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一个遗腹子，他在祖母腹中时，我的祖父已经故世了。这不是悲惨的事吧？我也少孤，但是我到十七岁父亲才故世，我还比父亲幸福得多。
我的祖母生有两子三女：第一胎是男，我的大伯，到三岁时候死了。第二胎是女，我的二姑母，嫁尤氏，姑丈尤巽甫（名先庚），二姑母早死，我未见。第三胎是女，我的三姑母，嫁顾氏，姑丈顾文卿（名维焕），三姑母亦早死，续娶亦包氏，我祖的侄女。第四胎是女，我的四姑母，嫁姚氏，姑丈姚宝森（名仪廷）。
第五胎是男，是我的父亲。所以我父是遗腹子，而不是独生子。
我家祖先，世业商，住居苏州间门外的花步里，开了一家很大的米行。我的曾祖素庭公，曾祖母刘氏，他们所生的儿女，不仅我祖父一人，但是祖父排行最小。
祖父名瑞瑛，号朗甫，因为他的号是朗甫，所以我的号是朗孙，祖母所命，用以纪念祖父。他是个文人，是一个潇洒的人，常以吟咏自遣（但他的遗墨，我一点也没有得到）。不过他并没有去应试过，不曾走上科举的路，也不想求取功名，只喜欢种花、饮酒、吟诗，对於八股文是厌弃的。大概家里有几个钱，是一位胸襟恬澹，现代所称为有闲阶级的人。可是天不永年，将近三十岁，一病逝世，把一大堆儿女，抛给祖母了。
我不曾见过祖父，连父亲也不曾见过他的父亲，这只在祖母口中传下来的。除了我的大伯，三岁便死以外，其余有三位姑母，都在幼年，而我的父亲，则在襁褓中，中间适逢太平天国之战，到处奔走，到处逃难，正不知祖母怎样把一群孩子抚养成人的。
据祖母说：这是幸亏得她的父亲炳齐公（我父的外祖吴炳齐公），逃难一切，都是跟了他们走的。炳齐公只一个女儿，便是我祖母，当时他们是苏州胥门外开烧酒行的，烧酒行吴家谁不知道？而我们是在阊门外开米行的，也颇有名气，论资本还是我们大咧。以烧酒行的女儿，配给米行家的儿子，在当时，也可算得门当户对的。
父亲幼年失学，因为他的学龄时代，都在逃难中丧失了。祖母说：我父亲的读书，断断续续，计算起来，还不到四足年，然而父亲的天资，比我聪明，他并未怎样自己用功自修，而写一封信，却明白通达，没有一些拖沓，从不见一个别字。他写的字，甚为秀丽。想想吧！他只读了四年书呀！我们读了十几年书，平日还好像手不释卷似韵，有时思想见识，还远不及他呢。
太平之战以后，父亲已是十三四岁了，所有家业，已荡然无存，米行早已抢光、烧光了，同族中的人，死亡的死亡了，失踪的失踪了，阊门外花步里的故宅，夷为一片瓦砾之场了（这一故址，后来为武进盛氏，即盛宣怀家所占，我们想交涉取回，但契据已失，又无力重建房子，只好放弃了）。我们只是商家，不是地主，连半顷之田也没有。
在这次内战以前，阊门外是商贾发达，市廛繁盛之区，所以称之为“金阊”。
从枫桥起，到什么上津桥，接到渡僧桥，密密层层的都是商行。因为都是沿着河道，水运便利，客商们都到苏州来办货。城里虽然是个住宅区，但比较冷静，没有城外的热闹。自经此战役后，烧的烧，拆的拆，华屋高楼，顷刻变为平地了。我的外祖家，从前也住在阊门外来风桥，母亲常常说起，为了战事而桥被炸断。
父亲到十四岁时，不能再读书，非去习业不可了。从前子弟的出路，所有中上阶级者，只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读书，一条是习业。读书便是要考试，习举子业，在科举上爬上去。但是父亲因为幼年失学，已经是来不及了。而且这一条路，有好多人是走不通的。到头发白了，还是一个穷书生。所以父亲经过了亲族会议以后，主张是习业了。
当时苏州还有一种风气，习业最好是钱庄出身。以前没有银行，在北方是票号，在南方是钱庄。凡是钱庄出来的，好似科举时代的考试出身（又名为正途出身），唱京戏的科班出身一样。并且钱庄出身的最好是小钱庄的学徒出身，方算得是正途一般。在亲族会议中，便有人提出此议，如打算盘，看洋钱（当时江浙两省，已都用墨西哥银圆了，称之为鹰洋，因上有一鹰），以及其它技术，小钱庄的师父肯教（以经理先生为师父，也要叩头拜师）。大钱庄经理先生，都是老气横秋，搭臭架子，只有使唤学徒，不肯教导学徒。
从前当学徒是很苦的，尤其当那种小钱庄的学徒，如做童仆一般。祖母只有父亲那样一个儿子，而且是遗腹子，如何合得？但为了儿子的前途计，只得忍痛让他去了。可是父亲却很能耐苦，而且身体也很健实，大概是几年内奔走逃难，锻炼过来的了。他却不觉得吃苦，处之怡然。
这家小钱庄，只有一间门面。当学徒的人，并无眠床，睡眠时，等上了排门（从前苏州无打烊的名称，而也忌说关门两字），把铺盖摊在店堂里睡觉，天一亮，便起来卷起铺盖，打扫店堂，都是学徒们的职司。吃饭时给经理先生装饭、添饭，都是学徒的事。他要最后一个坐在饭桌上去，最先一个吃完饭。鱼肉晕腥，只有先生们可吃，他们是无望的。有的店家，经理先生的夜壶，也要学徒给他倒的。但是这一钱庄的经理很客气，而且对于我父颇器重，很优待，常教他一切关于商业上的必须业务。
三年满师以后，我父便被介绍到大钱庄去了。因为我们的亲戚中，开钱庄，做东家的极多，只要保头硬，便容易推荐。到了大钱庄，十余年来，父亲升迁得极快，薪水也很优，在我生出的时候，父亲已是一位高级职员了。钱庄里的职员表，我实在弄不清，总之这个经理的大权独揽（经理俗名“挡手”），亦有什么“大伙”“二伙”之称，又有什么帐房，跑街等名目，大伙就是经理，父亲那时是二伙了。一家大钱庄，至少也有二三十人。现在那些吃钱庄饭的老年人，当还有些记得吧？
但我到约摸七八岁光景，父亲已脱离了钱庄业了。父亲的脱离钱庄，是和那家的挡手（即经理）有了一度冲突，愤而辞职。当时一般亲戚，都埋怨他：倘然有了别处高就而跳出来，似乎还合理，现在并无高就，未免太失策了。可是父亲很愤激，他说：这些钱庄里的鬼蜮技俩，我都看不上眼，我至死不吃钱庄饭，再不做“钱猢狲”了。（按：钱猢狲乃吴人诟骂钱庄店夥之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