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思想革命运动，也是打破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束缚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通过整风，全党面貌有了很大改变：马列主义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广大干部和党员懂得了要把握住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方向；党内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巩固和团结，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顺利贯彻执行，为战胜严重困难，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整风运动中创造的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列主义思想教育的形式，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效形式，是思想建党原则的新发展，也是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贡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对日、德、意宣战1941-1942年法西斯德国迅速地攻占了十几个国家之后，使得欧洲大片领土包括法国在内，都被置于法西斯德国的控制之下。1941年6月22日，德国挟持着半个欧洲的财力与人力，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向苏联发动了疯狂的袭击，苏德战争爆发。
苏德战争的爆发，不仅对欧洲而且给远东的局势也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它加速了日本在南进与北进问题上的最终抉择。7月初，在经过了激烈争吵、反复权衡利弊之后，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适应局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决定“不论世界形势如何演变，帝国均将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国为指针；帝国依然向处理中国事变前进，并以确立自存自卫为基础，跨出南进的步伐……为达到此项目的，不辞对英美一战。”这次御前会议最终确立了日本的南进国策，迈出了发动太平洋战争、与美英直接交锋的第一步。
经过了精心的准备和周密的部署，1941年12月8日（夏威夷时间7日），日本联合舰队向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重要海军基地及交通枢纽——珍珠港，发动了突然袭击。在前后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内，日军共击沉美军战列舰4艘，重创1艘，炸伤3艘，炸沉炸伤其它舰艇10多艘，击毁飞机260余架。美军官兵伤亡4000多人，而日军仅损失了29架飞机及特种潜艇6艘。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成功，使得美国太平洋舰队几近全军覆没，同时也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南进扩张的野心。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日本又在西南太平洋、东南亚向美、英属地及军事设施发动了全面攻击。太平洋战争爆发。
12月8日，美英正式向日本宣战。接着，英联邦国家、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以及在伦敦的一些流亡政府等20多个国家相继对日宣战。11日，美国向德意宣战，欧亚战争连为一体。
美国的参战不仅壮大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力量，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进程，而且也改变了中国抗战局势。12月9日中国政府正式向日、德、意三国宣战。同时向美、英、苏等国建议：迅速组建在美国领导下的太平洋反侵略各国正式军事同盟，美英对德意、苏联对日同时宣战，同盟各国订立不单独与日媾和的有关条约。苏联政府基于对德战争的实际考虑，不希望同时陷入两面作战，因而没有立时对日宣战，但中国政府的建议却得到了美英等国的回应。美日战争的爆发，使得美国的利益与中国对日抗战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军事地位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德、意三国宣战，过去4年半来的单独抗战由此转变为与各盟国的协同作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的重要一员。
《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和中国战区的成立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相继爆发，使得欧亚战场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从而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最后形成。英国基于自身的考虑，担心美国由于来自日本的重创，其战略方针有可能由原先的“先欧后亚”而转变为“先亚后欧”。因此，英国政府迫切建议美国就今后的整个战争政策与规划，举行一次必要的会议。于是，1941年12月22日至1942年1月14日，美英两国首脑在华盛顿召开了华盛顿会议。
华盛顿会议着重讨论了美国国务院起草的《联合国家宣言》，旨在阐明联合国家的政治目标及共同遵守的合作原则。苏联驻美大使李维诺夫也列席参与了有关讨论。会议在商讨签字国名单的排列时，由于美国的极力支持，中国得以继美、英、苏三国之后而跻入领衔签字国的行列。
1942年1月1日，罗斯福、丘吉尔、李维诺夫及宋子文分别代表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在《联合国家宣言》上正式签字。宣言赞同大西洋宪章所确立的宗旨与原则，同时宣告：（1）各签字国政府保证运用其全部军事与经济资源，以对抗与之作战的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仆从国家。（2）各签字国政府保证互相合作，不与敌国缔结单独的停战协定或和约。（3）欢迎现在或可能将在战胜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中给予物质上援助和贡献的其它国家加入上述宣言。其后又有21个国家相继签名加入。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正式形成。
随着亚太地区战略地位的逐级提升，美国也不得不给予这一地区以足够的关注，来确保该地区处于守势的防御体系不致崩溃，于是决定成立以英国驻印军总司令韦维尔将军为统率的东南亚盟军总司令部，协同指挥美、英、荷、澳军队在这一地区的军事行动。同时成立了以蒋介石为盟军统帅，包括中国本土、越南、泰国及缅甸等地区在内的中国战区。鉴于英、法在战争中的势力衰落及苏联将于战后的崛起，美国认为“培植和支持一个与美国有着共同政治目标的强大的中国，不仅可以加强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对苏联共产主义的遏制，而且还将阻止或缓和苏联对英法退出后在远东出现的真空地带的渗透。”由此，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协同英国放弃了自中国抗战以来所推行的两面政策，开始走上了支持中国抗战的道路。政治上极力促成中国的大国地位；经济上美国宣布贷款5亿美元，英国也贷款5000万英镑，以帮助中国进行抗战及稳定货币；军事上美国政府还决定把陈纳德的美国航空志愿队，正式扩充改编为美国驻中国第14航空队，划归中国战区，并陆续派遣军事代表团来华，帮助训练军队。总之，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正像美国国务卿赫尔所总结的：“对于中国我们有两个目标：第一是为从事战争而进行有效的合作；第二是承认并使中国成为一个大国，使之在战时和战后有资格与苏、英、美三个西方盟国平起平坐，这不仅是为建立战后国际组织作准备，也是为了建立东方的稳定与繁荣。”
《联合国家共同宣言》的领衔签署和中国战区的成立，表明中国政府的国际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以及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开始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中美、中英“平等新约”的签订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得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屡遭侵犯，中国人民无时无刻不在为捍卫民族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而进行不懈的抗争。
当太平洋战争临近之时，美英为了利用中国抗战消耗日军，以减缓太平洋战场的压力，决定取消在华特权，增强中国的抗战效能。1941年4月，中国政府向美国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重新缔结平等新约。5月下旬，美国政府表示：“希望在和平状态恢复的时候，能和中国政府以有步骤谈判和订立协定的程序，迅速地做到取消一切有特殊性质的权利。”中国政府基于战时实际情况考虑，基本认同了美国这一“战后解决”的方案。
但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英为减轻两面作战的压力，更加倚重中国战场。
中国战场战略地位的提高，进而为中国政府改变原先“战后解决”的方案提供了契机。
中国政府认为中国作为《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四大领衔签字国之一，其地位与实际状况大相径庭。且自缅甸沦陷，唯一的国际交通线也因之切断，徒增中国抗战的难度。倘若英美政府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继续因循苟且，中国的抗战必将难以为继。同时，中国政府向英美示意，如继续此种状况，中国政府很难保证排斥对日单独媾和的可能性。由此，美英政府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1942年10月，美英政府正式发表声明，就废约一事，希望即刻与中国政府谈判，订立一立即放弃两国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其他有关问题的平等条约。其后，美英与中国政府就废除旧约、订立新约问题，进行了多轮次的外交谈判。
1943年1月9日，日本先声夺人，与汪伪国民政府签订了不包括香港、九龙在内的《关于交还租界及撤销和废除治外法权之协定》。日本的这一举措旨在加强汪伪政权的欺骗作用，在政治上亦使得美英与重庆方面大为被动，于是，美英与中国政府就废约一事，迅即达成了协议。
1943年1月11日，中美在华盛顿签署《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中英在重庆签署《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其主要内容有：（1）取消美英两国人民或团体在中国享有的治外法权即领事裁判权，以后其在中国的活动当依照国际公法原则及现行国际惯例，接受中国政府的法律管辖。（2）取消《辛丑条约》所规定的两国在北平使馆区内的一切特权及北宁路驻兵权。（3）两国在中国的租界包括上海、厦门公共租界及天津、广州英租界一律撤销，移交中华民国政府。
