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学期末考开考后不久，我发现准考证忘带了，这是平生第一次。前几科考试时，监考老师也没有仔细查，我就没有当回事，内心深处觉得它可有可无，忘在宿舍的抽屉里，也不足为奇。我权衡了一下当时的环境：我本来就想抄点东西，如果在抄的时候让监考老师发现我少了一件必不可少的东西，我全身都是嘴都讲不清。于是我主动站了出来，坦言相告，我没有带准考证。听我诉说的那人紧锁眉头，然后他让我先坐下来，再从长计议。他惊慌失措，跟其他几个老师扎成一堆，讨论了一会，然后他们将讨论得出的举措付诸实施，以排除我是在替人代考的嫌疑。
一个老师过来了，他问我，你们班上辅导员是谁？我告诉了他。可能我们的辅导员，尽管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但在学校里只是一个不入流的小角色，他们闻所未闻，于是面面相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后来他们想了想，就指着判断问，你说说他叫什么？这就像是小学生认人玩，还有点看图识字的味道。他还担心我的视力过于良好，意欲抢在我说出判断的名字之前拿走他的考试证，不让我看到证上的名字，以保证检验的有效。但是做时迟，说时快，他们没有来得及动手，我就脱口而出了，我只是想一下子就说出来，以此来验明正身。对于推理的认证，他们的动作比我快。于是我们双方达成了满意的一致。
忘带准考证这一件事，还跟考前我们集体的关注点息息相关。当时我们一而再再而三讨价还价、模拟操作的事情，是如何先占据有利地形，确定有良好应试技巧的人的分布，如何使用手机传递答案。至于数学知识，不是当务之急，一时半会儿，还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一切的一切，必须要有地利这一前提条件。所以尽管两点半开考，一点钟我们就集体去抢位了。教学楼的铁门还封闭得像是共产党员的嘴巴，门外却已经是里三层外三层人山人海，好像那栋楼是诺亚方舟，三教九流的物种，都想借它活命。每一科开考前，都不会出现这种人如潮涌的盛况，只有数学，想必大家都有着同样的心理，想共渡难关。两点钟的时候，堡垒从内部攻破了（管理员从里面开门了），我们拼命冲了进去。判断比我英勇多了，他在进门时，几乎把一个女生挤飞，向二楼爬的时候，一个女生挡住了他的去路，他一把把别人拉了下来，然后自己像只前脚长后脚短的野兔一样三步并作两步，飞快地蹿了上去。最后，一马当先冲进三楼考场里的是另一个寝室的男生，第二个是判断，我是季军。我们三个人就基本上把考场上的座位分配完毕。不过不幸的是，在考前五分钟，我们那一竖排被集体调换了。原来的攻守同盟，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大家分飞各天涯。我和判断一不小心，飞到老师的眼皮底下。他们一群近视眼，恨不得贴到我们的脸上来观察我们。那些密密匝匝的眼光啊，有如一张疏而不漏的网，我们俩就像两只被不幸黏住的苍蝇。
那几个监考老师除了解决完我的问题、警告推理和捕获别班一个小女生之外，就是挤在一起，开动物碰头会，讨论关于抓作弊的经验问题。
判断手下做题目的功夫虽然不值一提，但是他的耳朵却挺能使。考完后，他愤愤地宣扬那四个来自B校区的势利小人的言论。他们说，我们A校区的老师在B校区监考时抓了四十多个学生，他们的老师在A校区这边还无所作为，搞得“光荣榜”上的同学的出处都是一样的。他们纷纷表态，要搞一票人玩玩。整体看来，像是黑社会的报复和反报复。
考完之后，我提议，大家一起到后门吃一顿好的，我们一二三四五六，都没有做到六十分的题，如此普天同庆的事儿，不去好好庆祝一下，餐馆老板还做不做生意了。尽管面对那一成不变的菜谱，我们缺乏想像力，但我们还是坐了下来，彼此将就，再一次点下了点了又点的菜式，而且胃口似乎还不坏。不过奇怪的是，我明明过不了，反倒不紧张，当初明知道自己不会挂，开成绩单时却诚惶诚恐，手脚发颤，不敢卒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