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关于两种生产是历史发展中决定因素的学说，长期以来不仅受到资产阶级学者的诽谤，而且也被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所非难。近年来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很多同志虽已承认其科学性，但又把它限于古代社会，实质上仍是对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普遍意义的否定。
我们认为，两种生产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我们的观点是：
（1）人类自身的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是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并制约社会制度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一元论唯物史观的完整表述，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坚持的基本观点。既非“二元论”，也绝不是什么“错误”。
（2）人类自身的生产在历史发展中对社会制度的制约作用，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变化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
（3）必须贯彻两种生产是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树立以人为主体的思想。历史上形成的物对人的统治，不过是人的异化而已。马克思就是通过对劳动异化的深入考察，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而共产主义的实现，就是使“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下面就是我们对这些观点的阐述。
一、两种生产是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并制约社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一贯坚持的一元论唯物史观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说：“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上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
这里恩格斯明确地指出了两种生产是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并制约社会制度。这一论点远在19世纪80年代，就曾受到俄国民粹派分子米海洛夫斯基的攻击，说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更正”，另一民粹派分子卡列也夫说恩格斯的观点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对此，普列汉诺夫在其《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中，对他们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博士在其《唯物史观研究》一书中说：“历史之一元动力，则明明是物质的生产力……人类本身的生产（即人口的繁殖），当然不含在里面，这大概是没有疑义的”。河上肇是亚洲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其论著在我国流传甚广。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指出：“人口的增长不是而且不可能是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面貌、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
苏联学者指责恩格斯的两种生产学说与马克思、恩格斯一贯的说法相矛盾，说是“二元论”。苏联哲学家罗森塔尔和尤金，在他们编的《简明哲学辞典》中，竟说恩格斯“犯了一个错误”。
我们认为，错误的不是恩格斯，而是那些指责和误解恩格斯这一原理的人。
第一，两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一贯坚持的一元论唯物史观，既非“前后矛盾”，也没有什么“改变”。
早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写成前三十八九年，即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就把人口增殖视为一开始就纳入历史发展的第三种关系，而与物质生产、再生产并列，并提醒人们“不应把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做是三个不同的阶段，而只应看做是三个方面，……把它们看做是三个‘因素’。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三者就同时存在着，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
在《起源》一书写成后10年，即1894年他在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说：“1.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说的……。2.我们认为，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
当然，认为恩格斯前后论点矛盾的人，绝非没有注意到上述论著，而是对人类自身的生产在历史中的作用，缺乏正确的理解。他们的错误在哪里呢？
第二，他们的错误在于不承认人类自身的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同为社会物质生活的内部结构。
人类自身的生产是否和地理环境一样，不过是物质生活的外部条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只需问一问社会物质生活的主体是什么，人是社会物质生活的主体呢还是一个外部条件？显然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物质生活的内部结构，决不仅仅是“没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人口，就不可能有任何社会物质生活”；而是，没有人类自身的生产，就根本不存在任何社会物质生活。我们说劳动创造人类本身，那是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的，是指劳动在从猿到人发展中的作用，如果认为劳动可以创造出人类肉体组织，无须通过生育，岂非笑谈。所以人类自身生产是物质生产的前提，并且物质再生产还要以人口再生产为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某一时期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最终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这就是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即生产力制约社会制度。如果我们从生产力的内部结构来看，生产力的存在又是以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的生产为前提的。显然两种生产制约社会制度的说法，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论点是一致的。
第三，在马、恩著作中，为什么很多地方在谈到历史、社会的决定因素时，又只提物质资料生产，而不提人类自身的生产呢？
这首先是一个方法上的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节中说：“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我从人口着手，那末这就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
