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1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刚刚当选的新一届国务院总理温 家 宝与采访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问题时，提到了“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的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温 家 宝说：“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这就必须解放思想。解放思想需要勇气、决心和献身精神。解放思想和改革创新，如果说前者是因的话，后者就是果。”
在人们普遍对温 家 宝引用这一名言进行各种联想与解读时，已经走入历史寂寞深处的王安石，再次以政治的方式，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和场合，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于是那些关于王安石的故事，随着岁月的更迭反而更加清晰可辨了。
如果少了王安石，中国的改革史则要单薄许多。他差不多是中国式改革的一个缩影。
千年的帝国，从来没有这样的一段改革如此反复，如此充满了争议，以致国家内部势力演变成最后的对立纷争。
王安石年少成名，却一再拒绝帝国的任命，深耕于基层多年，历新弊法，在地方颇有人望与政绩。
然而，当他以毫无争议的道德完人和学术领袖，执掌国家大政开始革新时，所有的故人却弃他而去。最后他功亏一篑，那些反对者们甚至把他钉上了耻辱的柱石。
一个前途远大的政治明星，试图依靠改革来挽救这个古老的帝国梦想，最后在风中殒灭了。
他到底做错了什么？
一份完美的政治履历
1067年正月，年仅二十岁的宋神宗赵顼从他的父亲手里接过了大宋帝国的皇位。留给这个小皇帝的还有一个政权已经岌岌可危的烂摊子。
对内财政入不敷出，官员机构臃肿不堪，三分之一的土地落入富人囊中，致使富者有田无税，贫者负担沉重，连年的自然灾害加剧了农民苦难，因而造成各地农民群体性事件频发。
更要命的是，由于对外连年战争，大宋的国力被拖垮，西夏和辽国早已虎视中原。由于帝国开国皇帝赵匡胤害怕那些大老粗的武将们也像他一样，一夜之间黄袍加身，所以那些只会纸上谈兵的可爱的文人们就进入了这个皇帝的视野。
宋太祖作了这样一条关于军事方面的最高指示，军事最高指挥官一律由根本不会打仗的文官担任，加之频繁调动武将，导致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并设立不同机构管辖军队，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
这样的结果自然是逢战必败。大宋帝国被迫靠每年给少数民族岁供得以保全宗庙。
面对如此困境，一心想有所作为的神宗立志革新，决定效法秦孝公实施变法，以图强兵富国，只是他身边还缺少一个商鞅式的执行人物。
于是，他把目光投向曾经和范仲淹一起领导庆历新政的元老重臣富弼，征询富国强兵和制胜辽与西夏之策。
哪知这个昔日的改革先锋一改过去的豪情，他以一个过来者的老臣身份谆谆告诫神宗：陛下刚刚执政不久，应当布德行惠，在二十年内不要提及“用兵”二字。
其实富弼心里还有一句潜台词没有直接对这个年轻的小皇帝说：改革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其实这也难怪富弼，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更何况改革这样的事情，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危险活。
富弼早年以才名名动洛阳，也算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才子，提笔能文，胸有大度。
当时一代名流范仲淹见而称奇，誉他为“王佐之才”，并将其文章推荐给当时文坛领袖兼宰相晏殊，晏殊少年更是奇才，不到二十岁就考中进士，写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一千古名句。晏殊看到这个小伙子惺惺相惜，欣赏不已，并把这个年轻人招为自己的东床快婿。
庆历三年，宋仁宗感于“时陕右师老兵顿，京东西盗起”的忧患，“遂欲更天下弊事”，将范仲淹调回东京，升任为参知政事，与枢密副使富弼、韩琦等人一道主持朝政。
庆历新政是大宋帝国第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针对当时的时局，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二十八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
