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赞洞、李善明两教授撰写的《＜剩余价值理论＞概说》共三册，分别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概说》），《概说》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精辟地揭示了原著的内容和实质，有不少新意，是研究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宝贵资料。
本文仅就此书的主要特点，做些概括评介。
一、通俗扼要，述评与阐释兼顾
《剩余价值理论》这部巨著内容丰富，涉及面十分广阔。其中引用文献和涉及人物甚多，考察对象时间跨度长，且因是手稿性质，在出版时未经马克思精心推敲，因而学术界公认是一部阅读难度较大的著作。据统计，全书三册，正文24章，附录3篇，184节，140万字，引用著作271种，涉及人物299位。对这样浩瀚的一部巨著，进行通俗阐述是颇为不易的。
《概说》作者以广博的知识、流利的笔触，抓住主要问题，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展现了这一巨著的中心思想和基本问题。为了使读者便于理解，一些涉及的流派、术语、典故，作者都专门进行了评介。如对重商学派、重农学派、马尔萨斯的“第三者”、萨伊的“销售论”、西尼耳的“最后一小时”、“斯密教条”、“李嘉图体系的两大矛盾”、“普莱斯的幻想”等都在相关部分分别作了说明。对原著中所涉及的某些历史人物，也集中地进行了评介。例如对柴尔德的介绍，有关马克思对于此人所作的评论，不仅涉及手稿第三册本身，而且旁及马克思所有著作（第三册，第375—376页）。再如对洛贝尔图斯（第二册，第2—4页）、基尔希曼（第4页）、威德（4—5页）、杨格（115—116页）、威斯特（92页）、唐森（93页）、图克（93—94页）、达尔文（98—99页）等等。这样就使读者对于原著中涉及的人物及其观点有一个全面系统的理解。对原著中比较复杂的计算或图表，作者也通过简易算式或图表形式，作了必要简化。这是《概说》的一大特点。
二、概括地阐明了原著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
顾名思义，《剩余价值论》研究的是剩余价值理论。但实际上马克思在写作过程中，并未局限于此，而是考察了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并兼及李嘉图学派等社会主义流派的经济学说史。对如此庞大的内容，作者在该书的一、二、三册开端写了三篇“绪论”，简明地概括出每一册的基本结构。指出第一册是从重商主义开始，主要考察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重农学派、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缔造者亚当·斯密。第二册主要考察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大卫·李嘉图。作为插入部分的第八、九章，则是对考察李嘉图经济理论作准备。该册中有关斯密的考察，也是为了从比较中更好地分析李嘉图的理论。第三册分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瓦解和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产生。第二十一至二十五章是对无产阶级反对派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晚期代表人物的考察。作者阐明古典政治经济学瓦解时期仍不排斥有所发展，李嘉图的理论如何被无产阶级反对派所利用，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
《概说》对原著基本结构作了有内在联系的概括，为全书勾画出一幅清晰的轮廓，大大便利了读者从整体上理解原著，这是《概说》的第二个特点。
三、《概说》从原著为政治经济学史立论，集中地分析了西方经济学某些理论的历史演变
例如在分析“斯密教条”时，不仅分析批判了它的错误，而且阐述了施托尔希和拉姆赛的有关评论，从而说明这一观点的演变过程和进度情况（第三册，第215—220页）。又如在分析拉姆赛实际提出资本有机构成及其运动规律的观点时，还涉及约翰·巴顿的论述，从而说明这一理论的真正发明人（第三册，第212—214页）。在这些问题上，《概说》把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手稿中不同地方的论述，乃至在手稿之外的其他著作中的论述，集中在一起进行分析阐释，从而使这些理论的历史连贯性更加突出，内涵更加清晰，同时也显示了原著（手稿）的政治经济学史的性质。这是《概说》的第三个特点。
四、论证了原著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创立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和历史地位
价值形式问题是政治经济学中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概说》指出，马克思在批判李嘉图混淆“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概念时，已把价值和交换价值明确地区分开来，从而为他完成价值形成理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第二册，第142—143页）。
又如一般利润率和生产价格问题，《概说》不仅在一个脚注（第二册，第18页）中说明马克思主义使用“生产价格”这一术语的历史状况，而且断言手稿第二册已经彻底地弄清楚了这一问题，完成了对该理论的创立，并引用马克思的一封信来加以佐证（第二册，第48—49页）。再如绝对地租问题，《概说》认为手稿第二册已经创立了这一理论，并在批判洛贝尔图斯时已经加以说明（第二册，第235页）。如此等等，都充分肯定了《剩余价值理论》手稿的历史地位。
五、阐释了马克思在手稿中的其他理论观点
《概说》明确指出了手稿中哪些观点是马克思的独立创见。例如，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学说，手稿中的表述，比起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他的经济著作，都要详细、深刻。可以说，这一学说的创立和完整表述都集中在这一手稿中。因此，在阐述这一问题时，不少地方，往往是离开对斯密及其他学者的评论，而作为专门的问题加以阐释（参阅《概说》第一册，第120—126页）。又如在拉姆赛一章中列出如下标题以说明马克思的有关问题：“关于不变资本价值变动对经济的影响问题”（第三册，第220页）“关于可变资本价值变动对利润率的影响问题”（第三册，第226页）“关于奢侈品生产对利润率的影响问题”（第三册，第227页）“马克思论‘监督劳动’等问题”（第三册，第235页）“马克思扩大再生产与简单再生产的区别”（第三册，第256页）。这些阐述是颇有新意义的，这是《概说》的第五个特点。
作者在后记中说：由于“受到体例等多种因素的限制”，有些问题，如关于涉及原著的一些争论，未能涉及；对某些理论也未能展开。但瑕不掩瑜，作为一部阐释原著的《概说》，不应求全责备。总的来说，《概说》的出版，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一大贡献，对于推动坚持马克思主义，学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将会发挥良好作用。
此文载于：经济学家，19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