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张经出生在闽江边上的福州郊野洪塘。
闽江是福建的母亲江。滚滚江水时而汹涌澎湃，时而浪急波高，时而平缓舒畅，她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福建子民。张经生在明中末期，那时的政治并不清明。那个被海瑞骂过的嘉靖皇帝，几乎就是个不理朝政的昏君。但这时的商品经济已显露端倪。闽江下游的福州乃千年古城，又一直是福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商船往来和商贸交易十分活跃。张经生在蔡厝坊，那是个蔡姓人的天下，张家是外来的小姓，族人头领看不起张经家人，张经胆小怕事的父亲袭用蔡姓，张经也只好遵父命打小沿用蔡姓。这样一来，他在村落就不会受人欺负。张经的父母很看重这个儿子，希望他能够从商做生意，改变家庭的贫困面貌。可是张经只想读书，通过读书入仕改变命运。父母无奈，只得借钱供他读书。所幸，张经天资聪明，学业有成。他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中进士，直接任浙江嘉兴知县。到了嘉靖四年（1525年），张经入京任户部、吏部给事中。这时，他才敢把蔡姓改回张姓。
张经为人豪爽，性格刚毅，说话直率，办事干练，同事喜欢他，但上司未必看重他。有一回宁夏总兵官钟放胆敢为升官而到京城行贿，被人告发。但因此事牵连到兵部尚书金献民，告发人不敢深究。张经知道后主动站出来，他不避权贵，不计后果，大胆地联合同僚高世魁向皇帝报告，皇帝派人查处属实，金献民害怕被抓，主动打报告称病辞职离京。张经的名声一下打响。
嘉靖七年（1528年）正月，张经建议撤销横行无忌的厂卫校官，被皇帝采纳。皇帝下旨罢去厂卫校官。张经敢碰权贵的威名更在朝廷流行。皇帝看张经是个敢作敢为的可用之才，便于嘉靖十六年（1537年）将张经提升为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
皇帝在这个时候启用张经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当时广西断藤峡（亦称大藤峡）地区有位叫侯公丁的地方首领，官家说他占据弩滩聚众叛乱，当地百姓称道他聚众起义为民请命（关于此类民变或起义，在当今思想解放言路大开的语境下，不同论者持不同观点）。据《明史》、《浔州府志》、《桂平县志》记载，断藤峡的民变从明朝洪武四年（1371年）开始就发生过，至嘉靖十八年（1539年）已持续160余年。瑶族农民先后在韦公广、韦保篷、覃公专、蓝受义、侯通三、侯大苟、侯郑昂、韦谏诚、侯公丁等著名领袖领导下，以大藤峡、碧滩等作为军事据点和根据地，曾攻陷浔州（即桂平）、平南、梧州、八寨等地州府县城，烽火遍及粤、桂、湘、赣等省，对大明王朝的统治构成长时间大威胁。大明王朝先后派于海、徐元、韩观、张辅、山云、陈泾、韩雍、陈金、王守仁等数10名将领和60余万官军进行围剿，却剿而不绝。当时，张经身为朝廷重臣，又是国家兵部高官，显然负有保国安民之重责。他主动承担了此次围剿地方叛乱的重大任务，他与御史邹尧臣等商议，用计用谋平定民变。他们所采取的军事行动是，让副使翁万达领兵诱擒侯公丁。翁万达遵旨照办，虽有效果，却并未彻底解决问题。有位参议叫田汝成的，建议张经乘势举兵进讨。张经接受这个建议，命副总兵张经（同名，另一人）率将士35000人为左军，副使翁万达配合，都指挥高乾带领16000人为右军，副使梁廷振配合，指挥王良辅、马文杰等分别率兵抵达叛乱据点，多面夹攻。侯公丁所属部队且战且退。他的手下一个叫林峒的首领领军向东逃走。王良辅等迎面拦击，斩首1300余级。侯公丁其余部众见大势已去，便溃散逃亡。这样，张经以他优秀的军事才能，平定了广西长久动乱的局面。朝廷为此提升张经为兵部左侍郎，官加一级。
二
那是个多事之秋。朝廷的衰败之气弥漫在红墙内外。由于皇帝的昏庸，加上吏治的腐败，全国各地常有难事告急。当时南边的安南（今越南）莫登庸篡位。皇帝接到密报后交首辅处置。首辅召集各部大员开会讨论。朝廷各大臣都说要出兵讨伐。张经分析后上奏：“进兵安南有六条路，一年军饷要用160万两，造船造车，买马制兵器及军费又要70多万两。何况横渡大海，彼逸我劳，得不偿失，应周密考虑。”朝廷接受了张经的谏言。但如何处置这一突发事件呢？朝廷还是着急。张经说，可把这事交给兵部处理，要相信兵部有能力将此事处理好。有的官员将信将疑；有的官员旁观看笑话；还有的官员为张经捏一把汗。张经胸有成竹，他与名臣毛伯温商议，决定用计解决安南问题。他们采用的是怀柔招抚政策。一方面派广西部队大兵压境，给莫登庸造成高压态势，另一方面主要派使臣赴安南对莫登庸进行招抚，许给莫登庸明朝高官（二品）位置，迫使莫登庸按照明廷开出的条款就范，在很短时间内就干净彻底解决了安南问题。朝廷十分赏识张经的才干，再次将他提升为右都御史。
