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行严先生在他的“创办国立编译馆呈文”里面，说及现在出版书籍的稀少，至深浩叹，可是他归咎于白话文体的盛行，却实在可笑。听他的话，好像只要大家废止白话，高文典册便可以叱嗟而来似的。可是试问在新青年提倡白话的前十年里有过什么伟大的作品？自从白话文盛行以来，又有过什么说得上的文言的作品？这二十年里，有过什么文言著作可以比得上吴稚晖先生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都是些白话的作品？白话文言与出品多少实在是风牛马不相及，断不能并为一谈。行严先生说“书不必深，有用为宜”，可是文字却必须“字斟句酌”，排比四六，我却觉得意思不妨深些，文字不妨浅些，这是我们思想根本不同的地方。
至于著述的稀少，实在另有原因，与白话文没有丝毫的关系。学者们至少必须有了充分研究学术的时间和机会，方才说得到成绩。外国大学里有Fellowship等等的制度，专门供给一般自己无资产而怀才好学的人以潜心研究的机会；一种专门著述作成，又有种种发表的便利和奖励；就是大学教授等，也授课的时间极少而研究的时间极多。中国是怎么样的呢？有志专门研究学术者没有潜心学问的机会固然不必说了。一般学校的教员大多钟点极多。空闲至多，而且数目极微的薪金还不能按月支领，往往二三月不得一金，积欠延至年余。教员们妻怨子号，负债累累，忠厚的终日为柴米蹙眉，聪明的东兼差，西兼课，皇皇然到处奔波。在这样状况之下，温习故业已经不能，怎样会望他们阐发新知，获什么心得呢？
因为政治的腐败，教育状况的不安宁，学校渐渐失了讲学的风气，变成了政治运动的集合所。一般野心的政客，利用青年学生们的热心，达到他们特殊的目的。一般好活动的教员，也鼓动种种的风潮，为他们出头进身的梯阶。普通的学生们就以为帮助他们运动的是他们的朋友，而认定那样以学问为前提的人为仇敌。教育状况，一天比一天坏，风潮也一比一天多。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又有谁能够专心于学业呢？
假使居然有人，不惧贫困的压迫，不受环境的影响，埋头典籍，或藏身试验室，在学界有了一种贡献，那么书贾们把他三五年，或一二十年呕心喽血的结晶当作贵物，与他量材论价，三元一千宇，五元一千字，或叫他自己出资付印。如果书贾答应他抽版税，自然大幸，可是专门科学的著述，有谁买呢？这是国家和学术团体的事，可是中国国家向来就没有想到提倡学术，学术团体呢，虽然还有一两个，却都忙着开会和欢迎洋学者，洋什么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