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一师附小后，按说任弼时应接着上中学，可上哪所学校呢？当时长沙的中学如长沙第一联合县立中学、明德中学、省立中学等名气都比较大，都是好学校，但不知学费情况如何，也不知下期是否招新班。父亲任裕道心里没底，便写信给长沙的堂兄，希望儿子能上一所学膳费等“以轻者为宜”的学校。而此时，任弼时却考上了长沙明德中学。
明德中学位于长沙市开福区泰安里，创建于1903年，初名明德学堂，后改名明德学校，设大学、中学、高小、初小四部。毕业生中人才辈出，如欧阳予倩、周谷城、刘佛年、李薰、萧纪美等。为纪念胡元，学校将一栋中西合璧式的教学大楼以胡元别号（乐城老人）命名为“乐城堂。这是湖南最早的新式私立中学，比天津南开大学还早一年，享有”北有南开，南有明德之誉。明德中学创办人胡元以“磨血精神”办教育，以“坚苦真诚”为校训教书育人，克服各种困难，筹措资金，延揽人才，历经千辛万苦，因而被称为磨血之人。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黄兴曾在这里教过书，学校很有名气。学校著名的老师有张继、陈天华、苏曼殊、周震鳞、周谷城、周世钊、罗元琨等。既然如此，父亲也同意了儿子的选择。1918年秋，任弼时入明德中学读书。
这时，孙中山为反对段祺瑞北洋政府以对德宣战的名义，向日本借款购军火，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的倒行逆施，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组织护法军政府起来反抗，南北战争爆发。不久，在桂系军阀的排挤下，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被迫离职，军政府沦为南方军阀的政权，南北军阀陷入混战的局面。
中华民国的第7个国庆日快到了，按说这本应是一个举国欢腾的庆典日子，可1918年的辛亥革命纪念日却沉浸在极其严峻的战乱背景中。此时，任弼时入明德中学不久，面对世界大战、中国内战的形势，又亲眼目睹了辛亥革命后国内无休止的权争与战事，任弼时写了《国庆纪念日感言》一文：
“我国前清本为专制，帝非汉人，人民非常困苦而生种族之嫌疑。自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汉起义，各省纷纷响应，卒革专制，改立共和。全国人民皆谓自此得享自由之幸福矣。于是公举袁世凯为大总统。而袁之居心贪黩无厌，复煽专制之毒，全国反抗。幸袁不久即死，人民得安。乃无何而又有南北之战，事已年余矣。此次若是，事本段非，南方反抗，而段即以数十万之精兵为此无意实之事，诚可叹也！呜呼，以一二人之私见，竟破坏全国之安宁，于人民之呼吁置若罔闻，中国其能免于危亡乎？恐非吾之所能逆料也。”
这是任弼时进入明德中学读书后撰写的第一篇作文，文中他直接抨击了不顾人民安危，以一二人之私见破坏国家安宁的掌握军政大权的统治者，字里行间浸透了他对中国前途无比担忧的赤子之情。
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失败而结束，中国是对德参战的协约国之一，为了庆祝胜利，湖南当局宣布放假3天，并举行提灯会。11月27日，那是个很好的晴天。任弼时随着明德中学的队伍于下午1点多钟来到长沙教育会门前，结队出发。提灯游行非常热闹，踩高跷的，跑旱船的，伴随着喧天的锣鼓声，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到了晚上，各式各样、五彩缤纷的灯笼像一条火龙，好不壮观。正如任弼时在后来的作文中写的：“是日也，本城各界无不赴会，计约数万人，延行街市，约有四五里之长，街口街侧，观会者堵塞，交通断绝。如斯之举，可谓盛矣！”
场面是热闹，可我们究竟庆祝什么，我们“胜”在哪里？“利”在何处呢？看着喜庆的人们，任弼时往深处一想，却实在高兴不起来。按理说，德国战败，被德国侵占的中国领土青岛应当归还中国，但软弱无能的北洋政府却眼睁睁地看着日本抢走了德国在华的一切特权。实际上，中国的胜利，仅仅是把德国的在华侵占的利益转手让给日本。想明白这一点，任弼时唏嘘不已。回校后，他在《提灯会纪事》一文中感慨地写道：
