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民族君主国的发展以及新的知识与世界观的传西欧在宗教改革之前，就有过“卡诺莎”和“阿维农之囚”等教权与王权的矛盾与斗争。随着民族君主国的出现，教权与王权的矛盾不可避免。但教会作为超国家机构的地位虽然衰落，却仍然掌握着大量财富。 16世纪初，教会掌握的财产在法国有 1/4、英国有 1/3、德国和意大利有 1/2.这对觊觎教会财富和权力的君主们来说，显然有很大的吸引力。
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政治的变化，使王权加强的同时，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也在发展。两种力量的联盟便使民族国家不断强大。法国、英国、西班牙都建有自己的有效的中央集权机构，即使在四分五裂的德国，在民族和地域上也出现了一个明确的统一体。这样，曾经是教育者、开发者、管理者和仲裁人的教会，实际上就无事可做了。
但在世俗事务中，教会仍有一个职能，这就是继续向整个欧洲敛财聚富。教会本来就是欧洲最大的封建主，但它并不满足于自己掌握的大量地产，还要向各国居民征收“什一税”，还通过出售教职、用圣物做买卖等各种卑鄙的手段来敛财。教会的贪婪、腐化和堕落，使教俗矛盾越来越尖锐，人们开始用怀疑和批判的眼光来审视教会了。
一、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古诗有云：山雨欲来风满楼。改教运动发动的前夕，整个欧洲在思想、经济、政治上，都酝酿着重大的变动；中古的思想、经济、政治架构已在全面崩溃的边缘，问题就是谁来带动那变革，谁来点燃那一触即发的导火线。那位站在历史的关键点，将教会，甚至整个欧洲领到一个新纪元的人，便是马丁。路德。
1517年 10月，教皇在德国兜售赎罪券，这种无耻的行为激起路德的愤怒。 10月 30日，路德公开发表了名为《关于赎罪券的功效》的“ 95条论纲”。他在论纲中指出：教皇没有赦免任何罪恶的权力，因为免罪权属于上帝，赎罪券只能增加对钱财的贪欲。路德在论纲中并没有公开反对教皇，而是把赎罪券的罪责推到兜售赎罪券的特策尔等人身上。但论纲对天主教会关于只有通过教会和教皇才矛盾极端尖锐以及教会已成为众矢之的的德国来说，如同燃起燎原之火的星火，很快就使整个德意志民族投入到运动中了。论纲成了各阶层的共同纲领和与教会斗争的信号，路德成了各反对派团结的中心。
论纲激起的巨大波澜，冲击着教会的大厦。 1518年 8月，教皇责令路德到罗马受审，遭到广大群众的反对，萨克森选侯也公开出面庇护路德。 1519年 6月，在人民群众的推动下，路德走上与教皇决裂的道路。他与教皇代表在莱比锡进行辩论时，言论更激进，公开否认教皇的神圣权威，强烈谴责百年前宗教会议对捷克改革派胡司的审判，并为胡司的学说辩护。 1520年 2月，路德更加激进，他号召人们运用百般武器来讨伐教皇、红衣主教等蛇蝎之群。路德的声望于是大振，受到德国人民的拥护和赞扬。
1520年 8月— 10月间，路德连续发表重要文章，阐述自己的宗教纲领和政治纲领。他的宗教纲领是“唯信称义”，即信徒靠信仰得救。路德指出：人在认真研读圣经的基础上，虔诚地信仰上帝，就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典，成为无罪的、得救的人。既然凭信仰就可得救，人的赎罪就无需教会和各级神职人员这些中介，或者说这些机构和人员都是多余的。这就否定了教皇至高无上的地位，摧毁了罗马神权统治的理论基础和支柱，把基督教徒从教皇权威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从而为路德的反对罗马教廷、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纲领提供了神学根据和武器。
教皇被路德的言论激怒， 1520年 9月，教皇宣布开除路德的教籍。路德毫不退让，于同年 12月 10日当众烧毁教皇的“破门令”，教皇于是求助于德皇查理五世惩办路德。1521年 4月，查理五世在沃姆斯召开帝国会议，要路德承认错误。路德勇敢赴会，在会议大厅作了两个小时的答辩，郑重宣布了自己的坚定立场。教皇与皇帝于是相互勾结，企图用暴力迫害路德。但路德已被萨克森选侯保护，并开始从事《圣经》的翻译工作。不久，德文版《圣经》出版，这给德意志民族语言的发展以积极影响，也为人民的反抗斗争提供了有力武器。
