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校长是我小学的校长，至今不知道他的名字，因为那时太小。而且说不准他的年龄，大约在四十岁到六十岁之间。在孩子的眼里，大人都差不多大，除了特别老的老人。
小学设在赵家祠堂，初小。只有四个年级。
前院东厢房是先生的办公室，西厢房是一、二年级合用的教室。后院西厢房三、四年级合用，东厢房放些杂物。主殿依旧空着，有时村干部开会用用，春节时族人在这里祭祖，阴森森的。平日学生不大敢进去。
全校只有两个老师，一位是马校长，兼教语文；另一位是教算术的刘老师，兼做教务主任。两位老师家都在附近村上，有时晚上回家，不回家就住在祠堂腰房里，各人住一间，合用一个灶。尿罐则各人是各人的。马校长的尿罐就是一个土盆，灰色，白天放墙根晒，老远就闻到臊气。刘老师是个小青年，就讲究得多，尿罐是方的，好像紫砂一类的东西，很精致，用完了白天用水冲洗，还用一块旧布擦拭，翻来覆去地擦，然后再放在阳光下晒，放下了还要直起腰端详一阵。村里人说刘老师的尿罐干净得可以熬鸡汤。
五十年代初，乡下办学条件差，一个乡几十个村不过两三所小学。像我们村有小学而且有祠堂做校舍，已经很好了。两个年级合用一个数室很麻烦，一半坐一年级学生，另一半坐二年级学生。老师教一年级时，二年级做作业，反之也一样，这就难免互相干扰。遇有调皮捣蛋的学生，老师就用小棍子敲脑袋，敲得梆梆响。学生年龄也参差不齐，小的七八岁，大的十七八岁，个别的已经娶过媳妇了。下雨天，有小媳妇来送伞，脸红红的，年龄小的学生就起哄：“下雨天，满地水，媳妇送伞抿着嘴儿，媳妇媳妇你别跑，吃口奶子亲个嘴儿……”小媳妇转脸就逃，小丈夫则满脸羞红。那时正上课，老师喝斥不住，一时又有小的尿湿了裤子，大学生从桌底下捅小的一拳头，小学生就哇哇大哭。教室里老是乱哄哄的。记忆中老师总在发脾气，大踏步在教室里走来走去，一会敲敲这个，一会拎出去那个。被拎出去的冬天罚冻，夏天罚晒，院子里总有几个学生站着，教室里学生就探头探脑。
刘老师很阔气，头发梳得光光的上了蜡，中间分一道线，叫“二马分鬃”，喜欢在帽檐和裤管上别一圈回形针，一走路闪闪发光，很好看。上衣口袋里一排挂四支钢笔，后来听说其中两支只是笔帽。其实这是五十年代农村的一种时尚，就像现在的年轻人穿牛仔服、戴金戒指一样，算不得什么。村里人有些看不惯，刘老师威信不太高。
马校长就不同了。马校长个子很高，稍有些驼背，长脸，大背头，穿着不太讲究。写一手好毛笔字，过年常为村里人家写春联。谁家娶媳妇嫁闺女也请他写喜字，娶媳写双喜字，嫁女写单喜字。喝酒和长辈一起坐上席。马校长酒量很大，可以喝三壶，脸膛红红的，喝醉了低了头不说话，蹒跚着回学校。大家就很满意，说马校长喝好了。
马校长打学生，威信却很高。平日里，他总笑眯眯地像个大妈，很慈祥的样子。但学生捣蛋时，被他捉住了就揍屁股，而且只揍屁股。总是把你脑袋夹在胳肢窝里，从背后俯下身去一阵大巴掌，打得呱叽呱叽响，或者用教鞭抽，决不留情，抽破了皮就背去看医生。村里人老看到高高大大的马校长背上驮个孩子出校门找医生，就有人在远处喊：“马校长！又打伤一个？”“又打伤一个。”“该揍！”
村里人不怪他。还说他教学认真，心眼好。当初家长送孩子上学时就说过的：不听话只管打！
学问当然是打出来的。村民们从来都这么认为。
我跟马校长上到四年级，都当级长。后来小学建成完小时，他和刘老师都调走了。四年里，我挨过马校长两顿打，一次因为瞌睡，一次因为砸了刘老师的尿罐子。刘老师的尿罐子老被学生砸烂，差不多十天八天就要换一个。换个新的还是紫砂。现在想来，刘老师其实生活得很有品位。
马校长和刘老师是我人生最早的启蒙老师，其实他们都教给了我很多东西。三年前我有一篇小说《到远方去》发表在《上海文学》，我在里头说至今仍记得一年级刚入学时的课文，第一课：开学了。第二课：我们去上学。第三课：学校里同学很多。四十多年了，不知两位老师是否还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