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沉浮：不仅是一段历史
许多人仍记得2004年4月的某一天，北京中苑宾馆月光下长长的影子，那天的聚会，他们称之为最后的“全家福”。
当日，唐万里、唐万新兄弟召集德隆系全部干将，包括总部各部门负责人，及所有旗下子公司总经理召开筹资救市会议。出席会议的100多人已嗅到了不祥之气，即使最不敏感的人，也觉察到全面溃败的日子迫在眉睫。
唐万新因此而蒙上了一层悲情色彩，在关于他的诸多描述中，他是个志存高远、蔑视主流、思维敏捷、重情重义的人。只是大厦将倾之时，他矛盾的性格投射到管理之中，只能让一团乱麻更乱。“德隆后期也是党外有党，派中有派。”上文中出现的一位匿名核心层高管认为，从十年前，就出现了“唐万新主义”与“德隆主义”。
做全能投资银行，战略价值投资是他早期的想法，他由此描绘出一幅激动人心的画卷，吸引各路精英加盟。黄劲进入德隆时，公司已风雨飘摇，可当年的工作状态亦让他印象深刻：“我们研究的是金融控股，如何把全球金融资源和中国的产业相匹配。”在这个命题下，他们“每天都在兴奋之中，加班到半夜也不会累”。
“许多人认为德隆模式是产融结合，意思是说产业做到一定规模，就去投资金融，然后再用金融来为产业服务，其实德隆的本质想法完全不是这样的。”王世渝说，“唐万新真正要做的产业就是产业、金融就是金融，金融本身也要当一个产业来投资，而不是两者打通。”
综合多位德隆旧部回忆，大体可勾勒出“德隆主义”的理想雏形：逐渐退出“老三股”，未来只做三个产业——金融服务业、零售业、旅游业。
解体前，零售版图已经展开。在农村以山东为试点，德隆成立了号称有500家连锁的德农超市；在城市与上海百联、北京华联、辽宁大商等几乎所有地方零售诸侯都谈过一遍收购。旅游则图谋完成从景点到旅行社的整合，按照设计，在未来出境游和入境游的市场，德隆要拿下70%的市场。
德隆在基金与产业之间也有一个合作模型，简单而言，即德隆通过在海外收编一个自然人团队，然后由该团队在华尔街运作一个基金管理公司，牵头人是全美机构投资协会的前主席。该基金派生出多个基金管理公司，背后都有德隆的影子，然后由这些派生出来的基金管理公司在全球运作产业整合，如此就在当时背景下解决了国内的钱出不去的法律问题。
这一套看似完美的系统，在德隆战车四处出击时，几乎如唐万新阔绰的出手一样有效：谁不想加入一场改变整个民族产业格局的宏大叙事中呢？
在德隆全面崩溃之前，“德隆主义”的品牌效应已几近神话。一位德隆高管透露，有一个收购地方国企的项目，他来德隆之前就在谈，地方政府很愿意，可公司董事长不同意，“有点看不起我们”。后来他到德隆后再与对方联系，那位董事长直接就说：既然你到德隆了，这个事可以谈。双方第一个电话就谈了三小时，签字的时候德隆已经没钱了，那位董事长居然不用德隆出钱，打算让企业贷款，然后把钱转到德隆账上，再打过来。“品牌到了那个份儿上，账上有没有钱已经不重要了。”
2001年之后，唐万新与他亲手缔造的“德隆主义”渐行渐远。在德隆内部，真正左右方向的正是“唐万新主义”。“一方面，德隆对产业吃得太深；另一方面过度依赖二级市场获利。”一位匿名的原德隆高管说，越到后期，德隆就越迫不得已地把精力和资金大量拖入融资和维持资金链条上，以二级市场为中心不断创造金融产品。
当时的制度法制环境、资本市场环境也是德隆产生“两个主义”的外因。
自2001年后，德隆核心层也曾争论是否应从“老三股”退出。王宏回忆：“当时我们和老唐讨论过要不要换掉‘老三股’，如果换怎么换？客户是不同阶段进来的，不可能统一换出去。另外上百亿的资产全部换要两三年时间。还有卖掉‘老三股’后我们选什么样的资产？说实话，许多客户就是冲着我们做股票来的，你要给他换到实业或房地产里去，他们也不同意。”
在无法形成统一成熟意见的情况下，只能还走老路。
德隆所持有的“老三股”、重庆实业、天山股份和冠农科技等资产是无法流通的法人股。尽管唐万新认为同股同权只是个时间问题，可没料到直到崩盘，他也没等到这一天。造化弄人，仅仅一年后，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就正式启动了。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拓荒者所要付出的代价，但并非不可避免。