“退而思之，我国之庆祝，止负协约之名而无协约之实，亦可愧也！自后，我国可不力正振刷乎！”
任弼时正是在乱世的国耻家仇中学习、思索的基础上，逐渐产生了个人在政治、思想上的认识。
由于明德中学是私立学校，学费较贵，而家庭经济情况又每况愈下，任弼时在明德中学只念了一个学期。1919年春，他考上了长沙第一联合县立中学，即长郡中学。长郡中学是长沙郡所属12个县联合创办的，学校经费按各县在校学生数多少，由各县政府拨给，学生只负担三分之一的学膳费，每年缴纳12元。上这个学校的经济压力较之明德要轻得多。
长郡中学位于长沙市学院街三府坪。前身为1904年创建的长沙府中学堂，后由长沙、善化、浏阳、醴陵、湘潭、湘阴、湘乡、益阳、宁乡、攸县、茶陵、安化12县联办。先后设于长沙黄泥街、宝南街等地，直到1908年才在三府坪建筑校舍，1914年改名为湖南省第一联合县立中学，1917年增设师范部，更名为长郡公学。彭国钧、王季范先后任校长。任弼时、郭亮、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萧劲光、陈赓、曾三、甘泗淇等都曾在该校就学。长沙著名古迹东汉末长沙太守韩玄墓位于该校操场内。长郡中学是一所新式学校，校长彭国钧早年在黄兴的影响下，曾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致力于教育事业。他曾赴日本考察，深感日本明治维新得力于教育。回国后，他学习日本办学模式，制订校训、校歌，提倡德智体美四育并进。他规定的校训是“朴实沉毅”，学生一律着青布制服，领章上用白色丝线绣上“长郡”两字，所以人们称该校学生为“长郡丘八”。尽管后来彭国钧走上了反共的道路，但是在五四运动时，他还是一个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教育家。在他的“兼容并蓄，不崇一而黜百家”的治学主张下，学校聘请了周谷城、高语罕、徐特立、熊亨瀚、周世钊等新派知识分子任教。五四期间，他和徐特立、朱剑凡等组织“健学会”，在学生中成立“学术共进会”，提倡使用国货，抵制日货。他还提倡平民教育和学术自由，因此，学校的气氛非常活跃。当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嘤鸣求友时，第一个响应的李立三就是长郡的学生；新民学会成立时，长郡的学生李维汉、罗章龙是第一批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李富春等28人是长郡学生。任弼时入学时，萧劲光和他同为第25班的学生。对彭国钧的开明治校，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道：“在暮气沉沉的湖南，仍是我们应当拍手欢迎的空谷足音。”
彭国钧担任长郡中学校长时，制定了培养有益于国家社会的有用人才的教育目标。他提出有用人才的标准是：首为爱国，依次为利人、不剥削、有真才实学、爱劳动、正直不畏强暴。他提倡学生思想自由，关心国家大事。在教学方面，他提倡“求新务实”，崇尚学术自由，主张学生进行学术研究。学科方面文理并重，特别重视外语，不仅开了英文班，还开了德文班，聘请了德国人祁拔为德文教员。彭国钧曾到日本考察教育，对日本学校的体育非常欣赏。回国后更加重视体育。学校聘有多名体育教师，有兵操教习、体操教习、武术教习等。让学生着制服，系绑腿，在学校进行军事操练。他特别注重球类活动，专门聘请了挪威人夏可义为球类教师。长郡中学的足球队从1912年开始，称雄湖南10多年。学生中有称为“八大球王和”八小球王的著名足球队员，李富春、萧劲光就曾列名于“八小球王之中。”
事物往往是复杂的，人亦如此。尽管彭国钧在教学上实行改革，但他在许多方面又很保守。即使在五四期间，他对提倡新道德推行白话文方面，也持保留态度。当时国文教员对学生作文有两种主张：新派主张读白话文，提倡学生“发表真正思想”，旧派则主张“文以载道”，载的当然是孔孟之道。两派争执不下时，彭校长规定一个并不执中的方案：偏重文言，作文以“文言为主”，“每月亦可作白话文一篇”；至于修身这门课，他亲自讲授，或由他指定的学监来兼授，生怕把“过激思想”传给学生。
