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波刚刚过去，刚才那个女医生领来了一个护士和一个身体很壮的解放军战士。“就是这个小伙子，骨盆骨折，需要做导尿处理。”她又对着那个战士说：“他是地委党校的学员，没有亲属护理，你多看着点儿。”说完就又急匆匆地走了。
护士在军人的帮助下费了好大的劲，都失败了。除了流出几滴血外，没有一点成效。他撩起了我的背心，轻轻地摸了一下我的小腹，既无奈又急切地说：“只有做急救手术了，而且必须要快，要不，他就很危险了。”他一脸的难色。肯定是那手术棚外长长的等着救治的队伍让他不知该怎么办好。
骨折，从医生的嘴里我知道我骨折了。伤筋动骨一百天。因为没有外伤，我还一直认为只要腿上的肿消了，我就可以动了呢！这个幻想破灭了；初步医疗对我的内伤没有一点疗效，致命的症结无法根除；腹部的涨痛，已经撕心裂肺，我也感到，很快就会出现恶化。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异常复杂，几度已经必死无疑的我，却被一个个、一群群的好人们救了过来，土层下的绝望，重创后的巨痛，生理上的伤残曾折磨得我死去活来，可是我在他们的救助下挺过来了，到了机场，我有了更大的生的希望，可是，伤，多层面的致命伤正在和我进行着生死较量，我能活下来吗？！
我望着一二百米以外的手术棚四周，被等待治疗的伤员围得严严实实，还有甩出来的长龙，要想进入手术棚，别说是一点也不能动的我，就是一个好小伙子，也难以办到。我彻底地失望了。生的欲望支撑着我已经近二十个小时了，我累了。我不情愿地合上了眼。
我死了，我的精神似乎死了。我似乎放弃了求生的欲望，让灵魂去自由地飘荡了。我就像一个没有根的行者，时高时低，时快时慢，时大时小地飘着，我不再努力地去想什么，也不再努力地去做什么，意识完全在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下流动着。我先是朦胧地记起了我和死神的第一次会面，那时我十一岁，四年级，“复课闹革命”的政治氛围彻底打破了学校的正常秩序，我们更多的时间是“革命而不复课”。这也给了我在孩提年代能够充分嬉戏的自由空间，我成了一个钓鱼迷。只要是不上课，我就尽量“不闹革命”，拿起自制的钓具跑去饮马河。
饮马河，是我家乡的一条大河，源于燕山余脉，流经冀东北部平原，绕城而过，不知已经流淌了多少春秋。相传是唐太宗李世民东征幽州时曾饮马此河而得称饮马河。河水很清，清得泛绿，河面很宽，有二十几米，河道之中又因为各种原因形成了一个连一个的深水坑，有一种说法是洪水泛滥时大河鳖弄水造成的，深不见底，但是这坑里却生长着大而肥的鲶鱼。我最爱钓这种鱼，而且乐此不疲，充满了童年的乐趣。
我在鱼钩上挂上鱼食，是粗大的蚯蚓，然后抡圆了渔线，抛向坑的中心，用一块河石压住用来绞渔线的滑轮，静听着渔铃响，那就是鲶鱼咬钩了。
我生性好静不好动，钓鱼是我孩提时代最大的享受。我可以目不转睛地盯浮漂，也可以专心致志地听渔铃。平时，我的胆子并不大，但是玩起我爱玩的事来，胆子就大了。不论到哪去钓鱼，我总是独来独往，从不结伴。不论河湾多远多偏，只要有鱼，我就敢去。我一眼不眨地看着水面，平心静气地听着铃声，一会儿一条一会儿一条没两个小时就钓了七八条。当钓到第九条的时候，意外发生了。一条上钩的大鱼，抻走了渔线，滑轮和渔铃一起滑入水中，情急之下，我奋力一扑，滑轮是抓到了，但是身体失去了平衡，一下栽进了坑里，水中泥滑，站不住脚，很快就落进了过顶的深水中。
我是个笨孩子，从来没下河游过泳，连最简单的狗刨都不会，一下子就像掉进了无底深渊，咕嘟嘟就喝了几口水，呛懵了。不由自主地向坑底沉去。就在这时，我忽然记起来精于水性的哥哥教给我的话：落进水里，宁可喝水，别呛水，憋住气，就有浮力。我清醒了，就在脚一站到坑底的瞬间，我憋住一口气，用力一蹬底，竟然浮出了水面。然后就是一阵胡乱的踩水和拨水，我居然伸出了头。
