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二十五前后，闸北人家移居者纷纷。我家不曾打算过搬。一则看定当局必将屈服，既屈服，总不会有事情了。二则也颇不以那些抱头鼠窜的人为然，祸患将至，什么也不想，只有一个逃，未免卑怯；我们若无其事，仿佛给他们一个抗议。但是到了二十八下午三点过后。全里差不多走光了。邻居周乔峰先生来说：“听说会冲突起来的，还是避避的好”我们于是“动摇”了，扶老携幼走入租界。对于先前纷纷逃窜的人，我们是“五十步”。
那夜三点光景听得了枪声，非常的激动。激动，当然莫能自明其所以然。说是为着中国兵这才打了有意义的仗吧，也许有之，不过当时并不清晰地意识着。
随后几天里，听说粮食恐将不继。百业停顿，即本来有业的也暂时成为失业者。便想到《饥饿》那部小说里所写的情形。饥饿本已踏遍了中国的各地，现在踏到了富室豪商伟人政客所认为乐土的上海，中国会换一副面目吧。
平时执笔做一些编录工作，算是作事。至此才觉自己实无一事能做。裁缝师傅能替士兵制丝绵背心，看护小姐能为士兵包扎伤处。凡有实在技能的人都能间接参加这一回战役，惟执笔的人没有用。你说作宣传文字么，士兵本身的行为的宣传力量比文字强千万倍呢。你说制作什么文艺品，表现抗斗精神么，中国却是一种书卖到一万本就算销数很了不得的国家。在这一点上，我以为执笔的人应该“没落”。传闻总退却，不见报载而知其为真，那一天很难过。一位朋友说：“既这样，闸北的人不是白牺牲！”我以为这倒不该这么说的。
领了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派司”，经过一道道日本守兵的检视，回到旧居去看看残破情形如何，这是闸北人共同的经历。我们也是这样。在将近里门的所在，日本兵检视“派司”后，知道我们要搬东西，用粉笔在我的衣襟上画了一个圆圈（是屋主人的符号，对于搬运夫则画三角形）。在这所在，我看见有好些端正着和顺的笑脸的人恭候那日本兵画圆圈的。
旧居中了猛烈的弹，三层门窗都不存了，墙上天花板上的粉饰也都震落下来。木器全毁。衣服有了枪弹孔。书籍埋在灰屑中。就把比较完整的检出来。一只吃饭桌，榉木的，是祖传的家具，只有一个枪弹孔，到现在全家还在这桌子上吃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