取消租界内所设置的特别法庭。（4）取消两国在中国各口岸使用外领水特权。（5）取消英国要求中国任用英籍海关总税务司特权。（6）取消两国人民在中国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特权。（7）取消两国军舰自由出入中国领水特权，以后中国与美英军舰互访，均依国际惯例进行。（8）结约双方予对方人民在本国领土内以旅行、居住、经商各权，并在履行法律手续、司法事件处理及税收等方面应给以不低于本国人民及公司的待遇。（9）在新约中尚未涉及的影响中国主权诸问题，均应依照国际公法与近代国际惯例解决。
（10）美英两国应在战争结束后至迟6个月内，与中国进行正式谈判，以商订一“现代广泛之友好通商航海设领条约”。5月20日，条约文本经三国立法机关讨论批准后，中美、中英“平等新约”始正式生效。其后，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五国也相继与中国政府订立了新约。中英、中美“平等新约”的签订，是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也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坚持抗战，使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结果。
但是，“平等新约”签订后，中国的平等地位并未真正实现。英国方面拒绝交还香港和九龙，并插手西藏，干涉中国内政。且1943年5月在中美关于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换文中，仍然规定美军人员在中国触犯刑律时，应由美国军事法庭及军事当局单独裁决。由此可见，“平等新约”虽然订定，但要求得真正的平等独立，尚须坚持不懈的努力与斗争。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立即向日本宣战。23日，由蒋介石主持在重庆召开了中、美、英联合军事会议，英国代表提出要求中国派军队入缅协助英军保卫缅甸，蒋介石表示同意。26日，双方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1942年元旦，中、美、英、苏等26国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宣布共同对轴心国作战，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建立。1月2日，蒋介石被任命为盟军中国战区（包括越南、泰国）陆空联军总司令。3月8日，美国的史迪威中将被任命为中国战区参谋长，中国遂与盟军开始协同对日作战。
1941年12月23日，日军轰炸机首次空袭了缅甸首都仰光。国民政府向英国提议，迅速派军队入缅。英国政府先是表示同意，后又表示暂勿入缅。直至1942年1月20日，日军已从泰国向缅甸发动了攻势，英国为利用中国军队阻滞日军，掩护在缅英军向印度撤退，才同意中国军队进入缅甸。1月下旬至2月上旬，国民党军第6军（张轸部）陆续进入缅甸境内。2月16日，仰光告急，英国再次要求中国军队入缅。军委会遂令在滇缅路待命的第5军、第66军（甘丽初部）迅速入缅，连同先期入缅的第6军组成中国远征军第一路，以卫立煌为司令长官（卫未到任前由杜聿明代理，实际卫一直未到任，后改为罗卓英），杜聿明为副司令长官（兼第5军军长），计9个师的兵力10万余人，统归史迪威指挥。中英双方商定，以仰光、曼德勒铁路以东至泰、越边境地区为中国军队防区。
根据日军情况，中国远征军决定，以第5军第200师在同古及其以南地区组织防御，阻击日军北犯，掩护主力开进和集结，尔后在英军协同下，实施会战，击破当面之敌后，收复南缅甸。此时，西路为英缅军第1军团，辖英缅军第1师、英印军第17师、英装甲第7旅，担负伊洛瓦底江沿岸地区的作战任务。
中国远征军第5军先遣部队200师在师长戴安澜率领下，于1942年3月8日抵达缅甸重镇同古，接替了英军的防务并掩护其撤退。18日，日军向同古发起攻击，历时12天的同古保卫战拉开战幕。第200师将士面对4倍于己的日军的猖狂进攻，在强敌压境兵援不至的艰难情况下，抱定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毙伤日军近4000人，自身伤亡2500余人。日军对中国远征军的战斗力感到无比震惊，并承认这是南进以来的第一次受挫。是“缅甸战役中最艰苦的一战”。
1942年4月中旬，驻守普罗美的英缅军第1师及战车营一部共7000人陷入日军的包围之中，17日，中国远征军第66军38师奉命前往救援，驰援部队英勇作战，大量杀伤日军有生力量，并将其击退，收复了仁安羌油田，为被围之英军7000余人解了围，另救出被俘英军、美国传教士，新闻记者等500余人，还将战利品100余辆汽车和1000余匹战马如数交给了英军。此战，中国远征军以少胜多，一举击毙日军1200余人。如此辉煌的战果和英勇壮举，轰动了世界，受到了盟军的高度赞扬。这就是享誉中外的“仁安羌大捷”。战后新编第38师师长、团长等都获得了英国授予的勋章。
中国远征军虽然取得了仁安羌大捷，但整个缅北战场却日趋被动。为抗击日军戟，远征军计划在平满纳一带与日军决战，但关键时刻英军无心恋战，全线溃退，远征军不得不放弃平满纳会战计划。此后远征军决定向晏德勒集结，准备联合英军发动晏德勒会战。可是英军竟于5月1日放弃晏德勒，远征军被迫退守密支那地区，从此进入困境。中国远征军缅北作战宣告失败，不得不分两路向印度和云南退却，途中多次与日军发生遭遇战，远征军损失惨重，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壮烈殉国，年仅38岁。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不仅未能完成作战任务，反而损兵折将，使中国西南唯一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也被日军切断，并进而侵入中国云南境内。远征军10万大军遭受重大损失，最后仅剩4万余人。退回云南的远征军主力被改编为第11和第20集团军。退入印度的一部则被改编为中国驻印军。这两部分军队仍是第二次反攻入缅作战的主力。
豫湘桂战役1942年下半年起，由于日军在中途岛、爪哇岛等战役和所罗门海战中的接连失利，使其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海空军优势逐步削弱并趋于消失。1943年，美军在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等地转入反攻，步步向日本本土逼近，并切断了海上交通线，使日军在南洋地区的近50万兵力逐步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在中国战场，美空军第14航空队为争夺制空权，与日空军展开了激烈空战，并于11月25日从江西境内起飞对台湾的日空军基地进行了猛烈的轰炸；东海上的日军舰船也多次遭到美机的袭击和轰炸。另外，自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军虽然屡屡受挫，国民党当局的抗战积极性也逐渐降低，但日本的诱降政策及其活动也始终未能奏效。根据上述诸方面的情况，日军大本营为挽救其在南洋地区的“南方军”，贯通中国南北直至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并摧毁美军在中国的空军基地，遂决定集中其在华主力，在豫、湘、桂广大地区发动攻势。
1943年11月下旬起，日军大本营开始加紧研究打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线的作战计划。1944年1月底，日军大本营研究确定的被称之谓“一号作战”的计划，得到了裕仁天皇的正式批准。尔后，日军大本营迅速下达了作战命令和作战纲要，规定日军在中国从黄河至信阳间约400公里、从湖南岳阳至越南谅山间约1400公里以及从衡阳至广州间约600公里的广阔战场上，投入51万兵力、250架飞机及1500门火炮，用9至10个月时间，实现其预定的战略企图。要求“击败敌军，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沿线的要冲，以摧毁敌空军之主要基地，制止敌空袭帝国本土及破坏海上交通等企图，同时摧毁重庆政权继续抗战的意图”。并明确“于1944年春夏季节，先由华北，继由武汉地区及华南地区分别发动进攻……先后将黄河以南平汉铁路南部及湘桂、粤汉铁路沿线的要地，分别予以占领并确保之”。2月起，日军中国派遣军根据“一号作战”计划，开始调整部署，进行作战准备。
豫、湘、桂地区为国民党军第1、第9、第4战区部队驻守，总兵力达100万余人，并有美空军支援作战。
4月18日，日军在豫东中牟强渡黄泛区，进攻河南，拉开了豫湘桂战役的战幕，守军坚决抵抗，但由于武器装备处于劣势，再加战略战术的失俟，守军浴血奋战，付出了惨重代价，但未能阻止日军前进的步伐，日军从北到南，大打攻势战，5月攻陷郑州、洛阳，8月攻陷长沙、衡阳，11月连攻桂林、柳州、南宁。12月10日进犯南宁的日军与从越南北侵的日军会合于绥渌（今扶绥），从而打通了中国南北之陆上交通线。
与此同时，日军第3、第13师团在向黔东南地区攻击前进中，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于12月2日进至丹寨、独山地区。日军深入贵州大后方，极大地震动了重庆国民政府。此时，国民党军主力远在缅北和滇西等地区作战，形势十分危急。蒋介石急令第1、第8、第6战区共8个军调至跺阳以东及黄平、镇远地区，“一举击破北犯黔南之敌，以确保贵阳。”美空军也及时帮助空运了一部精锐部队，准备实施反击，夹击入黔之日军。
日军一部突入黔东南地区后，实际上也已成强弩之末了。由于战线拉长，兵力不足，补给困难，加上连续作战已遭到极大的消耗和伤亡，并时时受到美空军袭击和轰炸的威胁，已无力发展进攻，遂被迫实施退却。国民党军则尾随追击，先后收复独山寨、三合、荔浦、南丹等地区。双方在明伦、河池地区形成对峙，战役遂告结束。
此战历时8个月，国民党遭受了惨重的失败，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失陷城池100余座。另一方面，日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虽然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由于战线延长，分散了兵力，被迫开始在中国战场采取战略守势，从而加速了自身失败的进程。
中国战区军民的大反攻从1944年春起，各解放区战场都先后转入对日伪的局部反攻。在1944年一年中，晋冀鲁豫解放区共毙伤日伪军3.8万余人，俘日伪军3.4万余人，争取伪军反正、投诚3000余人，收复县城11座，光复国土260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500多万；晋察冀解放区攻克据点1500多个，一度攻入的县城24座，曾两度攻入石家庄、保定等城。经过连续的攻势作战，华北解放区不仅恢复了1940年的局面，而且大为发展。山东解放区在1944年内，共毙伤日伪军3.6万多人，争取伪军反正1万多人，收复县城8座，光复大片国土，解放人口740多万。华中解放区在1944年也展开了积极反攻。全华中新四军共作战6500余次，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解放人口160余万，大大改善了各地区的斗争局面。华南解放区也得到扩大。东江纵队威胁着广州和香港。琼崖纵队坚持游击战争，控制着广大的乡村。
1944年，国民党军在河南弃地败逃后，中共中央为开展河南抗战局面，从战略上将陕北、华北、华中三区连接起来，于7月25日作出了向河南进军的部署。它标志着解放区战场开始由内线转入外线作战，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冀鲁豫解放区派一部分兵力南下，建立了豫东根据地，控制了陇海路以南、平汉路以东的广大豫东地区。8月15日，彭雪枫率新四军第4师主力西进，恢复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9月至10月，太行、太岳解放区先后派出部队，渡过黄河，建立了豫西根据地。11月，八路军120师359旅主力4000余人，组成南下支队，以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向豫鄂湘粤敌后挺进，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12月，粟裕率领新四军一师主力由苏中渡江南下，执行中共中央提出向东南敌后发展，控制苏浙皖边和发展浙东沿海地区的战略任务。