这里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人口是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不从人口开始，是为了不使人口成为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是为了通过对各种经济范畴，如阶级、交换、分工、价格、雇佣劳动、资本、货币等等的具体分析，使人口成为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的决定性因素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这种说法也是与两种生产学说一致的。因为人们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既然人们生活的生产方式是和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一致的，而生活的生产本身就包括着两种生产，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一方面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把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作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并制约社会制度，也是与两种生产理论一致的。
人类自身的生产为什么是历史中的一个决定因素，并与物质生产共同制约社会制度呢？我们试从人类社会的各个发展形态，历史地加以论证。
二、人类自身的生产在各个社会制度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具体表现
1.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类自身的生产在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家庭就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它是一开始就纳入历史过程的一种经济关系，它与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构成人类生活的生产。
在原始社会阶段，社会由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原始共同体（原始群、氏族、部落）组成，其前提就是人口的增长。原始人是在一定的血缘关系内，进行采集、狩猎、制作简易工具、逐步使用土地等活动。如果离开了血缘关系，显然就无法解释原始社会公有制是如何形成的。
私有制是怎样产生的呢？马克思主义认为私有制是由分工的发展而产生、形成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首先在家庭内出现了适应生产需要的分工，进而在社会上出现了三次大分工。由于生产发展了，产品有了剩余，于是社会上一小部分人不再从事物质生产劳动而占有生产资料和别人的劳动剩余生产物；大部分人则必须从事物质生产劳动，养活自身也养活别人，并进行繁殖。私有制因而产生。当时一些部落首领往往靠发动战争，从弱者手中夺取牲畜、土地和人口（奴隶），成为自己的财富。可见物质生产的发展和人口增长都是私有制产生的条件。就是这种变化了的生产本身和人口增长的条件，促使人类社会由原始公社制进入奴隶制。正如马克思所说：“要使公社本身照老样子继续下去，公社成员的再生产就必须在原有的客观条件下进行。生产本身、人口增长（这也属于生产），必然要逐渐扬弃这些条件，破坏这些条件，而不是加以再生产等等。这样共同体就同作为其基础的所有制关系一起瓦解了。”
建立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封建社会，在物质生产方面，主要依靠自然经济的力量，但是处于依附地位的农民（农奴），和常常沦为农奴地位的独立小生产者，他们的存在和繁殖，也是封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所以前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兴衰和更替，都是由两种生产，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所决定的。
2.人类自身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形成和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产生和孕育起来的。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不会从小商品生产者分化出雇佣劳动者并出现最初的资本家。然而小商品生产的发展，在生产工具并无实质性的改变时，没有人口的增长，就是极其有限的。在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过程中，手工业人口的增长，依然是决定性的。因为尽管工场手工业因分工和协作的发展以及工具的改进，产生了新的生产力，然而增产的可能性是有限的，这时生产的增长，依然要靠雇佣更多的工人。大量雇佣工人的来源，一是城市人口的增长，二是来自农村。但在当时，农业能为工业提供的劳动力，主要靠农业人口的增长。
随着产业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在生产力的主体和客体之间，即资本有机构成发生了变化。过去产品的增长，主要靠增加劳动者数量；在机器生产条件下，社会产品的增长，主要来自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于是两种生产产生了新的矛盾，因为机器生产相对地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人口不再是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而只是这一因素作用形式的变化。
马克思指出：“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
为什么相对过剩人口反过来会成为资本积累的杠杆并且是它发展和存在的条件呢？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也是商品：第一，如果没有相对过剩人口，则劳动力这种商品价格必不低于价值，这样资本的积累只将限于剩余劳动而不侵及必要劳动。第二，资本主义市场商品价格不仅取决于价值，而且取决于市场供求情况，在市场价格水平下降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相对过剩人口使资本家得以压低工人工资，那么资本主义生产必将难以维持。第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或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都要以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为前提条件。
最后，资本主义生产总是从危机到高涨，又从高涨到危机这样间歇地发展的，在危机时资本对劳动力需求大大减少，但在高涨时期，却又急需增添大量劳动力。如果没有过剩人口这个“蓄水池”的存在，就不能立即恢复和扩大再生产。正是由于相对过剩人口，资本主义生产不仅得以在危机期间减少破产，又得以在高涨期间，适应市场的需求，迅速扩大生产。
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形形色色新老马尔萨斯主义者，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归之于劳动者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历史无情地证明了恰恰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人口增长的速度最缓慢，然而失业人口却是不断增长的，这些国家尽管国内有大量失业人口，但是资本家却把大量资本投向国外非工业化地区。原因就在于这些地区有更多的过剩人口，资本家得以雇佣更廉价的工人。
总之，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积累的杠杆，是资本主义存在、发展的一个决定性条件。没有资本主义生产，就不会有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而没有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二者辩证的统一关系，充分地表明两种生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决定性作用。