沃姆斯会议后，德国的革命运动深入发展。虽然路德因阶级立场的局限对革命的深入感到恐惧，并投入封建主怀抱，公开站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但“唯信1522年 9月，德国爆发胡登和济金根领导的骑士暴动，这次暴动因骑士孤立无援被诸侯镇压。
1524—1525年，德国又爆发了约有 2/3农民参加的起义斗争，这场农民战争的主要领导人是托马斯。闵采尔（约 1490—1525年）。经过激烈斗争，这场农民战争以失败告终。其原因一是起义虽席卷德国大部分地区，但起义仍是分散的、地区性的。士瓦本、法兰克尼亚、萨克森和图林根四个起义中心始终未形成统一整体，结果被诸侯军队各个击破，闵采尔也于 1525年 5月 27日就义。二是闵采尔的政治纲领具有空想性质，与现实客观条件远远脱离。闵采尔把信仰解释成是理性，宣扬无神论，要建立一个谁也不能高于别人，人人自由，一切财产公有和人民掌握政权的理想社会，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三是资产阶级的背叛和混进起义队伍中的骑士的破坏，其结果是他们自己也尝到了恶果。起义失败后，骑士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城市特权被取消，资本主义发展受到严重摧残。当然，这场农民战争也动摇了德国封建统治秩序，尤其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天主教会的统治地位。
马丁。路德的政治纲领
路德的政治纲领是主张德国的贵族联合起来，驱逐罗马教廷在德国的经济和政治势力，建立民族教会，停止向罗马教廷缴纳教会税，实现民族独立和统一。但路德不主张依靠人民群众来实现自己的纲领，他对德国皇帝还寄予希望，赞扬德皇品德高尚。这反映了市民阶级的政治要求，也暴露了这个阶级的软弱性。
二、加尔文的崛起
在路德改教运动的带动下，丹麦、挪威和瑞典不久便加入了改教的阵营。这时候法国仍犹疑不决。法国的国王法兰斯一世自路德改教后的 15年里，一直保持中立的态度，这极可能是因为他与镇压改教运动的查理五世在统治、军事上是对敌，便任由改教运动分散查理的心力，甚至牵制他。因此，他一直不明确表态。而他的妹妹玛格丽特却积极地支持改教运动，因此路德的思想便渐渐有了很大的大，改教运动受到很大的阻力，要不是法兰斯国王的调停，国会已对改革派作出严厉的迫害。法兰斯一世一直尽其所能保护发动改教运动的人，但到了主后 1527年，他要求国会通过拨出一笔庞大的费用向查理五世赎回受挟持的儿子。国会乘机要求他准许教会镇压改教派，他不得已批准国会的要求。虽然如此，他依然尽量给改教派很多方便，在主后 1529年甚至册立一位温柔的改教派人士为巴黎主教。到了主后 1533年，形势却又转变了，为了取得教皇革利免七世的政治支持，他不得不答允教皇请他镇压改教分子的要求。然而他刚开始镇压改教派，德国就声明愿意与他签订一份对法国极有利的和约，于是他的宗教政策便又改变了；他甚至派人到德国与改革派取得神学的协议，要不是在主后 1534年突然出现一些激烈攻击天主教的言论，大概改革派会有更多时间建立一个好的基础，这些激烈的言论使法兰斯一世改变态度，决意镇压改教派。
第二代改教领袖加尔文便是在这种不稳定的情况下成长的。加尔文生于主后 1509年，父亲是诺阳（ Noyon）主教的秘书，他自幼受到极良好的教育，并于奥尔良（Orleans）大学及波格兹（Bourges）大学修读法律，精通古典文学，深受当时的人文主义影响。他起初对于宗教没有多大的兴趣，但在主后 1532年，当他完成他的第一本古典文学注释的书后，突然在属灵上有很深的觉醒。他开始埋首研读圣经，渐渐地体认到人的罪孽及神的圣洁，也同时赞成改革派的看法。于是他在改革派当中也慢慢活跃起来。改革派当时主要的思想领导者是尼弗拉（ Jacques Le Fevre，1455— 1536年），他所写的保罗书信注释影响甚大。有不少人追随尼弗拉，其中一位日后对加尔文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他便是法惹勒（ Guillaume Farel）。法惹勒在加尔文逃命时留在日内瓦帮助他改教，加尔文便这样一生留在日内瓦了。