总之，1944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局部反攻中，共作战1万多次，毙伤日伪军近20万人。至1945年春，人民军队已发展到91万，民兵200万以上，建立了遍及华北、华中、华南的19个解放区，解放区面积达9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9950万。
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对日军占领的大多数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战略包围，已经成为中国整个战场实行战略反攻的主力，并为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4年冬，为了配合盟军对日本的大反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于昆明，总司令由参谋长何应钦兼任，下属四个方面军：卢汉为第一方面军司令官，战区为滇越铁路；张发奎为第二方面军司令官，战区为桂西、桂南、粤西地区；汤恩伯为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战区为黔桂铁路；王耀武为第四方面军司令官，战区为湘西地区。
1945年春，日本得知轰炸日本本土的中美空军基地在湘西芷江，便集结日伪军10余万人，兵分三路实行钳形攻势，企图攻占芷江。国民党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部阻敌于雷峰山，第10集团军王敬久阻敌于宁乡、益阳一带，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攻敌侧背。5月初，在中美空军轰击下，国民党军队全线反攻，将敌分割包围，经过20天激战，毙伤日伪军2万余人，击退了敌人进攻。日军湘西战役失败后，开始收缩防线，放弃次要据点。
国民党军乘敌兵力空虚之际，实行反攻。张发奎第二方面军于5月27日收复南宁，追击北逃日军。汤恩伯第三方面军，5月19日攻克河澉，6月14日克复宜山。第二、第三方面军协同作战，6月29日攻克柳州，7月28日收复桂林，进展700余里。第9战区薛岳部收复湖南的永兴、新宁，江西的信丰、大庾、南康、干州、宜丰、上高。第3战区顾祝同部收复福建的长汀、连江，浙江的永嘉。第7战区余汉谋部收复广东的化县、南雄。
第1战区胡宗南部收复河南的内乡。第10战区李品仙部收复内蒙古的包头、归绥（今呼和浩特）等地。此外，1944年冬，卫立煌率领“中国远征军”渡过怒江进入缅北，配合中国驻印军作战。1945年1月，中国驻印军与中国远征军会师畹町，歼灭了驻缅北日军主力，打通了中印、中缅公路，取得了缅北战役的胜利。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根本转折1943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欧洲战场上，1943年2月苏联红军经过半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伟大胜利。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使得德军元气大伤，丧失了苏德战争的主动权，而苏军则由全面防御开始转为局部进攻。继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苏军又与德军于7月在库尔斯克展开了激烈的会战。是役，德军惨遭重创，苏军则取得了重大胜利。库尔斯克大会战彻底粉碎了德军企图夺回战争主动权的迷梦，从根本上完成了苏德战场的战略转折，标志着苏军最终从战略防御阶段全面转入了战略进攻阶段。与此同时在北非战场上，英美盟军东西夹击，在1943年5月，终于迫使北非的德意军队投降，英美盟军也由此从防御转为进攻。接着，英美军队乘胜前进，7月在西西里岛进行了登陆作战，9月，意大利政府向盟军投降。在太平洋战场，美军继中途岛战役后，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与日军展开了殊死的争夺，经过长达半年的激烈交锋，美军最终于1943年2月占据了瓜岛，控制了海上主动权。太平洋战场的局势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战略转变。
随着世界各主要反法西斯战场相继转入反攻作战，法西斯各国开始陷入全线崩溃。
意大利的投降，轴心国的解体，使得德日法西斯国家更加孤立。1944年苏军对德国法西斯发动了连续不断的进攻，到年底，把德军彻底驱逐出了苏联国土，最终取得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并且帮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获得了解放。1944年6月，盟军胜利登上诺曼底半岛，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在盟军登陆作战的节节推进下，法国光复，比利时、荷兰、挪威、丹麦等相继解放。第二战场的开辟，使得欧洲战场的胜利进程大为缩短。与此同时，美军在太平洋上展开了对日军的逐岛进剿。1944年2月，占领了马绍尔群岛。7月攻占了塞班岛。8月控制了整个马里亚纳群岛。美军可以该群岛为基地，直接对日本本土实施空中打击，因此，它的丧失，使得日本国内军事、政治危机，进一步加剧。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推进，德日已是穷途末路，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即将来临。
中共七大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中国人民面临着两大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为了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光明的前途，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议程：毛泽东作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题为《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
这次大会最主要的成就是：
首先，大会总结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教训，制定了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彻底胜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
七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二十四年曲折发展的历史，既有正面的经验，又有反面的经验，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积累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丰富经验。正是这些丰富的历史经验，使党掌握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制定了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主要就是论述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条路线是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具体化。它以打败日本侵略者，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奋斗目标，中心思想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把民族战争引向人民胜利的结局；以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为中心环节；而以加强党的领导，实现党的路线和政策，保持和发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紧密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作为实现上述奋斗目标的根本保证。这条路线，是争取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胜利的指南。
其次，七大实现了全党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全党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之下。这是自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来，特别是经过1942年至1945年延安整风运动以后，全党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所形成的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最巩固的团结。七次大会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各种问题交代表们认真讨论，广泛听取代表们的意见，使党内意见达到空前一致。代表们在讨论中，联系党的实际工作，从团结的目标出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了新的团结。七次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更体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一致。
第三，七次大会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经过充分酝酿讨论，选举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6月19日，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又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为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局、书记处主席；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坚强核心。
七次大会，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史册；它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后在民主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二十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从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国民党六大在延安召开中共七大的同时，1945年5月5日至12日，在重庆召开了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由蒋介石致开幕词，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作党务报告，国民党政府文官长吴鼎昌作政治报告，代理参谋总长程潜作军事报告，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作续军事报告，参谋总长兼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作部队整编与湘西会战经过的报告等。大会通过了一系列的纲领和决议，发表了宣言，推选蒋介石连任总裁，同时选出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
