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位间歇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我很少直呼这种病名，只怕有损父亲的形象。在我的家里“疯子”一词是众人避讳的，只怕触动父亲心中那根感伤得弦。然而年少时的我幼稚得叫人汗颜，不但不知道感恩，反而把父亲的病情看作是自己无法抬头直面人生的理由。我总是在心中最隐秘处把父亲藏匿，小心翼翼地。
我不知道父亲的病因。母亲说，他在一座深山老林里日夜劳作几个月后的某天夜里突然就精神失常了。在父亲心中一直有道坎，他无法轻易迈过去。无法迈过去的坎在特定的环境作用下演变成心中的魔，那魔操纵了父亲的言行。
父亲在一个开始寒冷的时节发病。随着父亲病情的加重，天空也发病，惨白着脸，阴森可怕。出生不到一周岁的我是父亲心中的暖炉。他抱着我、亲着我，给我讲述闯荡天南海北的艰辛，夜宿深山老林的恐惧。他嘱咐我学会坚强，受外人欺负不哭泣，挨家人打骂不求饶。父亲曾经抱着我从二楼的窗口跳下去，在山冈山岭间来回奔走，不论别人怎么恳请，他就是不肯把我交出去。叫家人难以想象的是父亲从没把我摔伤或者弄哭。我想，那时候的父亲是一只树袋熊，我在他臂弯构建的育儿袋中，狂奔急走。但是我毫不知晓心魔在离我咫尺的地方一天天长大，父亲的神志是它的奴隶。
父亲第二次发病是在很热的季节。我和弟弟中考后，全家人在等待结果。被等待的是当时我们全家认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两张纸——通知书。一张被期待着邮寄给我，一张被期待着邮寄给我的弟弟。备受期盼的那两张纸，像蝴蝶一样飘飞在母亲的梦里、我的梦里、弟弟的梦里。父亲没有入梦，他彻夜不眠。蝴蝶一样美丽可爱的通知书没有飞进我们家窗口，而是飞进了几个同学家的窗口。我和弟弟被拒绝在中专院校的门外，父亲的梦破碎了。父亲又一次像蝴蝶般飞出了窗口。父亲在呓境中狂奔不止。父亲在狂奔中的呓语都与我和弟弟的中考成绩有关，关键词是“降分”“三分”。“三分”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疤痕，我站在以它为界的中专院校门外哭泣，同时承受着面对父亲的巨大愧疚。
父亲受病魔的控制将近一个月后，毅然站立起来。他到山冈山岭间挑选竹子，在细碎的竹条子上编织着更大的梦想——大学梦。我的祖祖辈辈可是没有一个人上过大学的，但父亲只相信自己篾刀锋芒的力量。
父亲是追梦的人，族人都这么说。父亲是篾匠，编得一手好竹席，他编制的竹席是人们夏季里外出时表达友谊的馈赠品。父亲编制的竹席走南闯北，有的去了广州、深圳、海南，有的去了上海、北京、辽宁。父亲的篾刀锋上寄托着两个梦，他要我们姐弟做他的梦中人，拿工资吃饭。父亲在竹子身上的削、劈、刮、拉、编，都是要为我们姐弟点中梦想的穴道。父亲一路追随着我们姐弟俩，把家一迁再迁。先是搬离窝在群山褶皱里的故乡，寄居在离故乡五十多里的小镇。那时候我们姐弟俩是初中生。父亲的中专梦破碎后，我和弟弟成了高中生，父亲又把家搬到县城。从东门到西门，向我们姐弟就读的学校靠近，向梦的发祥地靠近。对于我们家的屡屡搬迁，母亲有句不太贴切但是很形象的比方：讨饭人过宫。
一九八九年的七月七日是父亲无限彷徨的日子，也是让一家人无比惊恐的日子，同时也是父亲的竹席生意最红火的时日。那天上午，我和弟弟双双走进高考考场。走进考场之前，我和弟弟就担心落榜后的天昏地暗，母亲也是。
父亲本该在家里编制客人催着要拿走的竹席，但是他做不到。父亲在编制竹席的花纹时一错再错，他不得不放下手头的活计。父亲和其他一些家长，坐到了考场附近。多亏了那时候考场的周边环境不像现在这样严格把守，否则我不知该怎样去想象我那心在考场身在场外的无奈父亲。焦虑的步子，徘徊的身影，父亲在考场附近的操场上至少能够看得见：第六考场出来两个人，上厕所；第二考场出来一个人，上厕所……我和弟弟所在的考场没有人出来上厕所。
每考完一科走出考场总能看见父亲一脸的询问，但他没有把心中的疑虑化作至少能获得些许安慰的征询，哪怕是轻声的一句“好考吗”也不问。他知道那样做只会让我们的心情更加压抑不堪负重。父亲沉默如山。到家里接过父亲为我们准备的鲜荔枝，我的心情重如山。那时候荔枝的价格是九元一斤，父亲的竹席价格是三十一元一条，一条竹席还够不上四斤荔枝的价钱。
七月七日到七月九日，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父亲的心尖尖上擦刮而过的。时间在父亲的心田留下的脚步声，时而轻快无声时而铿锵作响。父亲看见我们交谈试卷的笑脸时，时间在他心田里的脚步声节拍轻快；父亲看见我们后悔不迭地交换意见时，时间在他心上的拍击声明显狠毒铿锵。那几天父亲吃得极少，夜不能寐。
等待分数线的日子是蚌肉里嵌进沙粒的日子。那两份已成定数但还不为人知的分数正在演化，从沙子到珍珠。我们一家人是流动的蚌肉，蚌到之处疼痛如影随形。漫在我们家的空气疼痛，进入我们家的阳光也疼痛。父亲几乎又被心魔控制了言行，靠一种叫做奋乃静的药物麻痹着思想。药物作用下的父亲，神情呆滞，动作迟缓。
当我们姐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父爱已然成为一座高山。我和弟弟是高山上的花和草，汲取着泥土里的养分，沐在爱字里的花草时刻准备着为世人奉献芳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