日内瓦的资产阶级力量强大，并有过慈温利的宗教改革，这就为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1536年，加尔文发表《基督教原理》一书，阐述了他的宗教改革思想。他和路德一样主张“唯信称义”和建立“廉价教会”。但他比路德更激进，提出了“先定论”。这种理论认为：上帝的意志是绝对的和唯一的权威，世间一切都是由神意事先安排好的，并无法改变，上帝从创世时就把人败。因此，无论是圣礼还是善功，是教皇还是教会，都不能改变上帝对人预定的命运。这就否定了天主教会与教皇存在的意义。
不过，加尔文教并不是一种消极的宿命论，它的核心思想在于他所倡导的是一种行为道德。由于命运是预定的，人无法得知，只能根据现实生活猜测自己先定的命运。若诸事顺利，就是“选民”，反之则是“弃民”。加尔文教的成功契机正在这里，它使世俗生活成为宗教实践，同时又使宗教实践全部化入世俗生活。人们不得不施展才干，奋斗拼搏，去证明自己到底是“选民”还是“弃民”。这就给资产阶级所致力追求财富的事业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论根据。尽管他把资产阶级发财致富与劳动人民的贫困苦难说成是上帝先定的旨意，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但这套理论使天主教会所有的关于人生前死后的种种罪恶与惩罚的说教彻底失去了意义，否定了旧教对教皇和神职人员的盲目信仰和崇拜，否定了贵族和封建主的特权和高贵血统，具有积极意义。
1541年，加尔文成为日内瓦新教领袖，并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但新政权对具有进步思想的人也实行种种迫害。著名的西班牙人文主义者塞尔维特本是加尔文的好友，因批判圣经和三位一体说，长期受到罗马教廷的迫害。但他到了日内瓦后，却被加尔文处以火刑，所以人们称加尔文是新教教皇，日内瓦是新教罗马。
路德教和加尔文教后来在西欧各国得到广泛传播。
在荷兰，路德教和加尔文教在群众中赢得许多信徒，他们既反对天主教会，又反对西班牙的统治，并以新教作为民族独立的旗帜，发动了“圣像破坏运动”。以后，又经过几十年的英勇奋战，终于在 1581年建立了欧洲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宗教改革导致社会制度更迭在欧洲的第一范例，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原型。
在法国，加尔文教得到很大的发展，法国 4个人中就有 1人是新教徒。 1559年，法国的 49个加尔文教会召开秘密会议，确认加尔文信条，被称为“胡格诺派”。此后，胡格诺派虽然受到天主教会的迫害，并在法国爆发了长达 30多年的结束。 1598年，亨利四世为稳固自己的统治，颁布《南特赦令》，确立天主教为法国国教，但他同时宣布给胡格诺派以信仰自由和举行宗教活动的自由，使新教获得合法权力。
三、英国的改教运动与清教徒
英国教会改革之起因
亨利八世（ Henry VIII，1491— 1547年）本来是教皇的支持者，当路德发动改教，将七项圣礼简化为两项时，亨利八世便写了一篇攻击路德的文章，名为《为七项圣礼辩护》（The Seven Sacraments）。不过他支持教皇，似乎是有很重要的政治目标。英国与法国长久处于敌对状态中，亨利八世要利用教皇的属灵势力及西班牙的军力来支持他，起码使法国孤立。为了使英国的势力扩张，他更企图使他的秘书长吴尔斯（Thomas Wolsey）登上教皇的皇位，吴尔斯当时是英国的红衣主教。但他这一切的部署都不大成功，其中一个很大的阻力是由西班牙的查理五世来的。这些事虽然与英国的改教没有直接关系，却是很重要的背景。
16世纪 30年代，都铎王朝的国王亨利八世推行了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使英国建立起了摆脱罗马教廷控制的民族教会。爱德华六世继位后，进一步推动宗教改革。以后，虽有玛利女王的反改革，但伊丽莎白继位后，又恢复了过去的改革措施，确立了以安立甘宗为国教。不过，英国的国教在教义上采用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的某些观点，在组织形式、教会制度和圣事方面仍保持天主教会的一套，这引起新教徒强烈不满。他们要求清除国教中的天主教成分，于是发起了以“纯洁教会”为目的的清教徒运动。同时，在苏格兰因加尔文教不断发展，这极大地鼓舞了英国“清教徒运动”的发起者，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提供了动力。
