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陈九霖还是受到优待的。别人洗澡就是许多人围着一个池子，抢到一盆水，往头上一浇，就走了。他可以到一个冲拖把的地方单独洗。还给他一个盆，接点水进去，白天用来喝，就不必喝马桶槽里的水，晚上用来冲厕所，不会太臭。
监狱的房间里有一个小小的窗户可以从外面打开，每天三个时间，早7点，中午12点，晚9点，关押的人都要站在后面，眼睛对准那个窗户。狱卒这三个时间都要过来巡查，看一双眼睛是否出现在窗户后面，因为怕你死在里面。铃声一响，就要大声喊出来：YesSir！以证明你还是个活物。
当陈九霖跟朋友回忆这一段时，双手趴在桌子上，眼睛瞄准前方，非常大声有力地喊出来：“YesSir！”……真像是回到了监狱现场一般。喊完之后，同身边的人一起禁不住大笑起来。这一句证明自己还活着的大叫，确乎保有了监狱生活唯有的一点亢奋，甚至也是乐趣。
老家
2009年春节，刑满出狱后的陈九霖返回其位于湖北黄冈市浠水县竹瓦镇宝龙村老家。回湖北第二天，陈九霖在武汉参加了当地人士的宴请。据当时与陈共餐的人士描述，当服务员将一道牛排端上桌的时候，陈九霖十分感慨：“三年了，我还是第一次能吃上牛肉。”
此时，距离他上次回老家已有三年多。2005年8月2日，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前总裁陈九霖从北京回到湖北浠水。7月29日，陈九霖获得新加坡初等法院法官的许可回国。当时陈母去世已有半个多月。陈九霖没有见到母亲最后一面。
“他坐的是一辆黑色小轿车。”宝龙村村口的一家杂货店女老板说。陈家办丧事，在她这里买了很多烟酒。提到陈九霖，村里的人都面带微笑。或许，这个与他们同生于一座村庄的人，曾经让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广阔产生奇妙的联想，而转眼间，又让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反复无常有了深刻的认识。
“他们家的房子跟村里人的一样。”杂货店女老板指着一座二层小楼说。
这座房子盖于1998年，其时陈九霖刚被派往新加坡一年。“一共花了5万元，他（陈九霖）出了2万。”陈的父亲说。老人曾在乡政府任职，有1000多元的退休工资。
我们赶到宝龙村的时候，陈九霖已于前一天离开前往北京。他在家里一共待了3天。
陈父坐在楼下的堂屋里打瞌睡，当中一张桌子上面放着粘满苍蝇的捕蝇纸。旁边是四个村里帮忙的女人在打麻将。当地允许土葬，陈母的坟斜对着小楼不远，在一片半人高的杂草丛生的土坡上。当地风俗，刚去世的人不立碑，要等到清明或者重阳日。
陈九霖是家里的长子。陈父说，陪同大儿子回家的是中国航油集团的一位处长。陈父和村里人都说，陈九霖哭得很厉害。“他很孝顺。他的成就跟他的母亲也有关系。”陈父说，当年陈九霖放弃信用社的工作准备考大学，一个人跑到罗田去念书。罗田是当地较穷的一个县，教育质量远不如浠水县。陈母把他追回来，让他在黄冈中学就读。“不是这样，他也考不上好的大学。他最大的伤悲就是没见母亲最后一面。”
陈母患脑血栓多年，去世时已经复发过6次。2000年12月27日（陈父对这个日子记得非常清楚），陈九霖把父母接到新加坡住了16个月，当时陈母的生活尚能自理。“我们在家里做饭，他在公司吃。”后来，陈母提出回家，因为住着不习惯。
8月2日晚，陈九霖到附近的三角山住宿，因为家里太热。8月3日，黄冈市黄梅县委书记请陈九霖到离家数百公里的四祖寺吃斋饭。四祖寺位于双峰山中，是一座禅宗大庙，由禅宗四祖道信大师创建于唐代，距今已近1400年。“就是想让他散散心。”陈父说，本来县委书记是想请他上庐山，因为他以前去过才作罢。8月4日晚，黄冈市委领导请陈九霖吃饭。
