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在《鲁问》中提出“合其志功而观焉”，把志功看作是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其中“志”指的是人的行为动机，而“功”指的是行为的实际效果。墨子重视动机，然而更注重实际的行动和效果。
一个人即使胸怀大志，然而不肯付诸实践，只把理想挂在嘴上而不去行动，肯定不会实现自己的“志”，而一个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不择手段，甚至违背道德损害别人的利益，那么他即使实现了“功”也是为人所不齿的。
因而，墨家主张君子贤人在修身是，要做到志功合一，用力行务实来实现自己的“志”，用义予义取来得到自己的“功”。
义取义予
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修身》）
君子之道包括如下方面：贫穷时表现出廉洁，富足时表现出恩义，对生者表示出慈爱，对死者表示出哀痛。这四种品行不是可以装出来的，而是必须自身具备的。
墨家在君子的修身标准中提出，贫穷时能够坚守自己的节操、廉洁自律；富足时能够把财物分给他人；对生者行仁爱之道；对死者真心哀悼。这就是君子应该具备的四种品行，而这些品行是无法伪装的，只有内心具备了这些真实的情感才能做到，因而，君子贤士修身，就必须在些方面下功夫。
墨家的弟子们大都出于社会下层，墨子本人也是一个手工业者，因而他十分注重贫者的地位，他分很多主张就是从下层民众的角度出发而提出来的。在君子修身的诸多方面中，涉及到经济物质方面时，墨家主张义予义取，贫者要取之以“义”，富者要予之以“义”。
居贫有节操，不贪取他人之物。
墨家认为，君子在贫穷时能够坚守廉洁的节操、不贪图财物，是最应该具备的品质。在先秦时期，有“君子忧道不忧贫”的观点，认为生活上的困顿并不是真正的穷，真正的贤人君子不会因为生活的困苦而忧虑，相反，是为自身修养和道德的缺憾而忧虑。一个人身处贫穷的境地，虽屋舍简陋但能做到整齐清洁；虽衣食缺乏但能做到坚守节操，也获得了精神上的富有。
因而，贤士君子应该做到“居贫有节操”，不贪求他人之物、而因该廉洁自律，古人曾对廉洁之士进行了分类分类：一种是按照规则办事不妄自收取财物的人，一种是看重自己的名誉、节操不贪取财物的人，一种是害怕受到法律的惩罚、为保住自己的官职俸禄不敢收取财物的人。在这中间，按规则办事的人没有掺杂个人目的意图，因而是上等廉洁之士；不为利益而损坏自己名声的人是为了自己的荣誉因而是中等廉洁之士；为保住自己的官位俸禄而不敢收受财物的人，是为了不受惩罚勉强做到廉洁，因而是下等廉洁之士。
虽然廉洁的境界有高下之分，但所得到的结果是一样，因此，君子贤士在修身的过程种，首先要做到廉洁自律。
古话说“穷当益坚”，在我们的生活中祸福无门，任何人的一生都难免有时运不济的时候，因此越是身处困境也要坚强自己的意志和操守，越是身处贫穷低下，越要表现出人格的高尚，所谓的“人穷志不穷”一个人在贫穷的境地中丧失了自己的节操、为了钱财而失去了义，气才是真正的贫穷。
《后汉书·袁安传》记载的“袁安困雪”的故事就有力的证明了“居贫有节操”的贤士修养。
有一年冬天，大雪一连下了十余天，地上积雪有一丈多厚，封路堵门。洛阳令到州里巡视灾情，访贫问苦，看见家家户户都扫雪开路，出门谋食。而来到袁安家门口时，大雪封门，无路可通，洛阳令以为袁安已经困顿冻馁无力清雪，就派人铲除积雪挖出一条道路，只见屋内袁安奄奄一息。洛阳令忙给他喂粥，然后问他为什么不出门乞食，袁安答道：“雪灾时人人饥饿，我不应该再去打扰他们。”洛阳令对他这种居贫不改节操的品德十分嘉许，就举他为孝廉。
在后来楚王英的谋反之乱时，朝廷因为袁安执法严明，就拜他为楚郡太守。袁安在任十年，京师纲纪肃然，袁安也因为自己的政绩而步步高升，位至三公。袁安一家也成为世家望族，汉末三国初的一代枭雄袁绍、袁术皆出袁门。
袁安的故事就告诉我们，物质上的贫穷不怕，越是在艰苦时刻能做到廉洁刻苦，坚守自己的节操，个人的道德修养就越是能得到提升。一个人品质的高尚与否，不是体现在他春风得意之时，而是在命运困顿的人生低谷。因而，当我们身处困境，更应该坚持自己的操守，做到穷而益坚，这样，才能真正的得到道德素养上的提高。历史上大凡那些品行高尚的人，多是经过了苦难的磨练，正是居贫时他们坚持了自己的操守，才成就了自己高尚的节操。
而且，我国传统道德对于从政者的规范最重要的一个要求就是廉洁，人们把廉洁看作是“仕者之德”，要求施政者在治理国家时，能够见利思义，循礼合法。施政者如果能做到廉洁奉公，社会就会稳定而民心就会向善，因而说廉洁是为政之本。而廉洁的养成，主要是在贫贱之时，一个人在身处贫贱时能够不贪求钱财、坚守自己的节操，那么即使他身处高位，也一定能够廉洁自律。
居富有爱心，能分财以济贫。
墨家认为，能够做到“以财分人”时君子贤士最大的“义”，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越高、物质财富越丰厚，就越需要提升自己的德业修养，才能时自己的人格更加完善。
儒家认为富者的社会地位越、拥有的物质财富越丰厚，就越应该加强自身礼仪方面的修养，做到“富而好礼”。而墨家则认为，富者不仅仅应该拥有一颗仁爱之心，更应该把这种仁爱落实到具体行动上，能够把做到“以财分人”，这才是富者修身最大的“义”，墨家还认为，社会财富是社会人所共有的，因而那些掌握财富较多的人应该将自己的财富分人济贫，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平均主义”的思想，也有人认为墨家这种“分财济贫”的主张有些任侠的意味，是想要劫富济贫，其实墨家的本意是通过提高富者的道德修养水平，让他们主动意识到这种“义”，“济贫”是目标，但“劫富”并不是手段。