所谓十事，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这是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建议，被仁宗采纳。
范仲淹为了推行新政，派富弼等大臣到各地走访，筛选各路（“路”相当于现在省级行政区划名称）监司（监察官）。
有一次，范仲淹审查一份监司名单时，发现其中有贪赃枉法的官员，就提起笔来，把这些人的名字一一勾掉，准备另选他人。富弼在一旁看了，心里有些不忍，就对范仲淹说：范公啊，你这笔一勾，可让这一家子都哭鼻子呢。范仲淹则说出了这样的话：我若不让这些官员的一家子哭，那就害得一路的百姓都要哭了。
1047年，由于范仲淹大刀阔斧地精简官员，触犯了士官集团，反对派很快找到了攻击的理由，诬告范仲淹等为朋党。
这时候，一同参与改革的书生气十足的欧阳修写了文章《朋党论》为改革派辩护，提出了“君子与小人势不两立”这样看上去很道统的话，在文中欧阳修自己干脆承认他们是朋党。这篇文章引起了仁宗的怀疑，因为武将领兵和文官结党是大宋帝国的两条立国高压线。最后仁宗干脆罢黜范仲淹和欧阳修，仅仅一年半的新政改革遂告失败。
也许令仁宗没有想到的是，欧阳修的这篇《朋党论》，最后竟然成为宋以后文人结党的法理。大宋帝国自此文人结党愈演愈烈，整个帝国最后都被撕裂而亡。
在一个个文人治国的年代里，朋党这样的政治顽疾，后来并没有随着朝代的更替而消亡，反而在明清二代更为严重。到了雍正这朝，甚至许多王公贵戚都卷入其间，雍正怒不可遏，专门写了篇《御制朋党论》，追溯根源追到了欧阳修这篇宏文的头上。他在御文中以天子的口吻教训道：君子无党，唯小人有之。
不知道躺在地下已经几百年的欧阳修，听到这样的话，这个可爱的大文豪又该会写出什么什么样子的辩词来。
扯远了。
当听到富弼这样消极的回答，神宗无奈摇头。于是他又把目光投向了朝中其他的几个德高望重的政治元老，最后这些重臣们出奇一致地反对神宗进行改革。
不得已，在自己心腹大臣韩维的推荐下，他只得把目光投向另外一个已经名满天下的中年男子王安石。
王安石祖籍江西临川，父亲王益也是一位声誉颇佳的地方官，在王安石十八岁那年，王益死于南京的任上。
正是在为父亲守丧期间，王安石的人生理想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深刻的社会实践，让他这个自以为是写些吟风弄月文字的文学青年，走上了一条更为务实的治学之路。他从青年时代抱定了学以致用的理想，立志担负起治理国家的历史重任。这种实用思想对他后来走上变法之路影响深远。
在一个文人立国的年代里，这无疑是一次异端的冒险。那时候的仕途基本是文人雅士诗词歌赋的聚会，谈的是风花雪月与儒学经典。而王安石却把更多的时间用在社会调查和历史典籍的梳理与思考。
庆历二年，也就是范仲淹变法的前一年，二十一岁的王安石来到帝国心脏开封参加考试，当时主考官便是晏殊，王安石的才识打动了他，这位主考官们把王安石试卷列为第一名状元。当这份卷子呈给仁宗皇帝时，已经年迈的仁宗在看到文中“孺子其朋”这一句时，大为光火，一怒之下，把王安石踢出三甲，只给了个第四名。
原来王安石引用的这一典故出于《尚书·周书·洛诰》。原文是：“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这话本是一代贤相周公对成王的口吻，一般理解为“你这年轻的小孩啊，今后和群臣要像朋友一样融洽相处”。
一个年轻人在试卷中用长辈的口吻教训皇帝，当然容易引起仁宗皇帝的反感。
宋神宗找到王安石的时候，王安石已经在地方和中央历练了二十余年，关于他，朝野一直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故事。
如果我们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王安石变法之前的从政经历，可以发现他的这份履历堪称完美。
1042年，在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之夜，二十一岁的王安石考中进士，不久被授予淮南东路签判，也就是今天的扬州市政府秘书长这样的一个职位。在这里，他收获了后来改革的反对派的一个主将。
这个人就是当时淮南东路的最高长官是韩琦，韩琦和富弼一样，也是后来参与范仲淹革新的一代名相。由于过度的自负，王安石来到扬州不久，便得罪了自己的老领导韩琦。
由于王安石经常用功读书到天亮，经常脸来不及洗就来办公。自隋唐以降，大运河的开通，让扬州成为帝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有点类似于今天上海的那种地位，所以娱乐业比较发达，官员泡妓成风，这竟然成为一个官员是否在官场混得成功的标签之一。那时没有现在的婚姻法，有点感情的，最后纳为小妾，好在那时候小三也是个正当职业，尽管社会地位并不高，但也能和正房和平相处。没有感情的，搞搞一夜情也无妨，你情我愿，用公款给点好处最后打发了事，小姐们也守游戏规则，也不会闹出什么惊天动地的维权伟业来。