这三天中，陈的妹妹陈久红一直陪在哥哥身边。她家在宜昌，也曾到新加坡住过一个月。
陈家姐弟三人，陈九霖的名气最大。陈父说，陈九霖有事业心，讲道理，争气，并不喜欢冒险。他尽管事业做得很大，但是思想上还是“很纯洁的”，没有不良嗜好，不随便开支。
陈父早年一个同事的儿子在网上看到陈九霖出事的消息，跑来告诉陈父。“我还不相信，以为是骗我的。”陈父认为“政府应该出面，因为陈九霖是工作失误，不是为自己谋私利，不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错误”。
陈九霖在电话里也经常安慰父亲，让他不要担心。这次回家，关于儿子的事，陈父也没有多问，因为儿子从事的工作对他而言相当陌生，“不大好问”。毕竟，陈九霖也已经44岁了。
陈家堂屋正中的墙上挂着该村人家常见的大幅毛主席全身画像。门口贴着尚未褪色的春联：万里鹏程添锦绣，千秋伟业更辉煌。
天气燥热，麻将声声。日子虽然琐碎，平淡，但是对陈九霖，即使想再投身进去，恐怕也很难了。
人心
曾在高堂上呼风唤雨的人从监狱里走出来的时候，自己变了，环境也变了。讲起一年来的人际交往，愤慨自不必说，身陷囹圄自然遭人嫌弃。也连累家人，“承受巨大的耻辱”。
他需要以前的秘书给他找一份当年发表的文章，可秘书不接他的电话，也不回短信。陈九霖纳闷，是不是手机坏了？打给另一个同事，叫他把手机拿给秘书说话，谁知秘书竟扭头跑开。这样的待遇并不少见。其他人还好理解，陈只是不明白，曾经一同打拼、朝夕相处的同事，何至于此？
这是一次人际关系的大洗牌。那些在陈九霖事业高峰时期认识的人，“大多半都淘汰了”，“他们素质低，太怕事”。
不过惊喜亦有之。在这一年多接触陈九霖的，都是“高层次”的大老板。有些人原来就知道陈九霖，但都到了他陷于囹圄的时候才来主动结识。据说，这些人里包括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的头几位华人富商。
2006年春节，印尼力宝(Lippo)集团副主席李宗(StephenRiady)请陈九霖去他在新加坡的家里吃饭。一个独门独院的别墅，单房就有几十间。李宗早年曾在香港打过7年的官司，那段时间的悲苦和彷徨，李宗都讲给陈九霖听，令他“心有戚戚焉”。
也不仅是安慰，还有开导。在陈九霖上庭前那个周日的教堂聚会上，李宗发言，大意是：一个人总要有敬畏。职员要对老板负责，后者的管教能够令前者免于松懈和灾祸；但老板自己又对谁负责呢？越是位高权重的人物，就越容易没有约束，而马失前蹄。所以越是权贵，就越要警醒自己，心存敬畏。李宗站在中间讲，陈九霖坐在人群中，埋头静听。
陈九霖还是有难解之处。那些主动来看望自己、表达支持的，以国外朋友居多。比如世界经济论坛的前执行委员，一个德国石油专家，专门从德国飞来新加坡。哈佛大学一个教授提出为他写书，还有台湾一位86岁的老太。这些令陈九霖念念不忘。
但反差的是，“我的同胞对我的冲击更大，踩我的是我的同胞”。陈九霖总对有些媒体把所有罪责都归到他头上而激愤，也对自己未被及时批准回家、未能见上病危的母亲最后一面而不能释怀。有些人说陈九霖应该自杀以谢罪，他觉得自己不为私利、全心进取、犯的只是技术层面的错误，何至于此？！面对攻击，他有时甚至会想到鲁迅笔下的人血馒头。
对自杀，刚开始他回应，“自杀并不等于承担责任”。稍后知道，在基督教义里，自杀是一种罪过；在新加坡，自杀要受法律制裁。再到后来看得开了，“挫折是对未来的祝福”，他对自己说：“人一生，哪能没有挫折？”
关于未来。陈九霖想要写书，也有很多人想为他写书，这也许会在监狱里完成。据说尚未出狱，已经有至少6个大公司邀请他，既有国有、民营的，也有国外的；既有石油行业，也有非石油的。有一家还想在他入狱之前就先签订雇用协议，另一家民企开价年薪600万人民币。“用他们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