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板戏中的女主角一无例外地都没有丈夫，似乎丈夫的出现也会亵渎女英雄的情感。所以江水英的门上只好挂上一块“光荣人家”的红匾，也算给观众一个交代吧。这是70年代的婚姻，充满革命的激情，但无爱。在一个革命的年代里，人们只讲革命，不讲爱情，那时全民的爱都无爱。
让我们从70年代说起。
作为一个50年代出生的人，我的爱情应该发生在70年代中期。但在那一个时期，在我们国家，爱情是禁区。谈情说爱，被认为是一种资产阶级至少也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为革命所鄙视，也为常人所不耻，所以在当时的社会生活用语中，几乎不出现“爱情”这个词。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虽然，我们天天高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但在实际生活中，在老百姓的日子中，娶妻生子仍然是人生头一件大事情。这样，婚姻大事，个人问题，就成为频频出现于爱情领域中的一种替代语。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婚姻标准，今天我们也不妨把它称之为爱情。让我们先来看看样板戏。在当时，样板戏不仅仅是一种文艺样式，还是一种观念，一种标准，一种全民的思想、情感和社会生活的“范”。样板也就是“范”的意思，人们的行为和思想会不自觉地以它为准则，被它所框定。当时的政治，要求人人都成为英雄，人人都具有崇高的情感，虽然这不大可能。所以我们看到的样板戏中的女主角，一无例外的都没有丈夫。但铁梅、小常宝反正还小，姑且可以不论，江水英、柯湘、阿庆嫂等等，都已人近中年，再不让她们结婚，就有点儿不近人情。问题是在女英雄的情感世界里，是不允许有任何私情出现的，哪怕这个人是她法定的丈夫，也会有损女英雄的形象，亵渎女英雄的感情。于是江水英的门上，被无可奈何地挂上了一方“光荣人家”的红匾，权当给观众一个交待吧；而阿庆嫂的丈夫阿庆，就干脆让他出去跑单帮去了。总之不能让他们出现，更不能让他们和英雄儿女情长，情意绵绵。这样，江水英门上的“光荣人家”就不仅仅是一个交待，一个暗示，也框定了那一时代的爱情方式，引导着那一时代的婚姻潮流。所以在70年代，找一个现役军人，是几乎所有婚龄女孩共同的爱情理想。
这又引出了另一对与之有关的政治文化理念，那就是英雄与崇高。
所以说那不仅仅是一个贫脊的年代，同时也是一个非凡的年代。恐怕我们民族的历史上，从没有哪一个时期，像那时那样全民崇拜英雄、向往英雄，那样企图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发现并创造出崇高感。即使是一个最普通最平常的女孩，也以崇高为标准，设计自己的爱情与婚姻。这首先表现在找一个军人为伴侣，军人历来都和英雄、和崇高紧紧相连。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足以构成一代少女对军人的崇拜。其次是没有柔情，鄙视柔情，离柔情远一点，才能离英雄、离革命更近一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谦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我至今仍然能够记忆起毛 泽 东的这段语录怎样深入我的思想与生活。所以当时的少女都是腰扎武装带，头扎两把刷，一身革命短打。飒爽英姿是与枪、与演兵场、与不爱红装爱武装有关的美感。这样至少从形式上，她们已经离英雄不远了。
这所有的一切，都将军人推到了时代的巅峰，几乎每一个少女，婚姻的第一指向都是军人，其次是作为革命的领导阶级的工人。知识分子不行，首先，他们风花雪月的方式，就是一种与整个社会氛围相悖的不健康的感情。更何况他们当时的社会地位处于末流，俗称臭老九，一身毛病还手无缚鸡之力，是被革命也是被当时的女孩所抛弃的一群。我的一个中学同学，下放两年后，与在当地劳动改造的一个右派相爱，引起所有人的吃惊。据说那右派很有才华，吹拉弹唱，写革命标语，画领袖画像，样样都很出色，我那同学不知怎么就迷上了他。她母亲知道后，几次以死相要挟，而与此同时，几乎全社会的人都对她的行为表示出极大的不理解，不容忍。都说她是鬼迷心窍了，出身这么好，不自重。等着吧，将来有她受的！她没有能够等到将来，很快就以农村妇女惯用的方式，一条麻绳将自己吊死在了门框上。来自于各方面的精神压力、政治压力、社会压力太大太大了，她无法继续承受下去。她死后她的家庭成员无一人到场，极端绝决地表示了和她的一刀两断，也洗刷了她给整个家族带来的耻辱。我们几个同学说起她的死，不胜唏嘘，但让我们百思不解的是，她为什么会去爱一个右派，爱一个臭老九呢？她为什么要如此地逆时代潮流而动？
