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着1933年银行法案就这么左一条、右一条地把摩根帝国肢解了，摩根银行的那批牛人们去哪儿了？他们当然也没有闲着。拉蒙特还在施展着自己八面玲珑的外交手段，以期重建他在政客圈子中那强大的影响力。他昨天还跟他的英国朋友边喝下午茶边抱怨罗斯福毫无主见，轻易就着了凯恩斯那厮的道儿，搞起了赤字经济；今天又跟罗斯福政府负责救济事务的官员在晚宴上交杯换盏，大谈赤字有益：“这世道，穷人们怎么生活？只有靠政府救济嘛。政府救济怎么搞？只有依赖赤字嘛。对不对？”莱芬韦尔手里可出的牌仍然是自己跟罗斯福的老交情，为了使华盛顿回心转意，他积极奔走，甚至体贴地为自己和总统老朋友之间找了个“传声筒”（一个叫莫里斯的自由派律师，由他负责进出白宫传达莱芬韦尔的意见），以打消总统不能跟摩根合伙人走得太近的顾虑。然而，事实是，与奥尔德里奇阵营的步步紧逼相比，拉蒙特他们几乎没能组织起一次真正像样的反击，摩根合伙人始终是在被动防守，见招拆招，却从没有率先提出过哪怕一项银行改革的方案。
不得不承认，皮尔庞特时代就留下的摩根家傲慢保守的作风拖累了这家银行，就像从老摩时代就养成的银行从来不求人，而是等着客人上门倒贴的生意习惯一样，摩根合伙人还不适应屈尊去跟谁竞争。他们好像没有搞清楚，时代已经不同了——在老百姓那儿，银行家们不过是一般黑的乌鸦、一样讨打的过街老鼠。在白宫，曾经享受了“优惠客户”待遇的老朋友们，正各自谋划着如何才能更加逼真地翻脸不认人，摩根的名字几乎成了政客们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疫。即使是在华尔街，那些昔日俯首帖耳的小喽啰们此刻也凶相毕露，全都盘算着趁乱自立山头。与此同时，在力主新政、积极实施政府干预这条路上，总统罗斯福已经走得太远了，无论是杰克、拉蒙特还是莱芬韦尔，作为从爵士乐时代走出来的“活古董”和19世纪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忠诚信徒，老哥儿几个谁都再也没有力量追上“小弗兰克”的脚步。罗斯福倒是还惦记着跟银行家们特别是摩根合伙人把关系再缓和缓和。一则，大家都是场面上的人，低头不见抬头见，总得卖莱芬韦尔这些老相识一个面子；二来，尽管摩根银行如今走了背字儿，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日后难保没有用得着的时候。
于是，他调整好情绪，摆出满脸诚恳，在他的游艇“红杉号”上约请了著名的和事佬儿——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乔治·哈里森。罗：小哈啊，今儿请你来是有件犯难的事儿。哈：……（怎么听着这么像招呼宠物啊。）罗：你摩根银行的那群朋友，为什么就不懂我的心呢？叫他们分家，也是为了银行界的长治久安嘛。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要用辩证的方法来分析问题，要用合作的态度来解决问题……哈：您的这一番苦心，恐怕需要时间让华尔街去了解。我倒是有个主意，银行家协会会议不是马上就要在华盛顿召开了吗？我想，如果你们双方都到场，您做个解释，他们再认个错，未必不是个冰释前嫌的机会啊。罗：如此甚好。经过这一席谈话后，急于建功立业的哈里森忙把拉蒙特和帕克·吉尔伯特请到了华盛顿的会场，这也是摩根合伙人第一次大驾光临美国银行家协会会议。
