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出书比内地快得多。今年春天陆晓丹以探亲的名义赴港，将父亲这部手稿交给了妈妈。她妈妈有个情绪化的名字叫何爱君，也确实是在内心深处仍然爱恋着前夫陆钧。她收到陆钧这部遗稿之后，百感交集，情绪波动，以致三个多月未能进行案头编辑工作。后来还是在丈夫林子平的劝说和协助之下，才把稿子编完。至于印刷，那就很快了，激光照排，电脑校对，自动装订，没用一周时间就在书店上架销售了。
这本装帧精美的长篇小说《司马台考》印数不多，仅两千册。这也是香港的行市，如果畅销，他们可以不停地重印，再版一二十次也不稀罕；如果滞销，就不至于大量积压赔钱。当然啦，林子平与何爱君的两人出版社对这本书并不从金钱的角度考虑，不把盈亏放在心上，主要是为了纪念陆钧，慰藉作者的亲友同学，以及，在林子平的心目中，这本书还具有民俗和学术价值。如果只从钱眼里看问题，这本书是不可能在香港出版的，就算何爱君坚持出，林子平也会给它改个具有吸引力的书名。嗐，《司马台考》，这样严肃的书名，老气横秋，远不如什么小寡妇或者无头女尸刺激人。
不管怎么说吧，《司马台考》也是陆钧自己起的书名，何爱君喜欢就行，林子平何必反对。今天，陆晓丹收到邮包，二十本精装《司马台考》，其中十本有何爱君的签字，题款赠送陆钧的生前友好，另外十本由晓丹赠送她自己的朋友。邮单附言中说：内地各大图书馆，已分别寄赠了二百册，请放心。
请谁放心呢？陆晓丹琢磨了好一会子，只能理解为请父亲的在天之灵放心。当然啦，也是让妈妈自己安心，总算了却了一桩心愿啊。不过，陆晓丹并不喜欢这个“请放心”——了却心愿，预示着妈妈与“往事”离得更远了。
陆晓丹在这本书里，首先看到了父亲的遗像，父母抱着丹丹一起照的“全家福”，父亲手稿的墨迹，还有妈妈写的序言。所有这些都是斟满了感情的浓酒。她的眼泪滴落在书上，啵啵有声……另一张照片是巍峨的司马台长城，这是陆钧一九七二年结束下放劳动、奉调回城时亲手拍摄的。大概用的是国产135相机和国产胶片，那年月极少可能用上进口相机和彩色胶卷嘛。放大制版，景象模糊，影影绰绰还可看出那长城脚下的山坡上似乎有几只兔子羊。陆晓丹心头一动，当时就想拿给任安平老先生看看，最好是送他一本书，证实一下眼前的任老头儿与书中的怪老头儿是否同属一人。但一转念，证实之后一切都将黯然失色，任老头儿再讲他那传奇式的经历时也会受到怪老头儿的制约了吧！急什么呢，等他讲出一些“新”玩艺儿来之后，再送书也不迟嘛。陆晓丹最厌烦教师或干部照着讲稿上课、作报告，干干巴巴，死气沉沉，而且，纯属浪费时间，既然写成了书面文章，干脆印发给我们好啦，何苦把大家拘到一起听你照本宣科念一遍哩！她也有另外的经验，每当教师或干部脱开讲稿自己发挥的时候，那内容大多是生动活泼、紧密联系实际的。因此，这本《司马台考》还是先不出手为好，免得任老头儿拿它当讲义。
“任老，您接着往下讲吧。您的这些故事、往事，我听着却很新鲜！”
玲玲上学之后，陪老女的业务之一，便是陪任老头儿聊天儿。
“我讲到哪儿啦？”
“讲到镇反运动的高潮已过，您也离开了装甲兵学校，回到江西会馆。这以后呢？”
“你的记性儿真好！我讲，往下讲……”
老人是喜欢说话的。交谈是人类互相交流的最重要的方式。人体的各个器官、各种机能，经常使用的就发达、就灵敏；反之就会衰退、老化。交谈，不仅动用喉舌，更重要的是活动肺部、大脑和情感。所以，有些可怜的老年人，失去了谈话对象，就自言自语，唠唠叨叨。有的甚至花钱雇个大活人来听他讲话。
“镇反过后，宣武门这一带普遍完善了户口登记。我并不傻，趁着这个机会在顺城街租了一间民房，带着孩子搬出江西会馆，赶上了户口登记。这个窍门儿我找准了，在顺城街登记，是长期户口，要在江西会馆登记，那可就是临时户口啦。一般平民百姓并不在意这件事儿，我可是十分在意。有了北京的长期户口，也是我生活当中的一个转折点呐。陆小姐你这样想一下，今天，要想在北京落个正式户口，那该有多难呐！”
