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出事，在公众眼中，罪有应得；在企业界眼里，则值得借鉴甚至值得同情。
在律师眼里呢？
为出事企业家辩护的律师是一群极为低调谨慎的“隐身人”。如果不是事过境迁，要找到他们并让他们开口进述他们眼中的出事企业家，讲述他们眼中的中国社会和法制的变迁，是件极其困难的事。
经历几年的持续追踪，我们找到了这群律师中的六个代表：田文昌、钱列阳、陶武平、刘爱国、张星水、许志永。他们讲述了为那些著名企业家罪案辩护的点点滴滴。有的谨慎，有的激昂，有的说自己“累了”，有的还在一桩一桩接案。
在律师看来，中国企业家与监狱的距离比他们想象的近得多：
一些人仅仅因为忽略了做事情的程序而获罪，而更多人根本不相信法律；
定义模糊、已经过时的法律罪名最易被指控，而选择性执法加大了防范的难度；
有的地方法律进步了，有的地方20年没多少变化。
20年来，企业家一直在和中国社会比赛进化的速度，而律师们则见证了这场有关进化的赛跑。
这些见证很昂贵。
田文昌、钱列阳、陶武平、刘爱国、张星水、许志永……
这些律师的名字进入历史的方式与某一阶层的痛苦有关。他们因为以下人物而被意外地拉进了中国商业史：
杨斌（欧亚实业原董事长）、周正毅（农凯集团原总裁）、孙大午（大午集团董事长）、戴国芳（铁本公司原董事长）、唐万新（德隆集团原总裁）、郑俊怀（伊利集团原董事长）。当然，这个名单还包括李经纬（健力宝集团原董事长）、顾雏军（科龙电器原董事长）、赵新先（三九集团原董事长）、黄宏生（创维集团原董事局主席）……
顾盼自雄的企业家们不大会想到，有一天，他们需要一种叫“律师”的人为他们曾经的行动寻找理由。
“企业家要认识到，法律在中国是越来越重要了。”健力宝集团创始人李经纬的委托辩护律师邱代伦说，“儿童期和青年期不一样。儿童在路边撒尿人家说可爱，到青年期还这么做，人家就说你流氓了。”
“在中国，企业家不相信法律，”曾给杨斌等多位企业家作刑事辩护的田文昌律师对这种现状表现出无奈，“他们宁可行贿找关系，也舍不得给律师花钱。”采访中，田对此有更激烈的表述。
“律师费应该是生产成本里重要的一块，”邱代伦说，“很多企业家没有这个习惯。”邱本人已经退出律师业（其律师事务所尚在），改行为从事投资。据他说，去年付给律师的费用达“600万”。而在出事前的李经纬心中，“我们这些人可有可无”。
远在呼和浩特的刘爱国曾是郑俊怀的代理律师，企业家们对法律顾问的漠视让他深有感触：“这是中国企业家的大毛病。哪怕法律顾问跟他有再深层次的关系，他做决策的时候真的是懒得跟顾问去商量。很多人都是出了事才找顾问，没出事以前他绝不跟你商量。”
律师也并不仅仅是在法庭上重要。在律师们看来，一些企业家是可以避免走上法庭的。他们仅仅因为忽略了做事情的程序而获罪，比如李经纬和郑俊怀。“法律是个什么概念？就是个手续问题。该履行的手续一定要履行完毕。只要程序合法，个人就没责任。”邱代伦说。
当然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当年中国政法大学准备办公司搞创收，其时尚任教职的田文昌在讨论会上表示，他最担心公司办起来后把握不住法律上的界限。田的忧虑招致哄笑。“现行法律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是：立法的不明确和不严格导致了理解和适用的随意性，这是非常危险的。你想想，（法律界限）连我们都把握不住，谁还能把握得住？”
“选择性执法对法律的损害是最大的。”铁本公司的辩护律师孙国祥说，“类似（铁本）的问题国家应该有一个统一的考量，从制度上去弥补，而不是一味去惩处。”
犯罪企业家被指控的罪名中，虚报注册资本、虚开增值税发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融诈骗最为常见。律师们对这些指控往往会作无罪辩护，但效果并不理想。它们由于定义模糊或者已经过时而很可能成为某些人构陷企业家的利器。“尤其是金融犯罪，”田文昌说，“我们现在很多金融诈骗根本不是骗，而是投机。当年的投机倒把罪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很可笑？”为此，田一再呼吁：刀下留情啊，不要过些年回过头看，原来我们冤杀了精英啊。
还有更为重要的一条。中国企业家在商业领域的犯罪或多或少都与政治有关。与政府关系的远近如何拿捏，在市场化程度迅速提高的中国仍然是一门学问。“企业家与政府的沟通能力很重要。他们这种能力创业时期最强，但是逐渐在减弱，因为随着企业越做越大，他们越来越自我。”邱代伦警告说，不要瞧不起小的（官员），“最小的可能是最要命的”。但是还有另外一面。如果说李经纬、郑俊怀以及孙大午等的获罪在某种程度上与此有关，那么杨斌、周正毅等人也给与政府关系过于密切者做出了“榜样”。
