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的女真首领：哈达王台，只称臣不称雄，病老而死，未能完成女真的统一；建州王杲，只称雄不称臣，身首异处，也未能完成女真的统一。努尔哈赤则汲取女真历史经验，采取了既称臣又称雄的策略，暗自坐大，形成气候，建元称汗，进占辽东。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自践汗位，这是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也是建州与明朝关系史上的转折点。像一切事物总是要在一定条件下，各向着其相反方向转化一样，明朝与建州、汉族与满族、中央与地方、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的关系，也要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转化。这个转化的总体条件是女真的统一和明朝的衰落、个体条件是努尔哈赤的精明和万历皇帝的怠惰。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每当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而皇权衰微的时候，总要出现地方割据。其中有农民武装割据，有封建军阀割据，也有民族政权割据。万历朝廷的衰微、万历皇帝的腐败，为努尔哈赤冲决臣属关系的网罗，建立后金民族割据政权，准备了外部条件。
正值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的明朝万历年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土地兼并日益激烈。以皇帝、贵族、畹（wǎn）戚、权臣、缙绅为代表的大小地主集团，更加疯狂地掠夺土地。明神宗万历帝占地二百一十万亩。其弟翊镠，生四岁而封，占田“多至四万顷”（《明史·诸王五》第120卷）。而其子福王封地，“括河南、山东、湖广田为王庄，至四万顷。群臣力争，乃减其半”（《明史·食货一》第77卷）。至于缙绅豪富，占田少者数百亩，多至数千亩，乃至数万亩。庄田侵夺民业，地主兼并土地，大量自耕农破产。致有田者什一，而无田者什九；富者连田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土地高度集中在辽东地区的表现，是军屯制的破坏。明初，辽东实行军屯制，各卫屯军领之于卫所。辽东卫所只有官舍与军余，正子为军，次子为余，都属于军屯。后来，边外屡遭兵燹，屯军多有逃死；屯田多为军官占夺，屯法尽坏。有的军官隐丁占地：“一户之丁，以百口计矣；一官之地，以千亩计矣。”（《明神宗实录》内阁文库本，第37卷）军屯破坏，军余亦乱，故“军失是以无兵，屯失是以无饷。”（沈国元：《两朝从信录》第32卷）而且，有司惨毒搜括，渔敛无已，“辽卒不堪，胁众为乱”（《明史·食货一》第77卷）。辽东地区军屯破坏，兵无月粮，差役烦苛，悲苦万状。朝鲜领议政李元翼目睹辽东一带，疲弊已极，“财殚力竭，万无生理，闻见惨然”（《李朝宣祖实录》第108卷）。
万历朝不仅土地高度集中，军屯制度败坏，而且政治极为腐朽。以皇帝、宦官、王公、佞臣为代表的贵族官僚集团，已成为统治阶级内部最反动、最寄生、最腐朽的集团。万历帝二十几年不御朝政，以久病亏衰之躯，高卧深宫之中，日与宫女、太监厮混。一切奏章，多留中不发；阁部大臣，亦遇事敷衍。即如朝廷会议，大都流为故套。朱国祯《涌幢小品》记：