任安平说的是实情。这个户口非常重要。北京是首都嘛！镇反过后，为了加强治安管理，人民政府便将无业游民组织起来发展生产。这一条很必要。譬如，白纸坊、崇文门、前门外八大胡同的妓院查封之后，这一大群烟花女儿也不能轰到大街上去饿死呀。又如，反动会道门的头目镇压了，他手下那些偷鸡摸狗、欺行霸市、游手好闲的喽啰们，也不能“消灭”掉吧。再如，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党政军警人员，既不够“历史反革命分子”的杠杠，又不能留用的，包括他们的家属，“也得给出路、给饭吃吧。为此，各级人民政府，一是加强户籍管理，二是分区分片、分街道、分胡同地将闲散人员组织起来，从事生产劳动。对那些有一技之长的人，也能发挥其技能和专长。”
街道干部听说任安平会画图，“解放军还派吉普车接他去画图哩！”便认定了他是个人才，很快就被“组织”到琉璃厂一家誊印社去当画匠。
“我当然是巴不得地去当画匠啦！”任老头儿笑着说，“因为画匠比少将安全。况且，我在装甲兵学校挣的那点儿钞票有限，爷儿俩一天三顿嚼谷，还租了间破平房，我还得给一年蹿半头的大可置办棉衣裳，还得给他买块石板写字儿——转眼就该上小学啦……总之一句话，我必须有正常的收入才行。”
“在誊印社画什么呢？什么都画！叫我画啥就画啥。当时尚未公社合营。找我们印东西的既有商店字号，也有工厂、单位、学校、机关、个人。譬如，印请柬，奖状，戏单，包装纸，彩票，入场券，名片，名帖，信封，信笺，乃至门神，灶王爷，招贴画，宣传画儿。要印就先得画出花样子来，包括写美术字，说好听点儿叫做工艺美术设计。说难听点儿是打鸭子上架——全由我这位画匠承担！”
“陆小姐，您一定要问我会画吗？会！只要肚皮知道饿，就得会！只要把少将藏起来当画匠，就应该会！嗐，我并不笨嘛，好赖也是个走南闯北的黄埔毕业生呀，能画坦克车、机关枪，就应该能画观音菩萨和兔儿爷。至于写字，行、草、楷书和机械制图惯用的仿宋体，我本来就会，逼急了，把它们‘混合编队’，来点儿浪漫主义，再来点毕加索式的变形，哈哈，这美术字可不就出来了嘛！”
“当然喽，头三脚难踢。但我也有办法，自己投点儿资，留点儿神，买几本画报，《美术字帖》，《广告画入门》，再收集一些点心匣子、茶叶筒、年画、贺年片、香烟盒儿，哈哈，天下文章一大抄，兴你们剽窃文章，就不准我拼凑图案么？反正那时候既无商标法也无版权法。我怎么变戏法儿也无人追究。”
“我们誊印社是街道办的集体企业，工资偏低，最初一月只给我二十万元旧币，也能凑合着活下来了。1956年国家职工普调工资，我们也跟着沾光，给我加到四十六元。这就很不错了。旺季西红柿一毛钱一筐，我就自制蕃茄酱，吃到来年开春儿。我这个画匠一直混到1966年搞‘四清’为止。工作队内查外调，追问我的历史，越追矛盾越多，我来回编瞎话，怎么也编不圆了，被迫承认是个中尉测绘员。我怕的是上尉那条杠杠——一越界就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了呀！但人家决心深挖，又讲政策又攻心，讲明只要自动坦白，就可宽大处理。我哭了一场，承认是上尉。还不行！那就是个少校教官吧。这个价码儿，双方满意，拍板定案。工作队挖出个隐藏多年的国民党校官，成绩不小。我能隐瞒三级，也不吃亏。”
又到吃消渴丸的时间了。陆晓丹去拿药、倒水。任老头儿侃兴正浓，意犹未尽，又补充一句：“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我就被公安局遣送下乡‘监督劳动’去了，在密云县最北边的长城脚下当下放户。刚去一个月，北京城里就闹开了红卫兵。我大概是前世行过善，修下了善果——这次又捡了一条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