3.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同样要取决于两种生产的发展。没有物质生产的发展，固然谈不上实现社会主义，但是忽视劳动者自身的生产，同样不能实现社会主义。
第一，不建立人口增长与物质生产发展的正确比例，就不可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因为社会主义制度要求的不仅是生产总量的增长，而且是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品的极大丰富。既然人和生产工具结合起来才构成生产力，显然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比例的失调，本身就是意味着人不能成为生产力，或者缺少使用生产工具的人不能形成生产力，这是生产力的内部结构问题。斯大林说人口仅能“促进或者延缓社会发展，但是它不可能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这是把人口看成生产力的外部因素导致的错误。
在我国从两种生产的相对关系上来看，比例严重失调。搞不搞计划生育，是关系“四化”成败的问题。由于我们多年来忽视人口问题，不抓计划生育，使人口盲目增长所带来的困难，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解决国民经济各物质生产部门比例失调固然是当前我国经济调整的中心问题，但不解决人口生产和物质生产的比例失调则任何调整都是徒劳的。怎能把人口生产的作用，仅仅归结为促进或延缓社会发展呢？
某些生产发达而人口增长缓慢或下降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后，两种生产比例可能与我们不同，甚至相反。但这只是比例形式的不同而已，并不能否定人口仍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不能设想一个人口不断严重下降、劳动力严重缺乏的国家，会有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第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物质生产发展的条件，而且是物质生产发展的动力和社会生产的目的。建设社会主义归根到底要取决于人的素质，即人的身体素质、思想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没有能够运用和创造发展现代科学技术这种素质和身体素质的人，是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科威特、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国石油收入很多，可以买进现代化技术设备，但缺乏本国的科技人才，就不能彻底摆脱外国资本的控制。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极度困难的条件下，由于重视培养人才，才迅速实现了现代化。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一是能够产生生产者的积极、主动和创造性。然而要把这种精神力量化为物质力量并推动生产的发展，则有赖于劳动者自身的全面发展。不培养、提高劳动者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素质、社会主义思想素质和身体素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从何体现？
马克思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不是在某一规定性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它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滞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规律中”。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内部因素，是物质生产发展的条件、动力和动因，而且是社会生产发展的目的。人类自身的生产发展是目的，物质生产的发展是手段，二者辩证的统一，构成社会主义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由此可见，人类自身的生产，作为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它的表现形式尽可以不同，但它的重大作用并不因形式的改变而消失。
三、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的学说在理论与实践上的重大意义
明确两种生产是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在内的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有助于正确理解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
斯大林提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人及其需要，但是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中，关于生产目的的表述，却不提生产目的的主体人，只提满足需要。
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关于生产目的的表述中，如果只提满足需要，而不讲需要主体的人，那就无异把生产目的归结为财富。因为财富是满足需要的物质承担者。
关于社会生产目的问题，马克思曾赞扬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因为“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表现为生产的目的”。接着马克思指出：“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岂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
由此可见斯大林把社会主义生产归结为人及其需要，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是历史、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理论的。而他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表述中，关于生产目的却只提满足需要而不言人，则是他否定了人口生产是历史、社会发展中一个决定性因素导致的矛盾。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他严厉批判了雅·罗申科为生产而生产的错误观点，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而在实践中，苏联和我国却长期一再犯这个错误？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不从两种生产理论来理解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则是产生错误的重要原因。因为把生产目的只归结为满足需要，则生产目的仍只是表现为财富，不表现人。而只有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人，是人的全面发展，才有助于在实践中纠正为生产而生产、为财富而生产的偏向。
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才能深刻理解加强人口理论研究，抓紧计划生育和重视人才培养的重大意义；才能明确我们过去不仅有在人口数量上的盲目发展问题，而且还忽视了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动力、动因和目的。因此，以两种生产是历史的决定因素来作为人口研究和计划生育的理论基础，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原文载于：人口研究，198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