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际资本长期觊觎我国企业，尤其是能源企业和海外中资企业；国际竞争对手一直有意挤压中资企业。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日本三井银行、美国高盛公司等先是给中国航油“放账”操作期权，即在一定金额范围内不用收取保证金；后又允许挪移盘位，对挪移盘位的风险也没有说明。后来等到油价冲到历史高点时，突然取消放账、提高保证金比例，逼迫中国航油斩仓。
记者：
有什么经验教训可以作为国际期货的未来指导？
陈九霖：
第一，可以做背对背的套期保值，它风险小，但要注意品种的衔接、数量的对应、时间的配合，即，品种上不要过多，要在同一时间、做相同数量的保值。第二，尽量少投机，要采取对冲的方法，譬如买近卖远、或者卖近买远；原油和产品油相互对冲，在新加坡和美国两地对冲。同时也要有制衡机制，由贸易人员、风险管理控制员、风险控制委员会主任三重，严格按照规则办事，不能对操盘手姑息纵容。第三，有多少钱，就做多大的生意，要充分考虑资金的因素。
记者：
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陈九霖：
心情最糟的时候已经过去了，那是在2004年10月和11月份，好像坐过山车，一上一下非常难受。现在局面已经定了，反倒坦然。当老板也好、坐牢也好，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我想明白了。
[旁观]陈九霖到底犯了什么“天条”
2004年中国航油事件发生以来，在有些媒体不断指责陈九霖之时，我总是在想：他为什么就成了事件的主角呢？至今，我心中一直至少还有四个问题：
1.同样是收购新加坡石油（资产价值没变），为什么中国石油高价收购得到了支持，而陈九霖低价收购却被否决；
2.中国航油经董事会批准操作投机石油衍生品被认为是违规，而国内航空公司等操作石油衍生品却被挂上了“套期保值”的字眼；
3.同样是投机业务，中信泰富获得了母公司拯救，而中国航油却无人“雪中送炭”；
4.世界上所有因投机亏损的企业都是交易员承担责任（甚至无人承担责任），而类似的事件发生在中国航油时，为什么却由总裁陈九霖承担责任？
2009年5月24日晚，中国石油（601857.SH，00857.HK）公告，称其将以每股6.25新加坡元、总计约14.7亿新元折合人民币69.4亿元的价格，买下新加坡石油公司（SPC）。如果该项交易顺利完成，那么，它将是中国石油首次跨境收购一家上市公司；还是2001年以来新加坡最大的上市公司收购交易。
然而，如我此前撰文所述那样，其实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却是陈九霖。他本来是可以用每股1.2～1.3新加坡元或最高为每股4.12新加坡元购买SPC的。而且，他还签署了收购协议并准备了充分的收购资金。可是，陈九霖的上级却临时在股东会上否决了该项收购，并为此支付了3000万美元的罚金。
据了解，曾有一位姓何的主管官员，为陈九霖的收购咆哮：“如果陈九霖胆敢完成收购SPC，我将以国家行政法控告他，将他送进监狱。”结果，陈九霖真的进了监狱；而何姓官员也进了监狱。差别在于：陈九霖因公受辱；而何姓官员却因私进了监狱。
新加坡地方法庭确认，中国航油所从事的石油衍生品交易，经过了董事会的批准；中国航油2004年5月公布的该公司2003年度《年报》披露了中国航油的投机性石油衍生品交易，还对该交易的入账方式作了充分披露。该年报经由董事会9名成员（包括国内6名派出董事）和外部审计师签署后对外公告。总体上说，投机性石油衍生品是中国航油自1998年以来的公司重要业务之一。可是，公司出事后，国内有关部门，立即对外宣布说，中国航油的业务为“违规操作”。
与此相对应的是，根据各大央企出具的报告显示，东方航空截至2008年底浮亏62亿元；国泰航空则巨亏76亿元；国航在2008年10月底已浮亏31亿元，并在2008年11月发生了588万美元的实际赔付；上航到2008年10月底则浮亏近1亿元。同时，中国远洋2008年12月16日公告称，因参与FFA交易（远期运费协议），截至2008年9月30日亏损已达39.5亿元。企业在能源矿产方面的遭遇似乎更加触目惊心。在2008年，深南电与高盛进行的原油对赌协议，只要原油浮动价格低于62美元／桶时，深南电每月需按照（62美元／桶——浮动价）×40万桶的金额支付现金给对方。江西铜业曾在2008年三季报中披露投资损失为1.7亿元，并说明“其他流动负债余额比期初增加人民币2.2亿元，主要是期末发生的期货持仓浮动亏损”。
除中国航油之外的这些企业，国家有关部门却千篇一律声称，他们的行为是“套期保值”。据笔者了解，这些所谓的“套期保值”企业，买了超过自己使用量、超过使用期间、超过使用产品的衍生品，怎么可以冠以“套期保值”呢？套的是哪个量、哪个期？保的又是哪个产品的值呢？明明白白的是投机，却硬背说成是“套期保值”，岂不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吗？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中信泰富”）签订若干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而引发特大亏损。集团合约按公平价值的亏损则达147亿港元。然而，2008年12月24日，中信泰富（00267.HK）发布公告称，中信集团已注资15亿美元，拟订进行的有关认购及转换可换股债券及约务更替的交易已经完成。据说，中国航油曾经一再请求国内给予支持，陈九霖本人就像《圣经·路加福音》中的拉撒路乞丐那样求助国内的支持；他还像《白毛女》中的杨白劳那样乞求黄世仁（期权交易对家）宽限债期。可是，中国航油和陈九霖都没有得到国内所一再承诺的那种支持。
仅仅从1995年算至2008年，至少有9起因投机业务而发生的巨额亏损事件（世界金融风暴发生以来的一系列巨额亏损事件除外）。其中的特别巨额亏损包括：在1995年的英国巴林银行股指期货中，交易员李森导致14亿美元的亏损；在1996年的日本住友银行铜期货中，交易员滨中泰男导致26亿美元亏损；在2008年的法国兴业银行股指期货中，交易员科维尔导致71亿美元的亏损。所有类似亏损，都是由交易员承担了最终责任。尽管中国航油亏损事件也是由交易员（澳大利亚人纪瑞德）造成的，可受害人却是陈九霖总裁。陈九霖从未操作过期权业务；除了董事会授权外，公司投机期权业务还咨询了美国高盛等专业机构。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到了中国就变了味呢？
谈到这里，我想起了这样几篇文章：2004年11月26日《联合早报》上发表了杨宝安的文章，名为《中国航油弃车保帅》。我没有在乎文章的内容，而是很喜欢这个标题。我只听说过“丢卒保车”，而“弃车保帅”的说法确实让我感到好奇，因为弃了车，帅还能保得住吗？2004年12月23日《海峡时报》报道，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于2004年12月20日在外国通讯员协会晚宴上回答媒体询问时说，陈九霖出身贫寒，“他显然是个沉着冷静，一步步从零走向成功的年轻人”。
《海峡时报》在这句话的下面，做了一个注脚：“陈九霖，生长于一个农民家庭，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毕业于北京大学。1997年，他被总公司派往新加坡。他成功地使公司扭亏为盈，担任进口中国三分之一航油的重任。他也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企业家。”该报还进一步地说：“李资政认为，重要的是，中国当局已经决定让陈九霖回新加坡接受调查。对我来说，这显示他们都明白如果让这名总裁逃离，将不止在新加坡，而且，在国际上把它们的（企业监管）行为降至第三世界水平。因此，他们决心要向第一世界水平看齐。这是中国所发出的令人感到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