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传统观念里的哲学是一种太极的哲学，讲究以静制动，韬光养晦。因此四面玲珑，圆滑变通，往往会使一个人在官场上左右逢源，春风得意。蒋介石尽管自视甚高，但是进入到变化莫测的官场中，往往也需要以圆通应变保护自己，求取最大的利益。
◎一条路走不通连忙转弯
传统观念里，人们总是赞誉“坚贞不屈”、“坚忍不拔”的品质。但是在投机者看来，灵活应变比一条路走到死更能够适应变化莫测的市场和环境。所以蒋介石就经常转变思路，调整方向，在摸索和实验中，找到了一条最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蒋介石少年时代上的是私塾，从4岁到16岁之间，他断断续续读完了幼儿启蒙以及《四书》、《五经》等传统儒家经典。1902年，奉化县城举行童子试，信心百倍的蒋介石前往应试，但遗憾的是没有考中。传统仕途的道路没有走通，蒋介石开始考虑另一种人生的方向——入新式学堂。
1903年，蒋介石结束了自己的10年私塾学习，离开了家乡，先在奉化县城的“凤麓学堂”接受新式教育。
但是名义上的新学校并没有新式教育。除了英语和数学，其他课还是过去的“四书五经”。对这所学校彻底失望的蒋介石转投离家更远的宁波城里的“箭金学堂”去发展。“箭金学堂”有日语课，一位叫顾清廉的老师给学生讲了许多关于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启蒙了他革命的信念。眼界渐渐开阔的蒋介石已经开始对自己的前途重新思考了。他认为“国家的强大，需要军事力量的壮大”，“青年欲大成求新，当出洋留学异邦”。他决定去日本留学，跟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呐喊。
1906年4月，蒋介石登轮东渡，到日本之后，蒋才知道要进日本军官学校学习，必须首先经过清政府保送推荐，而他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所以进日本军校学习的计划此时是不能实现的。但蒋介石没有放弃，而是转而进修日语，等待机会。
1906年冬，蒋母让他回家完婚。回国期间正好赶上清政府陆军部在保定创立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在各省招收学生。他通过激烈的竞争被录取，并利用自己的日语特长通过考试，保送去日本学习军事。
此时蒋介石有革命之心，却没有在学校出风头，引人注目。他非常珍惜来日本留学的机会，在振武学校他专心学习了三年，很少“积极”参加和当局对抗的各种抗议活动了，以至于日本高田野炮兵第十三联队的师团长长罔外史——蒋介石从振武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去实习的联队长官，对蒋介石的评语是这样写的：“留学时代的蒋君，内蕴不露，说不出有出人头地的表现。”
终于，在他得知国内爆发辛亥革命之后，退学回国参战，开始崭露他革命者的野心和风采。从他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的转变他都是根据环境变化作出的调整，走出死胡同，迈上新路。
◎学会自我安慰
所谓的自我安慰，讲好听些叫心理建设，说白了就是自欺欺人。对于身处复杂环境的人来说，要想维持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自我安慰是免不了的。而蒋介石对此运用得是格外娴熟。
蒋介石出生在经济较为繁荣的浙江地区，父亲又是商人，家境较为富庶。他从小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对自己所处的阶层有较深的眷恋。这使得他所仇恨的是封建制度中滋生的贪官污吏，对传统文化并不怎么反感。而他身上的革命性也不是那么的强烈，甚至还保留了较重的封建残余思想。
蒋介石是想要以儒家的道德修养规范自己，致力于“存天理，去人欲”。但是他的理想和实际行为却相去甚远。他在思想中不断进行“天人交战”，狠斗自己的“妄念”、“邪心”和“欲心”，但实际上却仍然过着荒唐的生活。
辛亥革命时期，一部分革命党人常以妓院为掩护作为秘密接头地点。但是蒋介石却没有经受住红粉诱惑，很快醉入花丛，倚红偎翠，以为乐事。他很快就在青楼之中，认识了一个娘姨阿巧，也就是本名叫姚冶诚的女子。因为蒋介石不满母亲包办的旧式婚姻，很快他就替姚冶诚梳笼，纳为侍妾。
而同居的生活并不像蒋介石想象的那般琴瑟和鸣。他一面对姚冶诚不满，一面对自己娶妾之举动感到懊恼。他更因为自己离理想中的道德高度相差甚远而十分痛苦。
但是蒋介石在经过漫长的自我反省和斗争后，慢慢找到了一条让自己心里舒服的道路。那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追求道德的完善，但是在政治斗争中依然我行我素。在他加入基督教和提倡新生活运动后，特别是他承担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要职之后，继续加强自我修养，例如，他要求自己早起，一旦过时，就一再反省，自我谴责。又如，他生活淡泊，不抽烟，不饮酒，基本不喝茶，一旦违反，也会反省、自谴。抗战以来，蒋介石对自己的“私德”有相当严格的要求。
但是蒋介石所谓的“自我严格要求”，之所以说是一种自我安慰，是因为他的行为一直在验证他所谓的修身只是一种心理弥补。他虽然总是以道德家的标准要求自己，但是在对待共产党的问题上，却是十分残忍，连无辜的孩子也不放过。特别是由他指使，由毛人凤执行的发生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疯狂杀戮，更是暴露出了他残忍凶狠的一面。这是他不论如何掩饰，也无法抹去的污点。
◎永远不跟人正面起冲突