这样一个最直接的后果是，从皇帝到各级官员明星整天流连于青楼。在这样的示范效应下，全民嫖妓玩风雅。
神宗儿子徽宗天生就是个搞艺术的放荡情种，偏偏最后登上了皇位，他的偶像不是秦皇汉武，而是被他老祖宗赵匡胤赐死的南唐后主李煜。徽宗和后主最后的结局也都是一样——亡国。
徽宗在位后期基本上只干两件在他看来所谓的正事，一是搞搞书法绘画创作，和文人们一起参加艺术沙龙，二就是溜出宫城和文人们互相吃醋，找妓女寻刺激。
关于他和北宋名妓李师师以及文坛大师级人物周邦彦一段三角游戏的故事在艺术圈子里被渲染得绘声绘色。
李师师相貌长得如何如何美丽，我们已无从知晓了。我们只能从她的一个粉色知己北宋另外一个文学巨子秦观的《生查子》里想象一番：
远山眉黛长，细柳腰肢袅。妆罢立春风，一笑千金少。
归去凤城时，说与青楼道：遍看颖川花，不似师师好。
话说当年在所有的客人中，李师师最中意的却是另外一个大才子周邦彦。有一次宋徽宗生病，周邦彦趁着这个空儿前来看望李师师。二人正在缠绵之际，忽报圣驾老大前来，周邦彦躲避不及，藏在床下。
宋徽宗送给李师师一个新鲜的橙子，聊了一会儿就要回宫，李师师假意挽留道：“现已三更，马滑霜浓，龙体要紧。”而宋徽宗正因为身体没全好，才不敢留宿，恋恋不舍地走了。
周邦彦在床上听得二人对话，心里很不是个滋味，有一天酸溜溜地填了这样一首词：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当宋徽宗痊愈后再次来李师师这里宴饮，李师师一时高兴把周情郎这首词唱了出来。宋徽宗问是谁做的，李师师随口说出是周邦彦，话一出口就后悔莫及。宋徽宗立刻明白那天周邦彦也一定在屋内，脸色骤变，过了几天找了个借口把周邦彦打发出了汴京。
李师师看到自己的心上人落得个如此下场，皇帝这不是明摆着在搞文字狱嘛。为了讨个公道，一不作，二不休，干脆将情郎谱的另一首《兰陵王》唱给宋徽宗这个情敌听：
柳荫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
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
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记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情感这事，经过艺术这么一加工，效果就出来了。宋徽宗也觉得这事做得有点过了，说白了，毕竟都是搞艺术一条道上的，加之祖训要善待文人，不能让那些嚼舌头的人拿这事情当话柄，就又把周邦彦招了回来，封他为大晟乐正，命定正雅乐，做个帝国的御用艺术家吧。
历史大背景放在这里，韩琦当时想当然地以为王安石搞成这个样子，估计也是经常泡在娱乐场所夜夜笙歌所致。
一次，韩琦一大清早在官衙里又看见了不修边幅的王安石，便严肃地批评说：你现在年纪轻轻的，正是读书求学的大好时光，千万不要整天醉死梦生啊。
韩琦没有直接明说，毕竟是个年轻的读书人嘛，好面子。但王安石听了韩琦这样一说，不由一楞。他没有想到自己一直很敬重的老领导也是用世俗的眼光看自己，根本算不上是自己的一个知音。罢罢罢，最后，他干脆懒得替自己申辩了。
顺便多说一句，北宋的那时文学明星和现在的娱乐圈明星一样，私生活都比较解放，我们今天看到苏东坡欧阳修等大师们许多的文学名篇，其实大部分是对着他们的小妾抒的情。倒是官场上一直不讨人喜欢的王安石，和后来一直不被王安石喜欢的司马光，却是两个异端，恪守着一夫一妻制，在那样一个小妾风行的年代，王安石倒是显得落伍了许多，最后甚至被官场同僚作为笑柄谈资。就像如今这个年代一样，官员和富豪如果出去应酬，不带个把养眼的小蜜都不好意介绍自己的身份。
其中一个在北宋官场广为流传的段子是这样说的：有一天晚上，王安石下班回家，看见自己房间里一个年轻的女子，一问，才知道原来这个女子丈夫输了钱，被自己的夫人买了来给他做小妾。夫人觉得自己人老珠黄，没有个小妾跟随自己的男人，怕自己男人吃不开，很没有面子。王安石得知原委后，给了些钱，赶紧叫这个女子回去和丈夫团聚了。
没有多久，韩琦知道了真相，才知道这个年轻人志向远大。第二年，韩琦便和范仲淹一道调回了中央政府，开始了仁宗短暂的甜蜜庆历新政。他三番五次想把他收为自己的学生，遭到了王安石的拒绝，两人也从此结下了梁子。
五年后，二十六岁的王安石出任宁波鄞县一把手。在这任职的三年里，王安石开始了他地方的政治改革试验，全力推行他的小额农村贷款。具体做法其实很简单，就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把官仓里的粮食借给农民。等到丰收的时候，农民再把粮食还给官府，并给予少量的利息。这也成为他后来变法核心的青苗法的雏形。
1057年，三十六岁的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正式开始了他封疆大吏的政治生涯。十个月后，出任江南东路刑狱，位列副省级。
