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恪守商业信誉的陈嘉庚
著名爱国华侨、南洋橡胶大王陈嘉庚的成功，取决于他的经商素质。他善于捕捉信息，改变经营方向，健全企业管理，改革工艺，更新产品，注重质量，讲求信誉。这一切，使他成了商战中的强者。
爱国企业家陈嘉庚在家乡厦门办学的三年间，他在新加坡的企业在激烈的商战中发展缓慢。1919年秋冬，他以百万巨资买进马珍律一带的空地六七万平方英尺，积极营建栈房，但从1920年下半年起，新加坡地皮和屋价大降特降，不但无利可图，而且因为资金的积压而造成损失。1920年，“裕源”、“槟城”、“振成丰”橡胶公司因胶价下跌和股东意见不合改组，陈嘉庚退出，损失30余万元。而涂桥头橡胶厂改为橡胶熟品制造厂，在三条巷粟庭收买火锯厂兼营菠萝罐头厂，橡胶园因胶价不高，停止采胶，都垫出不少资本。虽然每年获利90余万元至100万元，但与上述损失、垫本以及多付利息、提取办学经费等项相抵，出入大致相当。这对雄心勃勃，准备滞留数月后便携资回国大举办学的陈嘉庚来说，不能不是大出意外的事。眼观四方的他清醒地看到，自己恃为办学财源的橡胶业，已有数家参与竞争，这是一个信号，说明橡胶业在新加坡不再是个安稳的行业了。因此，他不得不转变方针，全力以赴，投入商战。
这时，由于橡胶市场接连两年不景气，马来亚各埠的小规模橡胶厂大都亏损，处于停工或半停半作的状态，厂主悲观失望，多欲改行。陈嘉庚得到这一信息，便亲自到马来半岛各处视察，当机立断，收买了株巴辖、麻坡、巴双等地的9家橡胶小厂，并投资各厂扩充厂房设备，此外，在新加坡恢复和扩充已经停闭两年的“槟城”像胶厂。以上10厂，均于1922年内改造完成，投入生产，逐月可绞出胶布3万余担，得利100多万元。
陈嘉庚先声夺人，在马来半岛上打响了第一枪，使新加坡的同业资本家大吃一惊。当时能与陈嘉庚的“谦益”相抗衡的仅有“信诚”、“振成丰”两家。后两家的老板和股东，或与陈嘉庚有旧，或曾合伙办厂，有的原系陈嘉庚手下的职员。他们深知陈嘉庚身手不凡，唯恐其独占大利，便于1923年由“信诚”老板出面，向陈嘉庚提议三家合作。陈嘉庚认为三家都是华侨资本，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命运休戚相关，慨然答应了，并一起在律师处签订为期三年的契约。契约规定，三家每采湿胶一担，提利1元，瞒报每提罚10元，逐月核算提交，以资本额大小（“谦益”6分，“振成丰”2.5分，“信诚”1.5分）的比率分配，以赢补亏，互相提携。附设办事所于“信诚”楼上，并公租坡中胶厂五间，暂不开工，以备救急时投用。
契约生效后的头四个月，“谦益”采胶最多，陈嘉庚重视信誉，每月支出1万余元分配给“振成丰”、“信诚”。可是，第五个月开始，“振成丰”、“信诚”采胶更多，三个月应支出2万余元分给“谦益”。“信诚”老板违约图赖，不予核算分红，经陈嘉庚催李光前前去查问，始结果公布。此时，“振成丰”怀疑“信诚”有瞒报行为，扬言要查其账簿，“信诚”不许，但承认瞒报5000担。于是，内部发生裂痕，“振成丰”认为“信诚”当罚款5万元，抵支本号应给“谦益”之款而有余，拒绝提交赢利；而“信诚”极力赖账，分文不支，形成僵局。再经3个月，依然是“振成丰”、“信诚”领先，核算两家应再分给“谦益”4万余元。“信诚”为图赖款毁约，唆使“振成丰”将公租胶厂作为私家复业，当陈嘉庚阻止时，又扬言要上法庭控告。陈嘉庚认为破裂已成事实，赖款不还，一笔勾销也就罢了，没有必要上堂打官司。后经总商会斡旋，以“信诚”出5000元了结这件事，虽使陈嘉庚白白支付2万余元（若加按约应分红的7万余元，则损失多达10万元），但他“宁人负我”，恪守商业信誉的名声却更大了。
2.以诚信为本，不贪为宝的郭鹤年
诚者不伪，信者不欺。古往今来，“诚信”一向被中国人视为修身之本，是待人处世的道德规范。这也是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中所重视的“贤能”的一个重要标准。儒家强调“民无信不立”，宣扬“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要求商人要“笃实至诚，不要欺凌”。
我们把郭鹤年称为儒商大师，亦是因为这些儒家文化中注重诚信等道德品质的思想对他具有很深的影响。