朝廷会议，皆成故套。先一日，应该衙门于各该与议官，通以手本画知。至期集于东阙，该衙门印官，首发一言，或班行中一二人，以片言微语，略为答问，遂轮书题稿，再揖而退。既出阙门，尚不知今日所议为何事，或明知其事不言，出门啧啧，道其状以告人者。（朱国祯：《涌幢小品》第8卷）
万历帝既深居简出，不理政事，又掷金如土，挥霍无度：郑贵妃生子，赐宫中赏银十五万两；生日寿节，赏银二十万两；潞王就国，用珠宝银三十万两（《万历邸钞》第1册）；营建定陵，“费至八百余万”（《明史·礼志十二》第58卷）；皇子诸王册封、冠婚、袍服费银一千二百余万两（《明史·王德完传》第235卷）；采办珠宝用银，多至二千四百万两。浩繁亿万，入不敷出，便派人四出搜刮百姓脂膏。税监高淮在辽东即是一例。辅臣朱赓等请撤辽东税使疏云：
高淮在辽东，万般克剥，敲骨吸髓，年甚一年。辽人既缺其当与之月粮，又受此无名之征榷，当抵不过，穷极计生，遂率合营男妇数千人，北走投虏。（《明神宗实录》内阁文库本，第36卷）
但疏入留中不发。辽东军民，怨声沸腾，聚众数千人攻围高淮。高淮酷虐，多次激变：
夫激变之事，不数月间，一见于前屯，再见于松山，三见于广宁，四见于山海关，愈猖愈近。又各镇额饷，屡请不发。以此饥军，合于乱众，臣等更不知其祸之所终极也。（《明神宗实录》第446卷）
朝廷内部腐败，“三案”是突出的史例。所谓“三案”是万历帝晚年及其殁后，明宫中发生的“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万历帝晚年，宠幸郑贵妃，储立之争，久不能决。由是有“梃击案”的发生。万历四十三年（1615），蓟州男子张差手执木棍，闯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击伤守门太监。张差被执后，狱具，供系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引进。事连及郑贵妃及其内珰，时人因疑郑贵妃欲谋杀太子。万历帝与太子不愿深追，以疯颠奸徒为罪，“戮差于市，毙内珰二人于禁中”（《明史·光宗本纪》第21卷）。“梃击案”已结，后万历帝死，朱常洛继立，改元泰昌。泰昌元年（1620），朱常洛即位后生病。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升下药，病愈剧。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红丸，自称仙药。光宗服药后死去。时人疑系神宗郑贵妃所指使，仅以崔文升发遣、李可灼遣戍结案。这就是“红丸案”。泰昌帝死，天启帝立。天启帝朱由校，为光宗长子，其母为王选侍。他即皇位时，年已十六岁，其生母已死。时抚养由校的李选侍居乾清宫，与心腹太监魏进忠（即魏忠贤）谋借机把持朝政。甚至有言郑贵妃欲“与李选侍同居乾清宫，谋垂帘听政”者（《明史·后妃二》第114卷）。朝臣杨涟、左光斗等疏请选侍移宫，寻选侍移仁寿殿。后朱由校即皇帝位。这就是“移宫案”。“三案”事属内廷，但朝议汹汹，久之不息，成为党争的重要题目，朝廷更加腐败。
万历朝后期不仅政治腐败，且边备废驰。辽东巡按御史胡克俭曾在奏疏中指出：“国之大事在边，边之大事在欺。”（《万历邸钞》第1册）辽东军官上下欺诳，左右盘结，骄奢淫逸，克扣兵饷，杀民冒功，军纪败坏。如官兵偷卖火药，朝鲜平安道观察使朴东亮状启称：
自辽阳至镇江，其间许多镇堡，官上火药暗里偷出，或五六百斤，或千余斤。本国买卖人处夜间潜卖。以此，其价虽歇，所偷愈多。数年来辽阳一带火药，尽皆见失。镇堡之官，亦不以时点检，徒闭虚库。（《李朝宣祖实录》第201卷）
又如杀民冒功，据载：