1058年，三十七岁的他又获重任，被提拔进京，出任度支判官一职，一个相等于今天的财政部副部长的角色。在这里，一心想报国的王安石，第一次暂时卸下文学青年的身份，以一个经济工作者的角色，对帝国的经济运行有了全面的接触和深入的了解。
这一段经历，对王安石影响颇深，他对帝国的沉疴也了然于胸。这一年，他给年迈的仁宗上了一道《万言书》，直陈弊政，要求变法。
在给仁宗的改革建议书中，王安石对帝国的文人治国这一模式提出了强烈的批判。在他看来，那些所谓儒学经典，甚至科举制度对于选拔人才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大的用处，治理国家他们根本不能胜任，用这样的人从政，则是“茫然不知其方”，如果用这样的人去领兵打仗，后果更是不可想象。
都是官场应试教育惹的祸，他甚至大胆建议皇帝干脆取消自隋唐来已经沿袭的科举选人制度和恩荫制度。
所谓恩荫，说白了就是经过朝廷同意，提拔那些不用通过科举考试而走上仕途的官二代甚至官三代。
事实上，早在范仲淹主政期间，就对这个愈演愈烈的官场现象提出了批评。他曾举例说，一个在朝廷任职的大学士，一旦做官到了二十年，他通过恩荫渠道任命的在京的官二代官三代可达二十人之多。最后是裂变泛滥，加大了民众的负担。
王安石的这一石破天惊的建议，无疑彻底颠覆了帝国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最难的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难中之难的就是官员待遇和安置问题。毕竟人是最复杂的动物。
在这份万言书中，王安石甚至提出了在今天看来都很超前的一个选择人才的办法，那就是由地方基层推选和民众选举相结合的领导人选，再由帝国最高主政者根据德才进行考察，最后经过政府合法任命的程序。
王安石还不忘建议仁宗一旦选拔好人才后，一定要把专业的人才用在合适的岗位上，另外任职时间一定要长，不要太短，以防止这些官员们搞些短平快的政绩样板工程。
在这份洋洋洒洒的万言书中，王安石亮出了治理国家的第一要务，那就是后来一直被反对派大肆鞭挞的“用天下的财富来为国家理财”这一以经济建设为核心超前的治国方针。
事实上，正是在仁宗时期，北宋的金融业已经相当发达，甚至发行了世界上的第一张类似现代钞票的纸币交子。
由于官方铁钱的使用不便，促使一些民间商人在交易中发明了一种制楮（纸）的卷。他们在楮卷上暗藏标记，隐蔽密码，并以此代替铁钱，从而大大方便了商人们的交易活动。
这种当初在四川民间发行的纸币最后被官方接受，开始合法流通，被称为“交子”，它的性质与现在的存款凭据相近，比美国（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发行的纸币要早六七百年。
由于交子具备了现代货币的功能，它也是一柄双刃剑。北宋王朝为了能够得以苟延残喘，需要向周边少数民族国家年年岁贡，加之帝国公务员阶层数量庞大，政府公款吃喝已经腐败透顶，因没有专业的经济人才，最后政府不得不大量滥发交子。
仁宗时期，每年中央政府的亏空竟然高达300万贯（缗）。按照现代经济学家的推算，宋代一贯铜钱约相当于现在的465元人民币，放在今天换算下来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钱荒怎么办？只有大量发行货币，这下好了，钱一下子多了起来。那些书呆子哪里知道，天下根本就没有免费的午餐，它带来的直接结果是通货膨胀。民众怨声载道，全国农民起义不断，宋江和方腊乘机在山东梁山和浙江杭州称霸称帝。国家根基开始摇晃。帝国最后在内忧外患中一命呜呼。
宋亡元兴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发现了元代使用的纸币，后来才把它介绍到了欧洲。
美国学者罗波特·坦普尔说：最早的欧洲纸币是受中国的影响，在1661年由瑞典发行。
可以说，那时候的北宋，通过民间的输送，已经是一个类似于现代金融业高度发达国家的帝国。如果仁宗真的按照王安石的这一构想去选拔官员，那么那些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文人学子们对经济根本一窍不通，无疑要全部被淘汰出局。王安石选拔经济人才的这一构想，到了晚清戊戌新政时才得以实现。
西方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德国魏玛宪法的设计者，近代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在谈到王安石关于人才的这一伟大构想时，充满敬意但略带遗憾地说：王安石在政治上的改革，企图走向专业化，文献里也有人主张，以现代官僚制里有专业能力的官员，取代传统式的官员，因为没有人能够无所不通。不过，中国古老的教育理想，与此等功能上的要求强烈相反，并且，连带地，也与我们欧洲机械主义态度下对于行政之理性的客观化的诉求，形成强烈的对比。