就是从她的身上，我模糊地意识到一个人如果以社会为敌，以人民为敌，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在当时，她的选择确确实实是以整个社会为敌。
她死后五年，全中国的右派都得到平反，她的偷生的恋人，以40出头风华正茂的年纪，被一所大学抢宝似的抢去，教授文艺理论。出于对他坎坷经历沧桑人生的倾慕，追求他的大学女生数不胜数，就像稍后播放的电视剧《渴望》中的罗刚所遭遇到的那样。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或曰第二次解放。
让我们仍然回到那个荒谬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真正的爱情，不带任何附加值的爱情，是不为社会所容的，因此也就不可能存在。至于“性”，更让人谈虎色变，连“爱情”这样含蓄的词语都说不出口，怎么能允许“性”这种赤裸裸的、丑陋的字眼出现？
仔细回忆一下，在我的整个青春期，“性”作为单一指向的一个专有名词，我甚至闻所未闻。
这并非天方夜谭。在当时，如果说我知道“性”，那么我只知道革命性、政治性、原则性等等，再有就是“性别”。我也从未在任何书本上看到过或是在生活中听说过“性 交”这样的用语，有谁作风不好，犯了“生活方面”的错误，我们听到的表述是：乱搞男女关系。
因为革命，我们回避情 爱，尤其是性 爱，人与人之间也就只能是“阶级友爱”，一种属于无产阶级内部的、政治色彩极强的崇高的革命感情。
在人们的观念中，性 爱是极其丑陋的，有时还是罪恶的。1976年9月，毛 泽 东主席逝世，全国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人人有着惶惶不可终日之感。有很多女生当场哭昏过去。今天三、四十岁的人们，当能记起，那时整个中国的气氛都沉痛而压抑。学校已经停了课，我们整日守着灵堂，不知中国的命运，世界的前途，将向何处去。今天写到这些，已经觉得很可笑，很滑稽了，但在当时，那巨大的悲痛、巨大的担忧，都是真实的。就在这时，我们同学中发生了一件事，知道的人无不感到羞愧、耻辱、痛心疾首和义愤填膺。
说起来完全是偶然。一位男同学守灵守到深夜，感到口渴，回宿舍去喝水。整座宿舍楼暗沉沉的，寂无一人，同学们几乎全都集中到各系、各班以及由学校布置的各类大大小小的灵堂中去了，和全中国的人民一样，在主席逝世期间，人们无法安眠，也不忍安眠。但宿舍的门怎么也打不开，里面却传来手忙脚乱的悉悉索索的声音。那个男生很高，是校蓝球队的后卫，他手抓门框，两臂牵引向上，于是凑着外面昏黄的路灯，他看见了两个从床上慌慌张张爬起来的人。
当然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那校男篮的男生立刻就愤怒了，一脚跺开房门，把尚在发抖中的男生抓过来，又一拳打过去。那一对男女在他停住手脚之后，双双卜通跪在他的面前，要求他千万千万不要向系里报告，留他们一条性命。
他们也知道，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十恶不赦的罪行，可能会毁掉他们的一生。那个男篮后卫很讲义气，没有报告，但不知怎么，事情还是传开来了。都觉得很气愤，很羞辱，很恶心，在毛主席逝世期间做下这样的罪孽，简直是没有廉耻，猪狗不如！也有人主张坚决追究，应该当作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到底也不知道这件事在多大范围内有多少人知道。当时的工农兵大学生，年龄悬殊很大，又很讲究政治面貌，我因为属于年龄较小又非党非干的一群，所以在一些同学神情暧昧、语义含糊地议论时，还弄不明白他们说的是一件什么事情。后来终于明白了，就觉得很恶心，很气愤，亵渎了我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感情。这已经不是道德败坏了，而是政治上的严重不忠！这样的事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发生在我们学校，一方面觉得不可思议，一方面又觉得是一种奇耻大辱。
到最后事情是怎么抹平的，已经不太能记得了，能记得的是那两个当事人并没有受到什么处分。怎么能不给处分呢？很长一段时间里，知道的人情绪都很疾愤。但不久就听说了，在毛主席逝世期间，全国各地都有不少人乘广大人民沉浸于巨大的悲痛之中，而乱搞男女关系，这样的人，在当时一律按照现行反革命罪判刑。
如果有谁愿意查一查当时的公告，就知道我所言不虚。
