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之后，听说广东那边发人瘟，死了不少人，药店的板蓝根被抢购一空，一瓶陈醋卖三十元钱一瓶，比酒还贵。我们这儿的一家杂货店门口，立一黑板，上面写着一个大大的醋字，有的副食品商店外面干脆飘扬着一面醋旗，有如古代的酒旗。返校之后，报纸上说，当地政府亲自站出来辟谣，于是谣言止于智者，天下无事。
然后是我有点不爱去听星期天的《国际公法》了，自从小布什一脚踹开了联合国，美国大兵携带《花花公子》冲进伊拉克之后，搞国际法的普遍受到了打击，有种价值失落感，我们的老师也显得比萨达姆还颓废，没事儿就唠叨说：M1主战坦克开进了美索不达米亚，掠夺者无人机飞越了汉谟拉比，战斧式巡航导弹扔在了古巴比伦，国际法成了一纸空文。
然后是一天中午去食堂吃饭时路过我校小报副刊似的布告栏，我习惯性地扫了一眼：羽？泉歌友会取消；人文学院足球比赛，新闻01级大获全胜；我校举行的人才招聘会停办；考研数学班报名从速；金融学院学生会会议推迟。最后一个是我百看不厌的寻物启事：“本人在三食堂不胜丢失一个七匹狼的棕色钱包，内有身份证、学生证、借书证、饭卡、招商银行一卡通、农业银行金穗卡、IC电话卡、证券交易卡、注册会计师考试证和现金若干，希望拾到者归还本人，本人不慎感激，愿意拿出钱包内全部现金酬谢……”随着渐渐涌现的人流，我手执饭缸心旷神怡地向前走去，没看这个写了两个错别字的马大哈留下的电话。然后我的心情突然低落下来，显然，诸多活动取消的通知，配合女足世界杯可能易地举行的传闻，暗示了“非典”的影响。而且，我开始不间断地听到“非典”这个词了，这个不伦不类的新词语，正在流行的道路上一日千里，我讨厌这个词语，永远不会对它习以为常。
学校给每人发了一个口罩，也有人说是用班费购买的，也就是我们自己掏的腰包。三块钱一个。拿到口罩后，我们讨论了一下它是十四层还是十八层，但从外表上看不出来的。包装是一层粗糙发皱的白纸，似乎被雨淋过，一次性口罩几个字，稀薄的淡红色，像是落汤鸡。我看了一眼，就把它扔进了抽屉。
《财务管理》老师上课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班没人发烧吧？他的口气是试探性的，他的眼光是不信任的，他一边问一边放下书，他的身子像赛跑者预备时弯曲着，好像一旦得到了肯定回答，就会如同听到发令枪，起身夺路而逃。课后我们寝室里的人一致认为，对付此类货色，应当全班都像得了狂犬病那样冲他集体咳嗽。《国际经济学》老师上课时一会儿把门打开，一会儿又下意识地去关上。她自我辩解说：开着有点冷，不开怕有“非典”。补充：窗外飘着细雨，她穿着一条灰色短裙。《国际商法》老师透露：校长从北京考察回来，车厢内有一“非典”病人，所以他还有几个随行的老师都被隔离了。我们问，为什么不坐飞机？答曰：那种火车座位比飞机更贵。有人小声说：活该。在蒙古人用炮车把战死的士兵，也就是黑死病的载体，扔进欧洲的城墙后，这蔓延于欧洲的瘟疫夺去了三分之一人口的时候，是不问地位高低，财产多少，待遇厚薄的。
杨兰给我打电话说，她要被隔离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了恐慌，来自“非典”的恐慌。如果把自己的视野纵向无限拉长，我会看到，这种恐慌曾经不止一次地光临过我们这个偏僻的星球，奔走在灭绝边缘的侏罗纪的恐龙家族，冰河时代的原始居民，黑死病肆虐时的中世纪欧洲居民之间，这些可怜的生物，都曾嗅到了恐慌这个庞然大物的气息。一场灾难打通了人与动物、原始人与现代人、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感觉壁垒。