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进一步推行其错误路线，以“否定过去，打倒一切”的手法，在党内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先在福建批“罗明路线”，接着在江西整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在湘赣整王首道。任弼时当时奉命执行这些政策，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仍坚持自己的看法。任弼时在领导苏区肃反工作上，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正确估价苏区干部队伍，加强党对肃反工作的领导，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因而保护了许多同志。当时在敌后万（安）泰（和）边境地区负责青年工作的张爱萍，被一名“AB团分子”供认为“AB团”总部负责人。任弼时熟悉张爱萍的历史，不相信这一口供。他提出对于这样的重大案件，“不应只凭口供，应该从他此一时期的工作检查中来找根据”。他要顾作霖去万泰地区进行调查了解，结果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为了防止肃反扩大化，他在组织部门的会议上明确提出：“以后肃反，不能重口供，要重调查！”尤其“不得随意抓人，乱杀人，要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这一指示，无疑对当时的“左”倾错误是一次严肃的抵制，因而保护了一些同志没有受到伤害。临时中央认为他“贯彻政策不力”，解除他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派他到湘赣边区担任省委书记。按照张闻天后来的说法：“反罗明路线是反毛及老干部，打毛排弼。”任弼时自己回忆说，他是被博古、洛甫等“认为执行极左路线不彻底，工作不合手而派到湘赣工作的”。
1933年5月中旬，任弼时奔赴湘赣省委工作。对于湘赣苏区而言，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真是来得及时。当时，湘赣省委代理书记陈洪时（后叛变）、副书记刘士杰（后叛变），利用改组湘赣省委的机会，极力打击和迫害创建湘赣根据地的功臣、原省委书记王首道、原省苏维埃主席袁德生、原省军区总指挥张启龙、原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于兆龙等重要干部。任弼时到湘赣省委所在地禾川镇时，袁德生已被逮捕杀害，王首道被攻击为“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多次进行大会斗争，撤销了一切职务。张启龙被攻击为“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判了一年两个月的刑，准备杀害。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闻讯后，电示湘赣省苏维埃，说判张启龙一年两个月徒刑不为轻。湘赣省苏维埃主席谭余保是一位工农干部，不知何意，去问任弼时，任弼时解释说毛泽东是说判重了。当时被乱抓乱杀的，还有许多同志。任弼时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强令刀下留人。他同执行“左”倾错误政策的一些领导人做斗争，将党的许多好同志，从肃反扩大化的迫害下解救出来。他主持召开省委会议，强调指出，在肃反中不能随便抓人，更不能乱杀人，抓人杀人，都要有确凿的证据，杀人必须经过省委的批准。根据他的意见，省委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并成立了裁判部。他坚决抵制在军队中肃反的意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把张启龙从保卫局释放出来去做扩大红军的工作，张子意、张平化、王恩茂、曾涤等人，也解除了审查，安排了工作。被解救出来的同志在回忆历史时，都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说：“我们都是幸存者，是任弼时同志救了我们！”
湘赣省军区总指挥兼红八军政委蔡会文，是参加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的红军名将。1932年1月，调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10月，为加强中央苏区的西翼，中央军委委任蔡会文担任湘赣军区总指挥、总政委兼红八军政委。1933年春，他指挥红八军在于田墟围点打援，击溃敌4个营，歼敌2个营又1个连。5月，率部在九渡冲、棠市连战连捷，毙伤敌500余人，俘敌2000余人，缴枪1500余支，取得红八军成立以来的空前胜利，荣获中央军委通令嘉奖。他积极领导湘赣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战备工作，大力加强湘赣红军和地方武装建设，使主力红八军壮大到4000余人，还组建了独立师、团等地方武装，为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湘赣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湘赣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斗争中，他逐步认识了“左”倾错误的危害，不顾个人的荣辱得失，坚持与王明冒险主义做斗争，及时修正了湘赣红军的行动方针。与萧克等一道指挥苏区军民广泛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运动战，保证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的实施，努力扭转湘赣苏区的战局。曾得到朱德、周恩来代表中央军委的嘉奖电，称赞湘赣红军的“英勇与光荣”。但是，中央的“左”倾错误领导者，对他却给予打击迫害，要求开展反对蔡会文为首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任弼时认为湘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初期仗没有打好，不是蔡会文个人的责任，而和中央军委的错误指导有直接关系。任弼时几次抵制了中央要求撤销蔡会文职务的电示。直到1933年12月，湘赣军区政委一职才由任弼时接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