国民党六大中心议题之一，就是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拒绝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大会通过的《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宣布在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以期通过宪法，实施宪政。事实上，国民党所要召集的国民大会的代表，是早在抗战前由国民党中央指定和由国民党包办“选举”出来的；所要通过的宪法，则是以抗战前1936年国民党政府公布的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五五宪草”为依据的。显然，国民党实施的这种宪政，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政治欺骗，其目的在于使国民党政府披上合法外衣，借以抵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继续坚持独裁统治。
国民党六大另一个中心议题，就是动员国民党力量，准备发动内战，抢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在当时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大会虽然没有公开宣布发动反共内战，但却通过了两个反共文件：在对外发表的《对中共问题之决议》中，虽然声称“在不妨碍抗战、无害国家之范围内”，实行“政治解决”的方针。而实际上，国民党可以随时宣布共产党“妨碍抗战，有害国家”，从而发动内战，“武力解决”。在对内公布的《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中，恶毒攻击共产党“颠覆政府，危害国家”，提出要“肃军肃政，加强力量”，准备进行反共内战。蒋介石在5月18日的大会讲话中更露骨地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
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与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完全相反，是代表着另一种中国之命运，即黑暗的中国之命运。国民党六大的路线，是坚持独裁、发动内战的路线。这个路线不仅违反世界潮流和全国人民的公意，而且也违反多数国民党员的意见。
因此，这条路线及其支持者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雅尔塔会议与中苏谈判1945年初，欧洲战场胜局已定，为了解决战后如何处置德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于1945年2月4日至11日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雅尔塔举行了会晤。会议除讨论欧洲事务外，还就远东问题进行了磋商。美国鉴于在向日本本土推进的逐岛作战中，不仅进展缓慢，而且代价太大，预计即使在欧洲战场结束之后，美国也需经过18个月的时间准备以及至少付出伤亡50万人员的重大代价，才能最后击败日本。因此，美国迫切希望苏联能够参加对日作战，以减少美方损失。斯大林有条件地同意了美国的请求。
2月1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协定》上签字。协定规定：在德国投降和欧洲战争结束后两至三个月内，苏联与盟国一道参加对日作战，其条件为：（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予以维持。（2）1904年俄国在东北等地的权益应予恢复，即：
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必须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恢复；连接旅大之中东、南满铁路由中苏共同经营，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3）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同时，苏联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
雅尔塔协定，对加速法西斯势力的最后崩溃固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在完全背着中国政府的情况下所签订的协定，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主权。直至6月15日，美国国务院才电令赫尔利将雅尔塔协定内容正式通知蒋介石。根据协定，中国政府与苏联从6月30日至8月14日就两国商订友好同盟条约问题，在莫斯科举行谈判。由于两国政府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分歧太大，谈判收效甚微，时断时续。中苏谈判之初，美国尽力促成中国政府接受苏联的条件。但是，到了7月16日，原子弹在美试爆成功，这一威力无比的核武器严重降低了苏联对日作战的重要性。美国一改以往对苏联的迁就态度，转而支持中国对苏联的过分要求坚决抵制。最终，中苏双方经过多次磋商，于8月14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之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和《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等一系列协定。条约及协定规定：（1）中苏两国协同其它联合国对日作战，直至最后胜利。战时及战后，彼此给予一切可能之援助。（2）中国长春铁路（满洲里至绥芬河之中东铁路及哈尔滨至旅大之南满铁路）由中苏共有，共同经营。（3）大连为自由港，港口主任由苏方担任。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与苏方。苏联经该港出入口之货物，均免除关税。（4）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苏联负责防护。苏联有权驻扎陆、海、空军。旅顺市之民事行政属于中国，但主要民事行政人员之任免应征得苏联军事指挥当局之同意。（5）苏军进入东北作战后，有关作战一切事务之最高权力与责任，属于苏军总司令。所有在中国领土内属于苏联军队之人员，均归苏军总司令部管辖。苏联保证给予中国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同时表示对新疆最近事变，苏联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中国政府也声明，外蒙古问题任其自决。
美、苏对日军的沉重打击1945年5月，德国战败投降。7月17日至8月2日，美英苏三国在柏林近郊波茨坦举行三国首脑会议，会议就德国及战后欧洲其它国家的处置和盟国对日作战等重要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7月26日，波茨坦会议以宣言的形式发表了由美国起草、中国参加、英国同意的《美中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但是，日本政府坚决拒绝波茨坦公告，准备进行最后的本土决战。
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掷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7日，美国又出动400架大型轰炸机对日本本土进行日夜轮番的轰炸。8月9日，日本长崎又遭到美国的第二颗原子弹的摧毁。
与此同时，苏联对日的作战部署也已完成。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同时宣布参加波茨坦公告。8月9日，苏联红军在华西列夫斯基的统一指挥下，从东、西、北三面长达4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向日军发动了猛烈进攻。日军在中国东北的防线，在苏军的锐利攻势下，很快崩溃。8月19日，苏军攻占长春。20日，占领沈阳、哈尔滨。至8月底，日军完全停止抵抗。苏军共击毙日军8万多人，俘获日军59万多人，解放了中国东北，结束了日本对其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
日本投降中、美、苏的协同作战，最终粉碎了日本法西斯垂死挣扎、欲图本土决战的迷梦。特别是苏联的参战，给日本政府以迎头痛击。因为即便在原子弹出现以后，日本最高战争指导部的既定方针并没有任何变更。所以，苏联出兵的第二天，日本外相重光葵亲访苏联驻日大使，表示日本已准备无条件投降。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正式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8月15日，裕仁天皇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
美中英苏四国政府同时宣告，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甲板上，举行了日本正式投降的签字仪式。日本外相重光葵、陆军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在投降书上签了字。盟国方面的麦克阿瑟和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法国、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等战胜国的代表也分别签了字。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在中国战区，9月3日，驻华日军代表在湖南芷江草签了投降书。9月9日，日军投降仪式在南京正式举行，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代表中国国民政府接受了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次的降书。9月3日成为中国抗战胜利的纪念日。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对外御侮的历史上一次空前而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百年未有的盛事，这是从1894年甲午战争开始中日整整半个世纪交锋中的首次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雪洗了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受帝国主义奴役和压迫的耻辱，振奋了中华民族自强与自信的精神。中国抗战的辉煌胜利，向全世界昭示：
中华民族是不可轻侮的。