这样一来，任弼时在长郡中学撰写的作文中，经常和旧派教员在思想上发生对撞。对于“不念旧恶”这样的命题作文，他的认识和《论语》中提倡的无原则的恕道这样的解释是相去甚远的，他认为面对善恶，必先分清是非。当时军阀混战，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湖南当局推卸责任，责怪商人“欺诈盘剥”，下令若“敢于腾涨者，按戒严条例从事”。有人以为这是“良法”，任弼时则认为：“彼督军省长，不揣其本，徒齐其末……盖南北交战，师行而粮食，此其一也；且重累人民以任行李，擒掳车船以载人物，于是行商贩夫相戒于道路，而转输阻矣，交通塞矣。货源既绝，此物价昂贵之所由来也。”他尖锐地指出，造成物价飞涨的真正原因在于军阀战争。
任弼时反军阀思想的形成与他的生活实践密切相关。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时期，内乱频仍。湖南地处南北要冲，为各派势力必争之地，因此比其他省份更加动乱，当政者如走马灯，各路军阀频繁更迭，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护法战争又被西南军阀利用而变成了南北军阀混战，战火延续了近两年之久。这一切造成全省经济陷入破败不堪境地。对于任弼时来说，让他深受影响的是他的亲身经历。
首先是家遭败兵洗劫。任弼时家乡湘阴唐家桥位于湖南东北，古驿道贯通南北。南北军阀混战中，任弼时的家乡曾几过“北兵粮子”。其中损失严重的一次是本书前面已提及的，那就是1916年7月，袁世凯死后北洋系军阀汤芗铭领兵北逃，路过湘阴，洗劫了唐家桥。此时任弼时正在家中度暑假，如任弼时撰文记载的：“全家之人逃避山中幸免危险，然而屋中之衣服、器具均被其劫去。呜呼，数十年来吾家之不幸，莫此为甚。”
其次是饱尝军阀混战摧残之苦。旧中国长期对教育投资甚少，而军阀混战中的湖南则将本来就极有限的教育经费横加克扣，甚至提作军费。几年之中，从只发60%降到30%～40%以至1919年5月以后“一钱莫名”，最终导致长沙九校校长联合缴印。1917年11月10日长沙《大公报》登载省公署将教育经费及慈善经费“从本月起截留一半以应急需”。对此，任弼时慨叹道：“自今湘省不四五年而望教育之发达，慈善之盛行难矣，利无一而害无穷。”与此同时，长沙各校还常遭军队强驻之骚扰。学校化为军营，时间最长的是张敬尧的部下占领学校两年不撤，破坏器具，污毁房舍。1918年春，南军退后，北军陆续入城，各校多因兵乱而放春假。一师附小为此也曾迁至师范部后排房。正在此动乱环境中任弼时完成高小学业。
再就是军阀混战带来生活困顿。正如任弼时作文所记：湘省之金融一贫如洗，纸银日下，现金暴涨，“百物昂贵、粮食将绝、民不聊生”，“南北战争又处于湘江中游，水运船舶不能行驶，陆运汽车专供军事之用，不能输运货物，故市面萧条”。由政治混乱而引起的经济萧条必然会影响人民生计。上中学时，又值父亲失业，“家境日趋窘迫，负担日益增加”，仅靠30担族田租谷收入维持一家四五口人的生计已属艰难，再供养一名在省城寄读的中学生便相当勉强了。每学期家中只能给一吊钱（合一百个铜板），加之未婚妻陈琮英在袜厂做工的微薄收入资助，他才勉强坚持就读，连放暑假都不愿回家，为的是节省长沙至湘阴的往返车费。
在军阀混战的现实中成长，任弼时不能不产生对混乱、窘迫的现实生活的不满。他对时局非常担忧，恐军阀混战使国家陷于危亡。1918年双十节后，在作文《国庆纪念日感言》中，他勇敢地抨击当局“此次若是，事本段非，南方反抗，而段即以数十万之精兵为此无意实之事，诚可叹也！呜呼，以一二人之私见，竟破坏全国之安宁，于人民之呼吁置若罔闻，中国其能免于危亡乎？”尽管此时他还只能将南北军阀混战归咎于一二人为私利之争，而不能认识到这是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必然产物，然而，他却能从亲身经历中认识到军阀混战是造成国家危亡的直接原因，反动军阀是亡国祸首。这一认识出现在一个14岁少年的作文中实为难能可贵的了。