我看着河岸，只有一丈多远，可是就是划不到。我使劲扑腾着，向着岸边划水，划水，我的身体在一寸一寸地前进，我心里充满希望，我的脚已经触到河岸的斜坡了，刚一站住，“哗”的一声又滑了下去，泥太光滑了，我根本就站不住脚。这一滑，使我又喝了几口水，经过了一番挣扎，才把头又浮出了水面，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我不甘心，也不能长时间地浮在水里，便开始了新一轮的拼挣，还是不行，再挣扎，又失败了。我已经精疲力尽了。头上的太阳，热辣辣地照着，长长的河堤，没有一个人影，参差不齐的一溜垂柳，静静地站在那里，柳枝都不摇一摇，对我这个垂死的人无动于衷。
我绝望了，我已经濒临死亡了，我再也无力坚持而保证身体不下沉，我看着太阳，看着柳树，看着河堤，看着我能看到的一切，我知道看不了几眼了。不，我不能沉下去，我不愿意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
我望着堤外，我多么希望有人过来，晌午了，应该有人过来，在地里干农活的人要歇晌了。有人会到柳树下躺凉的。我想着，盼着，挺着，挣扎着，力气已经用尽了还要用，我在拼命地踩水，突然踩到了一个硬的东西，只能放下两只脚，但能放下两只脚我就可以站住了，就可以露出水面呼吸了。水就在我的下颌部漂荡，波轮略大，水就往嘴里涌，我只能闭嘴，一动也不敢动，因为我脚下的硬物不知道是什么，又不稳定，我一动，就可能失去它，失去它，就等于失去生命。我扬着颌，踮着脚，瞪着眼，坚持着，再坚持着，我绝不放弃。瞑瞑之中，我不知道怎么突然记起了《沙家浜》中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的一句戏词：“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顶天立地傲苍穹！”我还真想有一点挺拔的意思，但是立刻就后悔了，原来我脚下踩着的东西不是坑底，而是一活动的东西，似乎还有漂浮的感觉，一使劲，它就往下沉，只有屏住呼吸，把气提上来，借助水的浮力，才将就着把嘴露出水面，我只能在心里挺住，挺住。终于，当我在水中挣扎、奋争了两个多小时后，我获救了，我和救我的人一起赶走了纠缠我的死神，生存下来。
而后我又回到了现实中，今天的我和坑中的我一样都处于生死关头，放弃就是死亡，我不能放弃，现在也绝不放弃，现在的我和当年溺水的我没什么两样，活下去，首先要靠自己的毅力。世事往往是无路可走的时候就该有出路了，需要的是坚持而不是放弃。最困难的时候往往需要我们更加努力地坚持！我要坚持，我不放弃，我会活下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也不知道置身于何处，我觉得脸上有一种温热的感觉。像阳光的舔拭，又像妈妈的抚摸。虽然创伤的剧痛紧跟着意识一步不落地赶了上来，我还是感到了一丝惬意。我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天哪！我难以置信，我已经躺在了手术棚里！我看到绿色的帆布棚顶上，吊着一盏电灯，不太亮，而且还忽闪着，很柔和。我连床板一起被放在了临时手术床上，一直裹着我的被子已被揭开，背心被撩到了脖子上，护士正用温湿的毛巾轻轻地擦去我脸上的血迹，一个医生在用一根长长的银针刺着我的人中。
“他醒了，他醒过来了！”那个医生停住了手，大声地叫道：“护士长，告诉周主任，党校那个学员醒过来了！”
周主任正在另一张手术床上做一个股骨复位和贯穿伤处理的手术。伤者很痛苦，痛苦得难以忍受，他嚎叫着，声音很大。我不禁颤抖了一下。但是我想，进了手术棚，生命就有了基本保证，只要能活下去，再疼也要挺住。