八年抗战中，人民的革命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壮大，解放区遍及19个省区，面积达100万平方公里，人口由150万发展到1亿，解放军发展到130多万人，民兵发展到268万多人。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逐步地发展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独立自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这一切不仅有力地保证了抗日战争的坚持和胜利，而且，为最后取得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创建新中国，完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抗战开始最早、持续最久、牺牲最大。军民伤亡达到3500多万人，财产损失约600多亿美元。中国战场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经常牵制着日本陆军兵力70%左右。中国抗战不仅捆住了日本“北进”的手脚，使得苏联避免了两线作战，而且能够从远东抽出兵力加强西线作战，集中力量打击希特勒法西斯。中国抗战也有力地迟滞了日本的“南进”时间，挫败了德意日法西斯的进一步勾结，使日本与德意之间始终未能实现真正的配合，有力地支援了美英盟国。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在世界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重庆谈判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连续三次打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中国共产党虽然洞悉蒋介石的邀请有虚假的一面，但是鉴于战后广大人民迫切要求和平民主、休养生息；又估计到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在和平条件下进行某些改革，而如果这种状况出现，也会有利于人民。因此，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寻求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团结的道路。8月28日，由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到达重庆，受到了重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使整个山城为之沸腾，给国统区人民带来了和平民主的希望。
从8月29日到10月10日，国共谈判正式进行。在谈判期间，毛泽东与蒋介石曾多次会谈。由于蒋介石事先对谈判并无认真准备，在谈判中极其被动；毛泽东则从历史到现实，批评了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政策，阐明了共产党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双方的具体商谈主要是在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中共代表在谈判中，既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又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对一些具体问题采取了灵活的策略。
谈判中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军队问题和解放区政权问题。国民党企图在“统一军令”
和“统一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共产党代表严正驳斥，拒绝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但是为了使谈判能取得成果，也作出了重大让步。
在军队问题上，共产党同意在未实现政治民主化之前，先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并愿将所领导的军队，按照五比一或七比一的比例缩编为24个师或至少20个师。在解放区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国民党必须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的原则下，同意退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不包括豫北）八个解放区，将部队撤到陇海路以北，以及苏北和皖北解放区。但是，蒋介石仍顽固拒绝，以致无法达成协议。
为了促使谈判达成协议，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协助下，同各界代表人物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谈。他们会见了当时国民党进步人士宋庆龄、冯玉祥、柳亚子等。此外，毛泽东还会见了民盟中央领导人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和妇女界、工商界的著名人士及外国友好人士，向他们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和平民主的主张和真诚愿望，扩大了革命统一战线，使谈判期间的政治形势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
谈判桌上的斗争和战场上的斗争是互相配合的。在重庆谈判的第二天，蒋介石就密令大量印发反动的《剿匪手册》。9月初，蒋介石命令绥远的国民党傅作义部沿平绥路进攻察哈尔解放区，迫近张家口。贺龙、聂荣臻指挥晋绥、晋察冀部队奋起自卫，将其击退；9月下旬，阎锡山奉蒋介石的命令，先后派遣13个师3.8万兵力，进攻晋东南解放区的上党地区。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部队奋起反攻，歼灭3.5万余人，俘军长、师长等高级军官多人，占当时阎锡山总兵力的1/3.这两次战役的胜利，既打乱了国民党的内战部署，又有力地配合了中共中央在重庆的谈判斗争。从而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于10月10日与中国共产党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这次国共谈判，由于当时国际国内的有利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有重要的意义。通过谈判，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承认避免内战、和平建国的方针，从而延缓了全面内战的爆发；通过谈判，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这在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提议召开的党派会议，是战后争取和平民主斗争的一个重大进展；在谈判中，中国共产党既坚持原则，维持人民根本利益，挫败了国民党当局妄图取消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政治图谋，又作出了合理的让步，取得了国内外舆论和中间阶层的广泛同情，这在政治上也是一个重大胜利。当然，由于国民党当局顽固地拒不承认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军队问题也未真正解决，这就为后来的分裂和内战留下了伏笔。
马歇尔使华与《停战协定》
国民党在军事进攻受挫、全国人民反内战运动高涨、国际进步舆论也一再呼吁中国实行和平民主的情况下，深感发动内战的时机还不成熟，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做进一步的准备。美国政府也深感国民党的内战政策不得人心，于是重新调整了对华政策，由公开援蒋反共变为以中间人的姿态调解国共冲突。1945年11月27日，杜鲁门批准赫尔利辞去驻华大使职务，任命陆军上将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赴华“调处”国共冲突。12月15日，杜鲁门发表了《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声明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为达到统一中国目标之恰当机构”。如果将“这个政府的基础加以扩大，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党派的话，即将推进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12月29日，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公报，重申“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并一致同意，必须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国民政府的各部门必须广泛地由民主分子参加，并且内战必须停止。
1945年12月16日，中共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周恩来、叶剑英、吴玉章等抵渝。中共代表团坚持以停止军事冲突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前提。12月27日，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无条件停战的三项办法。31日国民政府复文表示同意停战，并派出张群、邵力子、王世杰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进行具体商谈。
1946年1月5日，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规定：（1）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一切交通，关于停止冲突及恢复交通之命令，依第二条之规定商定之；（2）因国内军事冲突及交通阻塞等事，与我国对盟邦所负有之受降及遣送敌俘等义务有关，故应由政府与中共各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将军从速商定办法，提请政府实施；（3）由国民参政会及政治协商会议，各推定国共两党当事人以外之公正人士八人，组织军事考察团，会同国共双方，在发生冲突区域考察军事状况、交通情形以及其他与国内和平恢复有关事项，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之。为实行停战协定，1月7日正式成立了由张群（后为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组成的三人小组（或称三人军事小组）。1月10日由张群、周恩来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和《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同日，蒋介石、毛泽东分别向所属部队颁布了停战令，于1月13日午夜起生效。上述停止军事冲突的办法、命令和声明，构成了停战协定的全部内容，1月10日同时公布。
根据停战协定，成立了在三人小组领导下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部三委员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各一名代表担任，分别为郑介民、叶剑英、罗伯逊。下设由三方同等数量的人员组成的若干执行小组，分赴各冲突地区进行调处工作。军调部于1月14日起在北平正式办公。
“一二·一”惨案《双十协定》签字后，中国共产党按照协定，将江南新四军部队撤往江北，向全国人民表示了自己的诚意。但是，蒋介石却在1945年10月13日向国民党军队发布内战密令，大举进攻解放区。10月下旬，国民党军孙连仲部三个军侵占了解放区磁县和马头镇，并向邯郸进攻。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部队展开反击，将敌包围。30日，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率部举行起义。31日，由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率领的其余2个军官兵数万人被迫放下武器。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4万余人，粉碎了敌人对冀南解放区的进攻。但11月中旬，蒋介石在重庆召开有魏德迈参加的军事会议，制定了对解放区的全盘作战计划。仅11月至12月，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即达120万人，内战遍及11个省。