任弼时从小就具有很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感，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阅历的增加，他开始用自己的眼睛看问题，用自己的脑袋想问题，同时萌生了较强的社会参与意识。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郊区的凡尔赛宫里，召开巴黎和会。这实质上是战胜国中几大帝国主义列强持续了5个多月的分赃会议。中国在会上要求废弃列强在华的特权，收回被德国占领的青岛，取消“二十一条”。然而，对这些正当的要求，英、法等国却以不属于和会讨论范围为理由，蛮横加以拒绝，竟然在对德和约的条文中规定山东的“一切权利特权，一概让予日本”，而军阀政府竟采取妥协态度，准备在和约上签字。这一丧权辱国的消息传到了国内，全国人民无不愤怒。5月4日，北京城里数千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并举行了游行示威，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学生的爱国行动，遭到军警镇压，30多名学生被逮捕。消息传开，举国震动，天津、上海、济南、广州及留日、留法学生和华侨纷起声援。
5月7日，长沙各校学生举行国耻大游行，任弼时和长郡中学的同学一起，走上街头，不顾张敬尧的军警阻拦，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
5月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为代表，到长沙来与湖南学生界商讨联合斗争事宜。长沙学生运动的一批教师和学生骨干纷纷集会。第一师范的毛泽东，周南女中的蔡畅，雅礼学校的柳直荀，长郡中学的任弼时和楚怡学校的教师何叔衡等，于5月27日出席代表大会，宣布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决定6月3日全体罢课。
张敬尧眼看学生的爱国运动来势汹涌，恫吓无效，便改变手法，下令学校提前放假。这时，长郡中学的布告栏里贴出了一张措词严厉的布告，责令学生限期离校，并且通知厨房“立即停膳”。
面对学校的驱赶措施，同学们很气愤，任弼时则很冷静，他听说北京的学生已走出校门，到工厂、农村去向民众宣传，毛泽东也带头行动了，便说服同学们到乡下去做宣传工作。他把长郡中学、明德中学、第一师范和甲种农业学校的湘阴籍同学串联起来，组成了宣传队，回湘阴老家向民众宣传。
当时长郡中学有个叫彭超的同学，面对国难深重、当局昏庸的形势，不堪忍受心头的忧愤，纵身跳入湘江，试图以年轻的生命唤醒昏庸的政府，焕发社会各界的爱国热忱。这件事给予任弼时以极大的震撼，在领着宣传队回湘阴途中经过湘江边时，为了悼念彭超同学，也为了激励同学们的斗志，他对着滔滔北去的湘江水宣读了彭超的遗书。遗书写道：
“5月7日，日本之最后通牒报来，我祖国四千六百余年之神明土地，从此为外人破矣！能不伤哉！能不痛哉！我同胞应知我国之最可哭、最可惨、最可羞、最可耻的事，莫过于此次外交失败，吾有何面目以对国家也！”
彭超的拳拳爱国心、拳拳赤子情深深地感染了大家，同学们个个听得悲愤落泪。但是，任弼时说：“彭君以死明志，爱国之心可敬，报国之法可叹！国难深重，道路艰难，正是我们联合民众力量，奋起斗争的时候，任重道远，我们应学马革裹尸的马援，不做自刭而死的田横！”
任弼时率领的宣传队回乡后，经常组织民众集会，发表演讲，散发传单，演出活报剧，宣传反日，打倒列强，打倒卖国贼，以唤起民众。有一次演戏，一个洋人的角色需要西服、皮鞋之类的道具。任弼时想到了堂叔任理卿。
任理卿和任弼时一起长大，这年6月，他在上海考上清华庚款留学生，回乡省亲，正碰上任弼时也回乡进行爱国宣传。分别数年的叔侄俩相见自是分外亲热。从南通纺织学校毕业后已在上海恒丰纱厂工作一年的任理卿滔滔不绝地向任弼时讲述他的工业救国的想法。他认为中国大量白银外流，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每年大量进口钢铁和棉纱，如果我们自己的纺织业兴盛了，就无须进口了。因此振兴中国的纺织业就能救国，这也是他留学西方学习纺织技术的原因和目的。
