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皇太极驾崩后的第六天，即八月十五日，多尔衮集团与豪格集团到了最后摊牌的时刻。可事情的发展却走向了另一端，两大集团却戏剧性地议定皇太极的第九子福临登基。六岁的褔临荣登大宝，由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两位叔王共同摄政。
多尔衮为什么会突然放弃帝位，去拥立一个不懂事的孩童？代善、济尔哈朗及两黄旗那些手握重权的大臣又怎会突然转变风向，甘心垂首去辅佐幼主福临？这看似不可能实现的第三条路径，却成为强势的两派最终的选择。其实在权力斗争中，出现这种局面，也是最正常不过的事。鹬蚌相争往往得利的是渔翁，更何况鹬蚌并没有真的斗到两败俱伤。
多尔衮的选择有着现实的需要在里面，他如果一意孤行，在权力赛道强行超车，其后果有可能车毁人亡。他必须要面对代善、济尔哈朗、豪格等诸王贝勒不赞成他称帝的现实，他不想因为夺权造成家族内部的四分五裂。但他夺位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他也不会让自己的侄儿豪格取得皇权。叔侄二人关系闹得很僵，一旦豪格登基，他的结局将会很难看。经过一番利益权衡，双方如果都能放弃自己的利益，共同去成就第三方利益，不失为一种最佳的选择。其实这种权力格局内部的求稳心态，是各方经过权力博弈后所产生的结果。福临的的确定可以说是经过了一番势力的较量才定下来的。立顺治，可以说是各权力集团之间达成的妥协，这种妥协来自于八旗分权制衡的具体表现。而豪格一方的支持者，并不是只认豪格一人。只要符合皇子继位的正统权力交接制度，代善、济尔哈朗和两黄旗大臣都是能够接受的。
这种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做法，挽救了大清政权，也将滑向分裂边缘的满洲八旗拉了回来。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在这场权力博弈中得到实惠的第三方，其获胜的秘诀又是什么？六岁的福临能够嗣登大宝，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他的生母孝庄文皇后。
年过而立的孝庄利用代善的懦弱，笼络住他；与三十三岁的多尔衮联姻，使之倾心于她。尽管史书在这里用了隐晦的笔法，但透过那些迷雾般的文字依稀可寻蛛丝马迹。“太后下嫁”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联姻关系，它只能是一种政治行为，借着婚姻来寻求权力庇护，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权力与利益的融合，而非情投与意合。“太后下嫁”在这里只是一种权力手段，托举着自己的儿子福临直上权力巅峰。
福临能够嗣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由孝庄在“五宫”中所处的地位所决定。这就是权力系统上层中的“子凭母贵定律”。
皇太极的“五宫”后妃都是来自蒙古科尔沁草原博尔济吉特氏，属于草原贵族。孝端皇后膝下无子，她与孝庄文皇后是亲姑侄；皇太极的其他两宫也有一皇子，比福临小，而且母亲的地位与孝庄皇后相去甚远。博尔济吉特氏家族为了夯实在朝廷的特权地位，她们就必须将孝庄之子福临抬到皇帝的位置上。
济尔哈朗与多尔衮摄政，接着多尔衮又采取果断措施，夺去诸王贝勒等办理部院事务的权力，将诸王贝勒等归入都察院的稽查范围。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自己的权力之路扫清障碍。
在这之后，多尔衮扫荡中原，为大清政权一统立下了汗马功劳。多尔衮这时候受封“皇父摄政王”，而他当初的政敌济尔哈朗则受封“信义辅政叔王”。作为实权派的多尔衮拥有颁发谕旨的权力，无限接近于皇位。在这之后，他又找了机会干掉了豪格，将其妃子占为己有。这时候的多尔衮虽未称帝，但其权势却不输给皇帝。就连幼帝福临和孝庄文皇后也不免为自己的处境所担忧。他们并不是权力的真正主人，只是权力的寻租者，说不定哪天就被连本带息地收回去。
三方集团的博弈——
多尔衮没有等到收租子的那一天，就走到了自己的生命终点。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十二月初九，摄政王多尔衮死在了喀喇城（今河北滦平）。孝庄母子至此方算从权力大盘中解套，对这对母子来说，下一步就是如何将皇权集中。顺治皇帝颁下诏书，“暴多尔衮罪行于中外”，将其生前爵位全部收回。少年天子以雷霆万钧之势，宣告皇权的强势回归。
母子二人这么做，是给那些大臣们看的。但凡与皇权掰手腕的人最后都没有好的下场。
皇帝年龄太小，而自己的那些叔王一个个握有重权。在这种权力机构中，摄政体制就成为均衡权力集团各方利益的产物。加上大清开国两位帝王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没有确定储君制度，所以才引发了权力纷争。摄政体制既要确保帝系传承的合法性，也同时要顾及到努尔哈赤嫡系子弟的权势。经过权力集团的内部平衡，才出现了叔王摄政，代行皇权这样一种特殊时期的特殊结构。