实际上，德隆当时也为漏洞百出、体系孱弱的市场环境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金新信托曾充当过德隆最重要的资本运作平台，集团的金融由此起家，唐万新有段时间还曾亲自操刀。王宏透露，德隆并购金新信托后，发现对方表面资产9亿，净资产1.3亿，“事实上我们拿到的9亿都兑付不了。”他感叹，如今，并购环境已经透明多了。
身为中国资本市场草莽期见证者之一的王宏认为，德隆的出发点就是做金融配套服务，只是在当时环境下，必须要绕过很多玻璃门。“说白了，如果有现在的政策，德隆只需要一个金新信托，不用那么多机构，一切问题就解决了。”
“王宏们”的看法无疑是超前的。当时，德隆力践的金融“混业经营”，甚至还只是经济学家们热议的话题，银行家们鲜有尝试。一个例证是：直到德隆坍塌3年后的2007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才出台《同业拆借管理办法》，允许保险公司进入同业拆借市场，保险公司与银行之间主要通过拆借资金实现相互融通。
而对德隆为何成为庄家，王宏也有自己的看法。“卖完了股票以后还要投资，你选择谁？年年都要选择，选择是个最大的风险，当你本身可以管理一个企业的时候，看别人的管理总是觉得不放心，所以产生了自己搞、自己投，认赌服输的心态。”
甚至，迫于资金压力的德隆，一度还在现存制度环境中打“擦边球”。
彼时，“老三股”股价节节攀高，与金新信托大规模启动委托理财不无关系。2001年《信托法》明文规定理财业务不能保底后，金新信托遂将合同名称改为“信托计划”，实质内容却并未改变。
遗憾的是，醉心“要当民族英雄”的唐万新，根本没有意识到或者足够重视这些，他甚至根本没意识到出现过一个“唐万新主义”。他本人就是“德隆主义”无比忠实的粉丝，他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来捍卫，而他的种种变通之举，自认为无非是让德隆活过今天、挺到明天，最终走向终极目标。
但，他不是神，在内在矛盾下判断也屡屡失误。据悉，早在2000年，就有人向唐万新提出过以1380万元收购新疆金风科工贸有限公司，这一项目并未得到唐万新认可。如今，金风科工贸已变身为金风科技，市值高达410亿元。
追随“唐万新主义”还是“德隆主义”，无疑是个难题，何况“两个主义”又并非泾渭分明。分歧自然产生，德隆后期许多创业元老逐渐边缘化，或者与唐万新分庭抗礼，即为注脚。同时随着资产不断扩大，组织架构需要调整，每一次调整也必然会触动“老弟兄”的利益。就在这一时段，大批空降兵也来到德隆，多重矛盾叠加到一起。
“老弟兄”不习惯像“洋务派”一样写上百页PPT，投资报告往往就两三页纸，唐万新半开玩笑地指责：就这么几页纸，叫我怎么投钱？而老兄弟内心也在反驳：德隆的钱还不都是靠写两三页纸的人赚来的，而赔钱都是那些能写一本一本书的。
德隆旧部中，涉案主体依然是“老弟兄”，新加盟的职业经理人几乎集体全身而退。
到此，“两个主义”的冲突自然消弥，唐万新在狱中亦得到诸多物质与精神的温暖。并未涉案的张华就挺身而出，不但以德隆系代表身份应对各类诉讼，从2005年到2007年，他还一直在武汉陪伴服刑的唐万新，2007年年初母亲病故时，张华返疆，2010年春父亲也去世。“尽心于人为忠,善事父母为孝。忠孝两全是我过去6年的全部生活。”提及往事，他欷歔不已。
张华原为新疆自治区科委处级干部。“像我这样来自新疆自治区政府机关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加入德隆的共77人，我们对德隆及唐氏兄弟的感情尤其真挚。”不过，新德隆人某位代表人物曾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内部论坛中讲道：“问题就出在几个下海的新疆官员身上，他们用新疆的视角看北京，和政府交流时出现了偏差。”
其间的恩恩怨怨，又如何说得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