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反内战的呼声更加高涨。从10月起，民盟等民主党派、团体纷纷发表言论，呼吁制止内战，撤退美军，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1月19日，重庆文化界、工商界代表500人举行反内战大会，成立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号召国统区人民动员起来，反对国民党内战政策，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11月25日，昆明学生6000余人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遭到国民党军警骚扰破坏，各校学生次日起联合罢课。12月1日，国民党云南警备司令关麟征、代理省主席李宗黄等派出大批军警特务，武装镇压罢课师生，死4人，伤20余人。这就是震动全国的昆明“一二·一”惨案。
昆明学生的斗争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全国各地工农市民群众、工商银行界人士以至某些地方上层人物，纷纷以捐款、签名、慰问、吊唁等方式，对学生的正义斗争表示声援。在昆明，从12月2日起，至20日止，群众到灵堂公祭四烈士的达15万人次，而当时昆明全市人口还不到30万人。延安各界青年曾举行大会，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赞扬“青年是争取和平民主的先锋队”，指出“我们正处在新的‘一二·九’时期，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中国民主同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及各界知名人士，也先后发出函电，表示声援。12月9日，重庆各界人士公祭三日，沈钧儒代表救国会主祭，致祭群众一致要求惩办肇事祸首。1946年1月13日，上海召开万人追悼四烈士大会，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内战、争民主大游行。在全国各界人民反内战运动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让关麟征“自请处分”，将李宗黄调离云南。
从重庆各界反内战联合会的成立到昆明“一二·一”惨案的发生，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国统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界人士以及广大青年学生迅速觉醒，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在国统区蓬勃展开。
政治协商会议与停战令发布的同一天，1946年1月10日上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参加会议的代表共38人。其中国民党代表8人，共产党代表7人，青年党代表5人，民盟代表9人，无党派社会贤达9人。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致开幕词，宣称：第一，“要真诚坦白，树立民主楷模”；第二，“要大公无我，顾全国家利益”；第三，“要高瞻远瞩，正视国家前途”，并宣布了决定实施的事项。会议主要讨论了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问题。
关于政府改组问题。国民党代表提出《扩大政府组织方案》及其说明。主张国府委员须由国家主席提名，选任党外人士充任国府委员时，要由主席提名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委员名额分配不作明文规定，但国民党人在国府委员会中必具“特定程度多数”，以保证能“履行领导的责任”；国府委员会为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其职权中无用人权；国家主席在紧急情势发生时，有紧急处置之权。针对国民党的方案与说明，中共代表表示，（一）现政府应在共同纲领基础上进行改组；（二）国府委员会应是最高决策机关，必须有用人权；（三）我们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和国民党的第一大党地位，但国民党在府委中的席位最好不要超过1/3；（四）要防止手令制，主席的命令应由会议通过，还应有人副署；（五）政府改组应包括各院部会的改组。民盟代表则认为，第一，政府由一人集权制过渡到民主集权制，希望蒋先生成为民主的领袖；第二，各党派都能参加政府；第三，使目前政府的行政效率提高和现代化。经过讨论和协商，达成了体现了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基本要求的《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
关于施政纲领问题。中共首先提出了《和平建国纲领草案》。讨论中多数人主张应有共同纲领并同意称之为和平建国纲领。经过讨论，最后通过了以中共的草案为基础的《和平建国纲领》。
军事问题是斗争的焦点。国民党坚持“军令政令统一”的既定方针。青年党提出了《停止军事冲突实行军队国家化案》，主张“军队国家化实为政治民主化之必要条件，政治民主化复为军队国家化之必要保障”，“必须二者并重，同时实行”。民盟提出《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主张两大原则：一是全国所有军队应脱离任何党派关系，而归属于国家，达到军令政令之完全统一（现役军人脱离党籍）；二是大量裁减常备军额。中共坚持，不能先有军队国家化，然后才政治民主化，必须二者同时并进。最后勉强达成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通过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等项原则规定，但没有解决实际问题。
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国民党提出了《关于国民大会之意见》，主张：（一）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二）第一届国民大会之职权为制定宪法。（三）1936年选出的国大代表仍然有效，另外“合理增加”名额。这一方案遭到中共、民盟和无党派代表的强烈反对。最后达成《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规定国大代表共2050名，依选举法规定之区域及职业代表1200名照旧，新增台湾、东北地区的代表150名，新增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700名。通过宪法，须经出席代表3/4同意方能有效。基本上打破了国民党控制国大的企图。
关于宪法草案问题。代表们就宪草修改原则和防止个人独裁问题进行了讨论；通过了《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确定了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政治制度。规定了组织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根据上述原则制定宪草修正案，提交国民大会采纳。
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突出的、成功的合法形式的斗争，虽然这些协议后来并未付诸实行，但其显示的民主精神对中国社会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平保卫战1946年1月，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达成“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但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拒不承认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东北的地位，企图以武力独占东北。于是向东北大举增兵，抢占战略要地，于3月上、中旬，乘苏联军队撤兵之际，占领沈阳、抚顺、辽阳等城，至3、4月间，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部队有第13、第52、第60、第71军和新编第1、第6军，连同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达31万人。
四平位于东北中部平原，系中长、四（平）洮（南）、四（平）梅（河口）铁路交叉点，是东北的重要战略枢纽之一。苏军撤兵时，国民党收编的伪、匪军进占了四平。民主联军于3月18日攻占该城。随即，四平便成为国共双方争夺东北斗争的焦点。
3月下旬由沈阳北进的国民党军遭民主联军的阻击，进展迟缓，至4月初进至开原、法库一线，未能实现其4月2日前进占四平的计划。4月5日，新编第1军和第71军主力分两路向四平进攻，民主联军采取诱敌深入，趁敌立足未稳发起突然攻击的战术，将71军先头部队第87师大部歼灭，共毙伤俘4000余人。残部向新编第1军靠拢。
并继续向四平逼近。鉴于暂无在运动中歼敌机会，民主联军主力遂转移至四平以西之八面城和西北之梨树附近地区待机。
与此同时，南满第3、第4纵队等部在保卫本溪作战中，两度击退新编第6军、第52军等部的进攻，并歼其4000余人。担任夺取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第7师、第359旅和第3师一部，在东满、北满和西满地方武装配合下，于4月18日至28日相继解放上述三市，歼灭国民党收编的伪、匪武装2.6万余人。清除了北满腹地之敌，解除了四平前线部队作战的后顾之忧。
兴隆泉、大洼和本溪作战的胜利和长、哈、齐三市的迅速解放，暂时改善了民主联军在东北的地位，顿挫了国民党军进攻东北的锐气。
4月18日，新编第1军在飞机、坦克支援下，对民主联军扼守的鸭湖泡、泊罗林子、三道林子北山等四平外围阵地发起猛烈进攻。为保障四平翼侧安全，民主联军逐步向四平东西两侧延长防线，在东起火石岭、西至八面城的百里战线上部署了6个师（旅），挫败了国民党军迂回四平的企图。至26日，新编第1军等部在遭受重大打击后，不得不改取守势，等待后援。民主联军也因机动兵力不足，难以组织有效的反击，双方处于对峙状态。
4月底，奉命北上的南满第3纵队第7、第8旅和保安第3旅到达四平以东之哈福、平岗地区。为配合四平前线部队作战，民主联军首长决心乘敌后方空虚之际，在敌后开辟第二战场，以断敌交通运输，歼其有生力量。至5月10日，第3纵队前出至昌图以东之清杨堡、开原以东之马市堡地区。独立旅攻占开原、昌图间马千总台车站。保安第3旅攻占开原以南之中固车站。迫使国民党军从四平前线和南满地区抽兵来援，给进攻四平和南满的国民党军后方造成极大威胁。
为加强进攻四平的力量，尽速夺取四平，国民党军决心迅速占领本溪，以便从南满地区抽兵北上。从4月28日起，南满国民党军乘民主联军第3纵队等部北调之机，再次向本溪发起进攻。鉴于再战不利，加之民主联军作战月余，伤亡较大，为摆脱被动，保持战力，东北民主联军自四平地区撤退。19日，国民党军进占四平。
四平保卫战，历时月余。东北民主联军以8000余人的伤亡代价，歼灭国民党军万余人，配合了停战谈判。民主联军以劣势抗击优势的国民党军进攻，持续1月以上，体现了人民军队英勇顽强精神，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东北斗争的坚强意志。中共中央在评价这一战役时指出：“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