在一个金融流通领域已经高度发达的年代，这些文人集团的政治精英阶层，除了对于虚妄的儒学和文艺津津乐道之外，竟然对于经济财政一无所知，还以社会精英自居，对新生事物进行冷嘲热讽。这实在是国家统治能力的一种下降。这种持续的不断下降，最后只能使曾经的一个天朝大国，沦为1840年后任人蹂躏丧权辱国的弱邦。
在那样一个儒学统治的年代里，文人集团更多地来源于权贵阶层，他们其实并不代表下层民众，他们代表的是既得利益者。王安石后来改革所遭遇到的强大阻力与其说来自儒学守旧派，不如说直接来自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权贵。
已经经历过一次变法失败的仁宗，和富弼那些元老们一样，再也没有了年轻时候的激情，很快把王安石的上疏束之高阁。
遭受打击的王安石心灰意冷，他没有想到自己的一腔热血换来的却是这样一个结果。看来京城的水太深，也非他的久留之地，不如到地方做个实职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给当时的宰相富弼写了封信，要求离开中央到地方做些实际工作。
仁宗没有同意，这个年轻人很有文学才华，准备把他留在中央锻炼一下。就这样王安石被提拔成了知制诰，一个类似今天中办主任这样的高级职务，专门替皇帝起草各类诏书文告。
这时候，曾经的老上级韩琦又一次得到了皇帝的重用，在许多场合，他总是有意无意地在排挤这个曾经很不给他面子的年轻后生。
有一次，两人不知因为什么事情又没有搞到一起，王安石便愤愤不平地对韩琦说：“你这样就是一个庸俗不堪的老官僚而已。”韩琦也不甘示弱回答说：“难道你到现在才知道，我就是一个俗人而已。”说完拂袖而去。
当神宗后来准备提拔王安石担任重要职务去征询韩琦时，这个曾经的老上级当然没有给王安石说好话。
嘉祐八年（1063）农历三月，宋代帝王中的所谓明君圣主，文人集团的最大靠山，在位时间最长，曾想通过改革来摆脱周边少数民族军事危险的仁宗一命呜呼，英宗即位。英宗一上台，立刻把富弼韩琦等一大帮旧臣提为宰相。
因为有了前面和韩琦的一段恩怨，加之王安石一直不愿意修补已经恶劣的同僚关系，与此相对应的一个显然已见的结果只能是，别人当官当得很开心，而王安石在京城做官的日子却一天比一天难受。到处受人排挤，同僚不喜欢，新皇帝对他也不喜欢，自己也很郁闷，王安石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这一年的八月，王安石以母亡为由，坚决辞官回江宁守丧。期满后，朝廷多次征召，他都婉言谢绝，他知道，有那帮老臣们在把持朝政，自己根本就不会得到什么重用，与其这样被羞辱，倒不如以退为进，等待机会。因为他知道，这个英宗生来就是一个病秧子，估计在位也长不了。一朝皇帝一朝臣，自己倒不如先避开即将到来的权力洗牌。就这样，王安石留在南京，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开馆讲学传播变法思想种子的生涯，静观待变。
当神宗遭遇王安石
1067年，才登上大位的三十六岁的英宗驾崩，他的儿子神宗即位。神宗甫一上台，在韩维的推荐下，已经四十七岁的王安石就结束了四年的赋闲生涯，被就地任命为江宁府知州。
隔了几个月，一心想要变法的神宗再次把他调任京城翰林院任职。接到要他进京的诏令后，报国有望的王安石写下了传颂后世的怀古名作《桂枝香·金陵怀古》：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念往昔，豪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 庭遗曲。
整篇立意新颖，高瞻远瞩，表现出一个清醒的政治家的真知灼见，王安石对国家民族命运前途的关注和焦急心情可见一斑。难怪后来的政敌苏轼见了此词，也不禁赞叹“此老乃野狐精也”。
1068年4月，神宗见到了一直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王安石。这是君臣二人的第一次见面，也是王安石的第一次政治面试。
一开头，神宗单刀直入问王安石：治国之道，第一要务是什么？
王安石答道：选择的政策很重要，那就是变法。
接着神宗抛给王安石一个更为棘手更为现实的挑战性话题。神宗问，为什么大宋立国已经五朝，一直保守祖宗遗训，百年无大变，天下竟然也能够大致太平？
王安石知道，这个问题是皇帝的一次试探，也是许多大臣们的疑惑。而自己要力劝皇帝走上革新之路，当下便要解决这一关系能否变法的理论问题。
王安石没有当场给予神宗回答，第二天他给小皇帝上了个折子，从政治、军事、赋税、农业等各方面详细阐述了变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最后他以警告的口吻回答了神宗的疑惑。他说：现在北方的军事没有对大宋形成危险，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形成气候，现在国内看上去太平，那是因为还没有遇到什么大的突发性的自然灾害，不然的话，帝国可能早就不存在了。