由于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以“诚信”为行为标准，郭鹤年在东南亚商界具有很高的信誉和声望，这使他不论是人际交往还是商业合作，都能左右逢源。有人更因此称他为“人际关系专家”。
郭鹤年视野内的“人际关系”概念比西方人际关系学派要宽泛得多，后者主要是局限于公司内部的管理人员和职工。郭鹤年一方面注意选拔和培养得力的管理“将才”，谋求全体职员对集团的拥护和支持，另一方面还特别注意发展公司外部的人际环境。从创业到现在，郭鹤年从未间断过与政界、商界的密切合作，其中很少有不愉快和失败的例子。
郭氏集团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离不开郭鹤年长期苦心经营和维护的人际大环境。而他的“交际秘诀”是什么呢？
在公司内部，郭鹤年的一贯做法是知人善任，诚信待人。为得到一位得力的管理人才，他从来不惜重金，而且用人不疑。对于那些为公司做出显著贡献的经理和职员，郭氏集团的传统是赠与公司的股份以示奖励；对于那些不忠于职守、或贪污受贿的职员则坚决予以惩罚。郭鹤年曾在一次大会上发表有关管理的演说：“现在假设生意已经获得成功，不管是有赖于全部或部分因管理方面的努力所达到的，我一样建议，给予全体职工作出奖励——虽则有关奖励需基于个人贡献与表现而有所不同。我个人喜欢让资深的行政人员成为公司的股东，因为他们已把一生最好的时光献给了公司，这对中级与低级人员同样是一个很好的奖励，因他们有一个可以期待的东西。对于那些犯下严重错误行为的人，应当给予惩罚。”
郭氏集团一位属下曾说：“郭鹤年和蔼可亲，有一种令人心悦诚服的魅力，他的管理哲学渗透了每一位职员。”郭氏集团绝少给员工炒鱿鱼，非常看重职员的服务期限，服务愈久的职员加薪愈高，年纪大了亦可留职继续授薪。这种以情义为重的激励安排体现了郭氏集团对属下职员的高度信任，是对效忠尽职精神的鼓励，有助于形成和巩固公司作为荣辱与共的集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郭鹤年对公司内部如何形成相互信赖、相互合作的人际关系氛围，有过一次风趣、精彩的发言：“就我个人的意见认为，追寻良好的管理，必须要从个人的庭院以及花园着手做起。相同的文化，诸多语言、举止、形态以及教育制度，可以对建立起早期的内部管理工作队伍，作出巨大贡献。当集体协作及团队精神建立起来后，始能引荐其他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才智之士进来。换句话说，我建议在事后才在你的花园中介绍其他的花卉。”
在商言商，一般不参与政治活动是郭鹤年一贯的作风。与此同时，他又极重视与政界的商业合作，不仅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印尼、泰国以及中国，郭鹤年与政府都有持久和密切的交往。人们也许会说，郭鹤年一定是凭借某种高超的交际手腕，甚至幕后交易来获取与政府的密切人际关系。其实，郭鹤年与政府合作的“秘诀”主要有两点：一是在政府面临比较严重的经济困境或投资环境不利之时挺身而出、知难而进，用自己的经营智慧和才能助政府一臂之力，而不像一般的商人那样畏惧不前、骑墙观望，从而获得政府的高度信任；二是敢于让利，不斤斤计较于一时之得失，注重长远的互惠关系，因而容易博得政府的青睐。很显然，关键仍在“诚信”二字。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譬如70年代初，马来西亚政府极想成立一家船务公司，以打破远东航线被发达国家垄断的局面，但面临重重困难，政府希望得到郭鹤年的合作，筹建马来西亚国际船务公司。郭鹤年受邀出任董事会主席，在此艰难之际，以其惊人的魄力，招揽资金，积极筹备。公司1976年便获得较为可观的盈利，到了80年代便发展成大马超级上市公司。当整个船务公司步上正轨之后郭鹤年就辞去董事会主席一职。在此之前，即1969年郭鹤年还受马来西亚、新加坡两国政府的委任，出任新马航空公司董事会主席。当时新马已经分家，原先的航空公司也面临着分家，郭鹤年便是在这个困难的过渡期出任要职的。由此可以看出，郭鹤年在与政府合作中所遵循的基本准则：“患难见真情”，建立起相互信任和支持的关系。