四、宗教宽容的确立
发生在 16世纪的宗教改革，打破了欧洲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的天主教一统的局上的变化，进一步砸碎了天主教会对人们思想的禁锢，使人获得了较多的自由，使人的个性得到了较高程度的解放，使人焕发了创新精神和生活热情。所以，在宗教改革比较彻底的国家，其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都获得了显著的发展，为西方向近代化文明的过渡奠定了思想基础。
宗教改革的发展使天主教会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对此，天主教会采取了许多措施，开展了一场反宗教改革的运动，以加强自己的权威。第一，罗马教皇保罗三世（ 1534— 1549年）对天主教会本身进行了整顿。他专门成立了一个“九人委员会”，着手整治天主教组织，惩办贪污腐化、渎职和严重违反教规的神职人员。第二，接受红衣主教迦腊法的建议，于 1542年在意大利建立天主教会的“异端法庭”，即“宗教裁判所”，用以对付“异端”分子。这类法庭随后在许多国家相继出现。第三，召开宗教会议，研讨对策，采取共同行动对付新教。 1545— 1563年间，教会在特兰托城召开三次宗教会议，宣布一切新教为异端，决不作任何妥协；重申教皇是教会的最高首脑；宣告天主教的教条和仪式是权威的，必须严格执行；对出版物建立严格的检查制度，凡不符合天主教思想的作品，一律列为“禁书”；进一步加强宗教裁判所的活动，加紧迫害异端；设立神学院，培训效忠于天主教的神父。第四，建立耶稣会，这个组织由西班牙贵族、狂热的天主教徒伊格那提。罗耀拉（ 1491— 1556年）在 1543年创立于巴黎。他仿效军队的组织形式和纪律，为耶稣会建立起一套严格的章程。会员经过严格挑选，并须无条件服从组织纪律，其行为准则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所以这个组织特别富于战斗力。会员不住寺院，不着僧衣，借助灵活的手段，深入世俗社会各个领域，并千方百计地打入各国和各地区的统治集团内部，可谓上至宫廷，下至民间，无孔不入。与此同时，他们还兴办各种学校，并特别注意培养那些统治阶层的子弟。他们还建医院，办工厂，经营地产，从事商业活动。他们的势力甚至还深入到亚洲和美洲，为罗马教廷的扩张效劳。他们也参与殖民掠夺，充当披着宗教外衣的早期殖民侵略的急先锋。当然，他们在传教时也带去了西方的科学文化成果，如到中国传教的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等，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耶稣会经过多年发展，用种种方式来扩大天主教会的势力和影响，使天主教会的反宗教改革取得一定的成功，使一些国家的天主教势力又重新获得巩固。尤其是在德国，导致新教与旧教势均力敌，由于双方的矛盾难以解决，最终酿成三十年战争。
这场战争（ 1618— 1648年）最初是德国诸侯之间、诸侯与皇帝之间的一场内战，但后来西欧和北欧的一些国家也先后卷入，发展成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战争。这场战争除新教诸侯与旧教诸侯、皇帝与诸侯的矛盾外，还有新教国家与旧教国家的矛盾。但宗教纷争只是战争的原因之一，实质上还有各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冲突、领土的纷争以及相互争霸等，具有复杂的背景。
三十年战争的战场主要是在德国，德国新教诸侯和丹麦、瑞典、法国为一方，并得到荷兰和英国的支持；德皇和旧教诸侯及西班牙为另一方，并得到教皇的支持。战争持续了 30年，最后以法国和瑞典的胜利而告终。
战争结束后，交战双方于 1648年 10月在威斯特伐里亚省的两个城市缔结了两个和约，合称《威斯特伐里亚和约》，和约除了使法国和瑞典获得好处，批准荷兰脱离西班牙而独立外，还规定德国境内新旧教地位平等，各邦诸侯在其领地内享有自主权。《威斯特伐里亚和约》把“教随国定”这个原则推广到一切新教教派，以一种法令的形式承认了不同宗教信仰存在的合理性。德国建立统一帝国的最后尝试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三十年战争表明，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过程及其领土划分而激起的国际矛盾的焦点中，内部混乱是国际纠纷的危险策源地，而结局是四分五裂的德国在政治上的屈辱。
