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改革春风又绿江南岸

人无我有，人有我精，敢为人先，快人半拍……浙江人凭借他们开阔的思维，敏锐的视野，先人一步的理念，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笑看春风……

一、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

“不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新时期浙江人的成分论。“一张白纸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用这句话来形容改革开放之初浙江经济的起步，可能是合适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浙江国有企业不多，计划经济的控制力相对较弱，但这也为浙江人在全国率先冲破僵化观念的束缚，摆脱计划体制下“等靠要”的依赖心理，确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观念，提供了大好空间。有着强烈脱贫致富愿望的浙江人，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毅然投向市场大海，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行者。

没有资金，没有市场，但勤劳刻苦的浙江人却善于“无中生有”。为了摆脱贫困，他们什么苦都肯吃，什么脏活、累活都愿干，从事起各种别人瞧不起的“下等活”：弹棉花、补鞋子、磨豆腐、配钥匙……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台州地区，就有10多万“豆腐大军”活跃在北京城乡；全省外出到全国各地打工的就达200多万人。斗转星移数年间，这些远离故土的棉花郎、修鞋匠们在含辛茹苦积攒血汗钱的同时，懂得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当他们将资本积累到一定阶段时，或回乡创业，或在异乡扎根发展，在新的起点上开始了新的追求。一个个老板从当年的打工族中走出来。

浙江人前赴后继的创业精神，令许多人感叹。如今，哪里有商机，哪里就有浙江人；哪里有浙江人，哪里就有红火的专业市场。据统计，目前浙江省在外务工经商的人员达到300多万人。全国各地仅“浙江村”、“温州城”、“义乌路”、“台州街”等就有100多个。浙江人经商，一分钱不嫌少；一个办法行不通就换个思路干，一个地方没有发展空间了，就拉家带口寻找新的希望之地。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工商业者在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已达900多亿元，创办企业7000多家。精明的浙江商人在挺进中西部中与当地实现了“双赢”。

当众多的个体细胞被激活后，区域经济的活力也就显现出来了。随着家庭工厂、股份合作制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浙江的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而强，不断成长。民营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天然亲和力，不仅推动了浙江区域经济的蓬勃繁荣，也使浙江的经济规模迅速扩大。

在民营经济的发展中，浙江省委、省政府坚持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发展上，突破“唯成份论”，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改革开放政策，通过“先放开后引导、先搞活后规范、先发展后提高”的思路，不断促进市场主体和市场机制的发育和完善。针对浙江民营企业在发展初期存在的低、小、散等问题，十年前，浙江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正视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进一步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推动农村工业化，让千家万户成为市场经济的真正主体，并引导它们走向联合、形成规模。

浙江民营经济的繁荣，生动地说明了“小河有水大河满”的道理。多种所有制经济齐头并进，像千万条涓涓细流汇成的汪洋大海，托起了浙江经济腾飞之舟。1978年，浙江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31元，而到2001年增长了43倍之多；财政收入更是从1978年增长到2002年的856亿元。2002年1～4月份，浙江的财政收入已相当于1998年全年的财政收入。小商品大市场，小资本大集聚，2002年4月份，浙江企业在天津和南京举办的跨国零售商订货会上大显身手。其中在南京的四天会上，100多家浙江中小企业一口气拿下了10.6亿元的订单。家乐福、沃尔玛等跨国买家还专程派员循踪而来。

二、小商品走出大市场

面对中国这块巨大的市场，那些跨国大买家为什么对浙江钟爱有加呢？原因在于浙江小商品显示了价格上的绝对优势。以温州鞋业为例，在走过了假冒伪劣的弯路后，如今温州鞋业在确保质量的同时，通过市场手段将成本降到了极限。构成一双皮鞋的所有原料都有温州“自己”的市场：鞋底来自乐清白石鞋底生产基地；鞋饰来自永嘉黄田鞋饰生产基地；鞋料来自河通桥鞋料市场……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制鞋企业不得不找上门来，当起了这批“配角市场”的真正“配角”。一位西班牙客商吃惊地说：“这里的专业分工已经细化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别人几乎无从竞争。”