周主任匆忙走过来，俯下身，用手翻了一下我的眼皮，然后问我：“被埋在里边了？是什么东西砸的？一直都没有排尿？”我吃力地回答了他的问题之后，他对喊他的那个医生说：“血色素还可以，神志基本正常，应该立即手术！”他扭身对护士长说：“我主刀，姚医生麻醉，马上开始！”
我终于长出了一口气，我得救了，我的生命终于有了保障了！可是护士长并没有立即行动，而是在主任的耳边低声说了一些什么。周主任脸上露出了难色。
“怎么搞的，再想一想办法嘛！”主任说。
护士长叹了口气：“用得太多了，早知道，多多地带来这种药！”
我很纳闷，什么药没有了不能做手术？是麻醉药？对了，肯定麻醉药没有了，所以不能马上进行手术。而且，一时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周主任为难地看着我。从他的目光中我似乎明白了一些什么。我试探地问：“为什么不做手术？是没麻药了吗？”
主任点了点头：“小同志啊，再坚持一会儿我们去找来药再做好吗？”周主任也觉得很无奈。因为他们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唐山竟然毁坏得如此厉害，整个市区居然一个完整的医院都没有了，一个本市供药的渠道都没有，太艰难了。
我毫不犹豫地摇摇头。我是不会放弃这宝贵的获救希望的。我突然从手术棚的角落里看到了那个女医生嘱托过的解放军战士，他向前跨了一步，用一种刚毅的目光看着我，我知道这是一种鼓励，鼓励我要坚强。我也感到他想告诉我什么。我可以猜想到，他一定是要告诉我抬进棚来的不容易，失去了这次机会就等于失去了生命！
我想，这个手术必须做，而且必须现在就做，因为我感到，延误一分钟，就多一分死亡的危险，就会承受越来越剧烈的痛苦的折磨。我不知道在不使用麻醉药的情况下做手术有多疼，但是我已经领略了震伤的残酷的折磨，还有什么挺不住的呢！从凌晨到现在要死早就死过几回了，一个濒临死亡的人，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我向周主任说：“我要做手术！”
周主任并没有感到很大的意外，而是露出了一种赞许的表情。他俯下身来对我说：“小伙子，没有麻醉的手术是非常疼的，能忍受得了吗？”他一边问着我，一边看着那张临时手术床上的伤员，他的手术还没完，周主任给他做完了股骨复位术，但是那条从大腿外侧到内侧的大距离贯穿伤的清创治疗一直在进行着。镊子、酒精、药棉在伤口处大面积地清洗着，黄药条，在伤洞里不断地送进、拉出着，伤者疼痛地狂喊着，不是喊，是叫，是嚎叫，这种声音让我感到凄惨、悲凉、阴冷、恐怖、毛骨悚然。周主任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我坚定地点了一下头：“只要能救活我的命，我能忍住！”
周主任虽然眼里还闪现出一丝担心，但是他还是下了决心，而且，我看到他似乎表现出一种感动，原本是疲惫的苍白的脸上，现出了一种刚毅和自信的神情。“好，各就各位，开始手术！”
护士长把一只暖壶里的热水全都倒了出来，这是供医疗队的同志们喝的水。她浸了一条热毛巾，把我的腹部擦干净，然后，用酒精消毒。针刺我人中穴位的医生原来是麻醉师，他让人把住我的胳膊，他扶住我的头，满脸的无可奈何，他可能在想，麻醉师的作用就是按头吗？人手不够，那个战士也上了手，扶住了我的腿，其实，我的腿早已失去了知觉，但是医生还是怕疼痛刺激引起条件反射式的弹动。
麻醉师低着头，脸离我很近，他叮嘱我说：“小同志，一定要坚持住，千万不能昏迷过去，手术过程中要昏迷的话，是非常危险的。”
护士长端来了器械盘。刀子剪子和镊子等手术工具和金属盘摩擦相撞发出清脆的响声。人们都屏住了呼吸，只有另一张床上伤员的叫声显得更加尖利刺耳。麻醉师按住了我的头，两个护士压住了我的胳膊。周主任拿起了手术刀。他疼爱地看了我一眼，那目光不像一个冷峻的外科医生，而是像一个慈爱的长者。