若投诚之住牧者，与虏之所使住边及摆拨哨探者，投虏潜归，跋涉千里，饥饿数十日，历万死一生而来者，皆我黎民也，一切杀之。然此犹曰在外也，若往来怀挟之弊。民谣曰：“带着人头去杀贼。”
盖葬者不能保其坟，独行者不能留其首，惨酷尤甚。又并其阵亡之军，一概割首以报数。（《万历邸钞》第1册）
明朝辽军在一次战斗中，攻围不克，死伤众多，“因无虏功，割死军五百五十余颗报验”，竟以封赏。
明朝辽东军备废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总兵李成梁骄纵贪黩，苛索殃民。《万历邸钞》中记载阅视辽左给事中侯先春劾李成梁疏。这封万历二十年（1602）四月的奏疏，因不多见，转录如下：
李成梁负国厚恩，敛民深怨。齿衰力惫，久惭专阃（kǔn）之司；发短心长，日事营家之计。在市场则岁选良马千匹，扣索官价四五万两，大司马输马价以入边，只填溪壑之欲；在盐课则岁占盐目万引，又受献纳三四万，大司农开盐引以充饷，徒供垄断之私。宽奠、靖〔清〕河等处岁科军饷银三万两，买纳年例参五千斤余矣。又派屯民每家十斤或五七斤，计价银二三万两。科派者心腹夏守茂、谬〔缪〕
惟等，收受者家人李定也。家之肥、民之瘠矣！开原、伍奠等处，岁献貂皮一千五百张，各将领家献沙金二十余两矣。又派住户金三千两，商贩貂皮三千张，计直不下二万余两。散派者心腹张文学及谢二等，收受者亦家人李定也。财之聚、怨之府矣！遇地方失事，则会各路将领，每出银五百，名曰谢部礼，计一次则收万金，尽入私囊；而谢部等费或几千金，或万金，则出自本营将官。如李宁失事，则出银四蒲包可推也。遇朝廷赏赉，则以衣物、皮张等项，分给各军一半，名曰搭对。计每次所领万金，半充私囊。而升一官，封缺千两或五百两，各有定额。如近日戴良栋之升参将，则得银一千两可质也。两年间，凡虏入矣，而任其杀掠数日，掳去人民十余万，端坐海州城郭，何异门庭之寇？三年凡三出塞矣，而坑我劲卒千人，甲马奚止五六千；积尸遍野荒丘，谁招口外之魂？怯战殃民，全镇恨深入骨；剥军耗国，两河地已无皮。惟是财足弥缝，智工结纳。是以杀擒日亟，生聚日疏，而报捷之封章，日肩摩于阙下；功名寝〔寖〕盛，爵禄寝〔寖〕崇，而生民之命脉，寝〔寖〕告蹙于边〔疆〕。（《万历邸钞》第1册）
疏入，李成梁解任。后他又任辽东总兵官。虽然李成梁早年战功卓著，但他居功骄横，穷奢极丽。下面摘录一段材料：
平辽伯李成梁父子五人，相继掌兵柄，劲卒数万，雄视绝塞，附郭十余里，编户鳞次，树色障天，不见城郭。妓者至二千人，以香囊数十缀于系袜带，而贯以珠宝，一带之费，至三四十金，数十步外即香气袭人，穷奢极丽。每未、申时，夹道皆弦管声矣！（王一元：《辽左见闻录》钞本）
李成梁父子环任，骄奢淫逸，姑容羁縻，建州得益。明兵部尚书李化龙疏言：
然辽事之坏，自李成梁父子，盘据三十余年。结纳要津，羁媚奴虏，部伍之籍，皆厮养之名，太仓半入私囊，间常袭杀近境屯种属夷，斩其首功，躐（liè，超越）爵甘饵者，又从而拥戴之，以致养成祸患。奴得侦我虚实，愈肆骄逞。（《明神宗实录》内阁文库本，第40卷）
然而，辽事之坏，责在明廷。李成梁不过是明朝溃烂肌体上的一个脓包。直到八十三岁才解任的辽东总兵官李成梁，曾多次集中兵力，将打击目标集中指向蒙古骑兵，而努尔哈赤以“退地、镌盟、减夷、修贡”赚取信任，得以从容统一诸部女真，势渐强大。明朝有见识的兵部尚书李化龙，在分析建州“列帐如云，积兵如雨，日习征战，高城固垒”的军事形势后断言：“中国无事必不轻动，一旦有事为祸首者，必此人也！”（《明神宗实录》第484卷）
此人就是对明朝采取两面政策的努尔哈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