这使这个发生于我们学校的极其特殊的事件，一下子具有了普遍性。你现在可能觉得荒谬，但当时的大众情感和社会氛围确实就是这样的，我丝毫没有夸大其辞。将“性”纳入革命的政治的范畴，或者干脆将它推到革命的对立面，这真是一种时代悲剧。这种极端的做法，还直接导致了我们整整一代人的情感贫乏，恋爱方式单一。写信，开头照例是某某战友，或同志；结尾照例是致以崇高的革命敬礼。差不多20年后，作家池莉将它写进她轰动一时的中篇小说《来来往往》，真实地再现了那一时代人们的恋爱方式和恋爱过程。
我的恋爱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开始的，那一年我17岁，属于早恋。我从小没有母亲，幼年丧母的孩子容易早恋，是因为失怙的内心渴望柔情。但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恋爱始终硬梆梆的，实在没什么柔情可言。更为糟糕的是，我刚一恋爱就遭到家庭的激烈反对，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父母一样，他们希望我找一个军人，或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工人，以改变我当时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屈辱的身份。我父亲其时尚未解放，背着叛徒、特务、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等等一系列罪名。按我继母的想法，唯一可以改变这一切的，也是唯一可以给我以光明前途的，是婚姻。先见了一个军人，一个刚刚穿上四兜干部服的小排长，父母兄弟七姑八姨，都还是农民。但他很是骄傲，一副很有本钱的样子，一上来就嫌我瘦，看不中。我母亲很生气，说了一些言辞激烈的话，大意是说他如果不当兵，也不过是一个土里刨食的乡下小子，连我们家的门都别想进，还来嫌弃我们！媒人也很不高兴，说到哪座山头唱哪样歌，你家也不是过去！过去我父亲曾在这个县当过县委书记。又见了一个军人，是我一个远房表哥，北京空军某机场的地勤。也没成。我母亲急于拆散我的毫无政治头脑的恋爱，走马灯一般地托人给我介绍对象，到后来已经不是多么注重男方的条件了，明显的急于求成。就在这时，有人向她提起某中学新分来的一个复旦大学67届毕业生，比我虽然大了近10岁，但上海人，人又漂亮，看上去很年轻。
我母亲吓了一跳，说你咋给俺介绍这个？不行不行！
即使是在饥不择食的窘迫中，我母亲仍然保持了应有的冷静。
知识分子不行，知识分子坚决不行。她再一次重申。
几年后全国恢复高考，她的侄子，我的大表哥以差不多当年该市的最高分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我母亲立即开始撮合我们。我问妈你不是一向看不上他吗？我母亲喝斥我说：嘁！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咋一点没有政治眼光呢？
这件事的讽剌意味极浓，甚至有一点点像闹剧。我这个表哥的父亲解放前逃到台湾，给他和他的寡母留下无尽的灾难。在他下放农村后，一直因为家庭问题不能招工。我父亲很喜欢他，经常和他诗词唱和，说他有才华，断言他不会长久窝在农村，也早就有意把我介绍给他。但每次不等他提起话头，就被我母亲激烈地打断，她说老头子，你咋恁糊涂呢你！
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卑微如我，婚姻的实质也仍然是政治婚姻。
如同石头下钻出的小草，我的恋爱因为父母的重压，而越发顽强地生长起来。现在我有时免不了会想，如果当初我的家庭不这样横加干涉，采取种种高压、阻挠、跟踪、监视政策，也许我和我爱人最终不会成为夫妻。在爱情贫脊的时代里，我开始了我贫脊的恋爱，所以我恋爱的主要方式只能是通信。回忆起来，在长达八年的通信中，我从未在纸上写过一个“亲爱的”。我嫌它不健康、肉麻，羞于行诸文字。我们的恋爱信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公开的，只谈论思想和工作的通信。我用来最最表达感情的一个称呼，是“许”，这是他的姓。就那，有一次被我的老师看见了，还要大吃一惊，说：小潘原来还这么小资产阶级情调！
这时我已经大学毕业，留在中文系教书了。旷日持久的疲劳战，使我的父母失去了信心，他们宣布和我断绝关系，不再管我。而真实的原因是我那年已经27岁，这个年龄让他们一想起来就心惊肉跳。一下子没有了压力，日渐多起来的接触，使我很快就发现了我和我爱人之间的差距，我们从心智到脾气，到对社会的看法、对生活的态度，甚至处世的方法，都相去甚远。但我不能提出分手，这和道德有关。他等了我差不多十年，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份是工人，如果背弃他，我会受到全社会的指责，而我自己，也会无地自容。