富者应该懂得"只知取之为取，而莫知与之为取"的道理，掌握“取”和“予”之间的辩证关系，否则就会成为柳宗元《跷譓传》中那只虫子：见物即取，背之于身，因为只知道索取而不知给予，最终累死在行程中。
我们从古今富人成败的经历中可以看到，如果贵富太盛就会因骄佚而生过，富人凭借自己拥有的财富而盛气凌人，甚至恃"财"辱人，就会走向事情的极端。儒家就对财富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当社会上贫富差距过大，而且强凌弱、富辱贫，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就会受到影响，而在这中情况下，富者的财富也是得不到保障的，因为社会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综合体。
因此，富者应该义仁爱为本分。墨家讲究“交相利”，正是富者在这种“济贫”的行动中得到了财富以外的“利”。社会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富者用自己的财富做助人为乐的善事，而在财富解决不了问题的危机关头，往往得到来自贫者的帮助，这就是作为的“善有善报”，也许贫者在物质上不能对富者的接济作出回报，但肯定会在其他方面给予回报，因为凡是那些真心助人者，最后都会帮到自己。
然而社会上的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观点，认为“为富不仁”，富者一般都没有仁爱之心，甚至孟子也说"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从商人追逐利益的角度来说，也许“仁爱”会影响到自己物质利益上的得到，但聪明的富人，都明白“取”和“予”之间的关系，知道自己的财富是来源于国家、社会、他人，只有对社会国家有所回报，才能得到更多的利益。
也有很多富者，把富人之仁看作是一种乐善好施，但如果仅仅是为了得到“富人有仁”的名声，那这种行为就会变质为"怜悯和施舍"，真正的“以财分人”不是为了名义而是为了“义”，这个“义”就是对社会的责任。
李嘉诚捐资2800万在上海修建了一所养老院，落成当天，和他一起出席典礼的很多人，都以视察的姿态走进老人中间时，只有他弯下身来，用传统的作揖方式和老人们打招呼。在记者们强烈要求他讲话时，他说，"建一座完善的长者护理院，决不是对老弱人士的怜悯和施舍。我们不能坐视一些老人在社会的急速变化里，成为被遗弃的一群人。"
在商言利是商人们的本性，但我们不可否认李嘉诚的确是做了一件善事，而他的言语证明了自己的行为的动机：他不忍心看到老人们因为没有生活能力而成为被遗弃的群体。也许李嘉诚的话也不可尽信，但最起码他“以财分人”的举动是为富且仁。
当今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社会里，尤其是富者，对社会和国家的依赖程度更高，那些依靠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服务关系而拥有财富的富人更应该感恩社会。并把这种感恩化做接济贫者的仁爱行动，为社会负担一分富者的责任。
早在两千年前，墨家就提出了“不贪即廉，能分则义”的思想，只有做到了居贫有节操，不贪取他人之物；居富有爱心，能分财以济贫，贤士君子的修养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个人的道德才真正的高尚。
力行务实
善无主于心者不留，行莫辩于身者不立；名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寻焉，忘名忽焉，可以为士于天下者，未尝有也。（《修身》）
善不从本心生出就不能保留，行不由本身审辨就不能树立，名望不会由苟简而成，声誉不会因诈伪而立，君子是言行合一的。以图利为重，忽视立名，（这样）而可以成为天下贤士的人，还不曾有过。
在先秦诸子中，墨子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更是一个实干家，很多人对墨家的学说持批判的态度，但对于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一生为扶危济困的正义事业奔忙走的实干精神，都一致的认同赞扬，班固《答宾戏》中说：“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说墨子像孔子一样为天下事而终日奔劳，连将席子坐暖和将炉灶的烟囱染黑的功夫都没有。班固生活的时代已经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他还给与墨子如此高的评价。世人对墨子实干精神的赞赏由此可见一斑。
墨家认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君子首先是一个力行之士，修身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有助于行动，努力为天下办实事是才墨者的本色。庄子曾对墨者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形劳天下、以自苦为极，把力行务实看作是墨者的主要特色。