东北根据地的建立早在1945年9月初，中共中央军委就指示进入东北的部属，“不要首先将主力部署在东北门口抵住蒋介石，”而应“有重点地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础”。随着11月下旬东北局势的恶化，中共中央及时地提出了“让开大道、占领两厢”的方针。刘少奇在多次指示中强调：“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12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再一次强调“把东北的工作长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方面，‘让开大道，占领两厢’，以便认真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号召和带领广大干部离开城市奔赴农村，在清剿土匪、粉碎敌伪残余势力和发动群众实行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支援自卫战争的斗争中，逐步建立了东满、北满、西满、南满根据地，在各根据地建立了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1946年8月，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各省代表联席会议，成立了东北各省市（特别市）行政联合办事处行政委员会，为尔后统一的东北人民政府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练兵、减租、生产和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共产党在积极创建东北根据地的同时，在全国各解放区广泛开展了练兵、减租、生产和土改运动。
为了战胜在装备和数量上均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各解放区开展了以提高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为中心的大练兵运动。以练攻城、守城、夜战三大军事战术和政治上提高战胜敌军保卫解放区之决心和信心为主要内容。练兵的方法为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群众运动。通过练兵运动，不但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而且调整了后勤与军需工作，加强了军工生产，使军队建设适应了新形势的需要。1946年4月，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整军会议，整军轻武，有计划地调整和加强各战略区的领导，扩大和整编部分，新建了野战军体制。到6月，中共中央军委共组建24个野战纵队（包括相当于纵队的师）以及14个野战旅（师），共计约61万人，可在各大战略区之间进行机动作战。另有60余万地方军，分属各军区，担负地方性作战任务。为实现由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到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作了充分的准备。
为了调动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从1945年冬到1946年春，各解放区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减租减息的生产运动，农民群众迫切要求彻底消灭封建剥削，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为此，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通称“五四指示”，及时地把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五四指示》颁布后，各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迅速开展。
到1947年2月，解放区已有2/3的农民得到了土地。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他们踊跃参军参战，纷纷投入支前斗争。到1946年10月，新入伍的农民已达30余万，并有300万至400万农民参加了民兵和游击队。减租减息和生产运动的开展，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改善了人民生活，保障了军队的供给。
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军事部署国民党在和平谈判的烟幕下，加紧进行内战军事部署，在东北，国民党拒绝中共和民盟一再提出的接收主权与内政建设分开的建议，以“接收主权”为借口，坚持“武力接收”政策，肆意扩大内战。1945年10月18日，蒋介石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11月上旬，杜聿明率国民党第12、52两个军由秦皇岛登陆，当即向人民军队发动进攻。
11月16日侵占山海关，12月26日侵占锦州。此后，转攻辽西、热河各地，直指承德，北进辽中地区。1946年1月中旬国民党军进驻沈阳后，在美国的帮助下，陆续将新一、新六、六十、七十一、九十三等五个军运进东北，投入内战。5月22日，中共主动撤出长春。5月下旬，蒋介石亲临沈阳、长春督战，国民党军大举向东向北进攻，直抵松花江南岸，达到其在东北进攻的顶点。
在关内，蒋介石更是调兵遣将，加紧了内战部署。仅1946年1月至5月，就调动了40多个军130余万人，向各解放区发动大小进攻达3675次，强占解放区村镇达2077个，县城26座。先后使用兵力达258万余人。对地处鄂豫边界战略要地的中原解放区，蒋介石命令武汉行营程潜部队30万人予以重重包围。5月中旬至6月下旬发动了更猛烈的进攻。中原解放区6万余指战员被压缩在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宣化店为中心、东西不过100公里、南北只有20多公里的狭小地区内，国民党军已经做好了最后“围歼”的一切准备。
在此期间，国民党进行了军队整编及军事机构改组。5月15日，国民党中常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以白崇禧为国防部长，陈诚为参谋总长。6月1日国防部正式成立。
顾祝同为陆军总司令，陈诚兼海军总司令，周至柔为空军总司令。
国民党的内战部署是在美国政府的支持和马歇尔“调处”过程中完成的。美军不但帮助国民党将军队运到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还直接在中国港口登陆，进驻中国的大城市。1945年9月30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塘沽登陆。此后，美军陆续进驻青岛、北平等城市。至11月底，驻华美军达11.3万余人。在马歇尔“调处”期间，美国政府把国民党军队14个军、8个交通警察总队共约54万余人运到内战前线。1946年1月至6月，美国用美式武器装备了国民党军25个师，为蒋介石训练军队、特务、军医、军需等15万人。提供给国民政府价值13亿美元的物资援助。1946年3月19日，正式成立了为蒋介石策划内战的美国军事顾问团。全面内战爆发后，美国政府更加从军事和财政上大力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6月28日，美国国会决定延长对中国租借法案的期限。根据租借法案，美国移让给国民政府的物资总值达7.81亿美元。7月16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授权总统以总数不超过271艘的舰艇及船坞器材赠给国民政府。8月31日，美国把它在西太平洋的价值8.25亿美元的战时物资以1.75亿美元的低价售予国民政府。这批物资的实际价值在20亿美元以上。美国政府的经济、军事援助，极大地增加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物质实力。
内战的全面爆发1946年6月底，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以重兵对中原解放区发动了进攻，全面内战爆发。
中原解放区地处鄂豫边界、平汉路两侧，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45年底，王震、王首道率南征湘粤的三五九旅支队北返此地，与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汇合，成立了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共约6万多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把他们视为心腹之患，认为中原解放区是它出川进驻华东、控制华北的严重障碍。因此，国民党调集重兵进行军事围攻和经济封锁，并于6月26日，以刘峙、程潜、胡宗南等部所属约12个整编师（整编前的军）20余万人的兵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扬言要在48小时内“一举包围歼灭”，创造“惊人的胜利与奇迹”。
接着，国民党军队陆续发动了对其他解放区的进攻。蒋介石的军事部署是：以徐州绥靖公署薛岳所属58个旅46万余人进攻山东及苏皖解放区。以郑州绥靖公署刘峙所属及徐州绥靖公署一部28个旅24万余人进攻冀鲁豫解放区。以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及第十二战区傅作义所属18个旅16万余人进攻晋察冀解放区。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改为西安绥靖公署）胡宗南所属19个旅15万余人进攻陕甘宁解放区。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后改为太原绥靖公署）阎锡山所属20个旅9万余人及傅作义、胡宗南军各一部进攻晋绥解放区。以9个旅7万余人进攻广东各游击区及海南岛琼崖解放区。10月，杜聿明所属16个旅16万余人发动对东北解放区新的进攻。总计，蒋介石用于进攻解放区的总兵力达193个旅160余万人，约占其正规军总兵力的80%。7月至10月的头四个月国民党军队连续侵占了解放区的菏泽、淮安等城镇153座。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侵占张家口，达到其进攻的最高峰。蒋介石被胜利冲昏头脑，当日下午宣布如期召开非法的国民大会。10月17日，陈诚在北平向中外记者吹嘘：同共军作战“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解决”，国内交通线“任何一线均可于二周内打通”，气焰极为嚣张。
国民大会和《中华民国宪法》
国民党在全面进攻解放区的同时，又导演了伪国民大会的丑剧，炮制了蒋记《中华民国宪法》。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被暂时胜利冲昏了头脑的蒋介石，完全违背政治协商会议的原则，不顾中国共产党和民盟等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的反对，决定召开国民大会，企图假借“民意”，达到改组国民政府，收买拉拢中间党派，孤立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据此，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都拒绝参加。
11月15日至12月25日，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1600余名代表中，国民党代表占有85%，其余来自以曾琦为首的青年党、以张君劢为首的民社党、以及王云五、傅斯年等“社会贤达”。这次国民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制定宪法，因此又称“制宪国大”。提交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共14章175条。它继承了《训政时期约法》的精神，摘抄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中的华丽词句，实际上是《五五宪草》的翻版。其主要内容是：总统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需向任何机关负责；总统六年选举一次，可连选连任；总统统率全国海陆空军，有权颁布紧急法令，也有权否决立法院的任何决议；省不得制定省宪，省、县自治法不得与中央法律抵触，否则无效；取消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立法院的同意权和否决权等等。总之，这是一部人民无权，政府有权；地方无权，中央有权；立法无权，总统有权的宪法。其实质是以根本大法的形式，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对于这样的宪法，连当时的《大公报》也不得不承认“这是集权力于一人，集思想于一个脑袋”。
