信！他觉得写出来就足够了，似乎已经完成了他的决心……在写了这封信之后，他的决断力量已全部耗尽。他把那封信留在家里，上面还写着：
“等我死了，转交给我的妻子。”
托尔斯泰的出逃计划到此为止。
难道托尔斯泰的力量就是这样表现的吗？他难道不能为他的上帝而牺牲自己的温情？——当然，在基督教名人录中，不乏心更坚决的圣人，他们从不犹豫地在凶狠地践踏他们自己的以及别人的情感……有什么办法呢？他根本就不是这类人。他是弱者，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爱他的。
十五年前，在一篇撕心裂肺的痛苦的篇章中，托尔斯泰问他自己：
“喏，列夫。托尔斯泰，你是不是按照你所宣扬的主义去生活呢？”
托尔斯泰痛苦不堪地回答道：
“我羞愧欲死，我应该被人蔑视……不过，如果你愿意将我从前的生活与我今天的生活作比较，您将会看到，我在尽量地依照上帝的律令生活。我所做的还不到我所期望的千分之一，我因此而惶恐不安。但是，我之所以没有做到，不是我不愿，而是我不能……
“谴责我吧，但是，请不要谴责我所遵循的道路。那是一条通往家门的好路，我之所以没有达到，只是因为我像个醉汉似的踉踉跄跄地走着。如果你想要帮助我，就请您给我指出另一条道，或者请您扶着我走这条真正的道，就像我准备扶您走这条道一样。
“请不要奚落我，不要因我的悲伤而幸灾乐祸，不要兴奋地喊叫：‘大家看啦！他说他要往家走的，可却跌到泥潭里去了！’不，别幸灾乐祸，可当我竭尽全力要从那儿走出来时，当我每次堕入歧途时，你们不是同情，反而对我指指戳戳，边叫喊着：‘来看，他跌进泥潭里去了！”
死神临近，托尔斯泰反复说道：
“我不是个圣人，我是个凡夫俗子，任人摆弄，有时并不把自己所想所感的东西全都说出来，并非因为不能够，而是因为常常会夸大其词或彷徨无着。在我的行为中，更加地糟糕。
“我很怯弱，我很想侍奉真理之神，但却经常跌跌撞撞的。如果大家把我看作是个不可能出错的人，我的每项错误皆将显得是谎言或虚伪。但如果大家视我为一个脆弱的人，那我就会表现出自己的真实面貌来：一个可怜巴巴的人，但却是真诚的人，一直真心实意地希望并且仍在希望变成一个好人，一个上帝的好仆人。”
就这样，托尔斯泰被良心的责备所苦，被力量更强而比他更少人情味的他的门徒们的无言的责怪所抨击，被他的脆弱和优柔寡断撕扯着，被对家人的爱和对上帝的爱牵扯着。
终于有一天，也许是由于临死前的狂热的旋风，他绝望顿生。他突然离开了住所，四处流浪、奔逃。他在一所修道院投宿，然后又上了路。最后，他在一个无名的小城中一病不起。
在弥留之际，托尔斯泰躺在病榻上哭泣，不是在哭自己，而是在哭那些不幸的人，他抽泣地说道：
“地球上有无数的生命在经受苦难，你们为何却在这里只照顾一个富翁列夫。托尔斯泰呢？”
1910年11月20日星期日的凌晨六点多，托尔斯泰的“解脱”终于来了。正如他自己所说：“死，幸福的死……”
十八
对于托尔斯泰来说，战斗终于结束了。那是他以生活为战场的八十二年的战斗，那是所有的生命之力、所有的恶习与道德全都参与了的悲壮而光荣的征战。在这场战争中，最初，是令人陶醉的自由，是在电光闪闪的风雨之夜相互碰撞着的情欲，——那是永恒爱情的影子。
随后是高加索地区那动乱的岁月……
接着，是新婚燕尔的甜美宁静。爱情、艺术、大自然的幸福，——《战争与和平》。在这一段时间中，托尔斯泰的天才得到了充分发挥，他照亮了人类的各个角落，照亮了对于心灵来说已成为往事的那些斗争的场面。他统制着这些斗争，他是它们的主宰，而且这些斗争对他来说已经不够了。
如同埃尔特里亲王一样，他把目光转向了奥斯特利茨的广袤天穹。那方天穹在吸引着他：
“有的人羽翼强壮，被欲念打下人间，折断了翅膀：譬如我就是一个。（1879年10月28日的《日记》）
