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像
李大钊爱读书，但他从来不喜欢读死书，他告诫自己的儿子：不要做蛀书虫，要扩大视野，坚持阅读与思考现实的统一，在阅读中寻求、苦思救国之路。
坚决不当蛀书虫
李大钊认为钻到书堆里念死书的人，长久下去，就会变成蛀书虫，而蛀书虫视野狭窄，只知唯书是从，而不知道关心现实中的事情。据李大钊的儿子回忆：“有一次，他对我们说：‘不要光在课本上兜圈子，你们也应该学着看一点课外读物，把眼光放远大一些，开阔开阔视野才好。’”
没多久，李大钊就从书店里给孩子们买来了一批课外读物，有《太平天国演义》、《义和团演义》、《清宫演义》等书。在和孩子们谈到《太平天国演义》时，他说：“太平天国是反对清朝黑暗统治和英法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运动。这个运动有很大意义。太平军占领了南京以后，还颁布了一个土地法令，所以也可以说它是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运动。”当他的儿子问他太平天国为什么最终失败时，他说：“这主要是由于英法帝国主义者直接干涉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另外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后来闹不团结，没有继续发动群众，当时又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所以就失败了。”
李大钊继续对孩子们说：“你们看这部书以前，先看看《清宫演义》，对于太平天国就更容易理解了。”
他的儿子这样回忆：
于是，我按着父亲的指导，先读完《清宫演义》，又读了《太平天国演义》。过去在农村里，听有些老年人讲太平天国故事时，他们对于太平天国革命的伟大意义毫无所知，总是“长毛短”、“长毛长”地乱说，把太平军的革命讲成是“长毛造反”。这种错误的看法也影响了我，经过父亲这次对我的教育，我对太平天国的革命才有了初步的比较正确的认识。
从这些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大钊读书是为了更好地思考问题，而不是像古人那样陷进书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死读书，读死书。
李大钊读书时，总喜欢把书中的东西与现实社会联系起来理解。有一次，他跟自己的儿子谈到《孔雀东南飞》和《石壕吏》《卖炭翁》等诗时，说道：“这几首诗，都是写实的东西，所以有很高的价值。《孔雀东南飞》是描写封建家庭的黑暗，婆婆欺负媳妇，妈妈不管儿子对自己的婚姻满意不满意，只要妈妈满意儿子就得满意，这是一种很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石壕吏》是描写战争中官府抓兵的残暴情形。《卖炭翁》里同情一个卖炭人的穷苦生活。这种写实的东西太好了，写出来叫大家看了都能了解当时社会的不合理，唤起大家去改造社会！”
李大钊是这样教育他的儿子的，而他自己也正是这么做的。正是因为与众不同的阅读方法，李大钊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一步步成长为我国最早的马列主义宣传者。
李大钊幼年读的也是中华传统经典四书五经，为了寻求救国真理，他进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了大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著作，后来，又潜心研究马克思著作，始终坚持联系民族危机和中国的现实问题阅读。
离经叛道、专心钻研西方“政理”
李大钊幼年就丧失父母，孤苦伶仃，靠祖父李如珍抚养。像当时大多数的中国孩子一样，李大钊幼年随祖父读的不过是《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启蒙书本，7岁读私塾时，读的是四书五经一类，主要是为了应试科举。
当时，中国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当时，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经济落后，政治制度专制腐败。在帝国主义的侵略瓜分之下，中华民族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机。孔孟之道、四书五经显然已经无法拯救中国。于是，1907年夏，李大钊本着研究政治、挽救民族危亡的信念，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辛亥革命后改称“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并在这里度过了六年的学习生活。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创办于1906年，该校以法律、政治为主课，另设英语、日语、历史、地理、写作等课程，是培养政法人才的专科学校。
在这里，李大钊接触到了大量的新知识，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和钻研西方的“政理”，即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学说，同时广泛涉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伦理学等各方面的知识。从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以及19世纪欧美宪政与民主的理论中，李大钊深受启发和影响，逐步形成了反封建专制制度、要求民主自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这个时期，李大钊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性文章，如《隐忧篇》、《暗杀与群德》、《原杀》、《论官僚主义》、《一院制与二院制》、《政客之趣味》、《是非篇》、《欧洲各国选举制考》、《各国议员俸给考》等。这些文章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李大钊大量阅读后的思考成果，集中反映了他的民主主义思想，标志着他在政治上逐步走向成熟。
此外，李大钊还专门研究了明代爱国志士朱舜水及其思想，先后发表了《朱舜水之海天鸿爪》、《东瀛人士关于舜水事迹之争讼》、《复景学钤君》三篇文章。然而，这也并不单是学术研究，而是要继承朱舜水的爱国精神，要“扬先生之光烈者”，驱逐帝国主义者出中国。其目的在于唤醒和鼓舞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政府，而与阴谋窃国者进行斗争。
读书之余，李大钊还善于写作，诗文并茂，写下了《筑声剑影楼纪丛》、《筑声剑影楼剩稿》、《筑声剑影楼诗》等一系列诗文，泣血陈辞，抒发了他忧国忧民的志士情怀，“其文章雄厚磅礴为全校之冠”。
带着怀疑精神潜心研读马克思著作
1913年夏，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这年冬，他在友人孙洪伊、汤化龙二人的共同资助下，东渡日本，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进一步丰富知识、充实头脑，逐步寻找出救国救民的道路。1916年李大钊学成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李大钊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启发。同时，为了更深入地了解马克思主义，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研究了大量的马克思著作。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说。他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年，他又发表了《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几十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明确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研究之深。
在文章中，他介绍了马克思的哲学“唯物史观”和“阶级竞争说”（他把“阶级斗争”均译为“阶级竞争”），介绍他的“经济论”，既是详细的，又简明扼要，是用通俗的口语，准确而逻辑严谨。他认为：“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别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在介绍为主的同时，他也有自己的评说和思考：“马氏学说受人非难的地方很多，这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算是一个最重要之点。盖马氏一方面确认历史的原动为生产力，另一方面又说从来的历史是阶级的竞争的历史。对此自相矛盾的地方，马氏学说虽是尽力自圆其说，总觉有牵强。”
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中国的出路后，李大钊立即将之付诸行动。1920年3月，他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在北京会见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商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发起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许多青年在他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些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活动家，如邓中夏、高君宇等。毛泽东和周恩来也都受到过他的影响。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李大钊成了中共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