任弼时找到堂叔，热情地邀请他去演戏，说没有台词，只需穿上他准备出洋的西装和皮鞋，戴个眼镜，拿根手杖，在台上走走，扮个假洋人就行了。在任弼时的动员下，任理卿终于答应上台，但他只演了一次，大约是十分不成功，自此再也不肯上台，但他还是十分乐意把自己准备赴美留学的一套行装贡献出来，借给弼时，供他们演出用，自己则一脸轻松地在台下当起了观众，直到8月任理卿启程赴美国罗维尔纺织学院学习为止。4年后，获得硕士学位的任理卿载誉归来，自此一生从事纺织工业，为中国的纺织工业呕心沥血；而此时任弼时却又留学莫斯科，踏上了成为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二人尽管道路不一样，但殊途同归，振兴国家与民族的中国心是一样的。
宣传队返校后，学校成立了学生爱国会，响应和支持前不久成立的湖南省国货维持会。在毛泽东的推动下，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湖南各界公法团体如教育会、商会等所组成的国货维持会取得联系，并积极参加当时抵制日货的中心工作。这样一来，长沙城和湖南全省以抵制日货为主要活动的爱国运动就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湖南学生联合会是国货维持会最有力的支柱。它派出很多学生作调查员，经常到纱号、南货、纸业、印刷、玻璃和百货等商店进行细致的调查。查出日货，即行封存，限期拍卖。如这些商店阳奉阴违，继续偷卖日货，就对它们分别给予罚金、没收或焚毁日货等处罚。任弼时和同学们一起，组成国货贩卖团，他们提着篮子，走上街头，一面检查日货，一面推销国货，向民众宣传爱国思想。当军阀张敬尧将此爱国举动诬为“淆乱人心”，并派军警驱散学生时，任弼时和同学们据理力争，高呼“爱国无罪”、“抵制日货无罪”等口号，坚持斗争。国货维持会、学生联合会、绸布业国货维持会还于7月7日联合举行烧毁日货游行示威大会。游行队伍中的学生每人肩负一匹日本布，后面跟着绸布业的店员工人，最后才是国货维持会和学生联合会的旗帜。他们最后来到教育会坪，学生们将布匹堆放坪中，淋上煤油焚烧。直到布匹烧成了灰，游行队伍和观看群众才散走。从此，任弼时逐步走向社会，直接参加反帝爱国群众运动。
不难看出，任弼时在整个少年时代都极力弘扬自强、自振的精神，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这固然与他先天形成的性格有关，但更多的是源于后天的家庭启蒙、影响及学校社会教育的熏染。
任弼时出身于乡村小学教师家庭，任国文教员的父亲，深受康梁维新思潮的影响。他经常给学生和家人痛陈：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清朝封建专制政府如何腐败；国家的主权正在丧失，中华儿女要御外侮而自立。受父亲的影响，幼年任弼时就同情穷人，痛恨豪富和官府，为穷苦人抱不平。他小学时曾写过两篇寓言故事，一则是《记吴氏牛》，另一则是《记吴氏牛·二》，都描写了一头扶平济弱的有灵性的牛，这实际上是反映了任弼时自己的心态。
尽管如此，父亲仍和大多数旧式知识分子一样，有着一腔爱国热血，但生活上却是两袖清风。任弼时一家五口仅凭父亲教书的报酬和30担族田租谷维持生活。小学时，任弼时还穿草鞋，并且学会了自己打草鞋。父亲在外教书，全部家务都在母亲身上，儿时的弼时从母亲身上学到了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好品德。5岁时，他就跟着父亲到作民小学随堂课读，开始寄宿生活。这既有利于他自立自强精神的培养，又可以直接接受父亲较为开明的思想启蒙与引导。
另外，任氏家族中立志求学以自立强国的气氛很浓。在未出五服的任弼时的父辈中男子60%以上离家在县城或省城求学，女子在省城受中等教育的也近30%。这个家族在近代虽然经济中落，但努力进取、积极向上的自强精神却显示出了它的生命力。在这种家族氛围中启蒙的任弼时受到了无形的却又是强有力的影响。