这番话是托尔斯泰在最惊心动魄的暴风雨时期写下的，《忏悔录》就是这一时期的回忆与回声。托尔斯泰曾不止一次地折断翅膀，摔落地上。但他始终坚持着，他重新飞起。
托尔斯泰振动着两只有力的翅膀，其中一个是理智，另一个是信仰。但他在那里并未找到它，因为天穹就在我们之中。托尔斯泰在天穹里吹起他的激情的风暴。在这一点上，他同弃绝的使徒们大不相同：他赋予他的弃绝和他赋予人生的同情一样的热情。
托尔斯泰以一种恋人似的暴力紧搂住的始终是生命。他“对生命发狂”，“为生命而陶醉”。没有这份陶醉他就无法生活。他因幸福也因不幸而陶醉。他为死亡也为永生而陶醉。他对于个人生活的舍弃，只是他对于永恒生活的企慕的呼声而已。不，他所达到的平和，他所召唤的心灵的平和，不是死的平和，而是那些转向无限空间的人们的平和。
在托尔斯泰身上，愤怒是平静的，而平静却是炽热的。信心给予他新的武器，使他把从初期作品起便开始的对于现代社会的谎言的战斗，更愤激地继续下去。他不再只是局限于某几个小说的典型人物，而是向所有的大偶像发起攻击：宗教、国家，科学，艺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众教育、慈善事业、和平主义等的种种虚伪……他痛斥它们，猛烈地抨击它们。
在人类文明史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些伟大的反叛的思想家，诸如先驱者约翰，他痛斥堕落的文明。最后出现的一个是卢梭。卢梭通过他对大自然的爱，对当今社会的恨，对独立的渴求，对福音书和基督教精神的狂热崇拜，预告了托尔斯泰的来临。托尔斯泰以卢梭为依托，说道：“他的文字感动我，我想我也要写出来。”
但是，这两颗心灵间有着极大的区别呀！而托尔斯泰是更纯粹的基督徒的灵魂！在日内瓦人的《忏悔录》的那种傲然的呐喊中，含有多么不逊，多么伪善的傲慢气氛啊：
“伟大的生命！有谁敢跟你说：我比此人更好！”
再看看他那对世界的挑战中的吼声：
“我自信地宣称：蔑视我的诚实的人，他该被扼杀掉。”
与这种吼声不同，托尔斯泰则常为其往日生活的“罪恶”而痛哭流涕：
“我记得起我以往所有的怯懦，而这些卑怯的回忆始终纠缠着我，毒害着我的生命。人们通常抱憾死后不能保有回忆。没有回忆该是多么地幸福啊！在另一个世界里，我要是又回想起我在这个世界里所犯的种种罪恶，那会是多么地痛苦啊！……”（1903年1月6日的《日记》）
托尔斯泰不会如卢梭一般写出他的《回忆录》的，因为卢梭说过：“我因为感觉到善在战胜恶，所以我有兴趣把一切都说出来。”托尔斯泰在尝试写他的《回忆录》之后，放弃了，笔从他手中坠下，他不想成为将来读了它的那些人的笑柄：
“有人会说：被大家捧得那么崇高的人竟然如此！他是何等卑怯啊！而我们这些碌碌无为的人，是上帝自己命令我们怯懦的。”
卢梭从来没有体会过基督教信仰中的美丽的道德的纯洁，和使老托尔斯泰具有憨直气质的那种谦卑。在卢梭身后——在天鹅岛那尊雕像的周围——人们看到一位日内瓦的圣皮埃尔，加尔文的罗马。在托尔斯泰身上，人们又看到了那些朝圣者、无辜者，他们曾以天真的忏悔和眼泪感动过他的童年。
对世界的斗争，他和卢梭是共通的，但是，另一种战斗却更加地激烈，它贯穿着托尔斯泰人生的最后三十年，那是他心灵中两种最强的力量——真理与爱——之间的一种崇高的战斗。
“成为我作品中的女英雄的，我全身心地爱着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是最美的女主人公的，就是真理。”
真理，是他兄弟死后那大灾难所留下的惟一物品。真理是生命的顶梁柱，是大海中的岩石……