事实上，王安石当时的这番话并非危言耸听，几十年后，已经兴起的金人，轻轻一脚就把这个貌似强大的帝国给灭了。当然，这是后话。
神宗看完了王安石的报告，心里顿时豁然开朗，更坚定了他改革的决心。打定主意，他对王安石说，先生什么都明白，我知道先生的大名已经很久了。可能接下来的事情，只有先生能够帮我了，但是我听人说，先生只知道这些纸面上的道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行不通的啊。
王安石则凛然回答说，我这些理论都是从实践和历史中得出的，怎么能说是不经世务呢？如果陛下真愿意刷新政治，我愿意用毕生所学，来帮助陛下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
其实刚开始，神宗还是把改革的重任寄托在曾参加过庆历新政的那些元老们身上，王安石并不是他心目中的第一人选。
这个刚刚登上皇位的神宗当然有自己的一番考虑。自己刚刚登位，搞改革这样伟大的政治工程，自己的权力基础还没有牢固，必须找一个能够在朝中有一定威望，在中央和地方经营多年的实力派人士来担当大任，更重要的是这个人一定要有改革信念，最好再有一定的改革经验。选来选去，最后他把目光落在了已经年迈的富弼身上。就这样，1068年，富弼再次被神宗征召入朝拜相。
当神宗把自己意欲改革的想法向这个当年的改革先锋和盘托出时，却遭到了这个政治元老的当头一棒。
无奈之下，在经过几次面试后，神宗认定王安石便是自己要寻找的那个人。
自此，这个屁股底下位置还没有坐稳的小皇帝的热血再次被点燃起来。君臣千古一遇，开始惺惺相惜。
一段中国历史上最全面，最激进的改革，在两个雄性男人悲壮激越的怒吼中开始了。
缺乏想象力的北宋书生们很难明白。对神宗和王安石来说，他们要用一场绝无仅有的历史颠覆，来改变这个帝国的命运，利用强大的军事扩张来瓦解西夏和辽国的威胁，然后一统天下，建立象秦王朝一样大一统的庞大帝国。
而在这之前，他们必须改变目前积弱积贫的国内政治组织，重新筑起一个有足够持续发展力量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帝国架构。
他们被这个充满庄重历史的使命感的宏伟蓝图惊呆了，在稳健和冒险之间，在潜行和妥协之间，他们二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以至于若干年以后，他们都无法面对改革失败的这一残酷现实。
只是神宗和王安石都忘记了一个这样的基本历史事实，秦国的变法，是经过漫长的三年准备调研时期，经过政府强大的舆论启蒙，然后以一种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予以强力推行才得以成就大业的。任何急功近利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个企图得到一切的改革者，最终得到的将会是巨大的失望。
而现在摆在二人面前的政治现实是：神宗刚刚登位，自己权力基础不够，加之王安石在中央任职时间较短，背后没有政治派系集团的支持，庆历新政失败的阴霾笼罩朝野，高层政治人物对改革还没有完全形成共识，他们依然恐惧不安。
西方近代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在他1936出版的经典经济学作品《通论》中这样写道：真正对一个社会产生好与坏影响的，不是既得利益集团，而是当时的思潮或思想，它们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一旦运行不好，则会反其道而行之。
这对千古一遇的君臣太渴望成功了，一个有伟大而宏伟梦想的政治家，必须学会节制自己的热情。勇于赌博而不留后路，这样的改革终究不会走得太远，搭上的还有这个帝国前途未知的命运。
然而，一切都等不及了，人生太短。于是，在这块尚未被吹醒的古老土地上，神宗和王安石便开始以帝国拯救者的姿态行动了。
1069年，神宗不得不空降启用已经离开朝廷四年之久的王安石，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
这时候，少年老成的神宗也留了个心眼，把朝中反对变法的其他四位重臣也留在王安石领导变法的这个执政团队，组成了一个新的领导班子。
神宗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搞权力平衡，互相监督牵制，这符合这个帝国的祖训“异论相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减少改革的压力，试图通过元老们的权力任命来慢慢软化他们坚决反对的态度。
时人用了“生老病死苦”来形容当时的这个辅政的改革班子。“生”指王安石，他正生机勃勃地筹措变法。“老”指曾公亮，他年近古稀。“病”指富弼，他因为反对变法而称病不出。“死”指唐介，他反对变法，每日忧心忡忡，变法刚开始就病死了。“苦”指赵抃，后来干脆要求外调。