一边是多得让人欲罢不能的市场机会，一边是模棱两可动辄得咎的法律法规，构成了突飞猛进的中国商业社会的特有景观。“如果让律师办企业，一定办不起来，”田文昌说，“把自己的手脚全捆住了。我们的市场和法律都还不成熟。”在这种环境里，孙国祥的建议是：不要打擦边球，尽管发展速度会慢一些，但是至少有保障。同时，鉴于目前一个企业出事往往其高管尽数被抓，田文昌提醒说：“一定要安排好接班人。顾雏军安排了8个，结果都被弄进去了。他没有第9个，结果企业没人说了算。”
“这么大一个国家做急剧的转型，很多问题都超浓缩了，突破了正常发展的规律，所以要付出一些按规律办事不必付出的代价。但是也要看未来有多大的发展，看看我们自己走了这20年，有多大进步。比如我们今天在谈刑事诉讼法这样那样的问题，当这些问题提出来，距离解决就不远了。”戴国芳的辩护律师钱列阳说。
每当一个企业家倒下，总会有一个律师站起来，后者的队伍在不断壮大。他们曾在极特殊的情况下与企业家们深入交流，对他们的罪与非罪有自己的判断，对他们的痛苦和缺陷有常人难以企及的了解。
田文昌：“焦点”律师
“现阶段，中国的企业家中，不少人有一个特点，舍命不舍财。这有时是导致其落难的致命原因。再有，很多人太信任人际关系而太漠视法律。”
杨斌，欧亚实业原董事长，2002年10月被捕。2003年7月14日，因虚报注册资本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合同诈骗罪、对单位行贿罪、单位行贿罪、伪造金融票证罪被判入狱18年。2003年9月7日，辽宁省高院维持原判。
杨斌案
2003年5月，杨斌案开庭前一个多月，田文昌接受了他的委托。此前的半年时间里，欧亚实业的人及其说项者不断地被田婉拒。
田不愿意接的原因是案子“敏感”。2002年，因为代理刘涌案，田文昌再次成为舆论焦点。“人家以为我净找敏感案子做，实际上很多都是不小心陷进去了。全国各地太多的敏感案子都从我手里过过，很多都是我不接才转到别处去的。刘涌案也是接了以后才知道这么麻烦。”
杨斌方面的努力有了结果，时距刘涌一审被判死刑刚好一年。田不愿意透露该案律师费的具体数目，但表示与外界盛传的“160万”相去甚远。
这一次田仍然低估了案件的敏感程度。时值“非典”（其时孙大午的辩护律师许志永和张星水即将赴徐水艰难地取证），田文昌及其同事进驻荷兰村。很快，田就搬到了外面的酒店里，且“一两天换一个酒店”，以避开“上百名中外记者的围追堵截”。
杨斌给田文昌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我接触的企业家里，没几个比得上杨斌。”因为“非典”，田与杨的见面都是在看守所的院子里。看守所位于辽宁本溪，楼房很破旧，而关押杨斌的房间装修得很漂亮，因为荷兰使馆的人要来看他。
田曾多次会见过杨斌，每次都要几小时。杨斌烟瘾极大，田文昌清楚记得他曾一连抽掉四包香烟，而完成这件罕见的事杨斌只需要点一次火。后来，杨斌向田文昌提出要在法庭上抽烟，理由是自己有病，不抽烟“可能导致庭审进行不下去”。“我知道肯定不能准许，”田文昌说，“但是还得转达啊。”
这件事或许能印证杨斌留给田文昌的印象之一：很自信。在田文昌眼里，杨斌“才华横溢，思维敏捷，煽动力极强”。田对杨的总体评价是：一个缺陷型天才。“他有时候像个小孩儿，一笑，傻乎乎的，甚至在法庭上也如此。”据说，看守所新关进来一个16岁的小伙子，杨斌与之龃龉，继而相搏，把小伙子揍了一顿。其时杨斌40岁。
杨斌被指控的罪名之一是虚假出资。一审法庭辩论中，田文昌指出：“在控方所举出的证据当中，并没有可以反映被告投入资金的总额与注册资金总额之间差额的数字。荷兰村项目的资金含量是有目共睹、人所共知的，这些项目资金从何而来？投入的总量是多少？大家记得在法庭调查中我问过杨斌，大家都听到了杨斌的回答。按照他的说法，他投入资金的总量，远远大于注册资金。现在我没有调查，我没有充分的条件去详细调查这些数字，但是我至少可以提出来，控方没有拿出证据来证明杨斌投入的资金总量小于他的注册资金总量。荷兰村项目当时的评估值是30几亿人民币，那么，在此情况下如何认定他是虚假出资？”
法院的判决采纳了田文昌的辩护意见，没有认定对杨斌虚假出资罪的指控，但改变为“虚报注册资本罪”。在二审中，田文昌对此提出异议：从形式上看，虽然不能否定公司在注册时确有不实的成分，但“实际在荷兰村运营的资金超过了7个亿”，即“实际注入的资金额大于注册资金的金额”，这一事实说明被告没有虚报的必要性，因而也没有“虚报的主观故意”。更重要的是，由于公司项目运营良好，这种注册行为并未造成任何危害后果，“相反，却可以看到实实在在的荷兰村项目在沈阳的东北方拔地而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