除开家庭、家族的影响外，学校的教育也让任弼时获益匪浅。
任弼时走进课堂后接受的学校教育始终贯穿着自立自强与爱国精神。任弼时在序贤初等小学读书时的作文有30%的篇目是围绕自立自强及爱国精神而命题的。例如《民生在勤》、《说勤学》、《家风尚勤俭》等，旨在倡导吃苦耐劳、克勤克俭这一中华民族自强精神的重要内涵；又如《拟御侮之策》、《爱国说》、《合群说》、《说阅报之益》等，着意培养学生从小树立崇高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
更值得一提的是，任弼时在长沙就读的三所学校——一师附小、明德中学、长郡中学中，都非常幸运地遇到了开明师长。一师校长孔昭绶的爱国精神集中反映在教育思想中。针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使国家所蒙受的耻辱，他把前任校长提出的以“诚”字为中心的“公诚勤俭”的校训，改为以“知耻”二字为校训中心，贯彻“公诚勤俭”诸义。1917年5月7日在一师召开的国耻纠集大会上孔昭绶作了长时间的演说，极力主张进行“军国民教育”。他认为，我国历年外交失败，是由于无战斗实力以为折冲后盾，而世界惟有铁血可以购公理，惟有武斗可企和平。孔昭绶的这些思想对教师与学生影响颇深。
任弼时在作文《爱群说》中从论述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入手，从“国借人而立，人借国而保存，未有国无人而强，人离国而立”引出“人必有爱国之心”的结论。这便是肯定个体与社会的统一性的爱国主义精神实质。这篇作文获得教师“凉月出顶光入扉，文境似之”的好评。特别是一师附小毕业前的最后一篇作文《言志》中所反映的思想更可以看出校长孔昭绶思想的影响。任弼时之所以“志习工业”，追根溯源，则是他认为“强国之道，莫贵工业”，其直接认识来自对德国强盛过程的认识。他认为历史上战争中德国常败于法国，其原因为武器不佳，后发明了新式枪械则大败法军，“自是振兴工业以至今日称雄世界无可下矣”。更有作文《读俾斯麦传记感言》中对世界历史上有名的铁血宰相的推崇，称为“强国之模范”，凡此种种不难看出一师附小的教育对任弼时学生时代自强自振及爱国主义思想形成的影响与作用。
明德中学为湖南“省会创设民立学校之先导”，在20世纪初我国“废八股，兴学堂”的教育史上也是走在前列的。该校注重对学生爱国思想的教育。如国庆纪念日一过，马上让学生写作文《感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长沙举行提灯游行庆祝，学校不仅带领学生参加，事毕又让学生写《纪事》作文，以启发激励学生的爱国热情。任弼时虽然只在这个学校读书半年，但所受的教育亦是很深刻的。
1919年任弼时转入长郡中学。正如前面已经讲到过的，该校校长彭国钧虽思想复杂，但在教育方面很有见地。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在培养社会有用之人”，而“有用”之含义有六，其一即“爱国”。因此，校中爱国氛围空前浓厚。这时，任弼时正就读于长郡中学，他所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与影响较前更形象、更具体、更深刻。这对他日后人生道路的选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长郡中学的青年学生运动，给任弼时以极大的锻炼和影响。长郡中学是任弼时的母校，但是当时对任弼时这样一些青年学生的反帝爱国热情，并不是很支持。甚至当任弼时毅然而然地不辞而别奔赴上海、俄罗斯求学之后，长郡中学当局竟然开除了任弼时、萧劲光的学籍。6年后，长郡中学当局制止成立学生会而开除曾三等30余名进步学生，酿成全省学生总罢课，时任青年团书记的任弼时签发了团中央第114号通告，号召各地团组织、学联、学生会声援长沙学生，给予长沙学生的正义斗争以坚决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