如今，浙江各地涌现了成百上千个生产钮扣、眼镜、鞋类、灯具、袜子、打火机等专业村、专业镇。其中产值超亿元的特色产业区500多个，产值约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一半。虽然这里出产的大多是人们看不上眼的小玩意儿，但小有小的优势：生产成本低，不需要大量投资，适合于千家万户和中小企业生产，更新和转产快，回报率高。如在桥头钮扣市场，一枚钮扣的成本为2分钱，售价为1毛，利润率400%！义乌小商品城的专业户销售年画时，每幅年画只赚几厘钱，但当外地客商用卡车来装运年画时，人们才发现这是笔大买卖！纺织产业中的印染助剂只占整个产业产值的0.5%，往往为人所忽视。但民营企业浙江传化集团却牢牢抓住这0.5%进行科研攻关，终于占领了国内60%的印染助剂市场。如今，十多年前靠2000元借款起家的传化集团已经拥有8亿多元的总资产，成为集化工、物流、高科技农业于一体的现代化集团。温州苍南的一批印刷包装企业，专门为全国的白酒企业等制作酒类包装，一年的销售额达到30多亿元！

浙江的小商品是随市场变动而动的，应变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温州打火机目前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超过70%；嵊州领带年产量达到2.8亿条，占全球领带销量的三分之一；海宁年产皮衣1600万件，占全国产量的四分之一；萧山羽绒制品产量也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在2001年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的经济效益排序中，浙江省有336种产品的效益位居前十名，其中263种产品的效益位居前三位。

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小也有小的难处。单个企业势单力薄，在大市场的风浪中无法独自应战。由此，浙江的中小企业从诞生之日起就走向了群落，形成“小企业大协作”、“小资本大集聚”的效应。在同一产业群中，生产者之间从相互模仿开始，生产技能、市场信息等得到快速传递，最终使产业群越滚越大。诸暨市大唐镇有8000多家家庭企业，却形成了袜子生产的全流程：1000家袜子原料厂、300家缝头厂、100家定型厂、300家包装厂、200家配件厂、600家营销商、100家联运商……一环扣一环，既竞争又合作，将全镇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袜子工厂：年产袜子48亿双，产值90亿元。

现在，浙江的特色产业群还出现了跨市县的大产业区。如以永康市为中心，包括武义县、缙云县在内的五金机械产业区、杭州—绍兴—宁波的服装产业区等等。它们的销售网络也大多覆盖到了海外。在法国的10万祖籍温州的侨胞，如今已经成为浙江货在欧洲市场上的推销员。

“百工之乡”渊源深，“文化基因”起作用，“浙江现象”的背后有文化的因素。原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认为，浙江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靠的是邓小平理论的指引和党的改革开放政策；靠的是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就浙江的具体情况来讲，其深层原因，还在于浙江悠久的历史和源远流长的文化。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的发展得到了有机结合，形成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这种“文化基因”，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极大地推动了浙江经济的蓬勃发展。文化与经济的日益融合，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极大地推动了浙江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浙江经济的活跃源于人的活跃。浙江是“百工之乡”。长期以来求生存、求发展的实践，使浙江人形成了依靠聪明才智和专业技能外出谋生的传统。这里历史上不仅孕育了绍兴师爷、“宁波帮”等智慧型的职业群体，也培养出无数能工巧匠，如，东阳木匠、永康铁匠、青田石雕匠、湖州湖笔匠等等。这些世代相传的专业技能，加上头脑灵活、善于经营的个性，构成了浙江特殊的人力资本优势，使浙江人在资源、资金等并不占优的情况下，在改革开放之初迅速形成千家万户外出创业的热潮。

“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的历史文化传统，孕育了浙江人的商业头脑和务实品性。浙江历史上的许多著名政治家、思想家都有注重工商的新思想新观念。如明代思想家、心学大师王阳明大力提倡“四民平等”，人为士、农、工、商，只是社会分工不同，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明末启蒙思想家黄宗羲更是鲜明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与当时正统思想中重农轻商的观念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观念和思想，是浙江人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集中反映，并成为浙江区域文化的一个特色。正是在这种文化传统的长期熏陶下，逐步形成了浙江人精明的商业头脑和务实的群体性格。

多元文化的相互激荡，塑造了浙江人的创新意识和开放心态：浙江靠山临海，多样性的地理环境使浙江人既有山里人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硬气、韧劲，又有大海人心胸开阔、敢于冒险的胆识。近代以来，包括“宁波帮”在内的大批浙江人到海外谋生，使浙江成为重要侨乡，海外侨胞成了浙江与外来文化交融的纽带，使浙江人较早、较多地接触到了外来文化，形成了博采众长的开放心态。

在改革开放初期，凭借特殊人力资本优势的浙江人，抢抓机遇，成为市场经济的启蒙者。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阶段，与时俱进的浙江人正在续写新辉煌！

