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神崇拜是中国古代原始的宗教意识之一，早在原始社会便已普遍存在，发展到殷商时演变成为天命信仰，并且建立了以上帝为至上神的天神系统。遇到大事便由巫祝通过卜筮向上帝请求答案。上古先民们无法解释人的生死病死现象及做梦等生理活动，便以为有独立于人的个体之外的灵魂，自然界种种现象是因为天神们的举止造成的；而人死之后会变成鬼，就这样，产生了鬼魂崇拜，而这种崇拜又和祖先崇拜交融在一起。周代就把祭拜祖宗神灵和祭祀上天统一，称为敬天尊祖。
在春秋战国时，各种思潮撞击争鸣，理性主义的旗帜得到高扬，但社会上仍有很多人力图证明天的意志和鬼神的存在，墨子就是这样一个代表人物。这从他的《天志》、《明鬼》等篇章即可看出。
按照墨子的说法，鬼神有三类：“古今之为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为鬼中。”（《明鬼下》）这与周人所崇拜的天神、人鬼、地祗三个鬼神系统基本上相吻合。因为墨子的鬼神观念就是以先人的天命论观点为依托，进行加工改造而得来的，是旧瓶装新酒的“为我所用”。
那么，在墨子所提倡的鬼神观中，鬼神的作用是什么呢？
很多学者通过考察研究认证，发现在墨家学说中，鬼神的特征，作用和“天”大致相同，鬼神和天一样，有意志和目的，也是全知全能无所不在，而且他们的行事“宗旨”也同样是赏善罚暴。如果非要在两者之间找出不同的话，那就是天是最高的主宰，而鬼神是天的辅佐，天和鬼神一起承担着惩恶扬善的职责。可以这样说，鬼神在一定的范围内，有天赋予的独自行事的权力，但遇到大事情，则要奉天命行事；就像一个国家中的大臣，大事情必须遵照君主的旨意，而普通的事情则按照例律法度解决。
但是，由于天和鬼神只是判定人们行为善恶的标准和法仪，天和鬼神本质上是墨子用来宣传自己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的工具和媒介，因而。即使是墨子本人，在有的时候也对鬼神的存在有些怀疑，甚至在自家学说的某些观点中出现了自相矛盾的情况《墨子》中有几篇讲天志和明鬼的。其中的观点认为，天帝存在，而且天帝爱人，天帝的意志是要求一切人彼此相爱。天帝也经常监察人们的行动，尤其是统治者的所作所为。他用祸患来惩罚那些违反天意的人，而以福祗来奖赏那些顺从天意的人。在天帝之外，还有许多鬼神存在着，他们也同天帝一样，奖赏那些实行兼爱的人，惩罚那些交相"别"的人。
然而在有《墨子·公孟》中却记载了这样一个关于墨子的故事：子墨子有疾，跌鼻进而问曰：“先生以鬼神为明，能为祸福，为善者赏之，为不善者罚之。今先生圣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虽使我有病，鬼神何遽不明？人之所得于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劳苦。百门而闭一门焉，则盗何遽无从哉？"
既然认为疾病祸祟都是鬼神对人的惩罚，那么，像墨子这样为天下兴除利害而四处奔波的人为什么也会得病呢？这是因为自己的主张有不合理的地方呢，还是因为鬼神不能够明查？而且，墨子的回答也并不能结实跌鼻的疑问，他的答案也趋向于自然主义的解释，如果用现代逻辑的术语来表述，墨子的话可以这样理解：鬼神的惩罚是一个人得病的充足原因，而不是必要原因。
另外，在对待鬼神的存在和祭祀鬼神的态度上，墨家的学说也好像存在矛盾。一方面，墨家相信鬼神存在；而另一方面，墨家又反对厚葬久丧和烦琐祭祀的礼仪制度。
然而，如果我们从本质去考察就会发现，墨家的观点中并没有实际的矛盾，因为墨子坚持鬼神的存在，本来是为了给他的兼爱学说设立一种宗教的制裁，并不是出于对超自然的实体的真正兴趣。
所以他把天下大乱归咎于"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并且接着问道："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墨子·明鬼下》）认为导致天下乱的原因是因为人们怀疑鬼神的存在，不相信鬼神能够赏善罚恶，如果大家都有“鬼神赏善罚恶”的信仰，那么天下就会大治。
归根到底，墨子的“天志”、“明鬼”等天命论之说都是为了诱导人们相信：实行墨家学说则受赏，而不实行则会受到上苍的惩罚。
在人心之中建立这样一种信仰，对于墨家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的宣传和推行是有帮助的，因此墨子需要用鬼神的存在来作为实现自己目的的媒介和手段。
虽然，墨子的尊天明鬼论形式上是对商周以来原始宗教信仰的继承和回归，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墨子的天人观带有浓烈的功利主义色彩。尽管墨子极力证明鬼神的存在，但建立一个令人信服的宗教体系并不是他的根本目标，他的终极理想是推行自己的学说。墨子所描绘的鬼神世界，虽然无法经受理性的考验，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迎合了普通民众的心理经验和需要，因而具有积极的意义。
我们对待历史遗留的文化，不能但从现实的经验和判断出发，更多的应该联系当时的具体社会背景和历史环境。就像对待墨子的鬼神观，从当代的角度看，这些都是封建迷信，是思想的糟粕，然而在当时，正是鬼神观帮助了墨子推行自己的学说。诚然，我们对待先人的精神遗产应该采取扬弃的态度，那么对于墨子，我们在否定其思想缺憾的同时，更应该将其中的精华发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