不得已，第二年神宗只得任命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等于宰相，具体负责变法。一场断断续续历时十六年的变法，磕磕绊绊地登场了，史称“熙宁变法”。
变法中，王安石建立了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专门负责中央财经工作，以求达到他曾经设想的“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这一结果。条例司撤销后，由司农寺主持变法的大部分事务。吕惠卿、曾布等人参与草拟新法。新法内容如下：
（1）均输法
熙宁二年七月，颁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由发运使掌握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每年应该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资的情况，然后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从便变易蓄买”，贮存备用，藉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均输法夺取了富商大贾的部分利益，同时也稍稍减轻了纳税户的额外负担。
（2）市易法
熙宁五年三月，颁行市易法。在开封设置市易务。市易务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待至市场上需要时出售，商贩可以向市易务贷款，或赊购货物。后又将开封市易务升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
（3）免行法
熙宁六年七月，正式颁行免行法。免行法规定，各行商铺依据赢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以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
（4）青苗法
熙宁二年九月，颁布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致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
（5）募役法
熙宁四年颁布实施。募役法（免役法）规定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募役法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6）方田均税法
熙宁五年颁行。方田均税法规定每年九月由县官丈量土地，检验土地肥瘠，分为五等，规定税额。丈量后，到次年三月分发土地账帖，作为“地符”。分家析产、典卖割移，都以现在丈量的田亩为准，由官府登记，发给契书。以限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和人口。
（7）农田水利法
熙宁二年颁布。条约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在王安石的倡导下，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北方在治理黄河、漳河等河的同时，还在几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贫瘠的土壤变成了良田。
（8）将兵法
作为“强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合并军营，另一方面实行将兵法。自熙宁七年始，在北方挑选武艺较高、作战经验较多的武官专掌训练。将兵法的实行，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9）保甲法
熙宁三年颁行。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或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与正规军相参为用，以节省国家的大量军费，又可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编制起来，以便稳定封建秩序。
（10）保马法
民养官马，平时自用，马死或病，令按值给偿。
（11）改革教育制度
王安石等变法派还改革了科举制，整顿了各级学校，为社会培养需要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