这样，我们在将近十年的恋爱之后结婚了。但是这以前我们实在是相隔太远，也分开得太久了，彼此很陌生，很隔膜。意想不到的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叫了好，包括过去激烈反对过我恋爱的人。我也对自己比较满意，认为自己很高尚，很道德。
我那时心里，真的充满了道德感。
身份地位变了，爱情不变，这是那一时期，人们对婚姻、对恋爱的道德肯定。
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因为粉碎了“四人帮”，因为随之到来的全国大专院校统一招生，许多人走进大学，改变了命运。但命运在给许多人带来新生的同时，也将许多人带进困境。这主要是指婚姻和爱情方面，主要是指一方考上了大学，改变了身份地位，抛弃了另一方没有考上大学的工人或农民。我所在的大学里，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农村的妻子，或是工厂的恋人，闹到学校，指责控诉现代的陈世美怎样道德败坏、忘恩负义。农村妇女拉长了腔调的哭诉惊天动地。革命的年代刚刚结束，知识虽然不是越多越反动了，但一有了知识就翘尾巴，就抛弃原先的阶级姐妹，仍然被看作不容宽恕的罪名。严重的思想道德问题，世界观问题。先是党支部出面找谈话，随后是舆论轰然而起，一片指责之声。但现代陈世美往往不为所动，除非学校党委作出“勒令退学”的决定。
也真有因抛弃发妻而被勒令退学的。
今天，粉碎“四人帮”后入学的77、78两届学生，想来还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那是一个比较混乱的时期，大乱初平，百废待举，人们的思想活跃而又保守，兴奋而又焦躁，行为却开始大胆以致放肆，无法再忍受固有的一切，忍受传统道德的束缚。一个思想解放的春天，当然也包括对情感领域诸多禁忌的试探、触犯和冲击。屡屡有人越过政治的樊篱，进入爱情的禁区。大学里开始私下流传一些文学手抄本，不管是反特题材的《软底绣花鞋》，还是知识分子题材的《第二次握手》，均有在当时看来十分大胆的爱情描写。
最最重要的是，真正的文学开始起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说，政局的变动、政治的变革，对文学的发展总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所提供的纷繁复杂、眩人眼目的局面，无疑为文学提供了一个空前宏阔的大背景，一个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以及作家心理的大背景。文革十年精神情感、文学艺术上的积贫积弱，在瞬间爆发出了不可阻挡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后来被新时期文学史称之为“伤痕文学”的作品出现了，而由一批更有政治阅历和情感磨难的右派作家，比如王蒙、张贤亮、从维熙、邓友梅等人组成的中年作家群，也开始试图从苦难中发掘人性的闪光。对苦难的回顾，对爱的呼唤，成为70年代末最激动人心的文学主题，也是社会主题。
而中国民众，也从来没有像那一时期那样，对文学投注那么大的关注，那么高的热情。今天的作家们，回忆起当年某人的某篇作品所引起的举国轰动的景象，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文学从没像那时那样，左右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渗透进普通人的生活之中。中华民族在那一时期，表现出了一种全民性的亢奋、激动和热情蓬勃。这时也开始有人在情感问题上铤而走险。1978年夏秋之交，辽宁大学中文系78届毕业生，中 共党员尹国庆，在毕业前夕向组织递交了要求与来自法国的女留学生玛丽安结婚的申请报告，在辽大掀起轩然大波。震惊和失措迅速蔓延向全国。这已经不仅仅是进入爱情的禁区了，而是直接闯入了更加严密更加危险的跨国婚姻。校方接过这份火炭般炙手的结婚申请，一时乱了方寸，匆忙间能够采取的措施，只能是一方面迅速向上级党组织反映情况，请示处理办法，一方面由校方出面做尹国庆的劝阻工作。
于是校外事办领导、系总支书记、政治辅导员、要好的同学以及由铁岭搬来的尹国庆的父亲，一起开始了对他的劝说和围攻。组织上的责问是：“要爱情，还是要党？”同学们多是劝他三思而后行，不要为了一个外国女人自毁前程；而尹国庆的父亲，则一边老泪纵横，一边威胁说如果娶这个女人，就断绝父子关系。