但不久，“残酷的真理”对他来说就已经不够了。爱的力量取而代之。那是他童年时的活泼的源泉，是“他心灵的自然境界”。当1880年的疾病发作时，他丝毫没有放弃真理，他把它向爱敞开来。
爱是“力的基础”，爱是“生存的理由”。除了美之外，爱是惟一的生存理由。爱是因生活磨炼而成熟了的托尔斯泰的精髓，是《战争与和平》和《致圣教会的信》的作者的精髓。
让爱深入真理，这是他中年时期的杰作的独有的价值，是他的写实主义与福楼拜的写实主义的区别之所在。福楼拜是竭力地不去爱自己书中的人物。因此，无论他多么伟大，但他缺少光明的存在！太阳的光明需要心灵之光滋润。托尔斯泰的写实主义即使在最卑劣的人中，也能找到爱的理由，能使人们感觉一根博爱之链，把大家都联系在一起。有时候，人生的境况及其痛苦如此苦涩，像是一种挑战。为了拯救信仰，人们可能失去与人世的所有接触。而那个秉有看到真理，并必须看到它的崇高天赋的人，他将怎么做呢？谁又能道出托尔斯泰在最后岁月中所忍受的痛苦？他以冷峻的目光看到现实的残酷，他激情狂热的心灵期待和确定爱，这两者之间的不一致产生了巨大的痛苦！
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是悲惨的争斗。我们屡次陷入不忍目睹和痛恨的交替之中！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个了解文字之美妙而可怕的力量的作家，——在他写某个真理时，感到的痛苦在重压着他呀！
在当今谎言之中，在文明的谎言之中，这种健康强壮的真理，这种有如生命一般的真理，就像我们所呼吸的空气一样必不可少……可我们发现，这种空气竟有那么多的心肺无法忍受！
竟有那么多被文明，弄得虚弱或只是因心地之善良而虚弱的人无法忍受！难道能不考虑这些，只管把这种会杀人的真理毫不客气地投向他们吗？在上方，是否有一种如托尔斯泰所说的“向爱敞开”的真理呢？在他成熟时期的著作中，爱是真理的火炬。在他晚年的作品中，爱是一种从上方投下的光芒，是一种照到人生又不与人生掺和的恩惠的光。
在《复活》中，我们看到了它，看到这种信仰统治着真实，但又立于现实之外。托尔斯泰所描绘的那些人，每当他分别来观察他们时，一个个既十分地虚弱又非常地平庸，一旦他以抽象的方法去想像时，这些人物立刻具有神明般的圣洁了。
在托尔斯泰的日常生活中，同他在艺术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同样的不一致也显而易见，而且还表现得更加残酷。托尔斯泰徒劳地知晓爱要求他所做的是什么，因为他总是另做一套，他并不依照上帝生活，而是依照世俗生活。那真正的爱，去哪儿找？它有着各种各样的面孔而且是相互矛盾着的，你又怎么去加以区别？是他的家庭之爱还是全人类之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仍徘徊在这两者之间。
如何找到解决的办法？——托尔斯泰没有找到。让那些高傲的知识分子去鄙夷地评判他吧。当然，他们倒是找到了解决办法，他们握着真理，而且对此深信不疑。在这帮人看来，托尔斯泰是个脆弱的人，是一个感伤的人，是不能当作榜样的。
无疑，托尔斯泰不是他们所能依循的榜样：那些人的生命力很弱。托尔斯泰不属于任何教派，不是“犹太僧侣”，也不是“伪善者”。托尔斯泰只跟普通人说话，他不跟思想的特权者们说话。他是良知的代表。他能说出这些普通人在想的事，以及我们害怕在心中看到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他不是一个骄傲自大的大师，不是以其艺术与才智而高高在上的高傲的天才。他是“我们的兄弟”。
1911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