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沿海的判断在大三上学期开学报到时，因为要与虽甩人干脆但办事拖拉的女老乡捆绑式返校，结果贻误了火车，在清点人数一个小时之后，才满脸羞惭地回到寝室。进寝室时他屈腰弓背有如驼子，因为他不仅背着两个黑咕隆咚的大包，还要背上一个更加漆黑的警告处分。且说吃了一堑的判断，在五月五日下午就从家里火烧屁股似的赶回学校，十四个小时的特快，风尘仆仆啊。当天晚上他早早就躺下睡了，次日早上他在朦胧中听到我在大声地叫，我刚才看到白影一闪，可能宿舍里来过了小偷，大家起来看一下，有没有丢什么东西。
被吵醒的判断听得十分厌烦，就说，有没有搞错？要吵我起床，也不要用这种拙劣的方式啊，给点新意好不好？他嚷嚷着，不知不觉又睡过去了。他再次醒来时，天已经很亮了，他想看看到了几点，习惯性地到裤袋里去摸手表，床头床尾地摸了半天，也没摸出个所以然来，因为不知道裤子昨晚睡觉时被胡乱踢腾到哪个角落里去了。于是他索性闭上眼睛，安安稳稳地睡下，但是过了一会，他睡不下去了，上面口苦，中间腹饥，下面尿急，他不得不起床。那个尴尬的问题卷土重来：他还是找不到自己的裤子。然后，他着急了，床上床下，上蹿下跳，床头床尾，左寻右找，但是毫无头绪。最后，他换了另一条裤子穿上，然后极不情愿地断定自己被盗了。他丢掉的东西如下：西裤一条，西裤口袋里有钱包一个，钱包里有身份证、学生证、电话本，一百多元钱，至于多少，他不清楚。中午时候，判断去报了案，我所谓的报案，是指他到楼下的管理室，故作痛苦地跟那些人绘声绘色地讲了这桩笑话。这个举动在三个小时以后，彰显出了它的效果，有个清洁工找到判断说，在二楼西楼道的垃圾桶内有一条脏兮兮的西裤、一个电话本和你的身份证。
我对这件事的完整概括是：判断睡到十点钟起来找不到自己的裤子，到了下午三点钟，一个扫垃圾的在垃圾桶里替他找到了。
大三上半年，我通过了英语四级和计算机二级考试，四加二，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的标准配置。过四级后，我把精读、泛读、语法、词汇、四级真题等各种英文书以及英文资料都贱卖了。音不准的耳塞也被我丢进了垃圾桶，让它跟一次性饭盒、破袜子、擦鼻涕纸做伴去了。乱扔东西时，我想起英语老师的一句话，她说她走到街上看到中英文兼具的招牌，习惯于首先看英文。我想，这又何必呢！通过计算机二级有赖于我的一点小聪明：上机考试中，压轴戏是一道二十分的程序题，要求写一套程序求出十个数的平均值。编完程后无论我怎么修改，一运行就是通不过。我回过头来看那十个数字，发现口算就能得出结果。于是我径直在一个文本上打出平均数，保存下机，反正阅卷的老师只是看结果，不会审读程序。仍旧有二十分的小题目没动笔的我，最后的成绩刚好及格，也就是说，我还真的蒙混过关。同一时段，杨兰通过了英语六级和计算机三级测试。我得知消息后，自卑了几分钟，但是没有转化成奋起直追的动力。
我修读的双学位挂掉了一门《民事诉讼法》，这事儿起源于任课的教授强迫我们去书店购买他主编的《对民事诉讼法法条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解释》，一本滞销的小册子，还不打折呢！我不肯买。他上课时见我没有，威胁我说，下次谁不带，谁就不用来上课了。我问，凭什么？他说，教师有规定教材的权力，也有制定课堂纪律的自由，有意见可以到教务部投诉。我有意见，但是没有去投诉，我觉得投诉了也没有人理。我也没有去上课，以免矛盾激化，彼此都难以下台。去考试的时候，发现他已经点过三次名，而我一次未到，已经失去了考试资格，正如我曾经加入过的一堆社团，因为我累计三次例会缺席，都把我除名了，也算是彻底辜负了灿烂的一手打造。那批互换的学生除了灿烂都回来了，有人说灿烂提前修完了全部课程拿到了学位留在了当地，有的说她拿到了另一所大学的奖学金，还有一条绯闻说，她身边常有一个瘦高的金发青年出现，青年有一只通红的鼻子，像是被灿烂的手指刮过，他见到陌生人十分羞涩，但是已经学会了一句流利的中文：你是介于傻A与傻C之间的一个个体。一句话，灿烂过得十分不错，而且显然会更加不错，无须任何人担心。还是说我的《民事诉讼法》吧，后来，我交了二百块钱重修费才把红灯熄灭，真他妈的亏，那本小书还不到二十块钱，而且在重修时我仍旧不得不买下了那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