张经似乎生来就有干大事、处危机的天赋和本领。安南的事件刚刚处置完毕，不久又在云南地方发生思恩九土司的大规模叛乱。皇帝得报，又交给大臣们去讨论。张经感到自己是朝廷重臣，有责任为朝廷分忧，为天下安定出力。他自告奋勇把此事揽下，亲自领兵前往云南平叛。他以绝对优势兵力，携带最好的武器装备对思恩土司进行围剿，很快将这一地方叛乱平灭。回朝后，张经就被提升为兵部尚书兼都御使，带兵镇守南疆。
没过多久，有位叫张瑶的副使，领兵征讨马平叛乱。因战法和用兵都有问题，屡次打败仗。皇帝得报后非常生气，便对张瑶施罪。这时有人借机攻击张经，认为他也有责任。但皇帝以为张经没有参与战事，便不予追究。然而张经有政敌。给事中周怡弹劾张经，张经请求辞职，皇帝不同意。后因他的父亲去世，张经无奈，只得回福州丁忧守孝。
福州是一座古典的精巧的园林式城市，四季常青，风光旖旎。市内有乌山、屏山、于山诸景，林密树多，枝繁叶茂，尤其有参天古榕，浓荫避日。于山下那座有名的报恩定光多宝塔，是福州市内的标致性建筑物，它始建于唐天佑元年（904年），嘉靖十三年（1534年）被雷火焚毁。张经守孝期间，得知这个情况后，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与状元龚用卿倡议募资重建砖塔，运来上好的青砖并请名师修复，外涂白灰，俗称“白塔”。550年后的今天，这座白塔依然故在。福州市政府在塔边——市中心的繁华地段专辟一片旅游休闲公园，供市民游乐玩耍。在青砖矗立的墙壁上，留下张经一首七律诗：
燕王本意筑金台，只谓能收济世才。
何事荆轲终远去，空怜乐毅不归来。
平沙古嶂河山在，落日鸣琴草木哀。
三辅云晴瞻北极，九重宫阙自天开。
在福州守孝期间，张经没有闲着，他还热心教育事业，撰写了《四门学碑记》。此书现今碑存于于山碑廊。
三
三年孝期满，被朝廷惦记着的张经，很快被任命南京户部尚书，旋即改任兵部尚书。张经做官后在福州文儒坊建了房子，并重修文儒坊，署尚书里，现其故居仍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朝廷面对猖獗的倭寇，设总督大臣治理。任命张经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等地，他可以直接调拨军队。张经思谋，倭贼常年来犯，必须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专门部队应对，才有胜算。于是他向朝廷建议征集“狼土兵”剿寇。朝廷采纳他的意见，很快下旨组建“狼土兵”。张经在广东、广西两地专门教授“狼土兵”如何抗倭。历史书上说，张经总督两广时深受这些“狼土兵”爱戴。这为他此后的抗倭胜利埋下伏笔。
张经一心在前方谋划战事，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政敌一直在窥视着他。原先地位很高的何卿、沈希仪等大将，自己老而气骄，反倒向朝廷告发张经傲慢，不尊重老将。另有新来的一些将领，既怕战死疆场平时又很狡猾，他们对于张经下达的作战指令，不认真执行，这样，导致闽浙海域战事不利，进犯倭寇未能全军消灭。不知真相的人们开始议论张经，张经威望一时下降。朝廷大怒，逮捕了应天巡抚屠大山，将他罢职为民；朝廷同时也谴责张经久战无功，将他降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接替屠大山专办抗倭军务。
这时的张经极其郁闷。他遭遇了自他从政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他到这时算是看明白了，一个人想要在官场上混得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搞好同僚的关系十分重要。问题在于：张经擅长战事却不擅长人际交往，更不会讨好巴结。思来想去，张经决定还是把精力放在抗击倭寇上，他以为，只要把倭贼剿灭，朝廷自会一切明了。他抛开那些与他不能心心相印的将领，启用自己的老部下打先锋，再调拨经他训练过的颇有战斗力的“狼土兵”进入战场。果然灵验，一批在闽浙海边侵扰的倭寇被张经指挥的部队围剿而逃窜。明军得胜后，朝廷一时没了议论。张经的个人威望又得到上升。