同样的权力模式在顺治死后又重新上演了一遍，顺治帝的八岁皇三子玄烨继承大统，改元康熙。顺治在自己的遗诏里命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与前面的亲王摄政不同，辅政是在皇室宗亲、诸位贝勒都还健在的情况下，出现的另一种权力模式。这种制度之所以能够得到推行，是因为经过前面几代的权力稀释，这时候的皇室宗亲手中的权力已经不如往昔那般强大。没有强大的权力，就没有话语权。索尼等四异姓臣分执权力，这是孝庄文皇后为了强化皇权做出的调整。
顺治与康熙父子二人，虽然都是在幼龄即位，但两人所遭遇的处境已经完全不同。
顺治即位时，那些开国功高诸王还没有退出权力的舞台，他们手中还握有兵权。而到康熙即位的时候，诸王已经退的退，死的死，而继承他们权力的那些少壮派亲王已经没有父辈的锐气，正因为如此，孝庄文皇后与自己的孙子康熙皇帝才能从容应对局面。也就是说，亲王摄政的体制一天不终止，玄烨的帝位就一天都难以巩固。而孝庄太后起用异姓大臣辅政，是为了掌控局面。
孝庄文皇后为什么会选中索尼等四人作为辅政大臣？这还要从满洲八旗的权力分配说起。努尔哈赤死了以后，八旗内部的权力分配有了大幅度的调整。那就是皇太极将原先自己所领的两白旗与多尔衮兄弟的两黄旗做了置换，由自己来领两黄旗。这也为八旗内部的权力博弈埋下了隐患。
本来两黄旗是八旗的王旗，可等到皇太极死后，多尔衮权力集团卷土重来，他所领的正白旗成为八旗的核心。他死之后，顺治收缴了正白旗，也就是说，正白旗与两黄旗构成了八旗中身份最为高贵的“上三旗”，成为大清权力结构中的柱石。满族八旗在权力系统中的地位也越拉越大，“下五旗”由此成为诸王、贝勒的宗藩封地，慢慢脱离了权力系统的核心地带，沦为权力边缘的配角。
孝庄文皇后选中的这四个辅政大臣，都是出自“上三旗”。其中索尼为正黄旗，苏克萨哈为正白旗，遏必隆、鳌拜都是镶黄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这四位大臣都是侍卫亲军的内大臣，也是孝庄倚重之人。当年索尼等四人在福临同多尔衮的权力斗争中，都是坚定地站在了孝庄一边。综合以上因素，他们四个人能够脱颖而出是预料之中的事。
这样一来，在中央就形成以皇帝为主，四位异姓大臣为辅的权力结构。将权力赋予异姓大臣，这样就迫使努尔哈赤的其他子孙让出权力，就保障了皇权的稳定。
辅政大臣与摄政王执政相比，这种权力分配方式更有利于皇权的稳定。
其一，两者手中的权势不可同日而语。摄政叔王都是皇室宗亲，是一种血亲关系。这种血亲关系，使得他们的军政地位极为显耀。辅政大臣权力则受到孝庄文皇后和其他诸王的制约，他们不敢也不能无视皇权的存在。
其二，两者的权限范围也不在一个层面上。摄政是替皇帝行使皇权，有点越俎代庖的意思在里面。摄政王具有独立于皇权的军政大权，甚至可以代替皇帝颁发谕旨。而辅政大臣权限只是辅佐皇帝处理政务，受皇权的制约。四大臣不能置皇权于不顾，凡事要呈请皇太后。一句话，摄政王位高权重，极易排斥皇太后和幼主，而辅政大臣则可以维护皇权，预防诸王参与皇权分肥。
四大臣辅政的八年时间里，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阶段。前三年是四辅臣与皇权的蜜月期，后五年由于鳌拜揽权日盛，独断朝纲，对皇权的集中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也就是随着辅臣之间斗争的加剧，辅政体制最后也走向末路。
随着玄烨（康熙帝）的年龄增长，他越来越无法忍受鳌拜的独断专行。切除权力集团的辅政“毒瘤”已经势在必行，尤其是敢于挑战皇权的鳌拜集团。
康熙这个年青的帝王在成长中逐步提高了治理朝政的能力，并在祖母孝庄文皇后的支持下，同鳌拜集团展开了生死博弈。鳌拜的一些做法让康熙越来越难以容忍，鳌拜在很多时候表现出来的蛮不讲理的霸道做法，深深激怒了康熙。随后，年仅十六的少年皇帝俨然一个绝世高手，声色不露就清除了鳌拜集团。毋庸置疑，背后还是其祖母孝庄文皇后授意所为。孝庄扶植儿孙两代皇帝，除了紧紧依赖两黄旗外，在多尔衮死了以后，又通过拉拢苏克萨哈，收纳了八旗精锐部队正白旗，苏克萨哈也因此成为孝庄的忠实拥趸。鳌拜在权力争斗中诛杀了苏克萨哈，直接将权力争斗的刀锋指向了孝庄文皇后。所以，在鳌拜集团覆灭之后，孝庄第一件事就是为苏克萨哈平反昭雪，恢复其生前官职，令其子孙承袭。
摄政与辅政体制发生在王朝的权力结构发生变革的非常时期，随着中央权力的集中，皇权与摄政亲王、辅政大臣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权力冲突。满洲贵族集团为了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虽然这种临时的权力体制存在着诸多的弊端，但是清王朝权力系统对这种体制已经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成为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