在经济上，它无资本主义确立的决定性因素——机器大工业这个强大的后盾，因而还没有形成一种压倒一切的优势。在政治上，商业资本还处在封建制度统治之下，虽然西欧的王权与市民阶级长期是结盟关系，但随着商业资本的进一步发展，封建制度必然会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物，封建国家用以鼓励和管理经济的办法（如特许、行会式规则等）日益变成了束缚。同时，专制政府的种种捐税等政策，必然使封建社会走向反动。在意识形态领域，市民阶级的思想武器还披着“先定论”等宗教外衣。因此，西方要迈上一个新台阶，就必须在经济上建立起机器大工业，政治上打倒封建制度和王权，思想上确立起洛克和孟德斯鸠那样的资产阶级理论。时代要求这样，西方也开始不自觉地向这个方向前进了。
宗教宽容的范围起初只限于基督教内部各教派之间，后来逐步扩大到基督教信仰与异教（如伊斯兰教）信仰之间，最后则演化为一种一般性的宽容精神，成为科学理性与民主思想赖以产生的精神前提。
五、宗教改革对西方文化的深远影响
宗教改革在 16世纪的欧洲造成了很大的震荡，不但改变了欧洲宗教生活的面貌，更在经济、政治、教育各方面产生了很大的转化作用。首先，从思想的角度看，改教运动代表着一个宇宙人生观的转变，从中古的宇宙人生观转化为现代的宇宙人生观，因此，史学家大部分以改教运动为欧洲历史的分水岭，以它为现代史的开端。其次，欧洲科技的突飞猛进，显然与改教运动有很大的关系。改教运动将整个欧洲的思想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框架中解放出来。中古以来，神学完全被困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之内，圣经的道理被化成一套玄学思想，对于宇宙的解释，价值的取向，完全以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为依归。几百年来，欧洲人的思想被困于这框架之内，加上教会用它的势力去确立，这个思想的枷锁便牢不可破。从这个角度看，路德向中古神学体系宣战，根本便是一种思想的革命，路德的改教运动最深远的意义也在于此。路德公然对亚里士多德的体系提出怀疑，这便成为一种思想解放的号召。在哲学、科学方面，心中存疑已久的人便敢于将疑问拿出来，一种重新思想宇宙人生的空气便开始扩散。没有这种思想空气，开普勒（ Johann Kepler，1571— 1630年）的新天文学理论便根本很难孕育出来，没有开普勒所建立的基础，伽利略（ Galileo Galilei，1564— 1642年）所倡导的宇宙观也很难建立起来。我们不要忘记，开普勒的新思想是在 16世纪末、 17世纪初的德国出现的。
去体认真理并坚持真理，而不应受传统的势力所左右。这种自由思想的种子，日后开出了民主自由的花朵，也促进了欧洲在思想上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政治方面，改教运动为民主政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首先是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祭司的观念的出现，既然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有权侍立于神的面前听命于他，每一个人都有同等责任去服侍他的弟兄。在神面前，平民、平信徒原来与王孙公子，与圣职人员完全是同等的，那么中古的层级制度便开始不攻自破了。改教派的教会便以这种人人平等的观念去治理教会。例如长老会的长老，权力虽然很大，但他们也是平信徒选出来的。其他的如浸信会、公理会等会友的权力更大。当他们习惯了以民主的方式治理教会，也同时感觉到这是有效的治理方式，便自然想到用同样的方式去治理国家。美国以民主政治立国，可说完全是以治理教会的模式为蓝本的。在欧洲方面，这种民主的思想透过教会体制孕育生长，到美国的民主政制成形时，便产生了很大的转化作用。假若没有改教运动，西方的民主政治不知要再等多久才被建立起来。