无论是商场、职场还是政坛，有一句不变的话：没有永恒的对手，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蒋介石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就采用这样的投机策略，永远不跟人正面起冲突。
年少时的蒋介石性格孤僻，不喜与同学为伍。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内心有一股倔强之气，有时争论起来，面红耳赤也不肯罢休，因此有“红脸将军”的绰号。但是有件事情改变了他的性格。
那时他在凤麓学堂读书。但学校披着新式学堂的外壳，仍然在教授“四书五经”的内容，引起了许多热血青年的不满。大家推举蒋介石为代表，去向校董提出要求，进行谈判。
蒋介石发挥自己“红脸将军”的特色，措辞激烈，情态高昂。校方第二天就声称蒋介石“煽惑学生，诋毁校务”，宣布开除他的学籍。学校这一蛮横做法，激起许多同学和教师的不满，大家表示将集体退出学校，以示抗议。校长无奈才收回了蒋介石退学的惩罚。但蒋介石却感到没趣，主动转到其他学堂学习。
这件事让蒋介石意识到把冲突的矛头全部集中在自己身上，对自己没有好处。于是他从此在对待别人，尤其是在对待上级的时候，更是谨小慎微，不出风头。
这种谨慎让他获得了去日本军校留学的机会。在陌生的环境里，他更是隐藏了内心的革命火焰。
1908年8月到10月，振武学校学生为抗议学校当局实行日本政府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发生了集体退学事件。有些历史学家，借口“据日本文部省记录这个事件的档案中，集体要求退学的学生名单中没有蒋介石的名字”，而攻击蒋介石不是真革命。其实，他们不了解蒋介石到日本求学的曲折历史，不明白蒋介石“万里封侯”的强烈愿望，蒋介石不是那种爱抛头露面、爱出风头的革命活动家，他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留学机会，不愿意因为无足轻重的抗议而被赶出校门。
但蒋介石并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他会经常利用星期天，邀请要好的同学、老乡或者同盟会会员进行聚会。他们畅谈国家前途，交流思想，还互相传阅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等宣传革命的书籍。这样做一方面增加了他的交际圈，帮助他树立了声望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这种隐秘的地下活动又不会引起日本军官的注意，不至于让蒋介石陷入被学校关注的黑名单。
小不忍则乱大谋。蒋介石的经历让他发现，小心行事与适度的沉默会为自己省去许多麻烦和尴尬。这种隐忍和谦让也组成了他的一种为人谋略。
◎多留心眼，随时准备后路
中国人喜欢用“狡兔三窟”来形容善于做多手准备的行为。能够随机应变，不只是给自己多一条生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是给自己一个重新向成功迈进的机会。蒋介石就经常进行多方面的准备，以多渠道的投资保证自己的前途有多重保险。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团结御侮，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一片反对之声。蒋介石又因软禁了胡汉民，再度引起党内反蒋各派联合发难，逼他下野。
此时，蒋介石深知想要“改为军事时期”，“听命余一人”，是无法做到的，局势又不许可长期僵持，自己如再不下野，上海和谈达成的四全大会后宁粤双方合开一中全会的协议便不可能实现。在各方面的压力下，作为权宜之计，蒋介石被迫于12月15日宣布下野。
但蒋介石为了减少日后复出时的障碍，预先作了周密布置。他在辞职当日早8时首先召开第49次国务会议，一举改组四个省政府，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在新任命的省府主席中。
另外，蒋介石很担心东北的局势，他特意派人联络和监视张学良。他首先通过承认汪派沪选十中委换取汪精卫的支持，再派李石曾赴北平协助张学良。在得到张学良的协助后，他又向汪派投去了橄榄枝。而汪派得到蒋的承认后，也放弃了联阎排张的方针。这种种举措明显是为了对抗粤方削弱蒋氏军权的企图，也为自己再起埋下种种伏笔。
蒋介石下野，财政部长宋子文与其共进退。粤方的孙科进驻南京政府后，发现人财两空，内外交困。而全国各地大小军阀、政客也相互争斗，政潮迭起，一片混乱。
这时最早出来公开支持蒋介石的是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发起组织的“九省联防”，他们希望藉此同胡汉民在广州新设立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相对抗，也是藉此拆孙科内阁的台。
而蒋介石又写信给汪精卫表示友好，两人一拍即合。过去的对手变成了政治盟友。1932年初，蒋介石、汪精卫两人赴南京。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紧急会议，改组南京政府，由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任副院长。接着，汪精卫投桃报李，在洛阳召开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他力排众议，强力通过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参谋长的提议。蒋介石在其第二次下野几十天后通电就职。
蒋介石的第二次下野，以退为进，收服了汪精卫，逼走了胡汉民、李宗仁，玩弄了孙科，自己掌握了全国军权。这种种准备正可以说是他投机策略的运用。