这甚至让我有点儿受宠若惊，过分的不幸跟过度的幸运一样，都是来之不易的小概率事件，这样的时代，并不是谁都能赶得上，当然这没有什么好炫耀的。我储蓄了许多年的消极、悲观、挫折，它们形成了涌动在我心底的暗流，不过无论它们如何纵横交叉，都不曾破坏表面的风平浪静，而眼前的恐慌却震破了覆盖心灵的一层硬壳，于是表面与内部、现象与本质全部被肢解了，就像岩浆奔跑在地表，森林沉降到地底。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乐观的人，死亡从来就是我试图通过思考而接近的命题，我认为生存与死亡相比，未必更加优越。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却开始惶惶不可终日了。我与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同样不排斥自杀，但他身为一个一战中的德国兵，面对围攻上来的意大利军队，能够坐在大炮上吹口哨，还能把贝多芬第七交响曲吹得出神入化，而我却被不确定和不广泛的死亡吓破了胆，开始小心看管起自己的生命，疑神疑鬼，缩手缩脚。
杨兰的那句话把我全身的骨头都拎出来了。我突然觉得“非典”病毒变成了不计其数的电子，通过电话线从她那儿向我涌了过来。接下来她说，学校说四月一号以后从疫区回来的都要被隔离一个星期。你说这个女人说话怎么这样语无伦次的，把我吓得够呛，我还以为她是疑似病例呢！她在上个周末翻墙回家，期间她家所在的小区出了一例“非典”，于是她被迫跟那些从北京和广州两地返校的大四学生，到隔离学生的招待所免费住宿七天。由于要与世隔绝了，杨兰说想见我一面，顺便陪她去超市采购必要的用品，她还让我出门时别忘了戴口罩。这两天校园内外每走几十步都会看到一个把嘴巴捂得严严实实的家伙，网页上的卡通人物也戴上了大口罩，跟金山毒霸大管家一个造型。我打开抽屉，在刮胡刀、充电器、收音机、电话本等一堆杂物中，翻出了口罩，看它那一副腌菜样，跟老式卫生巾有得一比。公共汽车上客满，我站在过道里，无意中咳嗽了一声，一车人都惊恐地看着我，紧接着到站了，走了一大片。
跟杨兰接头。她戴上了一个自费购买的蓝口罩，上面还有一只史努比，她说是她自己画上去的。出了校门，我就用那个老式卫生巾围住嘴巴鼻子，杨兰帮我挂在耳朵上。走了一阵，我发现不对劲，像是蒙着被子睡了一晚上。走过一条尘土飞扬的街道，我一把揭开口罩，连做几个深呼吸，吸进了一堆灰也不计较了。看来没有得“非典”死掉，先要被这口罩闷死。看着我的杨兰，突然发出哧哧的笑声，她说，你的下半截脸像张作文纸，到处都是小方格子。我捏了捏口罩的几层纱布，又粗又硬，好像是铁丝织成的。我是拎着口罩逛超市的。杨兰买了半公斤饼干，一盒麦斯威尔咖啡，还有一袋吐司，两瓶鱼罐头，三瓶雀巢矿泉水，一袋威化饼，一袋情人梅，三袋香瓜子，五只水晶梨。回来时我们要各提几个袋子，为了腾出手来，我把该死的劣质口罩扔掉了。
我们去了租住的小屋做了一次爱，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做爱。杨兰微笑着送我上公共汽车，这是我最后一次见杨兰。
每天早上起来开电脑看“非典”简报，成了我的生活的一部分了，我不知道这会持续到什么时候。一个星期之后，杨兰出了招待所。在杨兰隔离期间，我们两所大学都封校、停课了，她出了招待所就翻墙回到了租住的小屋，打电话对班主任说自己直接回家了，不知道离校禁令已下达。班主任让她在家好好呆着。她还让我想办法溜出学校，与她会合。我花了五天时间，仍然没有想出办法，然后就接到警察的电话，说是杨兰死掉了，向我询问情况，由于我没有出校的可能，且被证明一直就在宿舍楼里，警察就没有再来烦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