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白尘
前几天是元宵佳节，一连几天，电视屏幕上出现各处灯节的盛况；报纸上也刊载各地“闹元宵”的报道和照片；这是三十多年来未曾见过的、发自农村人民内心喜悦的反映！
但人到望八之年，总不免有点“九斤老太”的脾气：老觉得他记忆中的东西更美好。我在许多镜头和照片上曾细细寻觅每一只灯彩，但没找到一件超过我记忆中、或者说我半幻想中的那一架精巧、美妙的走马灯！这说法自然有“今不如昔”之嫌，可不美妙！但我的动机还是自以为美的：每逢佳节倍思亲嘛！我也是父母所生所养，尽管他们都已作古五十年，但触景生情，偶然想念起他们，也属人情之常。况且他们都是平民百姓，绝无在他们头上画光圈之意。
当我五岁的那年，我们家搬进清江浦城里住。地点在东门大街上，自然也没有门牌号码。按照当时商店习惯，应该称“纪家楼西、大源巷东、鼎吉祥绸布庄对门，坐北朝南便是。”因为我父亲那时——即辛亥革命后一年，也确实生活好了些，自己开了店铺。家，就在店铺后面，有三间堂屋、两问厢房，也都是瓦屋了。我家那张全家福的照片，估计便是这时候照的，也是家庭转入小康的证据。但我这时最寂寞：三位哥哥，最小的也比我大八岁，而比我小六岁的妹妹尚未出世；当时既无托儿所、幼儿园之类设施，又未到入塾读书的年龄，整天只好在家里东翻西找，爬上爬下，想寻觅些可资消遣的物事。有一次，以偶然的机会，被我爬到东厢房的阁楼上去了，这可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那么欢喜！因为这儿都是我当时见所未见的东西，虽然不过是些破烂。比如一顶没有顶子的红缨帽，一串断了线的朝珠，一两个断了胳膊、缺了腿的陶俑，几本一尺见方的旧帐簿子，一两把破损了的宫扇等等，等等。其实，那时候连这些东西的名称我都说不出来，更不知道其用处何在了。只有一张案板，足有如今乒乓球台那么大，我勉强算是认识的；但那又是做什么用的呢？如说是厨房用品，没有那么大，也不至于涂上朱红漆；要说是桌面，我只见过圆的，哪有长方形的呢？真是纳闷！第二天黎明起身，我母亲又按习惯将我从床里拖出来，坐在她怀里。她披上棉袄，下身捂在棉被筒里，开始她早晨的训子课了。这便是讲“古记”。——古记者，我们清江人讲故事之谓也。她的“古记”有两大类：
一是讲《三国》、《水浒》、《西游》以至（（红楼梦》，后来她成为我接触文学的第一个启蒙老师，但我在五岁以前，未免是“对牛弹琴”，我还不能领略；另一类则是讲她幼年“逃反”——即什么战争中逃难的艰苦经历。老实讲，听腻了，也不好听，正如现在青年对于忆旧社会之苦不感兴趣一样。而我也同于一般孩子：爱对不懂的事寻根究底，便提出问题：“阁楼上那些东西叫什么，是干什么用的？”等等。谁知引出一顿责骂：“谁让你爬阁楼的？以后不许再去乱翻！”我当然只有唯唯听命。但孩子的好奇心是禁止不了的。有一天我又偷偷摸上阁楼，索性再看个仔细。这一次，可大有收获：就在那厚厚的大帐簿里翻出许多许多一寸多长的小纸人儿来。这是平面的剪纸，可是用厚纸裱过的。这些人物我大都认得，是孙悟空、猪八戒、唐僧师徒们和一群虾兵蟹将，以及另一个老和尚，似乎是法海；前者是《西游记》无疑，后者可能是《白蛇传））中人物了，可缺少白娘娘和许仙，只能存疑。但奇怪的是，这些人物的手臂、腿部、腰部和颈部都可以活动，而活动部分是用白棉线钉了的，因此他们都可以做出各种动作来；有如今日剪纸的动画片里的人物！这不禁使我赞叹而惊奇！这是做什么用的呢？我为这些色彩鲜艳、栩栩如生的小纸人儿入迷而沉醉了许久许久，不肯离开阁楼。忽然，母亲在叫唤了：“四儿！四儿！你在哪里？”我只得捧着这一大堆小纸人儿走下阁楼。