在这次著名的“议和”大会上，起初，事情是朝着罗斯福计划好的方向进展的：银行方面的代表，第一国民银行的行长杰克逊·雷诺兹在做大会致辞（事后证明他的这篇讲稿被白宫审核修订过）的时候，挖心掏肺地代表参会的4000多位银行家做了一番深刻的检讨，诸如“我错了，我们都错了，我们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群众”云云，一副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架势。更叫罗斯福感到贴心的是，这家伙当众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大吹新政的功绩，原话是“新政大力挽救并且复兴了我们的风雨飘摇的银行体制”，话背后的意思再明白不过：罗斯福就是我们银行家的再生父母啊。一看雷诺兹再表演下去就过了，罗斯福忙登台亮相，口气和蔼，态度宽容，让人产生总统大人要跟大家打成一片的错觉。罗斯福的一番推心置腹把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几个月来难得一见的友爱气氛推向了高潮。最后，罗斯福还不忘大手一挥，喊出他一贯提倡的“工商界、银行界、劳资双方和政府（约等于全美国）联合起来”的豪迈口号。
尽管拉蒙特他们对于雷诺兹的谄媚嘴脸有点瞧不上眼，但罗斯福的态度基本还是令人满意的。大会原本是在这种一笑泯恩仇的和谐气氛中胜利结束的，孰料纸包不住火，不久，罗斯福操纵雷诺兹讲话内容的事实被揭穿了，消息在华尔街不胫而走。受了愚弄的银行家们恼羞成怒。从此，以摩根合伙人为代表的华尔街与罗斯福彻底决裂了。这场著名的决裂事件发生在1934年10月。此时，摩根银行的证券业务已经根据1933年银行法案被禁止了1年之久，但它关于存款银行业务还是投资银行业务的“终极抉择”仍然处于难产之中。摩根合伙人们还在等一个结果，即由卡特·格拉斯起草的一份银行法修正案能否被国会通过，这个结果将为摩根银行下最后的“判决书”。不知道是不是怀着在老朋友面前将功补过的心理，格拉斯对于救摩根银行脱困比谁都上心。
他抓住仍未恢复元气的华尔街缺少企业证券发行，需要更多的投行业务来激活市场这一实际问题，建议国会在修订1933年银行法时，在新的法案（通常称为1935年银行法）中加入一个修正案——恢复存款银行从事有限的证券业务。这等于是在分隔传统银行与投资银行业务的那面墙上打开一个缺口。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格拉斯的用意——无论是从影响力还是从业务能力来看，即使只有一家银行能够从这个“缺口”中获益，它也将是摩根银行。在艰难的等待中，历史的时钟走到了1935年的夏天。对于华尔街来说，当时的社会舆论环境跟佩科拉听证会期间相比并没有什么好转。“小花”神甫、《赫斯特报》等一批极权主义或孤立主义的喉舌们仍然骂街骂得风生水起，尽管此时他们叫骂的主旋律已经转向了罗斯福本人和他的新政，但银行家们仍然由于与政客们互为“帮凶”而不时被拿来充当大反派一角。有鉴于舆论的压力，银行法修正案被批准通过的概率极低，但摩根合伙人们似乎仍然不愿放弃这根最后的救命稻草。华尔街上的同行们人人都看得出摩根合伙人的焦虑。
米切尔·查尔斯（就是因为丑闻缠身而被花旗银行扫地出门的那家伙，现在是布莱斯公司的合伙人）像爱嚼舌头的邻居二婶似的，逢人便说：“你们没瞧出来吗？到现在摩根那帮家伙还期待着恢复承销业务的修正案能够通过呢。噢，可怜的乔治。”此“乔治”正是摩根银行负责公司承销业务的乔治·惠特尼，他此刻已经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随着之前承销的证券纷纷到期，老客户们都在催问能不能以现行的低利率进行再融资，这等于是在给摩根银行下最后通牒：成不成的给句痛快话儿，你这里不行的话我们可要转投他处了。惠特尼既不甘心说“不行”，也没有底气说“能办”，只好拖得一时算一时，一心盼着格拉斯那边赶快传来好消息。然而，本着恶人做到家的原则，罗斯福再一次做出了叫摩根人发指的决定，8月底，他直接出面否决了这项修正案，拒绝对1933年银行法中关于分业经营的规定做任何改动，根本没给银行家们在国会扯皮的时间。这一决定背后的含义再明白不过：放弃无谓的抵抗吧！我们的政策是配合从宽，抗拒从严！毫无疑问，这就是最后的“判决书”，摩根银行再也没有理由继续拖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