明朝的倭患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在相当长的岁月里，倭寇都是大明王朝的直接敌人，谁也没有能力在一夜之间将倭寇全部歼灭。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正月，大批倭寇侵犯浙江乍浦、海宁，攻陷崇德，转掠杭州西部。嘉靖皇帝得报，下旨要求张经限定日期剿寇。因为有政敌们的挑唆，这时的嘉靖皇帝已不像过去那样信任张经了。他听信奸相严嵩的馊主意，派其党羽工部侍郎赵文华暗中监督张经。这对张经来讲，显然是致命一击。赵文华不懂军事，却是整人坑人的高手。他手持尚方宝剑，一到前线就咄咄逼人，对总指挥张经横加指责，战机未到，就蛮横地要挟张经出兵。张经告诉赵文华，打仗出兵最要紧的是寻找战机，眼下敌情并未全部摸清，且我方最重要的“狼土兵”未全部赶到，冒险出兵只能败多胜少。赵文华不听，以密告皇帝威胁。张经原先就没怎么把赵文华放在眼里，现在见他如此蛮横无理，更是不理。他以大臣自重，“以兵事秘”为由，不向赵文华吐露任何军事机密。赵文华认为张经看不起他。于是上奏朝廷控告张经说：“经闽人也，虑贼入其乡，故养寇糜财。”皇帝偏听偏信，降旨逮捕张经。
一场千古奇冤的悲剧序幕就这样被拉开。
所幸，就在赵文华写奏章时，广西东兰诸州“狼土兵”和田州“瓦兵”赶到。张经将个人荣辱与生死置之度外，他昼夜不停地在前线指挥战斗，于是有了著名的“石塘湾大捷”。五月初一，倭寇几千人水陆并进侵犯嘉兴。张经率领浙江军队捣毁松江的贼巢，继而又指挥永保的“狼土兵”攻破川沙洼的据点。倭寇大败，出海逃走。张经为保倭寇正在进犯的嘉兴，便派参将卢镗监督保靖“狼土兵”；再派总兵俞大猷监督田州瓦兵，由嘉兴泖湖赶往平望打援；另派参将杨克宽带领战船由中路拦击，各路合战于嘉兴北面王江泾，斩杀倭寇首级1980余个，烧死的和溺死的倭贼不计其数，短短时间就取得此役大胜。史籍称誉张经“自起兵军兴以来，天下战功第一”。
捷报传到京师，嘉靖皇帝本该高兴才对。谁想，有赵文华诬告在先，嘉靖皇帝已先入为主，加上又有奸相严嵩在旁挑唆，说张经在军中有死党，昏暗不明的嘉靖皇帝还是坚持要逮捕张经。给事中李用敬、阎望云上书说：“王江泾大捷，倭寇锐气大损，这时不宜换主帅，请皇上收回逮捕张经的命令。”嘉靖皇帝勃然大怒：“张经欺诳不忠，听说赵文华弹劾才去打仗。李用敬等是张经的奸党，打五十大板，罢职为民。”张经进京，详细介绍进兵始末，陈说自己任总督半年以来，前后俘获和斩首倭寇有5000人。不说战绩辉煌却也尽责尽力，请求皇帝明察秋毫、分辨是非，赦免自己，为的是再赴疆场杀倭报国。
张经的一腔热血和赤胆忠心并未打动皇帝，昏聩的皇帝并不收回君命。张经面对死亡十分坦然，他告诉皇帝：既然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那么，死前张经还是要向皇帝荐上一言，他死后可能一时未有可接之帅，但低级将领中有个叫戚继光的，可以堪担抗倭大任，希望皇帝在他死后能够启用他。皇帝对张经这个建议照准。这时他的政敌在他人生最关键性的时候向他下了毒手。刑部郎中何鳌上书，要求杀张经。皇帝大笔一挥就一个准字，张经也就没了活路。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十月，张经与巡抚李天宠被斩首于北京。那个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告密小人赵文华，反倒被皇帝嘉奖晋级。
这可视之为明朝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为国立功的忠臣被杀，暗中告密使坏的奸贼反倒得奖，天底下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冤更悲的吗？皇帝虽说杀的是张经等一两个人，但它的负面影响却是整个军队的军心动摇，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是非颠倒。
老皇帝死了，新皇帝登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