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客们都是善变的，见风使舵的伎俩被他们运用得炉火纯青。反正厚着脸皮，也就无所谓出尔反尔，做风吹两边倒的墙头草了。蒋介石一生多用此诀。
◎风吹两边倒
从前的人常批评“墙头草，风吹两边倒”的行为，总认定墙头草没有主心骨，风往哪儿吹就顺势向哪边倒戈。但实际上，有野外生存经验的人都知道，墙头草的生存能力很强，简单说，就是以柔克刚。
蒋介石就是一个很懂得见机行事，随风倒戈的人。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以后，驱逐、缉捕苏联在华顾问，镇压共产党，使中苏关系趋于恶化。1929年张学良为中东路与苏联干了一仗，中苏关系一度中断。“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当时蒋介石相信中日冲突依靠国联与英美大国的干预便可以解决，对苏联并不抱积极的态度。
可是，“一·二八淞沪战役”以后，仍不见国联方面对日本实行经济和军事制裁。这时，蒋介石开始考虑与苏联恢复关系，依靠和借重苏联的力量共同抵御日本。但是，蒋介石担心，一旦与苏联改善了关系，苏联乘机以此为筹码大力支持共产党，那又该怎么办？
苏联这时的处境也很微妙，希特勒德国的侵略野心日益暴露，苏联担心自己会面临德国和日本东西两方的夹击，为了摆脱两面受敌的境地，苏联也希望与国民党政府联合，牵制日本，缓和自身的压力。
苏联方面了解蒋介石的心思，为了打消蒋介石的疑虑，在中东路事件谈判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就中共问题向莫德惠表明苏方的态度，他说：“此系中国内政措施问题，苏联并无怂恿之事。”
1935年蒋廷黻向蒋介石指出，“你同时反共反苏是不对的。苏联是一个很大的新兴力量，你必须取得苏联的谅解，使苏联对你放心，然后你才真能反共”，也就是说，“反共必须联苏”。蒋介石认为很有道理，后来任命蒋廷黻为驻苏大使。
由于蒋介石实行联苏的策略，斯大林又过高估计了蒋介石的积极方面，过分看重蒋介石军队在抗战中的作用，于是在处理国共关系问题上，轻视共产党，认为中共领袖“还显得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此外，帝国主义未必容忍中共取代蒋介石”，“蒋介石有美国和英国援助，毛泽东是永远得不到这些大国的支持的”，“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因此，斯大林要求中共服从国民党。
在对华援助上，斯大林怕给中共以援助，会开罪蒋介石，造成中苏关系紧张，妨碍其联苏制日的策略，因此便大力支援蒋介石政府，而延安方面得到的只是苏联的“精神鼓励”和马列著作。从某种意义上讲，蒋介石“联苏抑共”的策略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
◎实力不济，空间换时间
能够表现出谋略家的计谋的交换，是要从长远看这笔交易是否值得。蒋介石一生中做过很多“交换”，但其中备受争议的一笔交换就是“以空间换时间”。
华北事变后，蒋介石不得不进行对日战争的准备。对于自己的战略，蒋介石解释说：“我们这次抗战，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取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取生死。本来战争的胜负，就是取定于时间与空间，我们有了敌人一时无法占领的广大土地，就以空间的条件，已足以制胜侵略的敌人。”又说：“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是争时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
抗战头16个月中，中国军队虽然做出了大量的牺牲，也放弃了部分“空间”，却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时间，保存和发展了力量，通过战时动员，中国军队的兵力从最初的170万人增加到225万人。
为了预防日军入山西经汉中入四川灭亡中国，蒋介石还特意调集了精英部队，发动了淞沪会战，引日军南下攻占上海、南京。战役的结果表明，蒋介石以江南这块富庶的“空间”吸引和调动日军主力，沿长江西进，迟滞敌人，为中国方面几乎“赢”得了一年的“时间”。但是，这个“赢”是以中国军队牺牲上百万将士，东北、华北、华东和华中的半壁河山沦陷，几千万百姓的生命和苦难为代价换来的，而且完全是在被动挨打和消极应战的情况下逼迫出来的，自我安慰之词而已。
蒋介石之所以做出这个选择，是因为当时日本与中国的力量对比的基本态势，是敌强我弱；但从国土资源和面积上来说，敌是小国我是大国。以广阔的国土作为战略构想的物质支撑，以内地尤其是以大西南、西北作为自己的战略依托，是比较明智的战略选择。
但是将蒋介石“以空间换时间”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持久战”相比，看似有相同之处，但如果细心对比，就会发现前者是被动牺牲，后者才是主动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拖垮敌人。这个不同，导致蒋介石的队伍失去战略主动权，它的战斗力锐减。到抗战后期，日本侵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时，一触即溃。这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开始实行局部反攻的态势形成鲜明对比。