墨家的这种务实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还和他们所处的阶级有一定的关联。墨子与墨家的子弟们大数从事社会上低级的工作，中国古代社会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墨者大多属于“工”这个阶层，他们有丰富的生产和工艺技能，也因此为儒家所轻视。然而墨者们也鄙视那些自视清高但不会劳动的过寄生生生活的儒家子弟。儒墨两家相轻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生活阶层的不同。
而墨子把这种务实的精神运用在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上，长期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他兼爱、非攻的主张。相传他曾经止楚攻宋、南游使卫，曾宣讲“蓄士”以备守御的重要、曾拒绝越王五百里封地的奖赏，这些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主张。墨子把这种务实精神运用在教导弟子上，要求他们贯彻兼爱、勤、俭的墨者品质，并身体力行的去实践，墨家的弟子就常常帮助弱小国家守城义抵御外侵，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正是墨家兼爱非攻精神的最好诠释。
墨家的这种力行实干精神，对于施政者来说也是必须具备的一种修养，力行实干在为政者身上，体现为不尚空谈、不务虚名，兢兢业业、埋头苦干，身体力行地为人民谋福祉、为百姓做实事。古代史官周任曾说：“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就是对为政者提出要求：在其位就要谋其政，施展自己的才智为百姓做实事，如果不能做到，就应该离职。
其实不管古今，作为一个施政者，无论担任什么职位，要想在个职位上施展才智、有所作为，不力行务实是什么建树也不会有的。而为政务实的关键在于实干，只有先做一个实干家，才能有所成就。
古代的李冰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例子
战国时期的李冰在担任蜀郡守期间，为政讲究实际、注重实干。虽然史书上对他的生平事迹没有详细记载，而他却以自己主持建造的伟大工程都江堰而名垂千古，他为民兴利、造福一方的政绩得到了历代人民的称颂。
李冰刚被任命为蜀郡太守时，川西平原水旱灾害连年不断，涝时农田、房屋、人畜被冲毁淹没；旱时庄稼颗粒无收，赤地千里。面对着严重的水旱灾害，李冰认识到治蜀必先治水，只有人们不受水旱灾害的威胁，才能过上富足安定的生活。
在上任不久，李冰就带领有治水经验的人沿岷江察看实地情况。发现岷江因为水流湍急所以携带了大量泥沙，而在流经灌县平坦开阔的平原时，水速减缓致使泥沙淤积、河床增高；而河水又被灌县城外的玉垒山所阻隔，因此每到涨水季节，岷山两岸的大片良田就会被洪水淹没，而干旱时岷山东岸田地又得不到灌溉。了解到旱涝发生的原因，李冰决定开凿玉垒山，把一部分水引到东岸，这样既可分洪水减灾，又可引水灌田。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玉垒山终于被凿开一个二十米宽的大缺口，岷江水由这一缺口可流入新开的河道。原来的岷江称作“外江”，新开的河道称作“内江”，也叫“都江”，被凿开的缺口叫做“宝瓶口”。可是，宝瓶口的实际分洪效果并不理想。
李冰并没有灰心气馁，而是重新对玉垒山附近和岷江进行了仔细的观察，他发现宝瓶口的地势太高，所以流入的水量不大，要解决这一问题，需在玉垒山前面的江心筑起一道分洪堰，在那里就将水分为两股。这样，江水流到分洪堰前，会分别进入外江和内江，不仅可增大流进宝瓶口的水量，而且还可减少外江的水量，不致再漫出堤岸成灾。
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李冰就开始组织当地百姓进行这项伟大的工程，经过了数次失败和艰辛的努力，李冰终于带领蜀郡百姓在湍急的江水中成功地筑起了一道分洪大堤。江心筑堰的成功使得岷江水患得到了控制。从此，蜀郡旱涝保收，百姓们安居乐业，蜀郡也成为“天府”。
直到二千多年后的今天，都江堰还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四川平原提供着巨大的水利效益，使之成为物产富饶的地区。李冰也因为治水的功绩为后世所敬仰。
翻开我我国的历史，像李冰这样勤政爱民、力行实干的为政者数不胜数，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和利益，而是为了百姓为了国家，兢兢业业的发挥自己的才干，正是这些“脊梁”式的人物使得我们的国家逐步强盛，我们的民族更加伟大。
他们的身上都体现着一种可贵的实干精神，为百姓实实在在地做具体工作的力行精神，这些说起来容易、看起来简单的事情，真正做起来却也并非易事，需要有为国解难为民分忧的强烈责任感，有不图安逸、肯于吃苦的坚韧毅力、有鞠躬尽瘁、踏实肯干的具体行动，为政者做到了这些，才能真正的为民为国作出贡献。
可以说，力行务实的精神是中国农耕文化形成较早的一种民族精神，已经成为一种民族意识深深的扎跟在国人的心中，正是这种注重现实、崇尚实干精神创造了中国古代社会灿烂的文明。
力行务实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民族性格心理，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美德代代相传，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精神更应该得到重视，在我们的当代生活中熠熠生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