纵观郭氏集团的发展史，可以发现郭鹤年经营的一大特点是永不独占，几乎所有的产业都与人合作，也包括与众多的商人的合作。与人合作便于大规模筹集资本，迅速扩展经营规模。
郭鹤年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富豪有过良好的合作关系，其中尤以新、马、港的大商人为多。郭鹤年与其中的一些大商人不仅是商业的合作人，而且还是友情深厚的至交，这对于郭氏集团的迅速崛起意义重大。下面试举几例加以说明。
印尼首富林绍良在六七十年代便成为郭鹤年的深交。林绍良拥有一家名为布洛的公司，专门经营大米和白糖的进口，规模庞大，几乎垄断了印尼整个提炼白糖的进口市场。郭鹤年经营的白糖生意直接与布洛有关。他从设在泰国的糖厂生产原糖，运到大马提炼成白糖，再通过布洛公司销往印尼市场。通过与林绍良的合作，郭鹤年在印尼建立了规模巨大的甘蔗种植园。此外，林绍良还是香港香格里拉酒店的大股东。
当郭鹤年于70年代初建造港岛香格里拉酒店时，该酒店的大股东除林绍良外，还有一位便是香港影视大王邵逸夫。80年代末期，邵逸夫看到电视业前景广阔，决定从电影业转向电视业，于是购买了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30%股权。郭鹤年也同样看好电视业，结果购下港视的不少股权，现在因邵逸夫让出不少股权，郭鹤年已拥有港视32.1%的股权。邵逸夫还将他领导的邵氏兄弟（马）有限公司所拥有的大量的戏院和地产转让给了郭鹤年所控制的玻璃市种值公司。
郭鹤年与香港首富李嘉诚关系同样密切，两个人不仅于1991年共同注资中信泰富，直接加入收购行列，而且还联手在中国投资房地产，例如上海闸北区不夜城建设项目。郭鹤年的商业密友和合作伙伴还有曹文锦船王、陈振南及陈金友家族、邱继炳等。
郭鹤年之所以在商界能赢得如此阵容庞大的伙伴与挚友，有着亲密、融洽的人际关系，除了因为他处理事情一向公正不阿，注重友情外，还因为秉持“不贪”的原则，具有不讨人便宜的诚恳、大度的作风。合作经营有众所周知的优点，但是如果合作不愉快，矛盾丛生，也会使生意遇到挫折和中断，这种失败的例子在商界也是屡见不鲜的。为何郭鹤年能够收到扬合作之长、避其短的功效呢？这主要应归功于他以诚信为本、以不贪为宝的企业家的品质和道德形象，应归功于他将儒家文化的精萃发扬光大于现代经营管理的实践过程。他所信奉的格言是：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在合作经营中，做到“好菜让别人先吃，有钱让别人先赚。”他语重心长地告诫说：“在一个企业家活跃于商场的长期岁月里，总有一些机会在召唤着他。其中一些机会可能使他卷入不名誉或不道德的行为。如果他是明智和警惕的，那么他将会拒绝这些行为。这种追求财富的捷径会影响一个企业家的道德力量。而且，由于这种行为是会养成习惯的，因此它将最终导致企业家的败坏和毁灭。”可以看出，郭鹤年是极为珍视作为一个企业家的道德力量和形象，这使他从来都是着眼未来，关注长远利益，光明磊落地从事经营活动，决不为一时之利而有损于自己的道德品质和形象。也正是具有这种道德力量，郭鹤年才能把企业中的众多成员团结起来，领导和激励他们齐心协力地为企业的发展目标而努力工作。他的一些属下私下议论说：“他是一位正人君子，同时具有作为一位成功企业家的魅力。”这种优良的经营道德品质还使许多合作者信任郭鹤年，愿意与他共事。有人下了这样的评语：“郭氏在商业方面建立起他个人卓著的信誉。他向来以公平著称，也许这是一般商家喜欢与他交往及合作的原因。”
郭鹤年还认为，作为一个企业家，不仅要有经营道德品质，而且还要有社会道德品质。也就是说，企业家对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和发展负有道德责任。他的会客厅中挂着徐悲鸿的书法作品：“济众博施”。他的办公桌上有郭母亲笔书写的座右铭：“不为自己求利益，但愿大众共安宁；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这些格言时时鞭策着郭鹤年，要有社会责任感，要为社会大众作贡献。不能贪得无厌，而应回馈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