这自然又引起一顿责骂：“你又爬上去了？”可我撒娇放赖，偏要追问个不休。“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幼儿”嘛，母亲拗不过。只好一一回答我的问题。在这一问一答之间，可勾画出我父亲过去半生的奋斗史来。原来我的祖父一一对不起，至今我也说不出他的名讳来，因为在我降生之前很久，祖父和祖母都去世了一一是在一家钱铺的店员，因此我父亲十多岁时也进了钱铺当学徒。三年满师以后，他开不了店铺，却去当了裱画匠。原来在他当学徒的钱铺隔壁，有一家裱画店，他每天都去裱画店里偷看字画，同时也就偷学了裱画的手艺。母亲说：“阁楼上那张红漆案板，就是裱画用的！懂了吧？”我问：“他也会画画儿么？”她说：“那些破宫扇上山水人物，不就是他画的么？”并且不无自豪地说：
“他呀，也真能干，学什么都一学就会！”但又摇头：“就是没长性！”
我为自己父亲居然会画画儿而自豪起来，于是很得意地反问：“那这些小纸人儿也是我大画的了？”这里的“大”字应读平声，即父亲之意。我们清江浦的老百姓在口头上从不拽文称“父亲”的，至于官宦人家如何，不得而知，它是否是“爹”的音转呢？未必。因为我们对祖父才称爹的。《金瓶梅》里好像称父亲为“达达”，颇为近似，但也不知所据如何了。故我只从乡俗。
“自然是他画的！”母亲很得意地拂然说。
“那是做什么用的？”我追问。
“你不虚！昕我说嘛！”她歇口气，又说：“你没看见那红缨帽、朝珠跟泥人儿么？”
原来我父亲裱字画缺助手，又歇业了。他的朋友丁四和丁六都是开古董店的，劝他入伙，但干不到半年，便退伙了。他说，卖假古董损德，而真古董要刨人家祖坟，更损阴德，不干！于是又向纸扎店偷学了手艺，平常扎些纸人纸马糊弄鬼，过年就扎些灯来卖钱。
说起灯，我完全懂了：兔儿灯可以拖了走；西瓜灯可以在地上滚；马儿灯更可以扎在腰里奔跑；还有那举在手里的，叫“四老爷打面缸”的，它是个白鼻子小丑，泥做的脑袋，可以一摇一摆作点头晃脑的姿态，是我最喜欢的！我便央求说，今年过年请我大扎个‘四老爷打面缸’吧！
“那算什么？”妈傲然说：“你大才不扎那种灯哩！”
我自作聪明地说，那一定是走马灯！我看过的，有“三英战吕布”，有“关公过五关”之类，可那很贵，我大肯扎么？
母亲依然不屑地说：“那种走马灯又算什么？”她指着我面前那一摊小纸人儿说：“这才是你大扎的走马灯上的人儿！”
我看这小纸人儿比走马灯里那些人物要小，便问：“这么小？”
母亲哈哈大笑了，用手一比，比现在二十四时的电视机还要大：“这么大！你哪见过？”接着她说，灯面上糊了白纸，不像普遍走马灯，纸人儿在一个门洞里跑来跑去兜圈子；这些小纸人儿有几十上百，都站在白纸上打仗。比如“水漫金山”吧，金山寺山门口站着法海和尚，一手挥拂尘，一手举禅杖；白娘娘率领一大批虾兵蟹将和一大群天兵天将在水上大战，那不是上百人么？
我当然叹为观止了。但这些小人儿怎么能站在纸面上？他们又怎么会打仗呢？据母亲的回答是：那些小人儿其实是粘在上面的：先用高梁秆子的细芯（取其轻），剪成一二分圆柱体，一面粘在纸上，一面粘在纸人儿的腰部，便似悬空地站在纸上了。至于会打仗弄动作呢，那是在小纸人的头部、双臂、双腿上都系上一根头发，每根头发都又穿过纸面，汇总了系在风轮上；灯里点燃蜡烛，推动风轮，于是整个灯面上的人物都活动起来了！这也就是那些小纸人儿关节上都钉上白线之故了。至此，我更惊叹不止。