所以在“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推行之后，国民党军队，乃至其最高统帅蒋介石的威信锐降，这也是加速国统区政治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为他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必要时向对手寻求帮助
古人说：不拘一格降人才。而蒋介石认为更应该不拘一格寻求合作。要追求共赢的局面。每个人的成功与否都和周围环境有密切的联系。紧要关头，应该积极向各方面伸出援手。即使是对手，也可以因为共同利益而并肩作战。
蒋介石和汪精卫虽然都身处国民党阵营，但是两人的政治主张却是截然不同的。在一个较长时间里，既是国民党政坛上的冤家对头，又是相互利用的合作者。
1927年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取消了蒋介石国民党中常会主席、军人部长等职务，缩小了蒋介石个人的党政军权力，但仍保留了蒋介石的总司令职务。
从此次会议的情况来看，其结果对蒋介石是极为不利的，蒋介石因此失去了军人部长、组织部长、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特别是《统一革命势力案》为已经向右转的蒋介石所不能容忍。
蒋介石认识到武汉国民政府是不见容于自己的，他不得不另外寻找前进的道路和依靠力量。
那时，汪精卫回到上海，蒋介石一改对汪的态度，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汪精卫。蒋介石认为，如果汪精卫去了武汉，必将增加反蒋阵营的力量，若能把汪留在上海，无疑是有利于自己的。但是，汪精卫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态度明确地拒绝同蒋介石合作。他标榜自己为工农联盟的支持者，若蒋介石继续和工农为敌，那他绝对不合作。
不得已，4月3日，蒋介石召集在上海的党政要人开会，作出了四项决定：一、4月15日召集国民党四中全会，解决“党事纠纷”问题。由汪精卫通知陈独秀，在开会之前，各地共产党员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二、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所发命令一概无效。三、由各军队、党部、民众团体、机关的最高长官和主要负责人对“在内阴谋捣乱者”予以制裁。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任何反对政府的阴谋团体，不准存在。这一天，蒋介石还发通电，拥护汪精卫，争取汪的合作。
这次蒋介石却并没有考虑到汪精卫的需要，仓促就以合作的名义行事，引起了汪的反感。4月5日，汪精卫、陈独秀发表了一个《汪陈联合宣言》，表示不和蒋介石之流为伍。当晚，汪精卫就去了武汉。蒋介石向对手寻求的合作以失败告终。
◎投石问路，不失其步
在政治斗争中，投石问路是有特殊的含义，表现为对对手试探性的进攻，然后静观对手的反应，若形势不妙，就及时收兵，免得受损失，若形势有利就加紧进攻，直到取得胜利。在与美国派来的参谋长史迪威的周旋之中，蒋介石没有直接拒绝罗斯福的要求，而是采用了投石问路的计谋，希望能间接达到控制史迪威的目的。
1944年，中国抗日战场的形势十分严峻，国民党军队连续失败。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形势，美国总参谋部决定派史迪威为负责亚洲战区的最高长官。
但是蒋介石和史迪威素来不和。两人不管是在战略战术上、生活作风上还是对战争的态度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所以为了让蒋介石能够接受史迪威的到来，罗斯福给蒋介石发去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说：“我决定给史迪威晋升为上将军衔，并希望你赶紧考虑把史迪威从缅甸召到中国，使他在你的直接指挥下统率所有的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让他全面负责，有权协调和指挥作战行动，阻击日军的进攻浪潮。我认为中国的情况非常严重，如果不立即采取果断而适当的措施，我们的共同事业就会遭到严重的挫折。”
蒋介石虽然与史迪威有矛盾，但是他不能抵制美国的要求。他知道一旦与美国闹得不愉快，美国就会在援助上做文章。所以蒋介石在回复罗斯福时，表示原则上同意这一建议，但同时指出，由于“中国军队与政治之内容不如其他国家之简单”，因此实施这一建议不能过于匆忙，“必须有一准备时期”，他还要求罗斯福派一“私人完全信任之有力的全权代表”来华，与他合作，并调整他与史迪威之间的关系，有权向史迪威发布指示。
蒋介石显然是希望这样一个总统代表作为他与史迪威之间的中间环节，以使他影响总统代表，总统代表左右史迪威，从而达到他间接控制史迪威的目的。
罗斯福经过一番考虑，决定任命赫尔利作为总统代表去中国。而蒋介石还不满足。这几年他对史迪威掌握租借物质的分配权一直耿耿于怀，他想趁机把这个权力夺过来，作为给予史迪威新任命的交换条件。7月23日，蒋介石致电孔祥熙，让他向罗斯福面陈这些要求，并要他强调，任命史迪威一事必须“顾及中国的政治之环境”，“顾及中国军队与人民之心理”。
因为有之前投出的石子探路，最终蒋介石的要求还是一一被满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