三、异想天开，自由翱翔

浙江人在经商中眼光的长远、头脑的灵活是出了名的。这一点在许多浙江商人的身上都有着明显的体现，邵奇星便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

邵奇星现在是温州市海螺工业集团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1982年，温州市制伞厂快要倒闭了，这是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厂。邵奇星接任了厂长。他首先打破原有的工资结构，使收入和贡献挂钩，企业当年扭亏为盈。

1985年，海螺公司兼并温州市食品三厂，在温州开创成功兼并企业的先例。1992年，兼并已停产三年的温州汽水厂。随后一路兼并，直到把战刀直指自己的上级单位——在全国开创了“下级兼并上级，集体企业托管国有企业”的先例。这又是一个温州创造的第一。

下属的单位多了，融资很不方便，他们就办起了城市信用社——汇海信用社。

1987年，海螺公司搞专业化大协作。把产品下到厂外加工点去生产，利用总厂的资金、技术、销售优势，没有增加厂房、没有增加人员，就扩大了生产规模。这也是及时吸收了温州民营企业成功的经验。

1993年，他在公司中实行租赁经营，在用人机制上实行“三四三制”，即30%优秀者保持稳定，40%的人属须提高者，30%的不适合者淘汰。这听起来是很残酷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杰克·韦尔奇，也采用相似的政策，所定的比例只是“二七一”，这已经让基层的具体执行者颇感于心不忍了。可见在“三四三”的比例下，每个员工会感到多大的压力，仿佛天天都有只吃人的恶虎在背后狂追不已。

海螺公司的传统主营产业是制伞。1991年，邵奇星到日本参加一个国际贸易展会，日本有“制伞王国”之称。邵奇星受到了刺激。他发现自己精心生产的伞，与日本伞一比，自己的货简直不是货。日本伞设计考究、做工精细、撑收巧妙、品种花色繁多。他断定，自己的伞，与日本伞至少有30年的差距。

但是，邵奇星不想用30年来弥补这个差距，他要尽快，要最快。

于是，他投资数百万元用于产品开发，开发晴雨伞。面料，从布到尼龙，又从尼龙到进口防水缎面。伞骨表面处理，从涂银粉到镀乌金。骨架材质，自己的研究所研制出玻璃钢材料。一共开发出400多个品种，在国内外市场打出了一片新天地。

海螺牌晴雨伞走向了世界。最令邵奇星满意的是海螺伞打进了日本市场。还有日本的公司前来谈合作意向。

他抓出口很有一套妙法。他用抵押代销的方式，先让华侨把伞带出去，顺利地打开了外销的路。后来，有外商找上门了，他摸清了网络，自己设批发公司。再后来，他们以集团的名义和外商合资办贸易公司，直接从事进出口业务。先后在美国、巴西、波兰、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自己的销售网络。

每个大的举措，邵奇星总是想了又想，反反复复地想，想到最后总是“异想天开”：自己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益，并且还要让合作者有利可图。

他分析，世界制伞王国，上世纪60年代在日本，70年代在台湾，80年代在徘徊，90年代在中国大陆，这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基地变迁的必然趋势。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顺趋势而动，大搞雨伞基地建设，发展规模效益，提高竞争力，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温州成为世界制伞基地——生产中心、销售中心、信息中心。1996年，温州市商委决定，将海螺集团的原上级部门——温州市商业工业公司撤销，其下属的九家企业一并划归海螺集团名下。

邵奇星并不满足于“制伞王国”的建设，他总是在不断超越自我，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他在建设“制伞王国”的同时，又投入亿元资金，建立高科技高档酱油、血液制品两大生产基地。引进日本高盐稀态发酵工艺，生产高品质酱油。与浙江省血液制品所合资创建海康生物公司血液制品生产线，生产人血蛋白等高科技生物制品。如今已经建成了制伞、调味品、生物三大生产基地。

邵奇星还不满足于生产和贸易。1998年，在浙江省和温州市政府的参与下，海螺集团参股创建了海外投资实业总公司，在世界第五大城市巴西的圣保罗，开办了浙江第一个海外市场——巴西“中华商城”。

人们回顾海螺的发展历程，惊奇地发现，它从一个快要倒闭的集体制伞小厂，已经发展成为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的集团公司，年产值由35万元向10亿元迈进。

邵奇星像一只兼具哲学思维和商业智慧的猎鹰，总在商海大潮里巡遨不已，总是在寻求最佳商机，他甚至组合了各种体制的最优之势为我所用。最有传奇色彩的大手笔就是跨所有制兼并和托管、创建海外商城。依他的思维惯性，他绝对不会行止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