面对众人的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尹国庆沉默。他深爱着倾心于东方文化、热爱朱自清散文的法国姑娘玛丽安，他觉得自己已经不能自拔了，而且他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但一个屡屡被提到的前车之鉴，还是让他惊心、让他犹豫。那是发生于文革中的一场异国之恋，一名外语学院的毕业生，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外事工作中与加拿大女专家双双坠入情网，最后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卧轨自杀。他死前在遗书中写道：“我该死，我有罪，我不该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爱上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女蛇。我是党的叛徒，人民的敌人，祖国的败类，我死有余辜，罪有应得……”
父亲说，你不听劝，这就是你小子的下场！
但时代毕竟不同了，浩劫已经结束，里通外国不再是可以肆意强加的罪名。虽然被退回农村，不予分配，尹国庆仍然坚持了自己的爱情。最后，这场异国之恋由于玛丽安勇敢无畏地直闯北京而惊动了当时的中央最高首脑，在又历经了行政上的重重责难之后，他们终于拿到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的大红“结婚证”。
这张印着毛主席语录的大红结婚证书，为不久后到来的如滚滚大潮一般汹涌的跨国婚恋，奏响了序曲。
而且这也实在具有一种象征的意义。闭关锁国的毛 泽 东时代结束了，国门开始洞开，各种新观念、新思想开始蜂拥而进。但旧的传统并未消失，政治上人们仍然心有余悸。新旧交替，观念混杂，社会情绪躁动不安，也因此蕴含着无限的冲突与生机。但在那一时期，在莫名的躁动中，女性却保持了相对的平静。让我们仍以恢复高考为例。当时也有一批结婚生子的女性，经过77、78两年的全国统一高考，进入大学读书，但与男性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她们中极少有人抛弃原先的丈夫，或是企图闹离婚。传统在这里体现了它强大的延续性、稳定性。而更为极端的例子，是我的两个女同学，均在大学毕业后，嫁给了恋爱多年，却因种种原因仍在家乡种地的农民。
这里是不是有着更深刻的值得思考也更值得忧虑的东西？
扎根农村、嫁给农民，在文革中曾受到过广泛的肯定和赞扬，而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仍然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赞扬和肯定。这是一种道德的肯定，比政治肯定更让人担忧，也更深入人心。我的这两个女同学，一个留校做了大学教师，后来一直升到系主任，和丈夫的地位越来越悬殊；一个分到她家乡的中学，与丈夫的村庄隔河相望，身份却也是天差地别。此后，为了将她们的农民丈夫带出来，她们分别经过了大约十年的努力。没有人注意到这十年中她们经历的不便、委屈和艰难，更没有人关心过她们的感受和心情。政治的巨变，还不能在短时期内触动、推翻传统。带有封建专制色彩的男权本位思想，还将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支配着人们的观念、行为，束缚着女性的身心。在后来的岁月中，她们都和我一样，以极大的理性，保持了自己条件悬殊的婚姻。也正因为后来没有婚变，我才至今不好对自己的婚姻作过多的反省。中国人是讲究“讳”的，在婚姻问题上，尤其讳谈自身。就是说出来的这些，在我也已经需要勇气。但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我们是在回忆一个时代，回忆一个时代的爱情，全民族的爱情。我希望读者朋友们，在读完全书之后，能够回过头来重新读一读这一章，想一想我举的这两个极端的也包括我个人的婚姻实例，那样你就会知道，这二十多年来，我们民族在婚恋观念上的变化，几乎已经可以说是翻天覆地。
所以整个七十年代，是我这本书的辽远的大背景。
生在今天的年轻的朋友们，你们应该庆幸，庆幸自己不用经历我们这一代人的婚姻，尤其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女性的婚姻。身处社会的大动荡之中，全国当时这一类的婚姻可以说是不胜枚举。政治和道德成为婚姻的主要填充物，这其中的悲凉和无奈，外人是无法知道的。
现在好了，动荡、激进、革命而又保守的70年代就要结束了，我要告诉你的最后一件大事是，79年的年底，北京女作家张洁发表了她的成名作《爱，是不能忘记的》。
你很快就会知道，它的发表，对于普通中国人情感生活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