但我又追问：“现在我大为什么不扎了呢？”
母亲叹息了：“一架‘水漫金山’灯也好！孙悟空大闹天宫也好，要做上一个月，如今谁买得起呀？”
“以前卖给谁？又卖多少钱？”“一架灯要卖几石米。你大和你大哥两人只能带上三四架灯，还要坐船到扬州去赶灯节，那里盐商有钱，才能买得起。可如今扬州也不行了！”接着是一声长叹。
看过今年各处灯会，我也发了一声长叹。我父亲是生不逢辰；如果他生在今朝，就凭他的灯彩，也许会成为一位工艺美术家吧？更恨余生也晚，如果我能学到他的那副好手艺，岂不也可以为今年的灯会增添光彩？
不过我父亲虽不是什么工艺美术家，但他一辈子做商人，也颇有些“艺术家”的风度。这就是我母亲说的“没长性”。他此前学过钱铺生意，裱过字画，卖过古董，又扎过灯彩等等，都是爱好。此后，他开过小钱铺，那是他本行，不久，他又开酒店，因为他爱喝两杯；后来，我的哥哥们都学了织袜子的手艺，他又对这机器感兴趣，便开了个家庭作坊，美其店名日大纶袜厂。其实并无厂房，也无工人，除了为儿子就业，也为我表兄、表姐们学点手艺。以后，店铺交给儿子们管，他自己却去养菊花、养金鱼，自己做山石盆景以自娱。晚年，袜厂营业日衰，终至顶替出去。他便携带孙儿、孙女去“文元”听王少堂说《水浒》。他平易近人，从不发愁，街坊邻里都称为“陈大爹爹”；文雅点的，就称之为“鹤翁”。他爱说笑，有幽默感；遇事马马虎虎，不太认真；即使对儿女不满，也未见他严厉谴责；晚年更不讲穿着，一件马褂，四季不离身，老友们在背后又称他为“陈大迷妈”。迷妈者，即马虎之意。只有一桩，到晚年老两口不太和睦；母亲卧病在床，常常提名道姓地骂他，他也只退避三舍，和邻居打哈哈去了。对于这点，我是不免腹诽，觉得他有点无情了。
可是不然。当我母亲病逝之后，他不仅尽可能地厚殓她，而且亲自动手，在灵柩当头刻上一行宋体朱字，其刀法之工整，不下于篆刻专家。这件事，可使我回忆起幼年时母亲对他的赞誉：“他学什么都是一学就会！”可是他几时又学过刻字的手艺呢？到了出殡日期之前，他说不要向杠房里租什么“龙杠”或“如意杠”了，也不用绣花的棺罩，只租一副棺罩的竹架。然后他去东乡买了三担扁柏枝叶来，又买了一整圈细铅丝，然后便叫我当下手，在竹架上编出一只翠柏棺罩来；而且顶罩的四角还高高翘起，有如宫殿的模式。之后，他又自己动笔，画了八个尺多长彩色人物，用纸裱糊好，然后一个个剪下，原来是“八仙过海”！不用说，它们和上百朵白色的纸花，都是装饰在翠柏棺罩上的了！邻居们看了都赞叹说：“啧！啧！啧！这世上谁见过这样美的棺罩！”可父亲摇摇头说：
“还没完工哩！”
两天以后，即“开吊”的前夜，更大的奇迹出现了：扎好的翠柏棺罩竖立起来了，而且在棺罩的顶上挺立着一只屈其一足而翘首长鸣似的丹顶鹤，真是亭亭玉立，栩栩如生！这正是我父亲紧闭在他卧室里两天制作出来的艺术精品！
出殡的那天，作为“杖期生”的父亲全身缟素，手持丧杖，走在我们这群孝子孝孙行列之前。我隐隐听到他在嘤嘤啜泣，想到棺罩顶上那轻轻摇动，仿佛振翅欲飞的丹顶鹤的姿态，又联想到他的“雅篆”正是“鹤亭”二字，不禁泪如泉涌。我想，他应该是位“艺术家”了，因为我从他在丧期中的几件小事看出一个“艺术家”的灵魂和他深挚的爱情。母亲死而有灵，也该含笑于九泉了吧？
1984年2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