我用信赖的目光盯着他：白帽下，两道浓眉一双大眼，虽然是满脸的疲惫，目光却炯炯有神。我清晰地感到刀子划破腹部皮肤时剧烈的疼痛，我咬紧了牙关，眉头皱到了一起，本能地想挣扎。但是头和手被死死地按住了，我想放松，竭力地想平静，我想用回忆美好的事情来抵御这难以想像的疼痛。不行，怎么也不行，疼痛把我的思维牢牢地系在手术的进程中。划破表皮、割开层肉、剪开了腹膜。我觉得有东西在翻腾我的腹腔，随后我再也想不出周主任在干什么了。
我忍住了。我索性琢磨手术中疼的体验：最疼痛的时候是划开肉皮的瞬间，用“难以忍受”来形容是非常准确的。越进入深层次，痛感就越轻，医生在腹腔里边的动作几乎没有疼的感觉，只觉得有个很重的东西在翻腾罢了。
麻醉师姚医生看着咬紧牙关一言不发的我，表情非常复杂：有后悔、有赞许、有鼓励。相信他的内心很不平静，因为他很紧张，他的手在颤抖，他头上的汗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滴在我的脸上，又和我脸上的汗水汇合在一起，流到了床板上。
按着我胳膊的两个护士不光流汗，而且还流着泪，其中一个声音哽咽地对我说：“你别老咬牙，你可以大声地喊出来，会好一点。”我感激地看了她一眼，她很年轻，她肯定是第一次经历这样悲烈的人生体验。我看护士长不住地给周主任擦汗，周主任全神贯注地忙碌着。看着他是那么精心地为我医治创伤，我还能喊什么呢？听护士说，周主任一下飞机，就投入了救治伤员的紧张工作，十几个小时没有喝一口水，没有吃一点东西，他已经年近六十了！不知道他已经做了多少手术，现在又正在挽救我的生命。我又一次在心里鼓励自己，要活命，就要忍住！
又是一阵阵刺痛，开始缝合了，周主任缝一针做一个结，缝一针做一个结。做一个结，我的心一颤。主任用了最快的速度，三十多分钟就干净麻利地完成了手术。他从我的腹腔中清出了整整一头号搪瓷茶缸带着块状物的血水，又造了瘘。我一下子轻松了，我觉得生命又回归了我，生活又拥抱了我！
当周主任缝完了最后一针，把镊子和针扔在器械盘中后一阵昏眩几乎仰倒，身后的护士长急忙托住了他。主任大汗淋漓，用颤抖的声音命令护士长：“给他打滴流！”
“带来的液体早就用没了，您不知道？”护士长带着哭腔回答。
“我不管，必须给他打滴流！”主任非常固执，固执得近乎于蛮横。
护士长难过地低下了头。她何尝不想给我输液呢？
麻醉师突然有了主意，他招呼那个战士把我的床板挪到了手术棚的角落里，然后又从手术床底下拉出了一个大纸箱。纸箱里都是用过的液体瓶子。他让护士长拿来一个大号的注射器，开始一个瓶子一个瓶子地把残存的液体集中在一个瓶子里。护士长马上就明白了，也干了起来，几乎把箱子里的瓶子都抽完了，才收集了有多半瓶液体。
护士长麻利地把它倒挂在棚顶的横梁上，针头扎入了我的静脉血管，带着各种抗生素类药物的液体，滴入了我的身体，它无疑是给我残存的生命增加了活力。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输液，在此之前，我的身体健壮得很，一百多斤的麦子口袋，我一撅就扛在肩上，脸不红气不喘。我就没有生过病，就不知道医院的门冲那边开。可第一次输液竟然是这样的奇特，护士长含着泪水一动不动地看着我，观察有没有过敏反应，还好，十几分钟过去后，我没有一点异常的表现，她才放心了。她亲切地摸了摸我的脸，轻轻地说：“要活下去，你一定能够活下去！”
姚医生又开始了他的忙碌，但他不时地看我。在我们目光相对的时候，他总是露出一丝歉意。我想，他准是为没有尽到麻醉师的责任而感到内疚，那怪得了你吗！你是一个多么好的麻醉师啊：你既稳又轻地扶住我的头，一直在鼓励我，就怕我合上眼睛，能做的你都做了。
周主任喝了几口水，就又开始了新的手术，借着昏暗的灯光，透过人的缝隙，我又看到了他那张依然疲惫的脸，看到了他那浓浓的眉毛之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我记住了这双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