在经济方面，假若我们环视一下欧洲的经济发展，便会发现一个充满启发性的现象，就是几乎所有改教派的国家都比天主教的国家进步不知多少倍。只要你将改教派的荷兰和天主教的西班牙比较一下，将英国和意大利比较一下，将改教派影响下的德国、瑞士与天主教影响下的德国、瑞士比较一下，将固守天主教的南美国家与美国比较，便发现他们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改教派传统下的国家似乎充满了活力、创新和富裕，而天主教传统下的国家，除了法国外，却似乎是落后、贫瘠的。我们要知道在固守天主教的国家中，只有法国是不受天主教会势力干预的。这现象给我们一种提示，就是教会势力干预越少，信徒可以比较自由发展的国家，其经济活力便越大。除此以外，改教派将宗教及人生其他的责任交回给平信徒，他们强调人与神立约，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用生活的每一个循环将立约表达出来。人每天的活动，包括工作、享用工作的成果，都是一种敬拜神的表达。于是，工作便有了永恒的意义和价值，发挥自己的创作也有一种神圣的意味。改教派的人明白，原来工作、创作、享受都是荣耀神的活动。这便给人Weber）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与改教派的伦理有很大的关系的。他的分析固然不无道理，但我们必须要清楚一点，就是 17世纪成形及兴起的资本主义，是极度温和及充满责任感的资本主义，并不是只顾剥削、不理别人死活的 19世纪的资本主义。当时的资本主义满有道德责任感，原因乃在于改教派强调人之间立约的观念。每一个人都是看守他弟兄的，因此在勤奋工作、积聚资本中，他们都谨记，这一切都是为荣耀神，而他们是神的管家照管财富，在立约观念的熏陶下，他们很注重对别人的道德责任，于是资本家剥削他人以自肥的倾向便大大受到抑制。到了 18世纪，启蒙运动出现，人否定了神，否定了人与神的立约，否定了圣经中伦理责任的要求，人以自己为绝对，便形成了一种只顾自己不理他人的心态。这种心态蔓延，便决定了日后资本主义发展的路向及形态。我们可以说，造成资本主义剥削及帝国主义的侵略，其中主要因素是西方文化转向世俗化，否定了传统的基督教信仰，绝对地高举人的自治、自主，对人有过分天真的乐观，而忘记人本有的罪性。
在另一方面，改教运动也改变了欧洲教育的理念及日后发展的方向。首先，改教家认为每个信徒都应该能够看得懂神的话语，正因如此，教育必须普及。从此时开始，受教育成为一种每一个人都应享有的基本权利。改教家也切实地推行教育普及化。路德发动改教不到五年，便委派墨兰顿全面地建立一个新的教育制度，教育不再是贵族或神职人员的专利。从这时起，德国的教育事业再不是由教会一手包办，而是由国家承担，但却是根据基督教的理想施行全人教育，并结合学术道德及灵性的操练。
改教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影响乃在家庭生活方面。过往，教会将神职人员与平信徒绝对地分开来，强调神职人员圣洁的身份，而他们圣洁的一个标记便是守独身，由此便产生一个观念，就是婚姻生活与家庭生活是属世的，是成圣的缠累。家庭生活便不自觉地受到贬抑。改教运动以后，家庭生活成为整个生命中很重要的一环，不单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神的命令。自此以后，家庭成了信徒敬拜的地方，也成了培育敬虔后代的所在。在很多家庭中，晚祷、家人聚在一起读神的话不单家庭生活被视为圣洁，就是信徒的职业也分别为圣。改教家认为职业没有圣俗之分，只是有不同的呼召而已。以前，人以为只有圣职人员才是被召的职分，普通的职业与神的呼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然而，马丁。路德却改变了这种看法。他认为信徒无论投身什么职业，必须寻求神的旨意，看是否神呼召他，要他在那岗位上完成他的使命。这样一来，欧洲不再看职业为糊口的工作，而视之为完成神使命的生命表现，这种职业观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极为重要。
在宗教方面，圣经的权威被确定，讲解神的道成为牧者主要的责任，这两点乃是日后改教派教会的重要标记。现时的福音派承袭且极力保持这份重要的遗产，以此为不能妥协的信仰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