国民大会及其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遭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以及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回到延安。12月21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声明，中国共产党人坚决不承认这个“国大”，中国人民绝不承认蒋记宪法。23日，民盟中央常委决定：对民盟内的民社党成员参加国大者，一律开除盟籍。31日，民盟中央发表声明，对“国大”通过的“宪法”保留批判的权利。同日，在上海的世界和平促进会上海分会、民主建国会、工商业协进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九三学社、中国妇女联谊会上海分会等11个团体，一致决议坚决不承认“国大”通过的“宪法”。社会各阶层人民也行动起来，纷纷通电痛斥国民大会的欺骗性，要求解散国民大会。所以，国民党执意召开的国民大会并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不仅没有起到巩固其法西斯统治的作用，反而愈来愈孤立了自己，深深地陷入了政治危机的泥坑之中。
国民政府再度改组国民大会之后，美国政府撕下了其“公正”的假面具。1947年1月8日马歇尔奉召回国，1月29日美方宣布退出军事三人小组及军调处执行部。而国民党蒋介石也在分裂、内战的道路上越走越远。2月21日，国民党政府迫令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等人撤回延安，27日和28日，又分别限令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谈判代表董必武、吴玉章等人须在3月5日前全部撤离，并查封了重庆的《新华日报》。3月15日，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宪法准备实施案》，蒋介石在会上宣称“政治解决”已经“绝望”，从而关闭和谈大门，公开宣布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蒋介石又上演了“改组政府”的闹剧。4月17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和中央常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决定了政府人选。18日公开名单：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副主席孙科，行政院院长张群，立法院院长孙科，司法院院长居正，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在29名委员中，国民党占17人，青年党4人，民社党4人，社会贤达4人。4月23日，改组后的“国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国民党当局大肆吹嘘这个政府是“自由主义政府”，是“多党政府”，是“介乎训政与宪政之间的政府”，声称还政于民已经实现。
事实上，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一登场，就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4月22日，新华社在《评蒋政府改组》的社论中，揭露了国民党政府是美帝国主义剥削、屠杀中国人民的工具。4月间，中国农工民主党、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以及国民党左派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纷纷发表声明或宣言，揭露国民党改组政府的骗局，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政府，成立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党政府原来想通过召开制宪国大和改组政府来孤立共产党、打击民主革命力量，但结果却使自己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
《中美商约》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为了换取美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支持，准备内战，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与美国签订一系列公开的和秘密的条约与协定，这些条约和协定，加深了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危机。
1946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和美国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即《中美商约》），共30条，77款，它名义上是一个通商航海条约，实际上是一个空前的卖国条约。
其主要内容是：（1）美国人有“在中国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及经商”权利，可以从事“商务、制造、加工、科学、教育、宗教及慈善事业”，有进行勘探、开发矿产资源的权利，并可为此而取得购置、保有、建造、租赁房屋、土地和产业，美国在中国活动的法人及团体可享受与中国的法人及团体同样的待遇。（2）美国商品输入中国的关税按最惠国征收，其商品在中国征税、销售、分配和使用，享受不低于任何第三国和中国商品的待遇，由美国输入以及向美国输出的任何物品，均“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3）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自由停泊，其人员和物品，有经由“最便捷之途径”，通过中国领土的自由。而且，美国船舶（包括军舰）在遇到“危难”时，可开入中国未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中国还须对它采取“友好之待遇及协助”，这个表面上标榜“友好”、“互惠”、“平等”的条约，实际上把中国所有的主权从天上到地下，从陆地到海洋，从政治到经济，都拍卖给了美国。因此，《中美商约》的签订，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它被称之为“新二十一条”，把11月4日定为“国耻日”。中共中央于1947年2月1日郑重声明：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单独签订的一切对外条款，一切丧权辱国的条约、协定。
《中美商约》订立后，美蒋又签订了《中美航空协定》、《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国际关税与贸易一般协定》、《中美救济协定》、《中美关于经济援助协定》、《美国在华教育基金协定》等一系列不平等协定，这些协定实际是《中美商约》的具体化和扩大化。通过这些条约，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取得了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铁路交通和内河航运权、海关权、商业权等一系列特权，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了。
美国利用取得的特权，加紧对中国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将大批美国商品运到中国，使美货泛滥于中国市场上。大到飞机、汽车，小到香烟、食品、日用杂品，都从美国运来，致使“美祸（货）成灾”。在资本输出方面，战后美国在华投资约占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投资总数的80%。美国通过这些政治性投资，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继续攫取在中国的许多特权，以达到独占中国的目的。
国统区人民的反美反蒋斗争随着蒋介石出卖国家主权，中国殖民地化日益加深，加上驻华美军在中国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义愤。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5月，以反美反蒋为中心内容的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迅速展开，标志着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形成。这一时期国统区的群众斗争主要有：
1946年11月底的上海摊贩斗争。这些摊贩主要是城市失业的工人、职员、仅上海一地约有10万人。由于国民党上海当局以“有碍市容”为借口，一再禁止黄浦、老闸两区的摊贩营业，并逮捕殴打继续营业的摊贩近千人，激起摊贩们的愤怒和反抗。11月30日，3000余名摊贩游行请愿，包围了警察局，要求释放被捕商贩，结果被警察开枪打死7人，伤多人。第二天，摊贩们继续斗争，又遭到军警镇压，伤亡增加，更激起了摊贩和广大群众的反抗，形成全市性的反蒋群众运动，迫使上海市政府收回取缔摊贩的命令，并撤换黄浦区警察局长。
1946年12月的抗议美军暴行的斗争。驻华美军在中国的暴行，从1945年8月至1946年11月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青岛5市就发生3800多起，中国人受害死伤达3300人。1946年12月24日，在北平东单发生了美军强奸中国女大学生沈崇的暴行。
消息传开，在全国迅速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运动。在北京，12月27日，北京大学召开全校各系级代表和社团代表大会，成立了北京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筹备会。30日，北大、清华、燕大等校学生5000多人举行示威游行，沿途许多学生、工人、市民也参加游行队伍。他们高呼“抗议美军暴行”、“美国佬滚回去！”发表演说，控诉美军暴行，要求严惩暴徒。在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杭州、苏州、广州、昆明、台北等数十座大中城市，都相继掀起了抗议美军暴行的斗争，参加的学生有50多万。这一斗争迅速得到工人、教员和其他人民群众的支持。工人举行集会，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上海职工提出“挽救工商危机，反对美货倾销”的口号，其中百货职工成立“爱用国货，抑制美货筹备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发表宣言，积极声援学生的正义斗争，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致公党等都发表声明，要求美军立即退出中国。北京各高校著名教授许德珩、吴晗、朱自清等纷纷谴责美军暴行，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新加坡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也通电声援学生的爱国壮举。这次抗暴斗争促进了国统区人民革命运动的新高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